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5月10日的处分命令，东三省省议会仍请张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加推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对北京政府仍然保持了独立的姿态。

这次奉系失败，主要有以下各种原因。张作霖看不起吴佩孚，只愿与曹锟分庭抗礼，并且采取了以曹制吴的策略，可是事实上吴已经成为直系的核心，曹锟如果不跟吴走，自己就站不住脚。张作霖既已取得西北地盘，又要推荐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企图进一步抢夺长江一带的地盘；既要包办内阁，又要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权。张作霖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希望同盟者先动手而自己坐享其成。吴佩孚则把这次战争视为生死存亡之战，竭其全力以赴。奉军主力集中东线，而将不可靠的第十六师置于西线前方，蹈了以前张勋和段祺瑞利用非嫡系军队攻打头阵的覆辙，致使全部战线受到牵动。更重要的是，奉直战争是日本与西方国家争夺中国的反映，此时正值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陷于孤立，不可能采取露骨支援奉系的措施。此时中日两国的矛盾，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仍是主要的一面，张作霖包庇安福系、新交通系等亲日卖国集团，自己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更加不得人心。 华盛顿会议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获得了暂时的妥协，因此英、美两国一面支持它的工具直系军阀，一面又出面调停结束这场战争。西方国家出面调停湘鄂战争和直奉战争，其目的在于帮助直系军阀集中全力对付孙中山的北伐军。

但是，由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所以反映到中国来的是，奉直战争并未彻底解决，而奉直停战议和，也不能获致巩固的和平。 奉军失败后，日本曾将受协约国委托代为保管的一批军火(在海参崴)售予张作霖，西方国家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并无效果。 五赵倜宣布河南“武装中立”，并派兵偷袭郑州。赵倜兵败出走，冯玉祥继任河南督军 奉直之战甫终，河南之战继起。 河南督军赵倜和吴佩孚的关系，前文已经说过。这位以“追剿”白狼起家的淮军宿将，这些年来一直过着“土皇帝”的腐化生活。1921年冬天，他的7岁幼子患了伤寒病，送往南关医院医治，他竟像三国时代的袁术一样，急得茶饭不思，终日六神无主。他的参谋长发起礼忏借寿，建醮上奏天廷，每位高级职员一律借寿5年，他自己带头愿借10年，合起来这位“小公子”应当可以活到300多岁。“借寿”的活剧刚刚演完，督帅大人的“西屋太太”又做起二十大庆来。潢川县知事(县长)献了一双大红绣花缎鞋，鞋内用金线镂成“卑职车云谨呈”几个恭楷小字。这些龌龊史，河南人民觉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赵倜的兄弟赵杰，绰号赵三麻子，是个无恶不作的豪门恶霸，赵倜派他当宏威军司令。吴佩孚曾调宏威军打湖南，赵杰在前线并未立功，事后保举他升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他就在河南各地招兵买马，招来的兵士都是些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鸦片鬼和白面鬼。有一支驻扎临汝的宏威军，白天是“官军”，夜晚是土匪，老百姓纷纷到洛阳告状，吴劝赵倜兄弟解散这支部队，赵杰阳奉阴违。吴悻悻地说道，“赵倜之有赵杰，与张敬尧之有张敬汤没有多大区别”。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5）

1922年春天，吴佩孚通电讨伐梁内阁，四面八方打电报请求各省军阀予以响应。赵倜既是吴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并在吴的肘腋之下，却又畏惧张作霖，在吴严词督促之下他才发了个不痛不痒的电报，一面向张作霖解释说，这个电报是被迫发出的。张作霖将这个电报转给曹锟，并附以按语说道：“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吧!”曹锟又把张作霖的电报转给吴，叫他不要惹是生非。吴才知道他的老把兄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因此派人到开封大兴问罪之师，问道：“这算不算卖友行为!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听不听由你，几时强迫过你来!”赵满面羞惭地说：“我上了别人的当。我久想辞职，而老弟却要挽留我。以后我在职一天，一切惟老弟之命是从。”吴就写信叫他速筹军饷300万，暗示这是一个将功折罪的条件。赵的心腹大将赵杰、宝德全等都不以代吴筹饷为然：“我们军队的欠饷没有发，如果这样办，就会引起军队的解体，我们不能负责。”于是赵倜把心一横，决定不接受这个命令，一面又捏造有人要暗害他的谣言，在开封宣布戒严令，在郑州、中牟、开封布置了三道防线，又与山东田中玉、安徽张文生建立了三省攻守同盟条约，准备兵来将挡，要干就干。

