第16节
法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满期,已经无职可复,如果一定要他复职,也是一个非法总统,并忿慨地说:“永祥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黎看见了这个电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当天发出通电回答各省军阀说:“元洪自引咎辞职,蛰处数年,思过不惶,敢有他念。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辁力薄,自觉弗胜,诸君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谨掬诚悃,谅荷鉴原。” 关于恢复法统和迎黎复职问题,各方面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态度的。皖系认为吴佩孚想造成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势,这个局势对他们不利,所以何丰林、李厚基都附和卢永祥的江电,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赞成恢复法统,但又主张在上海开会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
广州非常国会斥责黎元洪是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王家襄久未到会,业已除名递补,何能冒充议长。 关于国会问题,同样是旧国会,还有六年、八年的争端: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国六年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国会,简称为“六年国会”;孙中山号召国会议员到广州自由集会时,由于有不少议员改任官吏,不肯前来参加,国会人数因之不足,遂于民国八年将不到会的议员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选人递补,这个国会简称为“八年国会”。广州国会认为召集“六年国会”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其实,关于法律问题的一切争论,都是荒唐可笑的。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3年,民国二年(1913年)选出,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已有9年。所以无论“民六”议员或者“民八”议员,都是超过任期的过时人物。总统任期为5年,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袁死于民国五年六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六年七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七年十月十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的,按照当时“法学派”的观点,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
乃于事隔多年之后,又把黎搬上台来补足所谓总统任期,这种法律根据就是站不住脚的。 二黎提出废督裁兵为复职条件,直系军阀予以热烈响应。保定的“政情内幕”。黎进京行使总统职权 天津黎宅陷于军阀代表和政客、议员的大包围中。黎身边的策士分为急进、缓进两派:哈汉章 、饶汉祥、金永炎等一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应当立即进京复职,否则前途可能发生变化,这个机会就永远不会再来;陈宦则认为孙中山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上台后全国仍然不能统一,只能做直系军阀的工具,不如在上台前提出一个迎合全国人民心理的大政方针,“将”直系一“军”,即使不被接受,也可以博得各方面的热烈同情,为将来上台创造有利的条件。黎在两派之间依违不定。1922年6月3日,他向曹、吴代表和高恩洪等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肯复职。 吴景濂公开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这次恢复法统就是通过他来影响吴的。张绍曾听了“废督裁兵”的话,很生气地说:“你自己要上台,现在却又提出条件,这是为了什么!”
陈宦把黎拉在一边悄悄说道:“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毫不掩盖地使出来了。” 6月6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两院议长、军阀代表和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略致寒暄之词,就拿出一张电稿来叫大家传阅,并表示,“这个电报上面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呢,我和诸位今天是最后一次的会见。”说罢,他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就摇动着肥硕的身躯走进内室去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九章 黎元洪再任总统(3)
大家打开电报一看,上面写道,“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无愧于心乎?”“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销兵气,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元洪当首义之时,原定军民分治,即行废督。方其孑身入都,岂不知身入危地?欲求国家统一,不得不首解兵柄,为群帅倡”。“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自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原来这个电报就是黎用以收买全国人心的“废督裁兵鱼电”鱼电所说的都是标榜自己的鬼话。根据当年事实,黎并非自动前往北京,而是在段祺瑞的监视下被逼上火车的。黎发表废督裁兵和军民分治的电报,也并非出自本人的主张,而是袁世凯授意叫他这样做,其目的在于加强个人独裁,避免“藩镇”之祸。。这个善于沽名钓誉的伪君子,早在1916年接任总统的时候,曾发表“废督裁兵”的主张,结果是将各省“将军”的名称改为“督军”,丝毫没有触及到督军制度的存废。现在重弹老调,并且进一步不许督军制度“变形易貌”,看起来这次他倒是有决心的。
