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已经向洼地里放满了水，洼地变成了湖泊。敌军士兵纷纷落水。天亮时一看，满湖漂的是军帽、死尸。一个晚上就把守敌五千人干光了。姨父率侦察员进入淮阳，就到大街上检查战场纪律。商店都没有开门，拐到一个小巷子里，却看见一个大门洞开着。他感到稀罕，这户人家怎么如此胆大，是否有人违纪闯入？他就留下一个侦察员在门前站岗，带着一个侦察员进了院子。一进门，就有一个搽胭脂抹粉的女人迎上来，头发油光水亮的，穿着缎子衣服，却不像别的老百姓那样露出害怕的样子，倒是赔着笑脸，一口一个“长官”，把他迎进屋里，就忙着倒茶。姨父记得，那个十分精致的细瓷茶杯属于景德镇的产品，还有漆木茶托似乎是福建漆器。他道了谢，却无意饮茶。不料又有几个女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都是搽胭脂抹粉的，嘴角、眉梢上挂着毫无来由的媚笑。

姨父觉得她们笑得蹊跷，跟她们没有话说，就领着侦察员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确认没有人来这里违犯纪律，才走了出来。不料一出大门，就有人在门外嬉笑着喊叫，哈哈，特派员跑到妓女院里去了！姨父大吃一惊地说，啊呀，那就是妓女院哪！嗳嘿，我正犯嘀咕，谁家有这么多的内眷，一个个油头粉面的，还敞开着大门，咋不怕咱们当兵的呀！惹了一场笑话以后，又感到饿了。在一个大仓库里缴获了好多金属桶，有小汽油桶那样大，装满了又白又细的洋面粉。好哇，再搞点油啊、盐哪、五香粉什么的，烙油饼吃。可是伙夫说，这洋面粉咋个闹不团结呀？缺少黏性，还跟芝麻香油闹别扭。你知道你们淮阳的“小磨油”吗？那是我此生享用过的一等一的芝麻油，可这一等一的洋面粉硬是跟一等一的“小磨油”团结不到一块儿。这油饼吃到嘴里生扎扎、甜不哧的，不是面粉味儿。敌人自周口方向增援的一个军就要到了，吃了洋面油烙饼就赶紧转移。我军出了北关，敌人就进了南关。淮阳北边有个大庙，走到庙门前，菩萨就不愿意了，洋面粉在肚子里造反，集体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干脆提着裤子急行军。这样严重的后果不可小觑，是炊事班不小心叫大肠杆菌、虎列拉钻了空子，还是万恶的敌特下了毒药？

是必须立即调查清楚的。幸好还剩下几桶洋面粉没舍得扔下，找到懂洋文的人看了金属桶上的说明，原来这是联合国救济总署送来的奶粉。从此，姨父就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漫长历程。姨父又露出一脸的严肃说，离开淮阳时，我们发现一个骑兵通信员严重违犯纪律，他半夜闯进钟表铺，拿走了一块手表。钟表铺老板向部队告发了他。队伍集合转移时，让老板在队列里指认，他指认了这个骑兵通信员。我们又从他身上搜出了那块手表，人赃俱获，就当场把他拉出队列，枪毙在淮阳大街上了。姨父记得，这个通信员骑的是一匹雪白的战马，枪毙他时，白马还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枪声响起时，白马发出一声长啸，接着便忘了它的主人，静静地跟着队伍走了。我对姨父说，“我们淮阳”是我国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建立大陈国都并从此走向腐败、顷刻灭亡的地方。在两千二百年以后，它需要听到这样一声枪响。 3.惨烈与震撼 姨父对现代战争残酷性的体验是从张封集战斗开始的。1946年秋冬之间，七纵在鲁西南大平原上受到强敌的尾追。蒋军一个全副美式装备的加强团，约七八个营的兵力，紧随我军之后观察虚实，被我军抓住不放，把它包围在一个名叫张封集的土寨子里。