江苏督军齐燮元自动要求加入这个同盟，于是三省同盟扩大为四省同盟，但齐暗中又向吴告发。吴得知内情，决定派王承斌继任河南督军。赵倜慌了手脚，急忙送了40万元军饷到洛阳。此时吴为了对付奉系，到处强讨恶索，就是与直系不合作的田中玉、李厚基，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4月上旬，各省直系军阀纷纷到洛阳祝贺吴的四旬晋九寿辰。赵倜虽非直系的嫡系，但因兄弟之亲和近在咫尺的关系，只得派赵杰前往祝寿。赵杰怕碰钉子，临上车时称病拒绝启程，并派兵扼守中牟以资防卫。这样一来，吴便从岳州调回第二十四师第四十七旅(旅长王为蔚)进驻郑州，并由第三师控制陇海路，4月11日，京汉路客车因而停开。赵倜看见形势不妙，又软化下来，承认派豫北马志敏一旅参加讨奉战争，又将中牟军队撤回开封，13日京汉路才恢复通车。 4月25日吴由洛阳动身到保定前，希望赵倜到郑州当面一谈。赵不敢不去，上车时痛苦地向送行者说：“我此去是赴鸿门宴，只怕今生今世不能再和诸位相见了。”说着，眼泪也掉了下来。他的手下人看见这种情况，七嘴八舌地把他劝下车来。接着吴又有电报调赵杰的军队开赴前方助战，赵杰不肯受调。

其实，吴只想把赵倜和冯玉祥对调一下，叫赵去做陕西督军，或者把赵杰的军队调开河南，使他们弟兄不能在河南为非作歹就够了。由于以上种种事情，吴才断定赵氏弟兄决心与他为敌，因此叫冯玉祥以陕军援直总司令名义留在洛阳，监视他们的行动。 4月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和陕军第一师胡景翼、第四混成旅张锡元等部开到洛阳。冯是赵氏弟兄的仇人，张锡元以前也被赵倜参劾过，两个仇人一齐开到，赵倜也断定吴迟早要动他的手，因此决心与奉军合作，想乘直奉军打得你死我活、难解难分的时候，联合同盟者共同出兵，扫荡直系在河南的势力。 直奉战争发动后，奉军在东战场和京汉路东侧都占了上风，吴佩孚不顾一切地调动军队支援前线，第十一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和第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的一团都被调走。除陕军第一师留在洛阳未动外，在郑州的只有第二十四师王为蔚一旅、第十一师张之江一团、第八混成旅靳云鹗的一团(靳旅另一团在信阳)。这时，张作霖的告捷电报到处乱飞，张文生的老上司张勋一再催促安徽发动响应奉军，张文生又暗约赵倜同时动手进攻郑州。5月4日，张作霖又打来大获全胜的电报，同时赵倜派在北京的军事侦探打来一个“吴佩孚业已阵亡”

的密电，赵倜便在当天授意河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干涉用人行政，勒派地方税捐，此次对奉用兵，又强迫河南出兵出饷，冯玉祥以前在信阳截留军饷，劫夺军械，现在又无端出兵侵入河南。接着，赵倜当天宣布“武装中立”，凡有加入战斗的客军，不论通过河南或者留驻河南，均须解除武装，否则认为破坏中立，即以武力对待。十分明显，所谓武装中立并不是真正的中立，而是发动战争的一个信号。5月6日，归德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师长宝德全、暂编第一师师长赵杰、豫东毅军总司令常德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南阳镇守使李治云、豫北镇守使马志敏等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分兵许郑，劫饷夺械，侵权干政，勒捐商款，剥削民膏，一面指派我军为调虎离山之诡计，一面嗾令陕督为假途灭虢之阴谋。以为鄂王可取而代之，豫赵何妨逐而走之。冯玉祥前在信阳劫饷夺械，侵权干政，一如吴之在洛阳。此次不知奉何人命令，无故出关，破坏中立。……” 赵倜的消息实在太不灵通了，当他进兵郑州之日，正是吴佩孚大破奉军于长辛店之时。

5月5日，赵杰统率20营，宝德全统率10营，先将京汉路丰乐镇的桥梁炸毁，并拆断彰德的一段铁路，以阻北来之师，即向郑州进行偷袭。他们在距离郑州只有5里的古城与直军接触，直军因寡众不敌败退。郑州守军公推靳云鹗为守城司令，飞调信阳靳军来援，这支靳军又在驻马店附近和尚桥被豫军击败，放弃信阳退入武胜关内。豫军又拆断李家寨、柳林的铁路，以阻南来的鄂军。5月6日，郑州形势更为危急，宝德全部绕道黄河南岸发动攻势，幸亏胡景翼率领陕军一旅(第一师第二旅岳维峻部)由洛阳赶来，匆匆下车抵御，才将豫军击退。7日，冯玉祥自己统率第三师第五旅、镇嵩军第三路、第十一师之一部及第一、第二、第四混成旅来援，郑州之围才得解除。这天吴佩孚发来急电，还认为进攻郑州是赵杰干的事，与赵倜无关，应当解散赵杰的部队，不必多所牵连。同一天，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联名通电调停河南之争。原来张文生在豫军发动时已下戒严令，准备履行攻守同盟义务，但因奉军失败不敢发动。田中玉、齐燮元都是张文生的同盟者，他们又把陈光远邀请进来参加调停，目的在于挽救赵倜摇摇欲坠的地位。吴佩孚因为对奉军事尚未解决，也就愿意迅速结束河南战争，暂时保全赵倜的地位。

