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来抓他的，但把手铐拿出来时，却发现他只有一只手。执法处处长回去对警备处处长说:“妈的，手铐没给他铐上，倒是给他当了一回通信员，还得替他提水桶。”那是一个用来“冲凉”的水桶。广州天气燠热，每个犯人也要有一个水桶“冲凉”。水桶就成了犯人想像自己能够像普通人那样活着的一个精神寄托。当六姨不知道姨父被关在哪里因而无法送来一个水桶的时候，看管人员曾让姨父使用过别人的水桶。他看到水桶上写着“晓菲”两个字，心中便怦然一动，感到是熟人的名字，却想不起晓菲是谁。后来，他偶然看到了跟他关在一个地方的中南局常委、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才认定那是李尔重带来的他妻子宋晓菲的水桶。李尔重的妻子就在这个水桶上无言地伴着李尔重失去自由的岁月。姨父认出，警备司令部关押他的地方原是广东省委副书记尹林平的住房。尹林平已经被造反派的“铁扫帚”扫出家门了。看管人员在关押姨父的屋门上钻了几个洞眼，洞眼上方贴着纸条。

看管人员可以随时把纸条掀起来向室内窥视，监督他的行动，然后把纸条拉下来封住洞眼，使他无法从洞眼里得到光明。姨父知道这是监狱对重犯人采取的监视方法，而且想像得出，他的问题升级了。这是由他生长其中、他十分热爱的人民军队对他实行的专政。即使面对着“同志们的带枪的专政”，姨父的词典里仍然找不到“恐惧”、“迷茫”这样的字眼和“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这样的成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姨父发表如下之“声明”:我这一辈子呀，蒋介石的米一粒没吃过，日本人的水一口没喝过，旧社会的事情一天没干过，从投奔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我怕么事呀？你去我的老家考古都可以，挖开我祖宗三代的祖坟，用考古的办法去考察吧，放大镜、显微镜都用上，你要找得到哪一块骨头上有政治问题，我给你发奖章。这是第一。第二，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只要毛主席健在，我就一万个放心。不管你们给我扣上多大多重多骇人的帽子，最后也会像“抢救”运动那样，给我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怕个鬼呀！但是，姨父的常规性思维已经不能解释他面临的危难了。

专案组对他的审查跟蒋介石的米、日本人的水以及祖宗三代的祖坟都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十二分努力地“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而招致的祸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揭发出来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大搞特务活动”的惊天大案。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成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的“元凶”。姨父朱汉雄同志正是以参与“窃听案”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的。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跟杨尚昆一起，牵连到这个惊天大案里，照旧表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姿态，十分天真地接受了专案组的审讯。你在武汉市公安局的时候，局里有没有录音机？有哇，是瑞典或是瑞士造的，是一部很高级的录音机。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我没得用它的权力。那是侦察部门专用的侦察器材，侦察部门使用这个东西也要报经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批准。我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长是调不动那个东西的。毛主席到武汉去的时候，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用过， 不止一次地用过。你是怎么用的？毛主席的随员要给毛主席播放相声、京剧录音，他们只带来了录音带，要用我们的录音机播放录音。

这也要经过谢滋群的批准，才能从侦察部门把录音机调出来。有个录音员叫小刘的，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是工作关系。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部下，我们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就是了。那么，你好好说说，你是怎样积极配合的？他是录音员，自然是配合录音的事情，比如说，他录音的时候需要连接电线，我就叫电工给他连线，保证录音的需要。我们一切听使唤。他需要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就全力干好什么事情。好了，这下子就跟“窃听案”牵连上了。但他接受审讯时，不仅没有搞清楚自己已经陷入了“窃听案”，甚至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谈话录音的配合工作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而又向办案人员作了重要补充。他说，我们为毛主席修建梅岭一号时，我跟警卫科科长申兴国商量了一下，觉得给毛主席录音时不能老是临时扯电线哪，电线绕来绕去地绊脚，不安全，也不方便。我就出了一个主意，在客厅的地毯底下留下一条录音线路，还有一个可以放置录音麦克的凹槽，盖上一块木板;又考虑到毛主席有时不在客厅里开会，如果人数不多，就在卧室里开会。毛主席的卧室很大，至少有三十多平方米，人数不多的会议是坐得下的。

