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同样彻底破产。曹、吴电保靳云鹗升任第十四师师长(旅扩充为师)，周荫人升任第十二师师长(原由陈光远兼任，陈已下台)，黎认为公开发表违反裁兵原则，改由陆军部批准备案，这个问题也就用“掩耳盗铃”的方法解决了。 四直系保、洛两派初步“分家”。吴佩孚由保定回到洛阳 北洋军阀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可以称“帅”，做到督军以上可以称“大帅”。以前称“大帅”的，前后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也称起“大帅”来，于是曹锟改称“老帅”，以示比大帅更高一等。自从直系战胜奉系以来，吴在保定发号施令，并不回到洛阳，而来到保定的人都是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的，曹锟酸溜溜地有些难受。黎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与吴在光园密谈，并不重视曹锟，就匆匆回到天津去了。

当时曹锟正因黎发表鱼电大为气忿，他的身边人乘机挑拨说，吴执意不让老帅做总统，是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老黎来挡老帅的驾。曹锟的亲信人物有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寿田(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等。曹锟的私人财产就是由曹锐经营管理的，而曹锐的儿子兼祧两房，他们的关系比一般兄弟更为亲密。可是吴佩孚最看不起曹锐，当他到天津布置追击奉军任务的时候，直隶各团体向他请愿撤换省长，他答应一定把这些意见带给老帅，后来曹锐果然不能回任，因此恨吴刺骨。曹锐经常在曹锟的耳边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会爬在咱们的头上。“部下虽亲，究竟不及自己的兄弟亲”，所以曹、吴之间开始有了一道鸿沟。 黎屡次电召曹锟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词有病不肯前往。吴单独进京庆贺总统复职，大为曹所不喜。吴推荐自己的秘书孙丹林做公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目的在于监视黎，不让再有类似鱼电的主张发表。这位秘书经常拿吴大帅的威风吓唬人。财政总长董康、交通总长高恩洪号称洛系(吴系)红员，遇事请示吴而不请示曹。曹对这三个人都很不满意。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吴的蓬莱同乡。

高由电务生做到吴的电务处长，吴在战胜奉系后初次到天津时，高到车站迎接，吴当面允许提拔他做交通总长，不料北京政府已经根据曹锟的保举任命高凌霨为交通总长，吴就向曹表示，希望调高凌霨另一位置而将交通总长让予高恩洪，借以维持本人的信用，曹答应照办。1922年6月17日，董康、高恩洪到保定来，向吴密报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有经手款项2000万元没有底账，请示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18日他们回到北京后，除由董康密呈总统外，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及住宅。但因曹汝霖不在北京，警察并未捉到。这一案件，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同意迅速交办，颜认为总统侵越内阁职权，气得提出辞职，因此又于21日移交法庭处理。这样一桩重大案件，曹锟事前竟一无所知。当董、高两人来到光园的时候，曹、吴两人正在聊天，高竟请曹先退，要跟吴单独谈话，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地说：“总长的话我当然要听，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应当有来去的自由。”说罢，他就气冲冲地走了。后来，他在报上看见了逮捕曹汝霖的消息，便叫手下人召吴前来询问底细。

吴已就寝，卫士不敢进房呼唤，曹等了半晌不见到来，不禁勃然大怒，便又派人前往光园，一定要把吴找到。吴到后问曹：“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这样性急要找我。”曹竭力按下心头的怒火，讽刺地说：“你现在也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我!”吴才知道曹的火气十分旺盛，只得陪着苦笑说：“我如果做错了什么，请老帅用军棍责打我，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吴在保定再也呆不下去了，7月1日他回到洛阳，临行通电表示了“不干政”和“一切服从曹使”的态度。 五北伐军占领赣南各县。陈炯明部围攻总统府。北伐军回师靖难失败，分向福建、湖南退却。孙中山离粤赴沪 1922年4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陈家军”坚决要求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这是大元帅威信所关的问题，当然不能接受。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孙中山承认陈炯明可以用陆军总长名义接收总司令职权，并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家军”的防地，派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以统率之。这个问题得到陈炯明的同意后，滇桂各军开到韶关，改道江西北伐，广州由第三师驻防。孙中山派古应芬等到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接收总部职权。陈有电向孙请假，对陆军总长一职不再推辞。

