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哪儿弄来的？”“战场上缴的呀！”“脱下来！”他把自己的布鞋脱给通信员，换上了皮鞋。土包子开洋荤，走起路神气十足。农村那个泥巴路，再下点雨，滑呀，皮鞋磨脚，一行军，他的脚上就打泡，他把皮鞋脱下来，大骂:“狗日的皮鞋。”又把皮鞋扔到了稻田里。就是这个老兄啊，我刚到警卫团，他就以惊人的坦率对我讲，哎呀，政委呀，你枪毙赵桂良好吓人哪！

你不知道，你们抓了赵桂良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地方，我也是违犯了纪律的呀！姨父说，妈的，你这是向我表功啊？他说，真的，我只是没有被你们抓住，好险哪！姨父说，下次抓着你，照样宰了你！他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姨父担任警卫团政委不久，又发生了一起违犯纪律的事件。侦察排副排长走在前边搞侦察，一个老百姓见了他就跑。他就追着喊叫，老乡，不要跑，我们是八路军，是解放军。他越喊，人家跑得越快，东西撂了一路。副排长偷偷捡回了几件衣物，藏起来了。有人检举了他，就把他五花大绑着，拉到全团军人大会上去了。因为刚刚枪毙了赵桂良，全团官兵一片肃静，都大气不出地站在雪地上。大家看到新上任的政委黑丧着脸、瞪圆了眼睛，以为肯定要枪毙这个副排长。没想到，团长夏云超却只是把他臭骂了一顿，撤销了他的职务，罚他做劳役，到团部当了炊事员。我问，为什么没有像枪毙赵桂良一样枪毙他？姨父说，我跟夏云超商量了，枪毙人的权力在司令部，我们警卫团没有枪毙人的权力。姨父又骨碌一下眼珠说，所以，我们就这样处理了，我们有这个权力，不必向司令部报告。此人后来表现很好，又先后当了班长、排长、副连长。不过，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见了我就像老鼠见猫。

姨父特意告诉我，不要以为邓小平政委只有威严、刚毅的一面，平时，他对下级是很宽厚、很幽默的。解放战争期间，野战军总部进驻邯郸时，通信队一群娃娃兵强占一所房子，却不知道邓小平政委已经在这所房子里住下了。警卫员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拿着机关枪，爬到房顶上争吵，非要住进去不可。邓政委指着头顶问，上面闹闹嚷嚷，是怎么回事？警卫员说，通信队要占这个房子，爬到房顶上了。邓小平没有发火，只是说，我都住下来了，他们还跟我争什么？你找军政处长杨国玉，叫他做娃娃们的工作。警卫员找到杨国玉，让他去做说服工作。杨国玉是从四方面军过来的老资格，正忙着别的事情，头也不抬地说，那是一群娃娃嘛，大人不管小孩儿的事情！警卫员如实向邓小平作了报告。邓小平还是不着急，又让警卫员叫来杨国玉，也不向他发脾气，只是说，啊，杨国玉，你原来是杨大人！你说说看，大人怎么不管小孩儿的事情？通信队的娃娃在房顶上听见了邓政委的声音，都从房顶上跳下来逃之夭夭。杨国玉却惶惶然乃至于欣欣然地接受了邓政委送给他的外号，此后，大家都叫他杨大人，他声叫声应，露出怡然自得的样子。到了大别山，大家还是喊他杨大人。

建国后，他担任了北海舰队副司令，一次到了广州，姨父一见他，张口就叫杨大人，两个人哈哈大笑。 6.讲不完的夏云超(1) 1949年6月，刘邓警卫团团长夏云超（右）与政委朱汉雄（左）摄于南京蒋介石官邸。姨父多次提起他的老搭档——刘邓警卫团团长夏云超，一说起夏云超就没完没了。他说，夏云超从小当红军，一打起仗来，眼睛都要鼓起来，杀气腾腾，样子很凶，看他一眼，也会骇死人。我牵着骡子去警卫团报到的时候，夏云超正叉着腰，看队伍集合，理都没理我。我是来当政委的呀，他连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有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队伍开拔了。我牵上骡子，就跟着警卫团走了。他不是对我当这个政委有意见，他从小当红军，打仗打出来这么个做派。我急行军跑过三个“一百八”——从黄昏到天亮，行军一百八十里。其中的一个“一百八”，就是跟夏云超一起跑出来的。那是在1948年2月，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邓小平走出大别山，跟刘伯承会合，准备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地方是河南商城，从头一天下午太阳没落开始走，走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过淮河，到达豫皖苏根据地的息县。两头见太阳，中间走一夜，走了一个“一百八十里”，走出了敌占区。