吴佩孚本已决定亲身前来迎黎,因接到鱼电,终止出发。7日,他有虞电回答说:“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组阁为元首特权,宵小谣啄,概请摒绝。”从这个电报看起来,吴佩孚响应废督裁兵也是有决心的。他后面的一段话是反对张绍曾绍组织内阁,所谓“宵小”是影射国会议长吴景濂,不许他们假借他的名义进行政治投机。同日,曹、吴还有联名电报向黎表示:“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因此黎又补发一个电报:“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接着,直系军阀一致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冯玉祥表示“废督请自隗始”,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看起来直系军阀对于废督裁兵问题也都是有诚意、有决心的。 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曹、吴对迎黎问题意见并不一致。曹虽然说过“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及自己亲”,他在战胜奉系后,早就存有做总统的野心,因为吴提出迎黎复职,不得不勉强赞成。
当他听到黎要裁兵废督才肯复职时,就气鼓鼓地骂道:“什么话,做现成总统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倒叫我们下台!”曹的周围人物都主张一脚踢开这个“忘恩负义”的总统,自己到北京做临时总统,或者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作为总统选举前的过渡机关。但吴再三解释说:“恢复法统是拆广东政府的台。旧国会恢复了,同时恢复旧总统,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好办得多。”曹又一次被说服了。 黎以前曾把做总统比作“跳火坑”,可是如果有“火坑”可跳,他是愿意再跳下去的。他不肯直截了当地到北京复职,只是一种假做作。当直系提出“恢复法统”的时候,黎派金永炎到湖南,请赵恒惕说服西南“联治派”一致赞成,从而促进全国统一。金回天津后,6月8日黎又派他到保定去找吴佩孚。吴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请他一言而决。”金即拍胸担戴,“黄陂的事情一定负责办到”,保定的事情请吴坚持到底。10日,金到天津后,黎就不再等待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也不再说“公等如不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的话,而通电表示接受复职了。
通电说:“……接曹、吴两巡阅使,齐、冯、阎、萧各督军等先后来电,均表赞同(指废督裁兵问题),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电,具见体国公忠。……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议员陆续入京之日,即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 三伍廷芳内阁流产。奉皖两系和西南五省对黎的态度。孙中山提出停战条件。陈光远兵败辞职,黎下令废除江西督军。卢永祥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北京政府任命大批省长。废督裁兵计划彻底破产 黎到京就职后,首先写好命令任命伍廷芳为内阁总理,伍未到任前,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总理。黎的用意倒不是想在旧国会、旧总统之外再点缀一个旧总理来恢复一切旧人旧事(伍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而是因伍在南方为孙中山所倚重,想通过他的关系促进南北统一。当天有人提醒他,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如果由徐世昌所任命的周内阁副署这道命令,他一定不肯接受。因此,黎又把这道命令搁下来,改派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
6月12日,黎发表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任命颜惠庆兼外交总长,谭延闿为内务总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董康为财政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第二道命令撤销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命令。这两道命令完全由黎独断独行,事前并未征求大军阀的同意,这是北京政府多年来所办不到的事情。内务总长本来决定由孙洪伊担任,后来得到消息,这位以前站在黎的方面与段祺瑞斗法的政客,现在却站在孙中山的方面,反对他复职,所以改派谭延闿,而谭也是黎的老朋友和西南方面的有关人物。此外阁员,张国淦是黎的老幕僚,王宠惠、黄炎培是当时的知名之士,董康、高恩洪则为洛方(吴佩孚)所欣赏的旧阁员。用吴佩孚为陆军总长,是想利用他的威望进行裁兵,并且给他以全国军权,他就不会留恋巡阅使的地位而为废督裁兵之梗了。参谋总长本来决定齐燮元,打算把他调到北京来,首先裁撒江苏督军,后来吴佩孚竭力保荐李烈钧,因此改派了李烈钧。这个内阁完全符合于黎与直系军阀的共同要求,他们都是要拆南方政府的台来达到全国统一的,因此黎与新阁员都有电报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
