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在二战期间，英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英国王室对于沈祖挺的褒奖，不属于殖民主义性质，而具有明确的反法西斯的目的。沈祖挺终得昭雪。另一个受到迫害的是远洋总船长陈肄言。他的罪状更具有荒诞性和传奇性。大抄家时，在他家里抄出了一个布包，布包里只装着一条白毛巾，毛巾上印着一片陈旧的血渍。这就大大激发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想像力，陈旧的血渍就成了他暗藏下来的一笔神秘的“血债”。

但是，朱汉雄同志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查明，毛巾上的血渍仅仅记录着一个富有东方古典浪漫色彩的新婚故事，那是陈肄言和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保存下来的“处女血”。而这时，不堪羞辱的陈肄言已经含冤去世。复查小组为他平反昭雪时，还不得不去触动一对东方夫妻的情感隐私。姨父说，应该搞一个电视剧，名字就叫《血渍》。 2.血渍(2) 当姨父抓紧清理公司的积案时，省委组织部曾两次找他，向他宣布了《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两次报告都只字未提所谓“窃听案”和“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却仍然在遣词造句上严格把关，不称朱汉雄为“同志”。第一次结论，说他“犯有严重错误，免予处分”。他拒绝签字，只是把眼睛瞪起来，问:“我有什么严重错误？”没有得到回答，他转身就走。第二次结论，把“犯有严重错误”改成了“犯有错误”，他再次把眼睛瞪起来，再次丢下一句话:“我有什么错误？”没有回答，他再次转身走人。他之所以走得那么匆忙，是因为公司里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他又在一个女医生的档案里发现了一顶骇死人的大帽子:“特嫌”，即“特务嫌疑”，“帽子”底下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需要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离奇了。

他已经没有兴趣在自己是“犯有严重错误”还是“犯有错误”，或者压根儿“没有错误”的问题上花费精力。女医生对自己被内定为“特嫌”毫不知情，因而不会跑出来向他申诉。但他必须对一个普通公民做一次最起码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追查一下，定她“特嫌”的根据是什么？他看了档案，才知道这是向省公安厅打过报告的，属于“内部控制”。姨父又问，公安厅的根据是什么？下属说，公安厅的事情，我们查不了。姨父说，怎么查不了？那里也没有天王老子地王爷，“帽子”给人家戴了二十年，为什么不可以掀开帽子看一看？复查小组的同志带上公函去公安厅调来档案，他从档案中查出公司保卫科最早呈送公安厅的一个报告，说这个女医生出生于香港，解放初期从香港回内地读书，她从香港什么地方回来的、跟什么人一起回来的，都搞不清楚，需要审查。公安厅批复，同意审查。此后未作审查，也没法审查，就拖下来了，到了“四清”运动的档案里，她就变成了“特嫌”。多亏这是一位医术精湛、作风细致的“白衣天使”，没有发生过一丁点医疗事故，否则，就可能随时演绎出一个“反特破案”的曲折故事。姨父再一次感到震惊。他让人事部门立即写了报告，上报公安厅，由公安厅作出了撤销“特嫌 ”

的决定。公司的平反冤案工作，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结束，其中经历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干扰，历时七年，终使二百六十多名蒙受冤屈的人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被抓到监狱里的人接回来了，下放到粤北基层的人全部收回了，扣发工资的全部补发了。从上海分支机构里下放、流失的九十多个人却没有回来，因为上海市委发现了这是一批难得的人才，把他们留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姨父自己的平反问题却迟迟没有下文。自从他两次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已经过去了四五年，“四人帮”也被打倒三年了，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了，组织部门却迟迟没有找过他。 3.螃蟹的过错(1) 姨父有过好多次向中央首长申诉委屈的机会。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复出后，姨父曾在珠江码头上碰见邓小平陪外宾游览珠江。“首长好！”他向老首长行了一个军礼，“首长还记不记得我？”邓小平望着他，露出微笑说:“有印象，只是记不住名字了。”姨父说:“我是朱汉雄。在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点头说:“哦，想起来了。”跟他握了手，又忙着跟外宾一起上船了。