姨父想起了什么事情，笑起来说，就是在这次行军路上，夏云超被邓小平政委熊了一顿。他带着警卫团主力走在司令部前头，我带着一个连走在司令部后头，再后头走的是大部队。到了从商城至潢川的公路线上，李达向夏云超下令，根据敌情，可以选择三条路，你们要侦察一下，看哪条路好走。夏云超让警卫团在路上停下来，司令部首长和后边的大部队都跟着停了下来。他带着侦察排到公路上两头一卡，向当中一收，把来往于商城、潢川之间的国民党军官、坐在滑竿上的军官太太抓了一大堆，经过审问，弄清前边没有敌情。他骑马返回时，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正坐在稻田埂子上急等。他下了马，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军礼，“报告，前边没有敌情，三条路都可以走。”邓小平政委早就等急了，说:“你这个夏云超，你是把时间留给自己，还是留给敌人？”夏云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邓小平又说:“既然没有敌情，你为什么不叫前边的部队赶紧走？”夏云超站得直直地挨熊。李达有鼻窦炎，一着急，鼻子就发出“吭吭”的声音，说:“你还在愣啥子，还不抓紧走？”夏云超急忙上马，猛甩一鞭，跑到前边就急急喊叫:“司号员，快吹前进号！”

姨父又忍不住笑起来说，1990年，夏云超去蛇口看儿子，一到蛇口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和你六姨去蛇口跟他见面。我有事离不开，他一天打了五个长途电话催人，张口就骂，他妈的朱汉雄，你是怎么搞的，老子在蛇口等你，你看着办！我和你六姨不敢怠慢，急忙丢下手上的事情，跑到沙头角跟他见面。哪壶水不开我提哪壶，问他，老伙计，从商城到潢川的公路边边上，“三号”首长训你，你还记不记得？他故意绷着脸装糊涂，说哪有这个事？我说，我亲眼看见你挨熊，你像根木棍儿直直地竖在公路边边上犯傻，你咋会不记得？他就闭上眼，不说话。惹得他儿子、儿媳妇忍不住笑。那次见面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他们去沙头角看了“中英一条街”，中午在沙头角的饭馆吃饭，一碗面条没吃完，夏云超心疼不已，连面条汤也要打包带回去。儿子、儿媳轮番说面条汤不好带，不必这样艰苦奋斗了。谁说他，他跟谁急。姨父忍不住说，他妈的，哪有跑到沙头角来打面条汤的？汤怎么带得走，洒得满汽车都是！好说歹说，他才舍了汤，把面条捞出来，打包带走了。姨父又忍不住笑着说，他这位老伙计是战争年代饿怕了。

解放初期，他在南京担任江防司令，硬把中央常委陈云同志调运上海救急的十几船粮食扣下了，捅了娄子他还不认账，振振有词说，战争时期就是这样搞的嘛，见了粮食就要扣下来，不能叫战士饿肚子。上级撤了他的职，又叫他回到警卫团当了团长，他还不服气。后来才调到装甲兵部队，任副参谋长。六姨插话说，那年他来到广州，临回北京时，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冷不丁儿跑到家里来了。中午，我刚刚下班，还没有做饭。他进来就说，孟敏，我要吃红豆汤，你赶快给我煮;我还要吃北京酱菜，你想办法给我买。我给他煮上红豆汤，又搭车坐了四个站，把北京酱菜买回来了。他吃了，就露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好像完成了任务，一擦嘴说，孟敏，我走了，如果《战士报》上没有夏云超坐飞机失事的消息，那就是我还活着，我就不给你们写信了。我说，你怎么乱说呀？他说，哎，这些事儿随时都是可以发生的。说罢，又风风火火地走了。姨父大笑说，他就是这个做派！我提醒姨父，他今天本来要谈的话题好像是走出大别山。姨父对我的提醒不予理会，又夸奖他这位老战友多么多么的粗中有细，爱读书，酷爱艺术。在大别山行军时多么艰苦啊，可这个老伙计的马袋里边还装着《红楼梦》、《三国演义》。