寨墙外有外壕，壕里放满了水，易守难攻。我军没有大炮攻坚，却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猛烈炮火的阻击。一个排炮打过来，弹着点像切豆腐一样方方正正，间隔是一样的。每发射一通排炮都有一定的距离。我攻击部队被敌人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没办法挖掩体，只能趴在地上蹬几脚土，付出极大的牺牲，才攻到村边坟地，又几进几出，才把敌人压缩到寨子里。战斗中，我军一个营打进了张封集，敌人又反过来把我军营部包围在一座房子里，机枪打得像刮风，喊话叫降。一个副营长用枪托把白衬衣挑起来，正要从窗户里伸出去。营部通讯班长拿枪指着他喝叫:“你敢投降我毙了你！”当即夺了他的枪。战斗一结束，这个副营长就被抓起来了。他是带着民兵参军的区干部，不是行伍出身，遇到恶战，骨头就软了。姨父以纵队特派员的身份前来处决他，他却在夜晚破门逃跑了。姨父说，战争淘汰软骨头，可惜我没能毙了他。姨父没有透露这场战斗的伤亡数字，只是描述了这场战斗怎样改变了村庄的环境。他说，张封集所有树木都被打成了光秃秃的“帚把”，所有土墙都被子弹打坍了，所有砖墙上的每块砖头上都有弹痕，找不到一块囫囵砖，外壕里的水变成了血水。

敌人受重创后突围逃跑，留下了一批肚子胀起来比牛还要大的怪物，那是死去的骡马。打聊城一战，姨父进一步感受到了来自现代工业的杀伤力。发起攻击之前，姨父又去作战部队突击营检查战场纪律，已经走近了突击营地，远远看见营教导员正站在品字形队列的中心进行战斗动员。这时，天边飞来一架体积很大的黑飞机，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B29重型轰炸机，大家都叫它“黑老鸹”。它在天上转了一圈。用肉眼看起来，它飞得很高很慢，没有做俯冲动作。姨父与离他不远的突击营都没有在意它。突然间，天上传来狂风呼啸的声音，接着是“轰隆”一声巨响，一颗重磅炸弹在突击营阵地上猝然爆炸，爆炸声如天崩地裂，顿时浓烟滚滚，血肉横飞，树木拔地而起。姨父站在离突击营地一百多米的地方，也被震得跳起来。转眼一看，营地上血肉模糊，整个突击营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又临时换上了预备队。我军攻城时，决定使用鄄城战役中刚刚缴获的美式榴弹炮攻击城门。由于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榴弹炮，把炮位挖深了，炮口伸不出来，又临时把炮拉到平地上，在离城两三百米的地方，瞄准聊城东城门便打。炮弹穿过厚厚的沙袋，又在城门上射穿了一个大洞，却没有把炮弹引信撞开，不见炮弹爆炸，不知它飞到哪里去了。

事后，炮兵寻找那颗炮弹的下落，才发现它穿过东城门以后，又飞过聊城上空，越过西城门和西城外我攻击部队的头顶，最后，把我军靠近前方的一个包扎所炸了个稀巴烂。我军西城外的攻城部队还在纳闷，不知道这颗炮弹是从哪里打来的。姨父说，另一场异常残酷的战斗，却是由我军自己的失误造成的。那一仗，我军两个团的兵力把一个团的敌人包围在一个村子里。在下着暴雨的夜晚，我军两个团从两个方向呈对角向守敌发起了猛攻。打进村子以后，都遇到了异常顽强的抵抗，对打了半夜，仍然像两头抵架抵红了眼的犟牛在激烈搏杀。两个团的指挥员都感到纳闷，敌人怎么这样顽强啊？一直打到天快亮的时候，号兵一吹号，才发现对方是自己人。敌人在我军发起攻击之前，发现了我军的接合部，就利用夜色和大雨，乘隙溜出去了。我军两个团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自己打自己，损失惨重。打完了那一场窝囊仗，姨父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打扫战场。只有特别坚强的神经系统，才可以面对由于一个“顽强的误会”所留下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去揩干净留在大地上不应有的血迹。深夜，又打雷，又下雨，天上猛地扯起一道闪电，就猛地看见，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支离破碎的残肢断臂，血淋淋地散落在花生地和西瓜地里。