孙中山对陈作了重大让步，又相信他不会“造反”，因此5月6日偕同胡汉民、许崇智出发韶关，并在当天下了总攻击令。8日，北伐军在南雄与赣南镇守使岳兆麟部开始接触，同时得到奉军战败的消息，李烈钧电劝张作霖切勿气馁，坚持待援。 从5月中旬到下旬，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但是广州却落在“陈家军”的手中。原来，叶举等并不接受孙中山的命令，5月8日率领“陈家军”全部回抵肇庆。10日，孙中山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开进广州。“陈家军”哪里肯听，18日回到广州，提出了“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攻击对象为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22日，叶举等公开电请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兼省长，罢免胡汉民，魏邦平在电报上列了名。孙中山采纳了汪精卫等的建议，允许陈在北伐军中路联军总司令、粤桂联军总司令、两广军务督办三职中选择其一，并派汪到东江与陈当面接洽。但是叶举等坚决要求恢复广东总司令，不赞成其他任何名义。27日孙中山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

陈对这个命令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等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陈光远战败后，4月27日北京政府派蔡成勋为“援赣总司令”，率领所部第一师及河南暂编第一师常德盛部开往江西增援。蔡是曹锟的把兄弟，而陈光远在湘鄂战争和奉直战争两个时期，首鼠两端，因此曹、吴蓄有以蔡代陈之意。 “陈家军”回广州后，桂系残兵败将死灰复燃，梁华堂占领桂林，林俊廷，韦荣昌占领南宁，李宗仁占领贵县，贲克昭占领浔州，陆云高占领武鸣，刘达庆占领藤县。孙中山派刘震寰为广西绥靖处督办，该部只能保守梧州一隅之地。 “陈家军”在广州派捐筹饷，明抢暗劫，广州秩序大受破坏。6月1日，孙中山由韶关回到广州，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叶举不愿见孙的面，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孙对此非常愤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因妥协分子竭力劝阻而罢。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九章　黎元洪再任总统（6）

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了对“陈家军”的态度。他说：“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而出兵江西，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竞存疑心改道是为了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竞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60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家将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应当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来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总长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

而且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也都不能加以反对。但我仍然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做到仁至义尽，而陈家将张牙舞爪没有改变。我如果没有把握，决不会自己投入到60营军队的大包围中。这种无纪律的军队必须裁汰。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前来讲清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家将在广州的种种不法行为尽量揭露，然后诰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30里，听候宽大处理。否则我一定要顺从人民的意见，加以驱逐。你们叫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我以前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可以用同样手段对待陈家将!” 孙中山发表演说后，第二天“陈家军”就在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叶举等纷纷由东江回到广州。14日，他们在叶举的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15日，孙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陈的廖仲恺在石龙被扣。15日晚间，叶举等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实践其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并派兵围攻总统府，孙化装走到海珠海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温树德同登楚豫军舰。16日，叶举在广州城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表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

17日，孙中山亲率永丰、永翔等舰驶入白鹅潭，炮击白云山叶举的总部和观音山洪兆麟的司令部，开炮后各舰驶回黄埔。同日，魏邦平、伍廷芳伍廷芳于6月23日在广州病死。偕往黄埔谒孙，孙命第三师协助海军收复广州，但魏按兵不动。19日，孙电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广东省议会和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赞成统一，欢送孙中山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电请孙、陈双方停止战争。海军总长汤廷光要求各舰勿向广州开炮。21日，海军与“陈家军”妥协，汤廷光、叶举、魏邦平三人以陆海军的联合名义布告安民，吁请“孙公下野”。 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后，北伐军与北军第十二师及洪兆麟部发生了赣州的争夺战。6月5日，北伐军占领赣州，北军15000人退至吉安大肆抢劫，即向樟树溃走。英、美军舰曾由九江开往吉安保护侨民。6月8日，陈光远向北京政府辞职。13日，蔡成勋行抵南昌，即在吉安、新淦、樟树设立三道防线。北伐军在北军阵地内查获陈炯明与陈光远相约夹攻北伐军的往来电报，15日韶关大本营开会讨论，决定乘胜直趋南昌，暂不回师广州。19日，北伐军占领万安、太和，前锋距离吉安仅有数十里。他们接到孙中山“回师靖难”

的电令，6月26日开始回师，7月10日分兵两路进攻韶关、翁源，18日占领翁源。“陈家军”杨坤如、翁式亮两部开到韶关增防，陈炯明电请福建李厚基出兵夹攻北伐军，孙中山也电令张开儒部滇军迅速由柳州开驻梧州，以便与北伐军会师广州。到8月4日“陈家军”占领南雄后，北伐军才分作两路退却，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三部绕道江西退往福建，滇军朱培德部绕道湖南退往桂林。8月9日，孙中山接受沙面英国领事的建议，乘坐英舰摩汗号到香港，10日乘坐俄罗斯皇后号轮船赴上海。 陈炯明于8月15日回到广州，9月16日复任广东总司令。 六西南“联治派”建议召开联省会议，吴佩孚指使沈鸿英等通电反对。川湘两省内争激化。广西混战不停 南北两总统被迫下台后，由于南北军阀存在“中央集权”(大军阀控制中央)与“地方分权”(小军阀割据地方)的矛盾，和平“混一”仍然不能实现。 当时西南六省的情况是，除贵州袁祖铭、广西林俊廷与吴佩孚早有勾结外，广东陈炯明、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都不反对恢复法统和黎元洪复职，但是必须取得制定省宪的切实保障，才肯服从北京政府。