我们两个一商量，除了会客室、客厅这些地方以外，在毛主席卧室的地毯下边也设置了一条录音线路，连接到梅岭一号电闸服务员的地方，以便在这个地方录音。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2)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补充，专案组立即活跃起来。你向省委、市委领导汇报过吗？没有。只是在地毯底下多安一个线路，我拍板，就可以定下来了。后来，你是怎样使用这个录音线路的？后来，听说不用录音了，我就没有再过问此事。总之，录不录音、用不用得着这个线路，要由毛主席带来的机要人员决定。多年以后，姨父才弄清楚自己是多么积极主动、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自己参加“窃听案”的确凿证据。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的“窃听案”，因为录音员是毛主席从中央带来的，不是其他任何人塞进来的;录音又是毫无遮拦地在毛主席面前进行的。这需要多么超常的政治想像力才会把它变成一个“窃听案”啊！姨父缺乏这样的想像力。在翻来覆去的审讯中，先后给他换了六个关押的地方，一个比一个戒备森严，他却照旧地“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关押地是广湛公路旁边的上元岗靶场。偌大的靶场，空空洞洞的营房，却只关了他一个人，且有两个哨兵一前一后地看着他。

门前一杆枪， 是哨兵的手枪;后窗上一杆枪，是哨兵的半自动步枪。周围的狼狗“嗷嗷”乱叫。蚊帐上还吊着一个二百支光的大灯泡，天一黑就对他开始了粤式“烧烤”。上元岗靶场也是枪毙人的刑场。上厕所要走十几米的路，押送他的哨兵就把他当成了练习枪毙人的活靶子，一边走，一边瞄着他的后脑勺打空枪，接连不断地拉一下枪栓，再“啪”地扣一下扳机。姨父说，他的头皮竟然没有紧一下，脖子也没有缩一下，眼珠也没有勾回去瞥一下。他只是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哪个当官的带出来的兵啊，这是哪一家的《步兵操典》哪？把枪口戳到头皮上放枪肯定无疑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可这样的神枪手算个什么玩意儿呢？你把枪啊、刀啊，长的、短的，真枪实弹全都拿出来，这一套对我朱汉雄不起作用。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前，他曾带着中南局机关民兵来这个打靶场打靶。民兵打天上的气球，枪枪落空。他说，我来试试看，就把枪体支在残臂上，一枪就把气球打爆了。瞧瞧，那才叫本领！ 八 粤北监狱 1.大墙里的“呱嗒板儿” 当姨父十分充分地向专案组提供了自己参与录音工作的证据之后，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班的士兵把他押上卡车，送进了广州到从化路旁的一座军营。

在这里，他看见了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李一清、王德，常委李尔重，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等一大批久违的高级官员，他们都服服帖帖地成了军营里的囚徒。姨父与中南局和广东省高级官员一起，又被押送到一个军用火车站，上车北行，经韶关，到乐昌，又被押上一辆卡车东去，进入一座荒无人烟的大山，山坡上有一座监狱。这里没有地名，因地处广东北部，山那边就是湖南郴州地界，所以叫它“粤北监狱”。原来关在这里的重要案犯都已转移出去，以常务书记金明为首的一批中南局常委和他们主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办公厅副主任朱汉雄同志，如同一群驯顺的羔羊被赶进了这座监狱。姨父说，可苦了李尔重了！汽车刚刚离开乐昌，他就要求汽车停一下，他要下去拉肚子。押送人员不答应，他只好咬牙忍着。但他实在忍不住了，再次要求停一下，再次挨了熊。李尔重再次咬紧了牙关。可以想像一下，我们的李尔重同志是以多么惊人的革命意志控制着腹中一阵高过一阵的纯属生理学上的冲动啊！一走进监狱的高墙，他就像终于得救了一样，箭也似的奔向了厕所。姨父是抱着“宾至如归”的心情在粤北监狱里安顿下来的。根据他的观察，这里无疑是一个关押重大案犯的监狱。

