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军时已经分了土地、娶了媳妇。去程中经过临城，他提出能不能回家看看。姨父答应了，说定三天后仍在临城会合。回程时，警卫员按时回来了，又跟着姨父经邯郸、过长治、回宝丰。不知是不是两个新媳妇在邯郸上车以后也让他受了刺激，在高平过夜时，他留下一张字条，趁黑夜开了小差。姨父说，他留下了驳壳枪，公家的东西一样没拿，“规规矩矩”地跑了。这是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经不住“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诱惑而离开队伍的第一个士兵。姨父没有骂他，只怪他过早地娶了媳妇。 9.胜利者的婚礼(1) 朱汉雄（右）、孟敏（左）新婚纪念照。1950年1月摄于长沙。姨父给战友带回两个媳妇的时候，才忽然感到，自己也应该有个媳妇了。

当他又作为中原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委，随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进驻古城开封时，已经过了二十八岁生日，有了十年军龄，是团级干部，超过了结婚所必须具备的“二五、八、团”——二十五岁、八年军龄、团级干部的三项指标，结婚指标却被他无所事事地浪费着。那时候，六姨作为开封女中高三班的学生，在二野创办的中原大学修业期满，恰恰分到警卫团实习。于是，姨父在一天早上看到，一个端庄、靓丽的女兵——据可靠情报，她刚刚过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十八岁生日，只见她穿着过于肥大的军装，跟在男兵队列的尾巴尖尖上气喘吁吁地跑步，姨父就怦然心动，感到已经到了必须动用“指标”的时候。紧接着，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朱汉雄同志就在战友郭占元的家里，跟女兵孟敏同志“不期而遇”。这次见面被安排成事出偶然的样子，好像完全是月下老人的意思。郭占元夫妇不时提出一个个令人感到亲切、温馨、并能激起谈话兴致的话题。正当大家由谈得自然发展到谈得和谐、继而迅猛发展到谈得热烈的节骨眼儿上，郭占元夫妇都忽然产生了必须离去的理由而相继离去。姨父说，他们一个个地溜了，只剩下我和你六姨两个人，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们围着一个炭火盆，一边把手放在炭火盆上摸来摸去地取暖，一边磕磕巴巴地说战争怎么样啊，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怎么样啊，开封的胡辣汤和五香花生仁怎么样啊，没话找话，只差没有问她，孟敏同志，你见过老虎吗？就这样烤了半天火，才忽然发现炭火盆里早就没有火了，冰凉冰凉的，这就失去了继续坐在炭火盆旁边烤手的理由。你六姨要走了，我就不老实了，痛下决心了，搂着她就要接吻，给她她不要，我就抱着不放，最后她就要了，投降了，知道我这一条胳膊的厉害了，也把她的给了我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姨父言简意赅，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样子。我不敢抬头看六姨。六姨冷冷地打破了寂静，“你说的这些事，我怎么不知道？”姨父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六姨脸色微红，稳坐不动，“总之，我毫无记忆。”姨父说:“哎呀，那怪你记性不好。”六姨绷着脸说，根本没有单独谈话这件事，在开封，使我有感觉的就是郭占元的爱人张克，她一天到晚说朱汉雄这好那好，简直是天花乱坠。我毕竟年龄太小，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后来我就南下了。六姨又百倍警惕地叫着我的小名，张斑，你姨父胡说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我说，六姨和姨父对你们第一次见面各执一说，是两个版本。我看，这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留给后人考证好了。姨父快意地笑着，又说，我们在开封谈上朋友以后，又分别从开封南下，你六姨南下武汉，到四野直属政治部当了干事;我南下长沙，又成了湖南省委警卫团的政委，一度搞不清你六姨的下落，好心焦呀！多亏我路过武汉时找到了黄兴正，通过他，才在四野找到了你六姨。这次见面是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屋里，没有板凳坐，只有一个没有网子的乒乓球台，屋子外面不时有人探头探脑，我是不可以有任何小动作的，就和你六姨分别站在乒乓球台的两边，像打一场乒乓球友谊赛那样，你把话撂给我、我把话撂给你，往返数十回合，没有比赛结束的意思，可把那些追求你六姨的光棍嫉妒死了！六姨说，我在宣教科管理图书。一些单身军官又都成了图书爱好者，一个刚走，另一个又来了。我正在读《鲁迅全集》，可他们并不阅读图书，要跟我聊天，打断我的阅读，我心里实在烦透了。有一天，有人又来聊天，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有了。又问，谁呀？我就说，是警卫团的朱汉雄。这样，他们就不来找我了，我才读完了《鲁迅全集》。我替姨父感到委屈。

