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到心神不定、神志恍惚，好像他已经习惯了在狱中欣赏“呱嗒板儿”的生活，到了大墙之外的世界，反而变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享受没有结论、没有安宁的自由了。出狱四个月，到了1972年春节，“五七干校”放了年假，他才回到了广州家中。家已变得不可辨认。六姨在郊区“五七干校”没有回来，老母亲已被送回四川老家，大女儿远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

原住房中的两间房加上一个厅，已经被别人抢占，只剩下一间房，住着没人照管的两个年幼的女儿。姨父从来不屑于表现个人痛苦，但他谈到这一次回家却凄然含悲说，两个女儿买了一块肉，忙着给我做饭吃。毛妹才十岁，切肉时够不着案板，就搬个小凳子，颤颤巍巍地站到小凳子上切肉，又怕刀切住指头，就用双手把刀举起来，一下一下地为老爸剁肉。我看了好心酸。六姨终于从干校回来了。四年来的第一次团圆笼罩着沉重的阴影。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奶奶。1972年6月，姨父请假回老家看望母亲。姨父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刚强的老人。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刚刚过了十七岁生日的姨父悄然离开家乡、秘密投奔延安的时候，母亲没有哭泣。十五个年头以后的1953年，当姨父第一次带着六姨回家探望母亲时，母亲也没有掉泪。六姨回忆说，她没有想到母亲见了久别的儿子会那样镇定。那时她正从田里回来，姨父迎着她叫了一声:“娘！”她愣怔了一下，定定地望着他，好一会儿，才认出这个空了半截袖子的人是她的儿子，就喊了一声:“啊，是大增啊！”又望着儿媳妇点一下头，说了一声:“哦！”就回转身，去菜地里摘了几把青菜，说:“回家去！”

好像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儿子能回来，也从来没有指望过儿子能“囫囵个儿”地回来。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没有问一声:“增子，我给你的那一截胳膊你丢到哪儿去了？”六姨一见到婆母娘就看到了“封建”，因为婆母娘对她和她怀中的孙女只是定睛看了一眼，发出一声“哦”的感叹。六姨甚至记得，婆母娘下厨做了一只鸡，那是姨父的大姑从婆家回来的时候，婆母娘夹起一只鸡腿，从她的面前伸过去，送到了大姑的碗里。聪明的大姑又急忙夹起另一只鸡腿，送到了侄儿媳妇的碗里。微妙的迹象传递着姨父家中的妇女解放事业有待推进的信息。令姨父和六姨都感到不知所措的，是永兴场乡亲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好奇经久不衰。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跟随着成群结队的乡亲，看哪，朱大增回来了，带着城里的漂亮太太回来了。晚上，六姨在破木桌的四个角上点了四支蜡烛。乡亲们又围上来，凑近了蜡烛看她，好像是观看朱家老二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一个女俘。睡觉时，床边也挤满了人，眼巴巴地望着。六姨喂女儿吃药，有人就从床边把手伸过来说，给我一点药吃吧，给我的孩子一点药吃吧。姨父和六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了。

姨父发现了自己的尴尬，乡亲们在羡慕朱大增的革命成功了，贫困却仍在损害着乡亲们做人的尊严。1955年春天，朱奶奶从家乡来到了武汉。姨父是孝子，他是请母亲来武汉享清福的。六姨虽然接连生下了两个女儿，却都由保姆照看，用不着奶奶操劳费神。朱奶奶时年五十九岁，到了可以适当地享一点清福的时候。“增子，”朱奶奶问儿子，“你还记不记得你要给我买酒喝？”姨父没有忘记，他小时候看到富裕人家有酒喝，自己家里没酒喝，心中不平，就拍着胸脯说:“娘，等我长大了，我给你买酒喝。”朱奶奶果然喝上了儿子供奉的好酒，而且学会了吃卤肉。六姨说，她上班以后，奶奶去街上买菜，总要捎带着买些卤肉，反正钱是她管着的，用荷叶一包，带回家来，等到十点钟，孙女儿去上幼儿园了，奶奶就独自坐在那里喝酒吃肉。姨父从来没有断过母亲的酒，一坛子、一坛子地给她买，还怕她喝了湖北酒不服水土，要买四川酒。 3.噙着泪水的眼睛(2) 姨父说，对，是四川包谷酒，从万县带下来的。六姨说，少喝一点酒我不反对，活血嘛！可他妈妈天天喝，他娘儿俩还要对着喝。只要他一回家，就说，喝吧？好，喝！这就喝上了。儿子也真是个好儿子！