姨父说，小平同志吃过多少苦头哇，轮不到我向他诉苦。后来，这位老首长不是又被打倒了一次吗？我怎能向他诉苦？跟邓小平的邂逅相遇，使他想起遥远的坚持大别山的艰苦岁月。姨父说，他是在1947年年末被任命为刘邓司令部警卫团政委的。那时候，司令部有一个使用手摇发电的小电台，正在抄收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文件很长，一天只能抄收一段，好几天才抄收完毕。一连好几天，司令部里的同志都在互相传阅、传诵这个文件，盼望着抄收下一段。在敌人心脏里艰苦卓绝地坚持在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欢欣鼓舞地听到了电波里传来的领袖的声音:“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每个人都为此热血沸腾。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向姨父传达命令，“五号”首长要你到警卫团当政治委员，你马上到警卫团报到。在战争年代，为了首长的安全，军内只称代号。要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五号”首长是李达参谋长。姨父却绷着脸说，我不干。黄兴正说，你不干？你找“五号”首长说去！

他就找到了李达参谋长。李达问，你为什么不干？姨父说，我干不了哇！首长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团，这个团还只有四个战斗连，我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李达气咻咻地说，是“三号”点名叫你干的，你找“三号”说去！李达说完，就不再理他。“三号”首长是邓小平政委，他一听就吓了一跳，不敢再讲二话了。队伍就要开始行军，司令部的队列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不远处，警卫团也在那边集合。他没有勇气去找邓小平政委“泡蘑菇”，急忙牵着骡子，到警卫团报到去了。姨父至今也想不明白，邓小平政委为什么挑了他这个“少了一个爪子”的人当了警卫团政委。在此之前，他曾受到过邓政委的批评。那是在鄂东搞“急行土改”的时候，他带着工作队去乡下搞点棉花、布匹，带回来做棉衣。小平同志留下的一张经常被报刊使用的照片上，穿着一件臃肿的大棉袄，就是那次搞到的布匹，用稻草灰染成灰色，请驻地农家老大娘缝的。搞布匹时，还捎带着在地主的田地里撅了一些没有成熟的甘蔗带回来，分给大家吃。邓政委的警卫员康溧也削了一节甘蔗，送给邓政委吃。邓政委见了甘蔗，若有所思，问道，这是哪里弄来的？康溧说，是特派员分给我们的。邓政委就让警卫员把他叫去说:“甘蔗有什么吃头哇？

这又不是粮食，粮食可以顶饥，甘蔗熟了，老百姓是要榨糖的，这样吃了很可惜。”姨父讲到这里，故事就没了下文。我问，你对小平同志的批评怎么没个态度？姨父惊讶地说，你还要我有个啥态度？我规规矩矩站着听就是了。小平同志是很严肃的，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我听了赶紧走人，也不要有多余的话，马上改正就是了。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去争取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新上任的警卫团政委也在胜利的大进军中续写着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历史。他当然不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多年以后，还会发生如此令人忧心如焚的党内斗争，而且会冷不丁地冒出来一个“窃听案”。姨父刚出狱时，原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老人偕夫人来到了广州。董老没有忘记这个在警卫和接待工作中多次为他提供服务的人，听说他出狱了，特意让老伴何莲芝来家里看望他。何莲芝一看他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就问，你们怎么住呀？六姨说，我们两个和小女儿睡一张床。晚上，再用两个箱子对成一张小床。大女儿、二女儿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在两个箱子上轮流睡。

要是两个人都回来，一张小床睡不下，就挤到邻居家女孩的床上，有的头朝里，有的头朝外。何大姐掩饰不住难过的表情，却说了一番“忆苦思甜”的宽心话。我说呀，孟敏，这总比我们长征时候好多了。长征时候，能睡在大树底下就很不错了。唉，现在住的还是房子嘛！六姨说，大姐，我不怕房子小，我只是想念毛主席。我在“五七干校”做梦都梦见毛主席，想给毛主席说一说外边发生的事情，可走到毛主席跟前时，不是起床哨，就是公鸡叫，梦就断了。何大姐说，孟敏哪，你莫怪公鸡叫，也莫怪起床哨。六姨问，为什么？何大姐说，公鸡叫的时候，毛主席刚刚睡下，你忍心把他叫起来吗？毛主席为国内和世界上的大事情有操不完的心，你就是见到了毛主席，你能向他说些啥？六姨与何大姐的对话像一个寓言一样的耐人寻味。 3.螃蟹的过错(2) 那么，“窃听案”是不是毛主席应该操心的一件大事呢？“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揭露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的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