黎还电邀孙中山、张謇、王士珍、靳云鹏、熊希龄五人到北京来筹商统一问题。吴佩孚除电请孙中山下野外,还邀请伍廷芳、李烈钧北来主持大计。由于吴带头推动,直系军阀发出了劝孙下野和欢迎西南人物北上的一片呼声,看上去全国统一不成问题,北方军阀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通过恢复法统、迎黎复职这套把戏,可以顺利得到。 吴佩孚于13日到北京庆贺总统复职,当天就回到保定去了。 外交团对于直系军阀所表演的戏法表示欣赏。张作霖也派沈鸿烈为代表到北京,向黎表示赞成恢复法统。皖系卢永祥等虽不承认黎是合法总统,却也承认他是事实上的总统,打来电报称为“暂行大总统职权黎”。黎自己的就职通电也不以合法总统自居,皖系承认事实上的总统,他也就满意了。这些情况,说明奉皖两系军阀都有一种妥协倾向,不过他们对北京政府仍然采取半独立的态度,这是因为北京政府控制在直系的手里,他们不得不然。 西南各省军阀早已抛弃了护法的旗帜,主张组织联省自治政府,对于恢复法统并不感觉兴趣,但也不反对黎为总统。
吴佩孚早在倡议迎黎复职的时候,开玩笑似的替赵恒惕代出三个主意:一、与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一致,赞成恢复法统;二、仍然保持自治,对南北采取中立态度;三、口是心非,摇摆不定(5月31日电报)。赵是西南各省首先推行“自治”的人物,吴希望他首先取消“自治”,并且疏通西南“联治派”采取同一行动。赵对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其实,黎上台后,贵州袁祖铭(6月3日)、四川刘湘(6月8日)、云南唐继尧(6月28日)和川军将领刘成勋(第三军)、但懋辛(第一军)、杨森(第二军)及旅长以上军官(6月9日)都有电报赞成恢复法统,对黎表示拥护。广东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致伍廷芳的电报中(6月19日)露骨地说:“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陂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惟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示天下以无私。”广东省议会及各团体还有通电赞成统一(6月20日),这个电报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孙为先生。这些情况,说明西南各省军阀对于直系抱有很大的妥协性,但他们希望召开联省会议,确立联治大纲,为百年长久之计。他们同样害怕直系军阀“挟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希望取得割据一省的合理根据,然后赞成统一。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九章 黎元洪再任总统(4)
黎发表鱼电的第二天,孙中山发表宣言,对直系恢复法统表示嘉慰。他提出了三个条件:惩办祸国罪魁;保障国会安全;实行兵工制。他提出裁兵的具体计划,全国正式国军不得超过50万人。直系应立即将所部军队半数改为工兵,留待停战协定成立,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依次改编。如能履行此项条件,则“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同日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旨,如承认伪新总统,仍为干涉内政,其结果更劣于承认徐世昌”。又向外报记者表示:“吴佩孚在袁世凯时代打过四川,在段祺瑞时代打过湖南。他现在向我求妥协,在他的诚意未被证明以前,北伐计划不能终止。” 黎上台后,首先撤销了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于6月15日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停战。这个时候,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榆关又发生了直奉军的战争,北京政府的命令当然和以前一样,没有人加以理睬。黎认为南北停战是实现统一的首要步骤,因此派欧阳武前往江西,说服双方停止战争,并且加委孙中山所同意的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孙早已任谢为江西省长)。这些措施,首先受到北军“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的拒绝。
黎每天忙于发电报,邀请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谭延闿到北京来共商大计,并派代表多名分途迎接。内阁问题与统一问题是相互关连的,所以黎一定要伍廷芳做总理,并且邀请一些知名之士及与南方有关的人物来撑持北京政府的场面。6月15日,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16日,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他们的电报都是打给颜惠庆的,对黎的总统地位似有不承认之意。谭的电报说:“延闿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伍廷芳也不直接回答黎,6月20日发出通电,认为黎的复职没有根据,不敢苟同,还说他“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李烈钧则参加了一个联名电报,这个电报公开骂黎“叛国”,指黎和国会都是直系的傀儡。从以上这些情形看来,黎拉拢西南人物加入内阁以求促进统一的计划已经没有指望,而颜惠庆又不肯长期署理内阁总理,吴佩孚也表示不就陆军总长。黎劝吴如果不能来京,亦可“遥领”,不必坚辞,吴也不肯同意。因此,这个内阁不仅不能起促进统一的作用,甚至本身也是残破不全的内阁,不为各方所重视。 关于废督问题,更是一场笑话。首先实行废督的是江西。