姨父说，农村的农民啊，她熬寡多年才熬成婆婆嘛！朱奶奶从来没有想过世上的女人也能挣工资，对她的儿媳妇也能挣工资，也是“捧公家饭碗”的“公家人”这一奇特现象迷惑不解，却对儿媳妇藏着一个“小金库”深信不疑。她采取的对策就是我不让你吃饱，你靠“小金库”吃去。每天早上，朱奶奶只用两分钱给儿媳妇买一个馒头。大家就看见孟敏同志一只手推着单车，一只手举着一个小馒头，就这么走着吃着。家里的保姆看不惯，说，奶奶，你管的钱里边也有你媳妇挣的钱，你媳妇也是有工资的，你不能光叫她吃那个东西，没有营养嘛！朱奶奶扭过脸不搭话。保姆又说，你看她昨天一回来，写材料写了一夜，床边都不挨，一早擦把脸，又骑着车子走了，你怎么不多给她买个馒头？朱奶奶照旧扭着脸不搭话。保姆说，奶奶，你要是把她的身体搞坏了，就没人照管你的儿子了。奶奶忽地跑进厨房拿了一把刀，往保姆面前一摔，说，你杀了我！保姆吓得一跳，急忙跑出去，给六姨打了个电话，就告辞回家了。保姆是武汉本地人。六姨和姨父急忙跑到她家里赔礼道歉。保姆心惊肉跳着，口口声声叫着孟同志，说她再也不敢回去了。姨父从来不说母亲一句不好。

他知道母亲二十六岁守寡、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的艰难，知道他投奔延安给母亲带来的磨难，没有异样的刚强，怎撑得孤儿寡母的门面？所以他总是两边讨好，在给母亲过生日时说，孟敏要给你过生日呀！六姨过生日时，又对六姨说，母亲要给你过生日呀！我不知道六姨后来是怎样瓦解了“婆母娘”的专政，只是听说她采取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功。朱奶奶终于接受了女人也能挣工资、成为“公家人”的惊人事实，认可了她的儿媳妇也居然可以当上秘书科长的奇特现象，家庭里出现了婆媳团结、共商家事的大好局面。但是，自从大喇叭开始了对姨父指名道姓的狂轰滥炸，朱奶奶就突然间神经失常了。六姨要到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只好让姨父的哥哥把朱奶奶接到了四川老家。在老家，朱奶奶时常惊恐地喊叫:“你们帮我找哇，汉雄的大腿在粪坑里面呀！” 猪圈里有个沤粪的大坑，她能成天拿着一根竹竿在粪坑里搅着，喊叫姨父的大哥:“快来帮我找哇，汉雄的尸首在猪圈里面！”当儿子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呆住了，她又惊又疑地凝视着儿子，眼睛里有火花一闪，身体就随之瘫软下来，站也站不住了，话也说不清楚了。

姨父在家乡的日子里，母亲整天倒在床上，眼睛一刻不离地望着儿子。姨父坐在床边，无言地守护着母亲。母亲已经听不懂儿子对她说什么，只是宁静地、心满意足地望着儿子，轻轻嚅动着嘴唇，发出含混而柔和的声音。姨父听不懂母亲说什么，但能看到母亲眼里噙着喜悦的泪花，无声地凝视着他，犹如五十年前凝视着襁褓中的一个婴儿。姨父离开家乡才十天，母亲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姨父从家乡返回广州时途经武汉，如同一个从阴间回到阳间的幽灵在街头游荡。有人骑着脚踏车从他面前越过，又慌忙下车，拐回来，暗中跟着他走，偏着脑袋看他，忽然惊奇地问，你是不是朱汉雄？姨父认出他是武汉市“文化大革命”前的副市长、民主人士孙耀华，就是那位跟他一起向白石老人求画的人。他回话说，我就是朱汉雄。孙耀华又惊又喜地说，哎呀，你没有死呀！在武汉的老同事找了一部小汽车，送他去湖北省委看朋友。汽车走到车站路，一位女交警手里拿着红一节、白一节的“交警棍”，正站在警亭上指挥交通。汽车离她十米左右时，她突然把棍子朝天上一竖，发出了紧急停车令。司机吓了一跳，急忙刹车。女交警从警亭上跳下来，跑到车跟前说:“你不是朱局长吗？”姨父说:“你是小骆。”