8日，赵倜下了停战令，并在开封找出吴的老上司裴其勋，联合中外人士组织“调人团”，于10日在郑州举行调停会议。9日，北京政府根据吴的意见将赵杰免职，即交赵倜依法查办。 但是，冯玉祥在离开陕西的时候，曾经声明决不回任。他替吴佩孚立了大功，吴不能不给他一省地盘以资补偿。10日，冯军仍向中牟进攻，豫军退守开封。冯不遵守吴的命令是吴所不喜悦的，但也不得不授意北京政府于11日改任冯为河南督军，而将赵倜撤职查办，并令刘镇华暂兼陕西督军。 赵倜上了假情报的当，闯了一场大祸，不得不作下台之计，11日责成宝德全维持开封治安，不许对客军进行抵抗。此时宝也通款于吴，吴命他解散赵杰的第一师，并保举他为河南军务帮办以资笼络。赵杰早已逃走，11日宝关闭开封城门不许第一师败兵入城，败兵遂在城外大烧大杀，到12日才被宝部击散。赵倜于12日晚间离开开封向归德逃走。14日宝到车站迎接冯玉祥，当场被扣并被秘密处死，所属第二师也被解散。河南人民因为宝保障城内秩序有功，冯挟嫌加以杀害，都为之忿忿不平。冯擅杀吴所笼络的人，从此吴、冯之间的关系也就蒙上了一道灰暗的阴影。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九章　黎元洪再任总统（1）

一吴佩孚提出“恢复法统”的建议。孙传芳通电主张迎接黎元洪复职，并促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徐世昌被迫辞职出京。皖系军阀和广州国会反对迎黎复职 早年吴佩孚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政府和另组第三政府的野心。他战胜皖系后，曾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形式，恢复被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外建立一个合乎他的胃口的中央政府。由于张作霖和北方军阀的反对，他的计划不能实现。1921年，西南军阀纷纷宣布自治，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这种第三政府不合吴的胃口，所以他出兵湖北击败了“援鄂自治”的湘军，而战胜湘军后，他又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国民大会的翻版。可是，张作霖和北方军阀仍然不赞成，他的计划又一次不能实现。现在又战胜了奉系，直系独霸北方，他当然可以重弹旧调召开这样或那样的会议了。但是，他鉴于直系的势力仅能控制北方十几省，如果再发起一个什么会议，国民党和奉系当然不会赞成，皖系和西南联治派也都不会随声附和。因此，他决定采取另一途径以求实现其政治野心。 早在直奉战争前，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　、金永炎等经常到洛阳有所活动。

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也曾到过奉天，游说张作霖用“恢复法统”的方法以促进南北统一，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就是以恢复旧国会、改造政局为内容的一种做法。奉系失败后，吴景濂又以“兴城二伯”的关系王承斌字孝伯，吴景濂字廉伯。他们二人是表兄弟，又都是奉天兴城县人，当时称为“兴城二伯”。与直系有了新的结合。同时，在天津的黎方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有利，因为南方借口护法成立另一政府，如果恢复法统，南方政府就将失去根据而不能存在，可以不战而胜；而恢复民国六年被解散的旧国会，同时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可以成为直系手中的傀儡，与他的个人野心正相适应。 1922年5月10日，吴佩孚回到保定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法统”的问题。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曹锟的身边人本来主张举行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直接跨进总统府，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采取“恢复法统”的办法先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为“名正言顺”的总统。

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阀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15日，孙传芳通电除赞成“恢复法统”外，并进一步把迎黎复职的问题直接提出。此时孙传芳在直系中并不是出色人物，吴利用他放头炮以试探各方面的空气，而他也就乐得受人利用，建立改造政局的头功。16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联名电请王士珍组织内阁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投机军阀。直系战胜后，他们只得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但李厚基仍与皖系保持旧有关系。。同日，吴景濂、王家襄回到天津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 曹、吴自战胜奉系以来，绝迹不到北京，徐世昌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徐的总统地位是在北洋军阀均势下的特殊产物，当年冯(国璋)、段(祺瑞)相持不下，捧出他来做总统；冯死后，他利用直皖两系的斗争保全了地位；皖系失败后，又利用直奉两系的斗争延长了他的政治生命。他对吴佩孚从来没有好感，吴以前不承认他的总统地位，称他“东海先生”，后来虽也称起总统来，但是一再发起国民大会和庐山会议，阴谋改造政局，这些内幕他都早有所闻。