按照六姨的表述，她之所以选择了姨父，好像只是为了读完《鲁迅全集》。我质疑说，我记得，我在开封打开姥爷的抽屉，偷看过六姨新婚时写给姥爷的家书，在提到新女婿朱汉雄同志的时候，在平实的叙述中也不时跳出滚热发烫、使我这个当外甥的也要怦然心跳的词句，好像跟《鲁迅全集》是没有关系的。六姨的脸微微发红了。她说，我那时确实看过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我爱上了他的伤疤》，一个女护士爱上了卫国战争中的一个伤兵。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七十岁的六姨十分年轻地笑了一下，又说，所以，就这样了。姨父笑嘻嘻地说，所以，我又去武汉开会时，就跟黄兴正密谋，会还没开完，就给你六姨办理了调动手续。开会一结束，我就把你六姨带到长沙了。尽管六姨分辩说她跟姨父走，只是为了培养感情，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1950年1月3日，姨父和六姨在长沙结婚了。姨父说，我是在1949年12月27日写的《结婚申请报告》，一送上报告，我就掰着指头过日子，哎？报告送上了好多天，就是批不下来，新媳妇都来到屋里了，结婚的事情拖不得呀！直拖到1950年1月2日，才批下来了。

9.胜利者的婚礼(2) 我插话说，1949年12月27日写报告，1950年1月2日批下来，猛一听隔了一年，再一算，只隔了五天，批得够快的呀！姨父摇摇头说，度日如年哟！姨父说，那个时候没有钱，结婚也请不起客，反正警卫团的食堂里有的是肉吃，我再搞点酒喝就是了。正是阳历新年，战士们敲锣打鼓踩高跷，踩到我屋里去了。那么长的木腿，一伸手就摸到屋顶了。叮叮咣，叮叮咣，甩着长袖子，胡闹一气。喝酒，非叫孟敏拱酒碗，趴在地上用头拱那个装酒的洋瓷碗。六姨心有余悸地说，地下摆了二十个搪瓷碗，叫我趴下来，一个一个地用头拱;多亏副参谋长的警卫员小郭富于同情心，把地下的酒碗一脚踢了。要我拱碗的副营长没有面子，拔出枪，向小郭大喊大叫，我毙了你！闹得我一夜没敢睡。姨父说，这个副营长就是那个身上叫子弹穿了七八十来个窟窿眼儿的山西“老西儿”段炳礼呀，就是叫国民党的皮鞋在脚上磨出了血泡就把皮鞋撂到稻田里骂娘的那个宝贝，他在发酒疯啊。孟敏憋不住，要发火。我小声说，不行，咱惹不起。再说，当兵的也难得跟当官的闹一回，下级也难得跟上级闹一回，人生在世也难得叫人家这样痛痛快快地闹一回呀，就叫他们闹嘛！直闹了一个晚上。

段炳礼又跑到新房里撒野要水喝，他挖了半碗白糖，冲了一碗稠糊糊的糖水，捧起来就喝。六姨说，闹得你姨父半夜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两三点钟才回来。姨父开怀大笑。你们不知道呀，段炳礼闹房之所以这样“无恶不作”，是因为他自己想媳妇想急了。我们结婚时，他刚刚发生了一件窝囊事: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高级干部从东北带过来的一个小保姆。他一听就沉不住气了，等不到见面就通过介绍人送给人家一块手表。见面时，人家害羞呀，扭扭捏捏不讲话。这个老伙计心里一急，就把脸一扭，背对着女人说:“喂，你干不干呀？要干就干，不干拉倒！”吓得人家站起来就跑，一回去就把手表退回来了。我们结婚那天晚上，他是有气没处使了，找茬儿出气撒野。后来，我们又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女人很年轻，一谈就成，以后可就成了他的宝贝疙瘩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地下怕丢了。他的古怪脾气也从此变好了。十几年的老兵啊，子弹钻了他十几个枪眼儿也没有打死他，就是叫他活着娶媳妇的呀！媳妇怀孕了，想吃橘子，他就一筐一筐、一篓一篓地给她买。都说段炳礼“孝敬”老婆“五体投地”。他就是这么个宝贝，后来当了长沙市公安大队长，怕老婆绝对是天下第一。