1922年6月8日，唐继尧通电赞成迎黎复职及恢复法统，主张召开南北各省联席会议解决省宪问题，6月29日又通电提出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惟一办法。7月1日，赵恒惕致旧国会的电报，提出“国会自由集会，首在完成国宪，并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或纳省宪大纲于国宪之中”，另有长函向曹、吴畅论“联邦制对中国有利无害”。刘湘、袁祖铭都有电报称“黎大总统”，但也主张召开联省会议，把恢复法统与联省自治运动两个问题统一起来。 国会和黎元洪方面，对联省自治运动并不表示反对。国会议长王家襄等回答赵恒惕的电报，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国会宪法审议会通过“省之事权取概括主义，中央事权取列举主义”(8月19日)，又通过(1)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2)地方制度章　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8月26日)。7月1日，黎也下令表示尊重地方自治，并称：“国会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能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 反对直系的三角联盟，自奉系和孙中山在军事上先后失败以来，也都倾向于利用自治潮流以抵抗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孙中山一再宣言“尊重自治以发纾民力”

，但是反对以军阀割据为实质的假自治。皖系军阀卢永祥冒充浙江人，李厚基也冒充福建人，力求把他们的个人权位与地方自治精神翕合无间，以便久于其位。张作霖除在奉天筹备制宪外，并提出先行实现东三省联省自治的主张。 关于联省会议问题，陈、赵、唐三人都想在8月1日国会开会前召开，卢、张二人也都表示赞成。会议地点，以章　太炎、谭延闿为首的在野“名流”主张在长沙召开，赵、陈二人为了避免直系的武力干涉，主张在上海召开，川、滇、黔三省则主张在重庆召开。各省交换意见后，一致同意在上海召开，西南六省派有代表在上海组成了一个促进省宪的团体，但未正式宣布开会。 这是湘军“援鄂”失败后又一次出现的联省自治运动高潮。这个运动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野心是不能相容的。7月4日，他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说：“川湘借自治之帜以抗中山，中山下野，此因已不存在。……豪强割据，部落称尊，又附会分权之说以自饰其乱”。7月7日在致唐继尧的电报中又说：“但求自治之实，不必冒联省之名”。

他自战胜湘军以来，学了一个乖，就是对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教唆别人先开头炮，自己留在后面打接应，如召开庐山会议叫张绍曾提出，恢复法统和南北总统同时下野叫孙传芳提出。这次他物色了沈鸿英为代言人，于8月18日首先通电反对召开联省会议。接着，萧耀南、冯玉祥、孙传芳、陆洪涛、田中玉和吴自己都有电报赞成沈的意见，痛斥联省自治为莠言邪说，认为一切问题可由国会解决，并无召开联省会议的必要。由于直系出面干涉，加以西南内部又有暗潮，联省会议就开不成了。 除广东问题已见上文外，西南五省内部情况如下。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九章　黎元洪再任总统（7）

湖南谭、赵两派的斗争，是随着南北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着的。1922年5月1日，湖南省议会改选揭晓，赵派政党民心社和林支宇派政党湘社共占有109议席，谭派政党民康社仅占有50余席，因此谭派军人、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在郴州通电揭发选举舞弊情形，并有召集旧省议会在郴州举行非常会议的传言。这个时期，奉直战争胜负未决，北伐军改道江西北伐，陈嘉祐又一次通电主张湘军乘机收复岳州，谭派军人宋鹤庚、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猷和中立派军人鲁涤平一致表示赞成。赵召集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在会议上，鲁涤平竭力主张进攻岳州，赵派军人邹序彬发言反对，邹是鲁的直属旅长，鲁因影响自己的威信忿而辞职，宋、谢、吴等都代为不平。这个问题表面上是意气之争，实际上却是谭、赵两派斗争的具体化。但是两派都顾虑到湖南发生内讧，岳州直军就将乘机进攻长沙，因此双方表示让步，赵建议约请川军同时出兵，以免湘军单独作战，并将邹调任另一职务以缓和湖南内部的政潮。当川军回电愿意采取一致行动时，奉直战事胜负已分，进攻岳州的问题当然谈不到了。 5月下旬，孙中山直接命令湘军谢、吴、陈三旅出兵江西，陈嘉祐接受了孙所任命的援赣湘军第一路司令，并将所部移驻莲花。