他因反对曹锟为副总统，和曹的关系也是很不妙的。他曾利用张作霖驱逐靳云鹏下台。但他摇摆于直奉两系之间，不肯完全接受奉系的调度，张作霖对他也不满意。奉军战败后，张作霖放了一把野火，说他派兵入关是徐派遣乃弟徐世章　和公府秘书长吴笈孙先后到奉天，叫他以武力来“拱卫京师”的。同时，徐对张作霖有所顾虑，推迟发表惩戒命令，命令发表后，又有密电向张作霖解释，并劝他暂勿退兵，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他的两面三刀的手法，更加引起了吴佩孚的反感。此时北方军阀的均势已不存在，徐的总统地位也就无法保持。当吴策动恢复法统前，曾任航空署署长的丁锦向吴建议采取恢复旧国会的方法，促进南北统一。吴有信回答说：“统一问题，须东海自决。东海如能牺牲权位，则统一可期。”根据以上情况，直系逐徐下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势所必然的了。 徐接到保定会议的情报，不禁大惊失色，急忙派参谋总长张怀芝到保定疏通，并建议提前召集第三届国会(当时称旧国会为第一届国会，安福国会为新国会或第二届国会，直皖战后正在改选中的国会为新新国会或第三届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总统未改选前，自己愿居虚名，一切问题听命而行。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曹锟并未加以理睬。

5月19日，以曹、吴为首的直系军阀联名通电公开征求解决时局的意见。这个电报假惺惺地说，近来国内人士有召集六年国会、召集新新国会、召集国民会议促进联省自治等不同主张，究以何者为宜，请即各抒所见。北方军阀除奉皖两系外，一致赞成“恢复法统”，当时的“名流”政客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蔡元培、王宠惠、梁启超、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也联名表示赞成，还提出“宪法未完成前，南北各省应派代表组织统一会议”的意见。 5月28日，孙传芳继续放了第二炮——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29日，齐燮元电劝徐世昌退位。徐在直系摊牌后不能不有所表示，31日发表通电说：“孙传芳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跻国家于磐石之安，鄙人虽在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胜于今日十倍。一有合法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徐的表示虽不像袁世凯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宦的劝退电，但是所谓“合法办法”与袁所要的“筹商善后”的手法异曲同工，企图拖延时日，不肯爽快下台。 在曹、吴呼风唤雨的时候，5月20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6月1日“依法”自行集会。28日，曹、吴联名回电表示赞成。

徐世昌曾访王士珍，请其组阁。这位北洋派前辈仍然像应付以前历次政潮一样，不肯明白表示。5月下旬，徐下令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这些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问题听命而行的具体表现。可是曹、吴已经找到了另一工具，不需要他担负这个虚名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九章　黎元洪再任总统（2）

6月1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天津旧国会议员203人发表宣言，否认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指出徐世昌是非法总统，不能听其篡窃职权，自本日起，国会完全行使职权，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接着，以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予以解散的北洋军阀，又都成为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起“法统重光”来了。但是徐老着脸皮不肯走。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宴后才宣布辞职，下令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本人乘车前往天津。同日，北京内阁阁员周自齐、颜惠庆、高凌霨、董康、鲍贵卿、李鼎新、王宠惠、齐耀珊、高恩洪通告摄行总统职权，但又宣称：“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谨举此职奉还国会，听候接收，用尊法统。”原来这个内阁是非法总统所任命的，也就是非法内阁，因此不敢以内阁名义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6月2日，萧耀南通电称：“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旧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至再事争执。

继承统绪，舍黄陂(黎)莫属。”吴佩孚通电称：“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以齐燮元为首的15省区北洋军阀联名通电称，“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我最亲爱之友邦，对于我国统一观成，政局大定，他山之助，睦谊益敦”。以上说明，所谓恢复法统是直系军阀的一石两鸟之计，左手推翻徐世昌，右手打倒孙中山，然后建立一个可以由他们一手控制的政府，达到“全国统一”。 也就是6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请其复任总统。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吴的参谋长李倬章　和北京国务院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这位被北洋派打入冷宫的下台总统，现在又成为北洋派所推崇的盛极一时的大人物了。 关于内阁摄职是否合法的问题，3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称：“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

吴佩孚马上回答说：“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牵文义。”他不承认徐世昌为合法总统，却又肯定徐所任命的非法内阁可以摄行总统职权，军阀眼光中的法律往往就是这样，是可以由他们的利害关系来决定取舍的。 黎元洪正在“私心窃喜”之际，6月3日卢永祥忽然打来一个泼冷水的电报，认为黎的任期由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