他记得，小骆是武汉市的交警模范。小骆说:“都说你死了，你还活着呀！”过往车辆很多，她不能多说话，又跑到岗位上，一挥“交警棍”说:“好好活着！”原来，朱汉雄惨死于牢狱之灾的传说登在小报上，在武汉流传甚广。现在又纷纷传告，呀，他命大，又活着回到武汉了。姨父与老朋友相聚时，总有恍若隔世之感，且心存疑虑。因为他没有“审查结论”，他的出狱乃至于他的“死而复生”都缺少了正式文件的确认，像一个从狱中脱逃的孤魂野鬼，没有人间的通行证。每逢到了武汉，他都会想起他跟这里的同事在陆地上和江水中，呕心沥血地为领袖服务的岁月。而眼下，他还必须拖着一条从狱中拖出来的阴影，等待着延河岸边马蹄踏着朝霞奔驰而来的那个黎明。 九 陌生的海洋 1.夹不住的“尾巴”(1) 1972年8月，姨父走向一片迷茫的海洋。动乱还没有结束，“窃听案”悬而未决，“文化大革命”仍像失去控制的洪水在广袤的国土上四处泛滥。姨父被降职使用，到他听也没听说过的广州远洋运输公司革委会担任副职。对于刚刚走出监狱的姨父来说，这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我猜想，姨父是穿着他在狱中补缀的“精品”中山装，甩着半截空袖筒，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向海洋的。

而姨父一提起那身中山装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说，我对你六姨讲过的，这件衣服不能丢，要留个纪念呀！可是，历史证明，你六姨的记性是靠不住的。我的大女儿三洁这个小王八蛋，就在你六姨眼皮底下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还扔了我在监狱里用过的竹扁担。我被看管人员尾随着，跑到很远的山上挑肥料，那根竹扁担是始终陪着我的。我用它挑东西能挑百儿八十斤，甩起来走。别看我只有一只手，我可以换肩，你知道怎么换肩吗？就是把脖子勾下来，叫扁担从脖子后边的脊椎骨上打个转悠，从左肩换到右肩或是从右肩换到左肩，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我那些患难兄弟是办不到的。总之，是我应该留作纪念的东西，你六姨都记不住，三洁都给我甩掉了。我一直骂了她们多少年！姨父去“远洋”上班时丝毫没有表现出“东山再起”的豪迈情绪。他说，我到了“远洋”才知道什么是“夹起尾巴做人”。这倒不是因为对他降职使用了，他压根儿没想到作为一个陷入惊天大案而没有得出审查结论的人，还能给他派活，还能把他放在一个大企业的革命委员会里“干革命”。因此，他一再地告诫自己，要“夹起尾巴做人”。姨父首先从业务上找到了惶恐的理由。他说，“远洋”

是搞航海运输的，我不懂;轮船是机械体，我不懂;航运是经济活动，它的财务管理是很严格的，我不懂。航运、机务、财务这三门专业，我都是门外汉。比如说财务，广东省财政厅从厅长到勤杂人员的编制是八十人，这个公司财务处的编制却有八十三人。既有中文账，又有外文账，大柜子、小柜子摆得满满的。不仅国内有一套人马，在外国很多港口上还都有代理人。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个公司在外汇收入上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可我呢？我是个从来不用数学的人，没有管过钱，我没有钱用的时候，只知道喊叫你六姨，太婆，我兜里空了，给我百儿八十块钱。我在东湖给毛主席盖房子的时候，也当然不会为经费问题发愁。所以，一到“远洋”，他就对一把手郭玉骏说，“远洋”这个玩意儿我搞不懂，我只能给你敲敲边鼓帮帮忙，帮得上就帮，要是帮不上，也请你放心，我绝不帮倒忙，不敲破锣。姨父说，他只知道“远洋”公司的工作是“跑船”，所以一到公司，就急忙跑到船上看“跑船”。没想到第一次上船就摸不着东西南北了。船上的人和跟他一起上船的人，他一个也不认得。哪边是船头，哪边是船屁股也分不清;船上有哪些部门、哪些部门有哪些人，各职能部门随他上船的人各有什么责任，也统统的不晓得。