一住下来，就要翻上几页，为林黛玉发不完的愁，替诸葛亮担不完的忧。打到南京以后，他弄了一个留声机还不算完，打到重庆，又弄了一个。路过武汉时，非要送给我一个。我说我不要你这些鬼玩意儿。他就骂我，他妈的，朱汉雄，这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老子送你，你敢说不要！他硬是留下了，还有百代公司的唱片，有梅兰芳的、尚小云的，四大名旦的都有。六姨插话说，你姥爷来这里，还听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你姥爷还夸你姨父重视文化呢，可真是谬赞了！ 6.讲不完的夏云超(2) 姨父说，夏云超现在实行了“四不”，一不写回忆录，二不接见记者，三不参加会议，四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以保持心境的安宁。他整天读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八十八岁了，身体仍然很好，只是听说他耳朵聋了。我对他儿子说，他给我通电话很好哇，我没有发现他聋。他儿子说，你们是老战友呀，他知道你们通话都要说些啥，他听不清，却假装听到了，“哦、哦”地应对自如。但他真的聋了。他儿子给他买了个蛮大的电视机，配上两个大音箱，放大音量，他才听得到。他又喜欢看打枪打炮的战争片，看电视时，一放大音量，房间里雷声滚滚，如万炮轰鸣。他神态庄严，独自稳坐其中，美美地感受战争。

7.李达将军的命令 姨父说，他们经过艰苦的急行军，从大别山里走出来时，有的战士没了帽子，头上就裹着一个头巾;有的战士衣服上的扣子只剩下两三颗，是半敞着怀的;都顾不上洗脸，一张张脸都是黑不溜秋的，一出汗，脸和脖子上爬着一条条“蚯蚓”。警卫团四连在司令部站岗放哨。李达参谋长来了，看了看四连的军容，就喊叫四连连长:“戚德林，你带着队伍，围着水塘转圈儿！”戚德林莫名其妙地发了口令，四连战士就围着水塘齐步走，转起圈子来。李达又亲自发令:“立定，面向水塘蹲下！”大家都面向水塘蹲下来，立刻从水中看到了各自的尊容。李达又下令:“都给我洗脸、洗脖子。”全连战士哈哈大笑地洗起来。姨父说，只有这位参谋长才会下这样的命令。姨父还说这位“五号”首长具有准确、敏锐的判断能力，是刘邓身边的好参谋长。刘邓在大别山分兵时，在一个名叫砖桥的地方，比较好走的路都让给了战斗部队，上万人的队伍、成百的牲口驮着机枪、大炮，把道路占严了。指挥机关也要抓紧转移，却是无路可走了。李达对地形学很有研究，察看了山势，就下命令说，从山上走。侦察员报告说，山上没有路，不能走。李达说，怎么不能走？走！

他请一位老人当向导，老人沿着他年轻时放牛、放羊的小路，果然走过去了。姨父又一下子说到了1955年。他说解放军授衔时，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当过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还当过国防体委主任。他的职务很高，下级见了他照样敢说敢讲。为了开展军事体育，他组织生产了第一批国产猎枪。他陪同外宾到武汉，姨父去看他，他问:“我们中国的猎枪怎么样？”姨父知道老首长想听老部下夸奖国产猎枪，却据实相告说:“这个猎枪真不怎么样。”李达大为扫兴，说:“怎么不怎么样？”姨父说:“不如英国的松帽牌双管猎枪，人家的钢材好，轻。我们的猎枪太沉了。”老首长好像被泼了一瓢冷水，不服气地说:“沉也是咱中国自己造的！没有沉的，哪有轻的？”我提醒姨父，刚才说了走出大别山，下边该走到哪里了？姨父说，又到了河南的方城、叶县。那天拂晓，警卫团正在出操，突然从拐河方向传来隐约的炮声。李达打来电话说，那里原来没有敌人，现在怎么有了炮声？要警卫团马上派侦察排摸清敌情，中午十二点以前回来报告。天哪！姨父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拐河六十里，五六个钟头要往返一百二十里，还要摸清敌情，这个任务怎么完得成！侦察排正在操场里跑步。

姨父相信侦察兵有用不完的鬼点子，几乎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情，马上向侦察排长下达命令，让他带上一个班马上出发，十二点以前回来报告敌情。侦察排长就带着侦察兵跑步上路了。他们一气跑到公路边，看到从叶县、方城方向有骡子、毛驴络绎不绝地走过来，驮子上夹着装煤的筐子。他们二话不讲，就把缰绳夺过来，把筐子卸下来，来不及作解释，骑上牲口就跑。老乡在后面喊叫着要牲口，跟头尥蹶儿也撵不上。牲口跑不动了，就把牲口一撂，换上另一头牲口接着跑。就这样跑一截路、换一个牲口，一口气跑出去几十里，把情况搞清楚了。拐河方向确实出现了敌人，但没有向我军进击的任何迹象。他们又按照老办法，抓牲口、换牲口，赶在十二点以前向李达报告了侦察情况。侦察排完成了任务，才给赶牲口的老乡作解释，给了“赶脚”钱。老乡说，哎呀，你们早说，我也不撵你、不骂你了嘛！你们啥也不说，就把筐子掀了，把牲口抢了，打着就跑，我们能不急嘛！我们说，没时间给你说呀！老乡说，这叫军情急如火，妥了，俺不生气了。侦察员为这次侦察付出的意外代价是，一个个屁股都磨烂了，血把裤子都沾在腿上了。