这一事件引起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严词质问：“湖南既然在南北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为什么还有一部湘军加入北伐军?”同时，吴佩孚调沈鸿英军由平江开往江西援助北军，李烈钧也提出质问，认为湘军并不阻止沈军入赣，是对北伐军的不友好行为。 湘军要求收回岳州，如果吴佩孚坚决拒绝，就有将湘军逼上梁山的可能。因此吴向赵恒惕提出以湖南赞成统一为交还岳州的条件，但湘军不得进驻，岳州由警察维持秩序。7月1日，赵通电赞成统一，但仍主张采行联邦制，并声明湖南仍为自治省区。7月27日，岳州直军撤往河南，吴一再电催湖南取消自治，赵决定提前省长的选举，以避免北京政府的任命。 当北伐军未决定改道前，赵在邮电中查出谭延闿准备回到湖南夺取政权的密件，便假惺惺地函请谭回湘主政，自己愿意下台。不久北伐军改道江西，赵的地位稳固了，谭又派人向赵解释误会，声明本人决无再上台的野心。 北伐军回粤靖难失败后，陈嘉祐旅又由江西开回郴州，同时滇军朱培德、赣军李明扬等部也由宜章　开入湘南蓝山、临武、嘉禾、宁远一带。陈嘉祐恃有友军为其后援，又有谭派军人响应，公然发出了迎谭倒赵的电报。

这个时期，南北局势都有利于赵，谭派军人不敢发动，朱培德等也在湖南政争中表示中立。赵派兵讨伐陈旅，并且欢迎在郴州养病的李烈钧来到长沙就医。随后陈旅分别由谭派军人吸收，滇军也由永州开往桂林。李烈钧到长沙的时候，受到赵的热烈欢迎，不久他就转道到上海去了。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谭、赵两人竞选省长的场面非常紧张。9月10日赵以多数票当选。此后他就放弃了湖南总司令的头衔，以“民选”省长主持军民两政，成为一个“变形易貌”的督军。 同一时期，四川也有熊、刘两派的斗争。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属于熊克武派，第二军(军长原为刘湘，后由第九师师长杨森升任)属于刘湘派，第三军为中立派(军长刘成勋)。直奉战争时期，湘军约同川军出师武汉，四川各军代表在重庆开会，决定请刘湘带兵进攻湖北，熊克武带兵进攻陕西，而以杨森、刘成勋分别代理总司令、省长两职。但因直奉战争迅速结束，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刘湘因为第一、第三两军联合刘存厚旧属邓(锡侯)、田(颂尧)、刘(斌)等部组织“同盟军”对抗二军，便于5月14日自动辞职以避其锋。 7月8日，第一、第二两军在合州、忠州、垫江、万县一带发生接触。

10日，成都军事会议选举刘成勋为总司令兼省长。战事发生后，第二军推举在酆都休养的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刘湘却以“调人”姿态劝告第一、第二两军停战息争。第二军接连占领垫江、大竹等县，并向第一军军部的驻在地绥定进攻。11日，第三军将领及邓、田、刘等联名通电痛斥杨森，并分兵两路援助第一军，东路以赖心辉(也是刘存厚旧部)为总指挥集中资州，北路以邓锡侯为总指挥集中遂宁。由于第二军主力在忠县、垫江、梁山、大竹一带与第一军作战，邓、赖两部乘虚由资州、内江进攻泸州，第一军也由绥定乘势反攻。16日，杨森通电愿意停战议和，退回重庆。8月7日，第三军占领重庆，第二军向川鄂边境退走。 川军内部的斗争，往往是强者受到其他势力的联合进攻，而今天的友军，明天又可以成为敌军。上次战争是第一、第二两军联合驱逐刘存厚，这次战争是第一、第三两军与刘存厚旧部联合攻击第二军。杨森与吴佩孚本来早有勾结，当四川内战爆发的时候，吴电令卢金山率领北军第十八师开进夔州，并令吴新田率领北军第七师由陕西入川援助杨森。由于第二军失败得太快，第七师尚未开动，第十八师折回湖北，杨森残部也退往利川、建始一带。

又因驻宜昌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并不积极奉行吴佩孚的武力“援川”政策，所以在8月26日第一军占领夔州以后，川鄂两省维持了一个短暂的休战时期。 川湘两省多事之秋，云南政局比较安定。唐继尧改任各军长为镇守使后，废除军师编制，以团为单位直属总部，全省共有兵力20团。7月27日，唐又取消靖国军总司令名义，以云南省长主持一省军民两政。 袁祖铭也于8月12日废除定黔军总指挥名义，改称贵州省长。 同一时期，广西形势最为混乱。卢焘在庆远与谷正伦会师后，自称黔桂讨贼联军总司令。广西境内滇军共有两起，一起是由云南绕道贵州进入庆远、长安的顾品珍残部，由张开儒统率；一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