我必须把话题拉回到主题上来，问姨父结婚时住的是什么房子？姨父说，是一座小洋楼，可能是国民党哪个大官住过的，有一个小花园，有一棵“痒痒”树。这棵树怕痒痒，一扒拉它，它就浑身打哆嗦。屋里还有浴缸、厕所，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点，就是没有自来水就不能用马桶。当时自来水厂还没有恢复生产，没有自来水，我却不知道抽水马桶跟自来水有何种关系，照样往马桶里屙尿。多么好的新房啊，搞得臭烘烘的，这抽水马桶真不够朋友！ 四 江城霓虹灯 1.德明饭店(1) 新中国刚刚建立，姨父奉调由长沙到了武汉，在中南公安部继续从事安全保卫工作的同时，又接受了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签署的两个任命，兼任中南局接待处、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副处长，从而把安全保卫工作与外事接待和交际工作统管起来。姨父上任伊始，就把交际和接待工作的重要活动放在大名鼎鼎的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德明饭店是1931年建造的法国式建筑。抗战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马歇尔将军参加的“三人停战小组”的多次谈判，都是在德明饭店进行的。周恩来在这里举办过酒会、记者招待会。

新四军五师驻武汉办事处也设在德明饭店，李先念跟国民党进行的停战谈判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德明饭店是西方式样的一颗明珠，点缀着武汉三镇的都市文明。姨父却对外来文明怀有戒心。李先念在德明饭店跟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时候，姨父是李先念麾下的中原军区保卫部特派员兼保卫队长。1946年5月，姨父随我军一批伤病员，按照谈判达成的协议，由中原解放区通过蒋管区北上，向我华北根据地转移的时候，曾受到西方文明的折腾。那一天，他跟伤病员从宣化店出发，来到了平汉铁路线上的广水车站。他甩着空袖筒，一路潇洒地走向站台，就要第一次坐上火车，却被一群来历不明的洋女人拦住了去路。据说，她们是美国军调处执行部派来的美国或是加拿大的女人，一律的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穿短袖上装，胳膊上的金汗毛闪闪发亮。她们设好了关卡，坚持要对这批“土八路”进行严格的消毒，袖筒和裤裆里的细菌也决不放过。姨父还是第一次见到白种人而且是白种女人，戒备的目光从那些高高的眉棱骨和鼻梁骨上“咯里咯噔”地扫过去，对她们是否别有企图保持着百倍警惕。他看到，她们每个人身边都放着一个圆筒筒，手里拿着一个管子带着一个花洒头，像给果树杀虫一样对准了每一个“土八路”

，接着便把温柔的雾状液体喷将过来。姨父接受了雾状液体从头到脚的喷洒，想对洋女子说，谢谢，可以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大裤裆里是没有细菌的。洋女子却坚持不懈地伸着花洒头，盯着裤裆。姨父渐渐发现，她们似乎没有恶意，倒是表现出白求恩大夫那样的“极端地负责任”的样子，就只好豁出去，毅然解开了皮带。不多时，他听到了一声很好听的“OK”。姨父第一次坐上火车，开始在他曾经触摸过一次、因而也被“抢救”了一次的铁轨上享受“工业文明”的时候，却发现刚才经历的消毒程序纯属多余。国民党给他们提供的是拉煤、拉骡马的敞篷车，积满了骡马的粪便和煤灰，车厢里散发着被初夏阳光蒸发得十分成熟的臊臭味。一节车皮挤上来百十个人，都必须接受粪便、煤灰和臊臭气味的熏烤。他们颠儿颠儿地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在安阳北边一个小车站下车时，姨父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的兴致已经荡然无存，他感到蒸汽机时代的工业文明还不能属于自己，只是使“土八路”们受到一次羞辱和戏弄。还有电灯。他们下了火车，在行军途中住进了煤矿的宿舍，一个吊在宿舍中央的大灯泡正在放射着刺目的光芒。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吹灭它，大白天也亮着，睡觉也亮着。