原来6月10日自动解除督军名义的陈光远,因为北伐军长驱而入,已经站脚不住,乐得借此下场。曹锟马上保荐“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打电报给吴佩孚,希望废督从江西开始,所有赣军可以归蔡成勋节制指挥,吴对这个意见表示同意。因此,6月14日黎自称以旁听资格参加国务会议(没有表决权),建议批准陈光远辞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嗣后督军如果辞职或者出缺,一概不再简派。这个建议获得通过,15日就发布了准陈辞职和派蔡节制江西各军的命令。17日又补下了废除江西督军的命令。事实上,这位节制各军的总司令就是“变形易貌”的督军,吴佩孚的同意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二个实行废督的是北京政府势力所不及的浙江。6月15日,卢永祥邀集浙江省议会及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废除督军,但又声明本人并不服从北京政府,废督后仍以第十师师长名义维持全省治安。接着,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发言,师长与师长之间必须有一个联系机构,希望大家进行讨论。于是卢永祥结束了这个会议,请各团体在两天内商定善后办法,本人一定服从。第二天,浙江各团体通过了“浙江军务善后办法大纲”,这个大纲规定设立兵工督办一人,仍推现任督军担任。
同一天,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北洋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联名推举卢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浙江各团体通电赞成。20日,卢宣布接受新职,并公布“善后纲要”七条,主要为:“自废督后,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如其假借名义侵入本省,当本诸民意,力图抵抗。自废督之日起,在合法政府成立前,浙江一切维持原状。” 卢永祥曾于1920年5月23日首先倡议废督。现在废除督军而改称督办,一字之差,名异实同。卢宣布废督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如果北京政府敢于变更浙江现状,他就采取武力对抗,因此这一措施引起了直系军阀的极大忿怒,准备用兵浙、沪,铲除皖系军阀的残余势力。曹、吴电请北京政府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督军管辖,新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准备装载苏军6000人在上海登陆,因此卢永祥、何丰林在上海颁布了戒严令。黎害怕用兵上海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时,曹、吴也鉴于孙皖奉三角联盟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便又终止了用兵计划,反而授意齐燮元、杜锡珪向卢永祥、何丰林解释误会,江浙风云就是这样平息下去了。 另一赞成废督的是张作霖。
他也承认事实上的总统,有信给黎赞成废督裁兵。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没有督军这个名称,他用“保安总司令”名义行使三省的统治权,孙烈臣、吴俊升则用“保安副司令”名义行使吉林、黑龙江的统治权。奉直两系成立停战协定后,黎打算叫张作霖用“镇威上将军”名义“办理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这也就是承认他是事实上的东三省巡阅使,而发表这样一道命令,在形式上东三省就成为北京政府的管辖区,废督的省区又多了三个,黎的脸上似乎光彩得多。但因不能打通吴佩孚这一关,这道命令没有发表。 关于废督裁兵的问题,吴佩孚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几个军区,实际上军区长就是“变形易貌”的巡阅使,黎已在鱼电中表示反对,未便接受。由于全面废督问题有困难,黎又打算下一道先行裁兵的命令。正当其时,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督可废而兵不可裁,理由是北伐军深入江西,奉军仍图再举,各省“土匪”横行,裁兵必须推迟进行。这个电报一到,裁兵命令又搁浅了。 由于督不能废,兵不能裁,吴佩孚不肯接受陆军总长,黎遂在国务会议上建议设立全国裁兵委员会,以北洋派王士珍为委员长,南方李烈钧为副委员长。
这个建议后来并未实现,因为内定的两个委员长都不肯前来就职,即使他们愿来,裁兵问题也是行不通的。 后来黎毕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对于兼任省长的督军,裁去督军,存留省长,就用省长名义办理一省的军务善后,对于不兼省长的督军,改派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他打电报劝阎锡山辞去山西督军,专任山西省长,又召见新疆驻京代表,叫他劝杨增新辞去新疆督军,又拟派冯玉祥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而将河南督军一职裁撤。不料山西和新疆都没有肯定回答,齐燮元反对江苏划入“剿匪”区域,这些命令又都不能发表了。 从6月18日到7月24日,黎下令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鍠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原任直隶省长曹锐是曹锟的兄弟,高凌霨不敢取而代之,因此黎又改派有兵权的王承斌继任。这些命令,事前并未征求各省军阀的同意,而黎的锦囊中“废督留省长”的计划,已经泄露出去,各省军阀为了保留省长兼职作为将来废督的退步,于是纷纷嗾使各团体出面来反对新任命的省长,这七位新省长除王承斌和韩国钧外,其余五位都不能到任。
到了这时候,废督问题已经彻底破产,但是曹、吴还一再来电保举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把江西一省仅有的废督成绩化归乌有,于是心生一计,用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派蔡“督理江西军务善后”。这个办法还是从卢永祥学来的,卢废除督军改称“军务善后督办”,督办和督理只有一字之差。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九章 黎元洪再任总统(5)
废督问题,西南各省做得较为彻底,他们不仅早已废督,而且有些省废除了“变形易貌”的总司令,由省长主持一省的军民两政。但是那些坐在省长位子上的,正是以前的督军或总司令,实际上是省长督军化,只是在形式上与黎的“废督留省长”计划不谋而合而已。 关于裁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