那时候，骇人听闻的事情实在太多，姨父和全党同志一样，已经习惯于无条件地接受毛主席作出的一切判断，包括只是圈阅过的一切文件，即使感到震惊，即使事后证明是搞错了的，也只能像“抢救” 运动那样，等着由毛主席出来纠正。但是，姨父已经不可能听到延河岸边的马蹄声了。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那一年，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前一年，董必武老人走了。谁也看不出，朱汉雄同志是一个情感如此丰富的人。每一位伟人离去，他都要把自己关起门来流眼泪。他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眼泪，那是属于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情感世界的秘密。那么，毛主席认可过的案件，还有谁可以出来进行复议呢？但是，姨父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脱帽礼”。毛主席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是一种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和同样巨大而复杂的忧思。姨父还三次见到了李先念。头两次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李先念副总理出国访问，往返经过广州。姨父正住院治病，李先念的警卫员打来电话说，先念同志要见你。姨父就跑去看他。一见面，李先念说:“罗儿的，你装什么病？到处找不到你，原来你在医院里‘泡蘑菇’。”姨父说:“我真的有病，前列腺要动手术。”

李先念说:“那你怎么不找我？”当即让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建议他不要开刀。他没有开刀，果然病也好了。有人说，你怎么不向先念同志谈一谈自己的事情？姨父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先念同志有多少烦心的事情，怎能麻烦他？打倒“四人帮”以后，姨父出差到上海，已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到了上海。姨父曾与之商量在梅岭一号安装录音线路的申兴国，当时已担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也随同李先念到了上海。晚上吃螃蟹时，申兴国对李先念讲，朱汉雄也在上海。李先念说，你去打电话，把朱汉雄找来吃螃蟹。这是申诉个人问题的好机会。但他一看见螃蟹，就想起粉碎“四人帮”时，看到上海街头漫画上画着一根绳拴着的四只螃蟹，一下子就忘了别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学政喊叫，老马，这螃蟹壳要用锤子砸的，一只手用钳子夹住，另一只手才能用锤子砸呀！可我是一只手，干急吃不到嘴里，你得帮帮我呀！李先念跟大家哄堂大笑。事后，他还一个劲儿地怪罪螃蟹，吃螃蟹真把我给整苦了，哪里还顾得上螃蟹以外的事情？再说，我的问题自有管我的部门来管，够不着麻烦国家主席。转眼到了1979年，“四人帮”被打倒三年之后，“窃听案”

仍旧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被他护送到武汉以后就下落不明的王任重，跟他一起蹲过监狱、偷采过“野山茶”的金明、李尔重，都已先后出狱，重新出现在高层政治舞台上。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金明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们都来看望共过患难的朱汉雄同志。但是，谁也没有提及他的平反问题。六姨替他着急，问他，你怎么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他说，我这个不大的干部自有管我的不大的部门，用不着老首长特殊关照。 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1) 姨父在注意杨尚昆的消息。杨尚昆是毛主席圈点过的“窃听案”首犯，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踪影，听不到他重新出山的消息。“窃听案”肯定是在上面哪个地方“卡壳”了，急是没有用的。那时，我国思想战线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论战，是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呢？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把“两个凡是”作为标准，那么，“窃听案”和毛主席说过、圈阅过的一批错案都将成为“坚决维护”的冤案，“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过的一切还要“始终不渝”地继续推行。

中国共产党面临抉择。历史终于在这里喘了一口气，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思想路线的时候。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所谓“窃听案”的“首犯”杨尚昆同志恢复了自由，先是到广东肇庆休养，然后到了广州。姨父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在一天晚上跑到珠岛宾馆看他。他们放着沙发不坐，就地坐在地毯上，一人面前放着一个烟灰缸、一包香烟，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杨尚昆说，我知道，你是我这个“窃听案”中的一个副案。全国有四个副案，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各一个。在武汉，就是你朱汉雄了。这是无中生有嘛！正常的工作录音一下子就搞成了“窃听案”，把一批好同志都给拖进去了，根本没有这个事嘛！杨尚昆又说，1969年，林彪下了“一号通令”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被关在一个地委的招待所里，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三层楼，就住我一个人，与世隔绝呀，一住就是好多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不知道。后来通知我，北京来了专机，要接我回去。省委那些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呼啦一下都来了，地委书记那些头头脑脑也都来了，来送我上飞机呀。可飞机来接我以前，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鬼毛也看不到一个。