四面高墙和高墙上的电网铁桶般地包围着一个四方院子，东南、西北两个对角上还有两个碉堡。碉堡的门开在监狱外面，向着监狱的一面是黑洞洞的射击孔。隔不了几天，专案组都要让他汇报一次思想。第一次，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姨父说，我心里凉了半截。怎么凉了半截？高墙深居，铁门锒铛呀！第二次，他又说，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怎么又“荣幸”起来了？我跟中南局的书记、常委一般高喽！怎么叫“一般高”？他们都是中南局住一栋小楼的人，我这个官是最小的， 一开会，我是替他们管吃管住管汽车管保卫的人。现在他们住一间，我也住一间，都是倒锁门，一样的电网、炮楼侍候，这不是一般高了吗？又一次，他说，很好，我在欣赏“呱嗒板儿”呀！什么“呱嗒板儿”？屋顶上的瓦片是摆上去的，没有抹石灰，风一刮，瓦片会动。风从屋顶上吹下来，瓦片就从上到下，有次序、有节奏、有轻有重地“啪啪哒哒”响起来，像呱嗒板儿打莲花落一样，好听得很哩！接下来，就要“天女散花”了。什么是“天女散花”？“天女”从瓦缝里钻进来，就满屋子飘起雪花了。姨父为我加注解说，广东只有粤北下雪，没火烤，冷死人喽！

我好不容易捡到了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它有个杰出的橡皮塞子，到晚上，把开水灌到瓶子里滴水不漏，放在被窝里暖脚，好幸福啊！姨父又说，也有“幸福”不起来的时候。比如我要上厕所，连喊三个“报告”，他不搭理你。你肚子里“内急”呀，你不能蹦，也不能跳，硬憋着。房间里只有一个暖水瓶、一个痰盂，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尿到痰盂里。最糟糕的是，有时还要把大便拉到痰盂里。到粤北监狱以前，对姨父的审查已经基本结束。到粤北监狱以后，只是要他把多次写过的“坦白交代”再顺一顺、理一理，集其大成，从头到尾地抄一遍。姨父虽然借此机会练习了硬笔书法，且已达到了笔舞龙蛇、力透纸背的程度，可是也有皱起眉头的时候。专案组的人神经紧张，以为这是他有可能“自绝于人民”的征兆。姨父就向他们吹牛说，自寻短见这一套，我是很在行的，你们绝对地看不住。办案人员急问，你打算怎么个自寻短见？姨父说，莫着急嘛，以后你到我家里做客，我请你喝着酒、吃着饺子，再表演给你看。姨父又为我加注解说，我才不自杀哩，我怕个“么罗儿”呀？我没偷没抢，我对领袖、对同志、对世人、对家人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么样的“窃听器”

呀，那是个十分正当、十分好用的录音装置，是中央工作人员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面前使用的高科技产品。因此，他有权力想像，总有那么一天，会像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那样，马队从延河滩上奔驰而来，毛主席出现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向包括朱汉雄同志在内的一切受了委屈的好同志脱帽赔礼说，对不起，搞错了。在铁窗里，他从没怀疑过这一天的到来。 2.铁窗内外好风光(1) 姨父最喜欢到监外的大山上劳动，虽然尾随着监狱管理人员，不可以互相讲话，但他可以活动一下腿脚，等于到山上“放风”。种地、铲草，他一只手干不了，但可以浇地、积肥。他东看看、西瞄瞄，看不完山上的风景，还可以听到山上老乡的精彩对话。比如老乡甲说，《羊城暗哨》里那个女特务原来也是押在这里的呀！老乡乙说，是啊，她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老乡甲说，她比这批犯人年轻，有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老乡乙说，听说，就是这批高级犯人把她抓起来，押到这里的。现在，他们怎么也叫押到这里来了？老乡甲说，乱套了，说不清楚了,等等。姨父又到了幽默不起来的时候，他正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同志感到难过。他说，区梦觉是我们党的老资格妇女干部呀，是“七大”的中央委员。

她年纪大,个子小，又是高度近视，到山上劳动时，哪是该拔的草，哪是不该拔的苗，她都看不清。但她做每一件事情都十分讲究政策观念，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只好把腰深深地弯下去，几乎把鼻子伸到地上。嘿，她是很注意区分两类矛盾的！高级犯人之一的中南局金明书记正从事着对于自然界的发现。在野山上的荒草丛中，他看到了这里一棵、那里一簇的野茶树露出了嫩尖、长出了嫩叶。他眼睛一亮，就重新肩负起“书记挂帅”的重任，当监狱管理人员在远处站着的时候，他就偷偷摸摸地凑过来说，同志们呀，把这嫩叶、嫩尖采回去，把它晒干，我们就有好茶喝了。高级犯人们都打过游击，便采取“短促出击”战术，暗地里溜过去，眼疾手快地掐下几片嫩叶，神不知鬼不觉地塞到口袋里。姨父回到了班房，就用写“罪行材料”的稿纸垫着采来的茶叶，放在窗台上晒够了太阳，开水一冲，就把鼻子凑上去，哎呀，好醇好香的野山茶呀！西湖龙井、碧螺春统统地靠边站吧，谁也比不上这么好的野山茶！姨父决计扩大他的劳动成果，看中了铁窗之下的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空地，得到看管人员批准后，就以决不亚于开垦南泥湾的热情，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索取。