他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是看船来了。中午，有人十分热情地领他去吃饭。虽然看船还没有看出名堂，饭总是要吃的。但他不知道船上有船员食堂，他本来可以发扬领导干部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到船员食堂吃工作餐。有人一起哄，就把他领到大台上去了。他不知道大台是对货主和到了外国港口时进行特殊招待的地方。有人带着一脸的坏笑，却又热情高涨地咋呼说，今天要招待公司来的新领导。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各部门的人一哄而上，张王李赵还没分清楚，都已经吃上喝上了。他暗自查点人数，好家伙，有十多口人！在商品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条专跑外国大码头的船只是个“另类”，船上有的是大虾，个个都变成了吃大虾的能手。大大小小的盘子里，堆上了喷香酥脆的罐头花生米和各种品质优良的罐头肉。尤其使他惊讶的是，还打开了不止一瓶的茅台酒。根据十多年外事接待工作之经验，他知道三钱大的杯子，一瓶茅台倒满杯能倒三十二杯，倒得稍微浅一点，能倒三十六杯。可是在这里只倒了十几杯酒，一转眼，酒瓶就不见了，又打开了下一瓶。他觉得这顿饭吃得不是滋味，酒也喝得别扭，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提前离席，继续寻找哪里是船头，哪里是船屁股去了。哎嗨！

姨父发出一个响亮的感叹词，说，船上管财务的人没等我下船，就颠儿颠儿地跑到公司报账去了，说船上为了招待我而吃了多少大虾，喝了多少瓶茅台，这个账都安在我的头上，用招待我的名义报销了。这是我好久以后才知道的。这明明是整人嘛，我是个刚从他妈的监狱里出来的人，是个没见过海船的“旱鸭子”。你要想喝点你就说到明处，等我下了船请你下馆子就是了，何必弄了个圈套叫我跳！一把手郭玉骏知道我上当了，就瞒着我，捏着鼻子把账报了。有人跟着吃了喝了还大造舆论，某某人上船大吃大喝，一次喝了多少瓶茅台，打开了多少听罐头，还拉上那么一帮子人跟着吃喝，整得我以后简直不敢上船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通知火葬场，说我们公司某家某户某某人死了，要火化。火葬场就开着拉尸车来拉尸首，可是这个“尸首”还活得好好的，一听说拉尸车来拉他，就把他吓得一哆嗦，说，我还没来得及变成尸首呀，麻烦你们改日再拉吧。 1.夹不住的“尾巴”

(2) 这样的怪事大大超出了姨父在公安部门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人生经验，他无法判断发生这种怪事的具体原因，却能够感到，他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道德秩序已经被搞得一片混乱，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如意的芸芸众生正在狐疑和敌意中享受着制造一些小乱子的快乐。姨父一不小心又去了上海，登上了“明华号”远洋客船。那时候，全国跑远洋客船的只有广州远洋公司一家，来这里工作就不能不看看“明华号”。他上了船，去到客船政委方新亭的房间。他这个当过政委的一见到客船上另一个当政委的就一见如故，指着卧室外边的一堆大纸箱问，这是什么东西？方新亭说，是船员统一买的电视机。按国家规定，远洋船员两年可以从国外带回来一大件免税商品。他开玩笑地说，有没有我的呀？方新亭也开玩笑地说，好，有你的。他说，最好是给公司一个人发一个呀！说完了，哈哈一笑。糟糕，他还在上海没回来，就有人向公司打了电话，说他在“明华号”上给公司领导一人搞了一台大彩电。公司里舆论哗然。姨父气得差点跳起来，明明是开了个小玩笑，怎么就这样造谣生事，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姨父的“尾巴”实在“夹不住”了。他再次鼓起勇气上船，是为了解决一艘货轮不能按时开航的问题。

他把懂机务的、懂航运的、懂船舶配载的以及管船员吃饭喝水的人全部召集起来，发表了如下之开场白:我给大家说清楚，我是个外行，但我不懂就学，不会不懂装懂。既然把我放在这里当头儿，遇到事情我还是要拍板的。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会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向各位学习。可我也要给一些同志讲清楚，你不要耍我，不要无事生非，不要画个圈圈叫我跳，把我往窟窿里整。我一旦发现你故意整人，我要告诉你，我是当兵的出身，我瞪起眼睛来是六亲不认的。听清楚了？好，咱现在研究准时开船问题。姨父释然地告诉我，货船准时开船了。 2.血渍(1) 姨父在船上立脚未稳，“远洋”公司一把手就建议他分管全公司“落实政策”的工作。所谓“落实政策”，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规律，运动初期是来不及制定相关政策或是可以不讲政策的。这时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公司清理“专案”、“落实政策”的工作就交给了对自己的政策尚未得到落实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对一把手说，我刚从牢里放出来呀，东南西北都摸不清楚，叫我搞什么“专案”，落实什么政策，你莫找错了人啊！一把手说，不要推了，就是你了，你这个老公安局长搞这个事是家常便饭。