姨父说，驮煤的驮子都是木头做的呀，颠了六七十里路，就是铁屁股也会有所磨损、有所变形的。完成了李达下达的命令以后，他又给侦察员下令，马上到卫生队上药、休息，免去三天的出操任务，务必修理好每一个屁股。 8.押送康泽兼记孙殿英(1) 姨父感受到征服者的权威，是敌高级将领成为战俘而失去威风，惶恐地站在他的面前，接受他居高临下的审视、听候发落的时候。第一次是在1947年5月，豫北战役打下了汤阴，抓获了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殿英。姨父作为七纵的特派员，把他押送到了河北省冶陶镇附近的一个看守所。姨父说，孙司令站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摇摇晃晃的稻草人。这位老爷是个“大烟鬼”，瘦得皮包骨，黄蜡蜡的面皮，一脸的天花后遗症。把他交给姨父的时候，他的烟瘾上来了，又是打哈欠，又是流鼻涕，走起来东倒西歪，大盖帽和军大衣都在他身上晃晃荡荡。押送孙殿英的汽车是刚刚缴获的美国“大四轮”，汽车有四个轮子，一个轮子有一米一二高。把孙司令押上汽车时，姨父带上了孙司令两件护身的宝贝:一件是一块布上画的“太极图”

，有五十五厘米长、四十四厘米宽，上下有两根棍子撑着，平时是挂在墙上的;另一件是一把古代的双刃剑，长约四十五厘米、宽二指，剑上布满锈斑，据说是他用炸药炸开慈禧太后陵墓盗得的宝贝。这两样护身符都没有保护他不做解放军的俘虏。在押送他的“大四轮”上，他忽然“呀呀”地惊叫起来。姨父从驾驶室里伸出脑袋，喝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大四轮”碰上了鹅卵石，把孙司令抛起来、又跌下去。一个坐在汽油桶上看守他的士兵也被颠下来，正好砸在他身上，他就苦不堪言地大叫起来。开车的是一个俘虏兵。他在石头疙瘩路上表现他效力于解放大军的真诚，车开得卖力而且无比的勇猛。姨父就叼起一根烟卷儿，用残臂压着火柴，划火点着了烟卷儿，塞到了只顾开车腾不出手来的俘虏兵的嘴上。俘虏兵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一路小心地开到了目的地。他说那是他当兵以后长官递给他的第一根烟卷儿，而且是“喂”到他嘴上的。孙殿英却享受不到这样的优待。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已经软瘫在汽车上了，押送他的战士把他抬下车来，往地下一放，他一动不动。姨父说，这么大一个俘虏，他没有要一张收到条，便就地交差了。另一个高级俘虏是康泽。

1948年7月，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主力发起襄樊战役，歼敌二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这是解放军抓获的第一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六纵派了一个连，把康泽押送到宝丰刘邓司令部警卫团驻地，交给了姨父。警卫团在村庄里找到一个密闭的小院子，把康泽关押在院子后面的房子里。康泽与孙殿英大不相同。他白白胖胖、文质彬彬，穿一件美式短袖军衣。有点煞风景的是，光秃秃的脑壳上没有戴帽子，只缠了一条纱布。他见到姨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指着自己的脑袋，忧心忡忡地问:“我头上不要紧吧，是不是找一个医生给我看一下？”姨父叫卫生员给他看伤，只是蹭破了一点表皮，是轻微的“破皮伤”，给他敷了药，重新包扎起来。他又不放心地问:“我这个伤口不要紧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姨父没想到一个特务头子会这样娇气，没好气地说:“不要紧的，用一点点红汞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野战军正在召开高干会。刘伯承、陈毅、李达和纵队司令员陈赓、杨勇、陈载道、王近山等高级将领，在会议之余结伴前来看康泽。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还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官，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康泽:“你认不认得我？”康泽胆怯地摇摇头。