他一只手不能用铁锨，只能用一个小铲子挖地，挖不动的时候，中南局常委王德就来给他帮工，在他的“南泥湾”种上了两棵辣椒、两棵西红柿、两棵烟叶。都是两棵，好事成双。没有肥料，就在去监外劳动时捡回来一些干牛粪。山上农民说，牛粪干了以后是没有肥效的呀。姨父又把带牛尿的牛粪拿回来当了宝贝。姨父说，哎呀，我的庄稼长得那个好哇，辣椒是青的，西红柿是红的，烟叶绿绿、厚厚的，叶子是宝塔形的。到了享受劳动果实的时候，糟了，辣椒是辣死人的辣，烟叶是苦死人的苦，西红柿是酸死人的酸哪！姨父种出了一个猜不透的寓言:付出高昂的热情，收获苦、辣、酸的人生滋味。如同他搞不明白政治领域的动机与后果的关系一样，说不清这是植物栽培学上的理论失误，还是土壤、肥料、气候的问题。在怎样对付蚊子的问题上，姨父却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战果。姨父说，广东的蚊子最厉害呀，关我的地方虽然有蚊帐，蚊帐上却出现了好几个窟窿，蚊子可以自由出入，咬得我毫无办法。怎么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呢？我想到了膏药。我腰疼、腿疼，都要用止疼膏药，就是那种七八公分长、三四公分宽、上边有一层玻璃纸的麝香虎骨追风膏，纸一撕，哪里疼就贴到哪里。嗳！

我发现这玩意儿大有用处，用完了的膏药不能丢，再把它贴在蚊帐窟窿上，里边一张、外边一张，脸对脸地粘在一起，不用针，不用线，就把大大小小的窟窿一个个地补起来了，OK！绝对的铜墙铁壁。这一个“OK”是姨父当时叫不出口、后来才融入四川口音的外来语。专案组的人目睹了他给蚊帐贴膏药的绝活，偷偷地掩嘴而笑。他在心里说，你笑个啥子嘛，你只知道看管老子，却不替老子管好蚊子，我不给蚊帐贴膏药怎么办哪！姨父很欣赏自己的发明。那横着贴、竖着贴、歪着贴、斜着贴的膏药，呈几何图形点缀在轻纱帐上，表现出抽象派艺术的某些特质，散发出无可置疑的麝香之芬芳。两年过去了，姨父仍在等待毛主席出现在延安大礼堂的历史镜头的重现。但他需要耐心，需要找到一件事情来帮他消磨越来越变得凝滞、沉重的光阴，于是他盯上了一件破烂的银灰色中山装。那是他在武汉做交际工作时穿的衣服，他从武汉穿到广州，又穿到粤北监狱，十多年了，越穿越旧，越穿越薄、越穿越凉快、越穿越对其感情深厚了。领子全烂了，袖筒也糟了，后背上开了花，只有正面还好。他舍不得丢掉这件衣服，因为衣服伴随着他十多年的历史。姨父决定用他仅有的一只手补缀残破的历史。

他找到另一件破衣服，取其可用的地方，比着领子裁领子，比着袖子裁袖子，东拼西凑地对上去，大小形状一模一样，绝对的高标准。我问，一只手怎样穿针引线？姨父说，要么把针插在左边的袖子上，让它竖在袖子上;要么把膝盖拱起，把针插在裤腿的膝盖上，让它竖在膝盖上，一只手就可以把线穿过针眼。我用过的每根线都在针眼里畅通无阻。我又问，衣服软摊在那里，一只手怎样运针走线？姨父说，我用两条腿的膝盖把衣服绷起来就是了，两个膝盖当“绷子”，就是绣花也是可以的。我还补过裤子，用膝盖把裤子绷起来，补了两个屁股蛋子。 2.铁窗内外好风光(2) 一个亲眼看到姨父坐在铁窗下缝补衣服的人，说他看到了自信，好像姨父正在向世人证明，针线活本来就是一只手的工作，人类膝盖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做“绷子”。专案组组长说，谁也不会想到这是男人做的针线活，更不会想到做活的只有一只手，针脚比女人做的还细还匀。后来，姨父的单人囚室里增添了一位老人。囚室里不准讲话，姨父只能看到他写得一手好字，又写得快，只听见“嚓啦嚓啦”地响，要不了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页稿纸，只一天就把一本稿纸给“嚓啦”光了，就这样一本一本地“嚓啦”下去，好像有交代不完的问题。