飞机一来，就热闹起来了。我们党的这个风气很不好。他们从晚上六点多钟一直谈到十二点，姨父看了看表说，哎呀，太晚了，不能谈了。杨尚昆说，不要紧，早着哩。姨父说，你明天早晨可以睡觉，我明天早晨八点钟还要上班，就告辞了。我说，姨父，你为什么还是不讲自己的事情？姨父说，我和杨尚昆同志不在一个档次呀，他是中央领导层里的人。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当了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又回到北京当了国家主席。他关心我，我尊敬他，这就够了。我说，关于“窃听案”，他怎么只讲了几句话？姨父说，那时候，他只是人出来了，他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下来，所以他只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般的事情。让你六姨把《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版）拿来给你看，这本书上有一节是专写“窃听器事件”的。我在这本书中看到:“所谓‘窃听’、‘私录’和‘秘密录音’，是不存在的。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有的是请示中央办公厅领导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有的是按照惯例由机要室进行的，机要室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知道。有的录音还是毛主席指示要录的。

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主席亲自指示我主持录音的。”（226页）“但由于种种原因，录音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几次批评。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被人为地捏造为在毛泽东身边私设窃听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株连许多人的冤案。”（224页）但是，我在书中没有看到，录音工作受到毛泽东几次批评的“种种原因”是什么，是何人以何种借口造成了这个冤案。我只能看到:“1959年11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同志插话说，还有录音呢。主席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我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27页）“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那次，我因正在河南搞调查研究工作，此事根本没参与，但仍被牵连进去，并受了组织处分。”（229页）姨父说，总之，这是下边搞不清楚的事情。

1979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对朱汉雄同志的平反决定》:朱汉雄，男，1921年生，四川省开江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零年入党，原任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南旅游局局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州国际旅行社经理。朱汉雄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在林彪、“四人帮”阴谋策划下，制造的“窃听案”问题受到株连，以“现行反革命嫌疑”等问题遭到逮捕审查。经查，省委认为:朱汉雄同志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搞公安保卫和外事接待等工作，在多次保卫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中任务完成是好的，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工作成绩应予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对朱汉雄同志的逮捕审查纯属打击迫害，是冤案，对所谓参加“窃听案”、“现行反革命嫌疑”以及强加给朱汉雄同志的其他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与此有关的材料应彻底清除销毁，对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应做好善后工作。撤销省革委会专案办公室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以及省委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对朱汉雄同志问题处理的批示》。 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

(2)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印章）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平反决定”的下面，有姨父签署的意见:我同意这个文字结论，其中“历史清楚”我的实际应是“清 白”比较合适，对否请组织上酌情。朱汉雄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次年，即1980年10月，在打倒“四人帮”四年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印发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即《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窃听”冤案，最终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复查报告”列举的受害者十四人名单中，我看到了姨父的名字。姨父说，一串拴了十四个蚂蚱，我是第十一个！ 5.最后的游击战(1) 姨父拿到“平反决定”时已经五十八岁。他听说要打破“干部终身制”，六十岁就要交班，只剩下两年时间了。他在想，在行将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抓紧干点什么呢？他的眼睛盯住了公司的住房问题。远洋船员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没有住房。公司机关在广州，而数以万计的船员却散布在上海、青岛、大连、天津、武汉、重庆等各个港口。这些港口都有公司的派出机构，却跟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在“计划经济”

年代里，各地政府不会把远洋公司的住房问题列入本地计划。姨父到大连、上海、武汉港口的船员家里“串门”，看到不少船长、大副、轮机长，把两根木头杆子靠在别人家的墙上，搭一个小庵子，那就是他们的家。姨父搞了一个解决房子问题的计划，得到了领导班子的同意。到各地政府说好话、要房子、磕头烧香的任务，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他了。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战役。当他情绪亢奋地讲着在武汉、在大连、在上海、在杭州怎样“跑房子”的故事时，我感到，他是在动用一个“老公安”的特殊关系和特殊手段，在行将与权力告别的时候，再留给后人一个可供享用、可在历史上矗立一些时候的惊喜。给大连海员“跑房子”，他找到了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张铁军。张铁军在太行根据地保卫机关当过侦察科长，是个“老公安”，他们在北京见过面。一天早上，他忽然接到公司驻大连工作组组长杨永才的电话，杨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了，张铁军到了大连。但在第二天，大连市委书记就要外出，希望他当天就赶到大连，抢在市委书记出差之前，拉上张铁军跟市委书记搞定住房问题。晚到一天，就很难再找到“三照面”的机会了。这就难了！

姨父说，我是上午九点钟接的电话，十点钟有一班飞机从广州飞沈阳，到达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钟多一点;从沈阳到大连没有飞机，每天只有一班火车，飞机到达沈阳距火车发车只有半小时，从飞机场到火车站还有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