有人被电灯照得睡不着觉，就把烟袋锅凑到灯泡上，想借个火抽袋旱烟，怎么也对不着。早就听说电灯好，可它老是这样亮着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吧，眼睛再大再亮也不能老睁着不是？离开那里时，大灯泡照样瞪着眼没有眨巴一下。有人发话说，叫它睁着吧，反正这灯不用油。仅仅过去了四年，姨父就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霓虹闪烁的德明饭店，他必须继续完成对霓虹灯所代表的另一种文明的征服。姨父要把德明饭店变成一个具有高雅艺术气氛的迎宾场所，就用工字钢换下了旧木料，更换了舞厅顶上的三根横梁。建筑物焕然一新，就是客厅里空着一面墙壁，需要挂上一幅与德明饭店的重要地位相适应的国画。中南军政委员会曾向艺术大师齐白石老人求画，他画了几只螃蟹，挂上去以后，民主人士说，此画甚好，但不合适，螃蟹是横行霸道的呀！工作人员连忙取下了此画，客厅里就空着一面墙壁，像悬着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客厅另一面墙上挂着徐悲鸿大师画的一幅马，是交际处前处长史林峰用钢洋六十元求得的墨宝。内行人看了，都啧啧称奇说，徐悲鸿画的多是奔马，唯有这幅画是一匹俯首于溪上饮水的马，马在溪边饮水的神韵真是画到家了，你能感到马的肚皮在动。

有了行家的高度评价，这匹马虽然瘦了一些，却没有从墙上拿下来。但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史林峰却因此受到了革命同志的严肃批判:六十块钢洋只换了一匹瘦马，还只能看见三条腿，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史林峰再三检讨，迟迟不能过关。一天，途经武汉的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来到了德明饭店，他在客厅里坐下，一眼就盯住了这幅画，目光霍然一亮，说:“好，好画，听说只花了六十块钢洋，值得！”史林峰得以化险为夷、平安过关。从此，艺术家的劳动在革命同志心目中的价值大为提高。姨父让拿出人民币六百元向白石老人再次求画。白石老人收下了润笔之资，却迟迟没有作画。多次好言相求，只是没有回音。姨父说，哎哟，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日没夜为全国人民工作，一个月也拿不了这么多的工资呀！可敬的艺术大师为何迟迟不肯付出相应的艺术劳动呢？德明饭店虚壁以待久矣，叫人心焦火燎呀！ 1.德明饭店(2) 姨父侦察得知，齐白石老人脾气很倔，要在高兴的时候即兴作画，一挥而就，画了就走;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是送上千金重礼、向他磕头也求不动。姨父决定走一走“统战”路线，正好被恳请的民主人士、武汉市副市长孙耀华先生已到了北京。

又从中央统战部了解到，白石老人很信任自己的一个儿媳妇。据说，白石老人有一个锁起来严加保管的柜子，他把钥匙系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只有这个儿媳妇可以使用这把钥匙。因此，要打开白石老人的锁，也必须向他这位儿媳妇讨要“钥匙”。姨父请孙耀华先生出面，通过中央统战部介绍，找到了齐白石的儿媳，向她说明了原委，取得了她的支持，并按照她的建议，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桌酒席。为了避免有催讨画债之嫌，姨父躲在一边，由孙耀华出面宴请白石老人，由他的儿媳作陪。白石老人喜欢吃什么菜的菜单都是由他的儿媳提供的。白石老人款款坐下，向桌上一看，是他爱吃的湘味菜，两眼就倏地一亮，长长的寿眉也颤颤地挑了起来。另一边，已按照白石老人画室里的阵势，摆好了画具和文房四宝。宴会结束时，白石老人吃得高兴、喝得舒服，活跃的艺术思维在微醺的状态下呼之欲出。儿媳搀扶着他，似乎在不经意之间走过画案，放缓了脚步。老人看到了笔墨纸砚，眼睛又陡地一亮。儿媳说:“爹爹，咱收了人家的钱蛮长时间了，给人家画吧！”白石老人驻足案前，拈须沉思片刻，随即挥毫泼墨，刷刷刷，残破的荷叶、盛开的荷花、戏水的鸳鸯，顷刻间流泻而出，跃然纸上。白石老人把笔一放，扭脸就走。

被绘画界称之为白石老人晚年巨作的《残荷》就此诞生了。此画装裱后，悬挂在德明饭店客厅。一位摄影记者闻讯而来拍摄了此画，发表在《人民画报》上，引起了中外画界的轰动。此画在德明饭店悬挂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在，后被盗。 2.两套乐谱(1) 德明饭店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每周举办一次有高级干部和高级统战人士参加的高规格舞会。德明饭店的舞池是法国古典宫廷式的，有光滑的地板，有明亮的顶灯和光线柔和的壁灯，吊顶是六角形的。冬天有壁炉和供暖的气塔。建国初期，领导圈子里的重要交际、娱乐活动就是跳交际舞，据说这是美国一位思想进步的女记者访问延安时带到延安去的，属于西洋文化，中国红色革命者对此种文化采取了乐此不疲的开明态度。姨父说，他们被关在窑洞里接受“抢救”的时候，延安就时兴跳舞了。“抢救”松下来以后，他们看到延安礼堂灯一亮，就跑去看人家跳舞。没有电灯，也没有马灯、罩子灯，只有几盏陶制的油灯碗，灌满了灯油，灯油里浸着一根粗大的棉花捻子，高高地吊起来，大家就在扑扑闪闪的油灯下，享受西方文明之乐趣。会拉二胡、板胡、三弦的，凑起来就是乐队。