陈赓说:“我是陈赓，当年我当过你的教官。”康泽“啊”了一声，点头哈腰之后，又急忙立正。姨父记得，陈毅穿皮夹克，戴鸭舌帽，看了康泽，又来到院子里，用四川乡音叮嘱他说:“你负责押送康泽，第一，不准他逃跑;第二，不准他自杀;第三，不准特务把他暗害;第四，不准飞机把他炸死炸伤;第五，不准汽车出事。”姨父带上一个随身警卫员，又让一个副连长带上一个加强排，找到汽车大队长，选了两部汽车，向石家庄押送康泽。汽车队经常到邯郸拉东西。为了迷惑敌人，姨父要求另外七部车一起行动，以扰乱敌人视线。押送康泽用的是缴获国民党的道奇车。姨父坐在驾驶室里。康泽被警卫战士包围着坐在车上。一路上，这辆车有时走前边,有时走后边，不时变换位置。第一站到了洛阳。兵站的同志说:“司令部命令你们，不可在洛阳市区逗留，要你们马上离开。”他们当即把汽车开到黄河边上的一个留守处。事后得知，要他们火速离开洛阳，是提防敌特暗害。第二站到了长治。姨父说，康泽这个老爷嘴馋了，问我们的战士，能不能买一只鸡吃。战士向我请示，我说可以。战士想不通，这是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呀，怎么还让他吃鸡？磨蹭着不肯去买。

我就吼了一嗓子说，你只要看好他，不要他调皮捣蛋，不要管他吃不吃鸡。战士这才去买了一只鸡。康泽吃了鸡，有了要说点什么的兴致，又表白自己说，我本来是个穿长衫的呀，在蒋介石那里坐的是冷板凳，早就没有实权了等等。姨父冷冷地不搭腔，他便自觉没趣地不再讲话。过了第三站——邯郸，汽车被敌人的飞机盯上了，在天上跟着汽车打转转。康泽一看见飞机就胆战心惊，认为飞机是蒋介石派来诛杀他的。姨父趁机让康泽领教了游击战术，一听到飞机哼哼着飞过来，就指挥汽车钻到树林里隐蔽下来;飞机在天上转圈子，找不到目标，就只好飞走了，汽车再钻出树林子猛跑。就这样跑跑停停，一直跑到了石家庄。 8.押送康泽兼记孙殿英(2) 到了石家庄，又押着康泽上了一列轻便小火车，这是特意为康泽准备的小“专列”，在夜幕笼罩下到了野战军后方社会部看守所，把康泽交给了看守所所长李广祥。李广祥随手找了一张纸，“刷刷刷”写了几个字，就算是收到条，遂把康泽带走了。姨父抱怨说，送去好大一个俘虏呀，他只给了我一张纸！姨父回来时，还喜滋滋地给两个战友——警卫团团长夏云超、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带回来两个新媳妇。两个新媳妇都是根据地的小学教师。

刚刚结婚，新郎官就跟随野战军转移外线作战，新婚别离，红烛落泪。姨父押送康泽出发前，经上级批准，让他捎带着把两个新媳妇带到宝丰驻地来。姨父返回时途经邯郸，就把两个新媳妇接上了汽车。队伍里陡然出现了两个年轻女子，跟士兵们扎堆坐在汽车上，就成了一道咋看咋不顺眼的风景。士兵们的心态也发生了隐秘、微妙的波动。大多数士兵都没来得及娶媳妇，一旦看见别人的媳妇就暗生嫉羡之心，却又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说起了怪话:他妈的，哪儿来的官太太呀？当官的好幸福哇！吃饭时，当兵的都随身带着瓷碗，像小老虎一样抢着吃饭，故意把新媳妇晾到一边。姨父就呼叫战士，给她们找个碗、找双筷子去。新媳妇害羞，给她们找了碗筷，也不会挤上去吃饭，端着碗，干等着，那羞赧无措的样子又是战士们非常乐意看到的，都假装看不见，在一边看笑话。姨父又喊叫，喂，给她们打饭。在路上过夜时，当兵的集体睡地铺，却要给她俩单独找房子、架铺板，房门外还要派一个站岗的。当兵的心里更加不平衡，心里想入非非，口中却嘟嘟噜噜说，官太太千里寻夫，还得咱当兵的侍候呀！姨父又在吼叫，是谁说怪话，你往后娶不娶媳妇？当兵的又在嘀咕，咱政委吵个啥劲儿，他也是光棍一条嘛！

姨父回到驻地，把两个新媳妇交给了两个苦熬了两年的新郎官。两个老伙计都高兴地跳起来，直伸大拇指，哎呀，你朱汉雄真够朋友！姨父骄傲地告诉我，夏云超眼下的白发老伴，就是我当年给他捎回来的新媳妇。押送康泽还留下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姨父的警卫员开了小差。警卫员家在河北临城县，那里是根据地，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