作为一名老公安局长，姨父知道，历次政治运动一哄而起的时候，对一切被认定有问题的人只能采用“有罪推定”法，否则就是“右倾”,是“屁股坐错了地方”,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从他数十年前在延安被“抢救”到“文化大革命”被捕入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样，因而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制造冤假错案的“左派”。历次运动，概莫能外。现在，他感到历史给了他一次使用逆向思维的机会，他要采用“无罪推定”法清理冤假错案。但他必须作好准备，一旦遇到了风吹草动，他必须承担“给坏人翻案”的政治风险。因此，朱汉雄同志还必须对朱汉雄同志做好说服工作:第一，平反冤假错案不属于航海专业，用不着机械动力学和高等数学，你总不能再说自己不懂行嘛！第二，一般说来，背着“黑锅”的人更能体会别人背着“黑锅”、亟待解脱的痛苦，不找你找谁？第三，要推翻冤假错案当然是需要一些胆量的，你打过仗,坐过牢，胆子应该大一些，你不上谁上？朱汉雄同志已经把朱汉雄同志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责无旁贷地把平反冤假错案的风险落实在自己的肩上。

据说，自从宣布他负责平反工作的第一天起，他的办公室的门就是敞开着或是虚掩着的，如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随时听得到“击鼓鸣冤”。姨父一接触公司的“专案”就感到极大的震惊。全公司竟有二百六十多人受到了打击迫害，其中主要是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等高级技术骨干和精通企业管理的专业人才。仅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就有九十七人被赶出了“远洋”公司。他还必须扩大清理“专案”的时间范围，因为对这批业务骨干的错批错斗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四清”运动开始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发展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姨父在触摸一部被扭曲的历史。他了解到，旧中国根本没有远洋船队，新中国到了1961年才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远洋船队。作为这支远洋船队的技术骨干，几乎都是从国外回来或是在外国的远洋船上做过事情的。他们为开创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却由于个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海外关系问题或是无限上纲的其他问题，有的被抓起来了，有的被错批错斗了，有的下放到县城以下的基层单位“用非所学”了，有的被扣发工资、降职使用了。

姨父感叹地说，在外国，远洋船上的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是很神气的呀，社会地位是很高的，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国内的政治运动却把人家整得灰溜溜、惨兮兮的，这是历史的大教训。在姨父朱汉雄同志为领袖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做了大半辈子的安全保卫工作之后，才突然发现，包括这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在内的人民群众却处于极不安全的状态。比着他们，姨父甚至可以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他不明不白地走出冤狱、稀里糊涂地被降职使用的时候，还毕竟回到了“当权派”的位置上。他必须以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高度责任感，为这里的人民群众做一做“安全保卫”工作，为一大批蒙受冤屈的普通人讨回公道。有一个叫沈祖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轮船公司“雷贝利号”远洋货轮上的轮机长。“雷贝利号”给英军运送军火，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次，“雷贝利号”经过莫桑比克海峡时，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起火沉没。沈祖挺与四十名船员乘救生艇，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

他在幸存者中是职务最高的，就自动担负起领导责任，用鲁宾逊的故事激发大家的生存勇气，自造淡水，觅食鸟蛋、鸟肉、海龟肉，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孤岛坚持七十五天，后被英军飞机发现而得救。沈祖挺被称为“现代鲁滨逊”而享誉英国，并受到英国王室的褒奖。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效力，成为我国远洋航运的技术权威，任广州远洋公司总轮机长。但他在“四清”时就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抄家，又从他家里抄出了英国王室颁发给他的勋章和佩剑，这就成了他为英国殖民者忠诚效力的罪证而受到残酷的批斗。他悲愤绝望，上吊自杀了。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终于站出来叩问历史，为沈祖挺大声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