只有鲁艺文工团才能看到长号、小号、小提琴、手风琴这些西洋乐器。而且，那时跳舞已经有了个“四步曲”:“一边站，试试看，一身汗，死了算。”建国之初，交际舞又大大地发扬光大了。姨父颇有些自豪地说，别看我是个“土八路”哇，我管的舞会可不是一般的舞会，是毛泽东的舞会、刘少奇的舞会，周恩来、朱德的舞会，陈毅的舞会，还有江青的舞会。我有自己的乐队，有自己的舞厅，有呼之即来的保卫人员，还有政治可靠、舞也跳得很好的舞伴，只要有人说首长要跳舞，我说，好，三下五除二，我一句话就到位了。为了办好舞会，我还跑到很多地方观摩，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的紫光阁，还有北京饭店和外交俱乐部的弹簧舞厅，光北京饭店就有三个跳舞的地方。除了北京，只有上海、天津有弹簧舞厅。上海的弹簧舞厅是鸭蛋形的。这些地方我都进去观摩过。中共中南局设在武汉的时候，中南各省的省委书记，如湖南的周小舟、广东的赵紫阳、广西的刘建勋，他们来来往往，都喜欢在武汉跳舞。姨父说，有一次，我送毛主席到河南，河南要为毛主席举办舞会。我在大厅里碰到了已经调到河南担任省委书记的刘建勋，他说，朱汉雄同志啊，老中南的交际处长你干了多少年了，你要给河南的舞会提提意见哪！

我接过姨父的话题说，是的，我听说，五十年代，毛主席到河南，是冬天，在省委的一个大会议室里为毛主席举办舞会，一位副秘书长亲自操办，在跳舞的地方生了一个大煤火炉。毛主席在这边跳舞，他就在那边攥着一根铁火柱大捅煤火炉，直捅得火星四射、煤灰如蘑菇云腾空而起。姨父说，怪不得刘建勋指着我，对你们的交际处长说，你们要向他学习。后来，在广东召开中南五省、自治区旅游工作会议，广东省省长陈郁专门搞了一次舞会，是假定毛主席参加的舞会，把陪毛主席跳舞的人都找好了、请来了。除了毛主席没有到会以外，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等于彩排，特意请姨父去提意见。姨父以权威人士的口气说，说真的，他们的演习实在不敢恭维，但我没有提意见，因为我不能提意见，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没有在广州指手画脚的权力。姨父说，开始举办舞会时，他遇到过一个难题，就是毛主席和江青喜欢的音乐不一样。毛主席喜欢我国的民乐，如他家乡的《浏阳河》;江青却喜欢西洋音乐，伦巴、探戈、华尔兹，都是带洋味或是上海外滩味的音乐。这两种音乐都需要一个演奏水平很高的乐队。

武汉交际处虽然有一个很不错的专业乐队，却是旧社会留下的老班底，一些人在解放前的夜总会里干过，不敢起用他们，要用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乐队。武汉人艺的前身是中南军区文工团，是四野留下的老底子，集中了一批政治上可以信赖的艺术人才，比如，在当时的流行程度绝不亚于时下“妹妹你坐船头”或是“抱着妹妹上花轿”的一首歌，名叫《三套黄牛一套马》，就是武汉人艺音乐家的创作。姨父还特意提到一位吹笛子的艺术家，说他真是把《林中鸟》吹到家了，好像有一群小鸟在树林子里唧啾唧啾地乱吵架。我插话说，《林中鸟》好像不是在吵架，只是在谈情说爱的时候耍一点小性子而已。姨父没有兴趣探讨鸟儿发出何种声音的学术性问题，他说反正给毛主席跳舞伴奏的，就是包括这支笛子在内的高级乐队。他们都是政治可靠的、有艺术身份的、经得起审查的、也是好难侍候的、要派车接送的、要请吃夜宵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要为群众演出，群众是买了票的，他们有演出任务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叫群众退票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姨父大胆、破例地起用了交际处的乐队。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他们不就是在夜总会里给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