老人的卓越表现令姨父羡慕不已，嘿，这个老伙计真行，哪有那么多的事写呀，比我强多了，说不定是个屡经考验的老“运动员”。时间长了，哨兵一转脸，姨父跟他偷偷说话，才知道他姓吴，福建安溪县人，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部当过军法处处长，保护了好多共产党员，可他一辈子也说不清楚他在军法处是否错杀过人，因此，就有了“嚓啦”不完的材料。姨父看到他的衣服烂得不能再穿了，就把他的两套破衣服剪剪凑凑，合并成一套焕然一新的中山装。吴老先生感激莫名，两个人遂结“铁窗之交”。吴老对姨父的回报方式是讲故事，当然是在哨兵转来转去的空隙中开讲的。吴老端起一茶缸“野山茶”说，你知道吗？福建最有名的茶叫“大红袍”，它为什么叫“大红袍”哩？我给你讲啊，这种茶树长得很高，人爬不上去，采不下来，就想办法叫猴子上树采茶。猴子不情愿给你采呀，人就培养猴子吸大烟，猴子有了大烟瘾，到了采茶季节，先不给猴子大烟抽，等猴子打哈欠、流鼻涕、发了烟瘾，才叫它抽大烟。等它大烟瘾过足了，再给它穿上耀眼的大红袍，一敲锣打鼓，猴子就兴奋起来了，劲儿也上来了，就呼噜呼噜爬到树顶上采起茶叶来了。这样采的茶叶就叫“大红袍”。

请问，你喝过“大红袍”吗？我不知道姨父是否喝过“大红袍”，我总是想起猴子变成人数百万年以后，中共中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他的同志们偷采野山茶的样子，便从一个纯属知识性、娱乐性的故事中听到了苍凉。吴老先生大概是一位美食家，他还给姨父讲了很多与吃有关的故事。他说他的老伴是北京人，做得一手好菜，并一一说明各种菜肴的烹调方法和风味特点，并热情相邀说，你有空一定到我家做客，我叫我老婆给你烧菜，哎呀，她烧的红烧肉真是好吃极了。直说得两个人垂涎欲滴，然后就到了监狱里开饭的时候。姨父后来得知，吴老是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就住在他对面一座两层小楼里。吴老出狱后，不知道喝没喝上“大红袍”，他出狱不久，就因年迈体衰，猝然离开了人世。姨父还在等待着延河滩上奔驰而来的马群。 3.噙着泪水的眼睛(1) 延河滩上的马群没有出现。姨父却在1971年9月23日获释出狱了。专案组没有对他宣布审查结论，没有发给他“获释证明”，没有给他任何“说法”，只有穿军装的专案组组长带着一个穿便衣的人，把他送到了位于连山县上草村的中南局“五七干校”。从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到获释出狱，加上“牛棚”里的“群众专政”

，姨父度过了三年半失去自由的岁月，终于恢复了不明不白的自由。姨父到“五七干校”时，干校正在“批陈整风”，他却一脸迷惑地打听，“批陈”是批哪个“陈”呀？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保卫科长大为惊讶，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你不看报纸？姨父说，监狱里没有报纸看。保卫科长说，你不听广播？姨父说，监狱里没有广播听。保卫科长说，“批陈”批的是陈伯达呀！姨父大为吃惊。接着，姨父又十二分惊骇地听到有人在议论，就在他出狱前十天，已经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林彪副统帅叛国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了。看来，监狱外面的生活仍然是波谲云诡，“文化大革命”越“革”越复杂，越“革”越叫人惊心动魄了。出狱后二十天，是姨父五十岁生日。他在自己的“知天命”之年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