借着闪电的光亮就地挖坑，掩埋了一个个破碎的生命。每一道撕开黑夜的闪电，每一个轰然爆裂的炸雷，都使人汗毛倒竖、骇然心惊。姨父说，使他难以接受的是，他所看到的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后果，竟是自己打自己造成的。从此，他懂得了，无论是在军事上或是政治上，自己人对自己人造成的伤害，超过任何来自外部的杀伤力。这是敌人最快意的事情。打扫了战场，他感到自己的神经系统经受了一次猛烈的震撼和锻造，世上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使他骇胆裂魂的了。 4.紧急处决(1) 姨父神情冷峻地告诉我，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军内的“执刑人”，曾按照上级命令，在三次相类似的情况下，先后处决了敌军的三个情报官。第一次，是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的中原解放军打桐柏战役，在一个名叫丁爬山的地方把敌人包围起来了。准备总攻时，抓到了敌人一个谍报科长，他交代的情况与我军侦察的情况相印证，确认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数倍于我的增援部队正迅速形成反包围。我军在危急中撤出战斗。姨父说，这个谍报科长活该被抓住。他耀武扬威地坐在滑竿儿上，戴着大盖帽，穿着锃亮的皮鞋和笔挺的校官服，在我们眼皮底下晃晃悠悠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的侦察员就把这个老兄拽住了，带到司令部一审，他就忙不迭地交代了。我军撤出战斗时，周围都是敌人，要是带着他走，一个班也看不住他。放了他也不行，他被我们折腾了一趟，还在司令部里待了半晌，我们当官的怎么样，当兵的怎么样，装备怎么样，司令部里怎么样，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都是很重要的情报，所以必须把他“处理”掉，但不能开枪，枪一响，暴露了目标，事就大了。姨父时任中原解放军保卫部特派员兼保卫队长，“处理”这个谍报科长是他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那一天暮色初降，不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机枪射击声。谍报科长被五花大绑着，姨父带着看守班的战士把他推了出去，两个战士架着他跑，紧随其后的一个战士已经在枪筒上上好了刺刀。姨父说，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把他推到一个荒草坡上时，他扭头看了看我。我们离得很近，我能看见他木木地望着我，眼睛里充满恐怖和绝望。我一闪开，战士就把刺刀捅上去了。他只哼哧了一声，就一头栽下去，大盖帽滚到了草棵里，他蹬了蹬腿，就完事了。我问，刺刀是捅到心脏上了吗？姨父说，从背后捅刺刀是不能往心脏上捅的，因为后背被肋骨护严了，搞不好就把刺刀卡住了。我问，那么，是往哪里捅呢？姨父说，你不要问这个，太残酷了！

我说，但我需要细节。姨父说，要往右边软肋底下捅嘛，那里没有保护，是肝脏所在的地方。唉嗨，你是要我讲人体解剖学呀！你看过战士练刺杀吗？刺一下，喊一声“杀”，再把枪扭一下，必须扭一下，很残酷啊！可这不只是我们的军队，而是任何军队的步兵都要公开演练的动作要领， 战争专门钻研这种学问。我问，这样刺，能一刀刺死、没有痛苦吗？姨父被我问烦了，没好气地说，你不要写这个，太残酷了！姨父第二次处决敌情报官，是刘邓大军开始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已在野战军政治部担任保卫部特派员。敌人数十万大军正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情况十分紧急。原来抓到的一个国民党情报队长成了累赘，像上次一样，他目睹了我指挥机关的活动情况。当时，我军团以下干部都不知道指挥机关下一步的战略意图，而这个情报队长所看到的情况是可以使他猜得到的。黄昏，就要开始行军的时候，姨父又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这个情报队长推了出去。姨夫唯一的人道主义考虑，就是看见棉花地里有一个下雨冲出来的大坑，准备在这个大坑里结束他的性命，然后就地把他掩埋在大坑里，不让他暴尸旷野。不料刚刚把他架到棉花地边，身后就“砰”地传来一声枪响。

姨父以为发生了敌情，来不及跑到坑边，就命战士把情报队长捅死在棉花地边了。司令部和驻在周围村庄里的直属部队听到了枪响，都立即集合，开始了“挺进大别山”的紧急行军。次日一早才查清，司令部的两个通信兵跑着去各单位送达出发令，在昏暗的暮色中忽望见一群人急匆匆地往棉花地里跑，以为发生了敌情，就“砰”地放了一枪，为我军“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战略行动造成了持续一夜的虚惊。我问，敌情报队长面临死亡时是什么表情？姨父瞪我一眼说，顾不上看这些了。姨父第三次处决的还是敌军的情报官。我问，为什么又是一个情报官？姨父解释说，因为作战双方都要搞情报，对方的情报官总是最好的“情报源”，双方的情报官就成了对方“抓舌头”的第一选择。在挺进大别山的行军途中，我军又抓住敌师部的一个情报官，司令部情报处挤干了他的情报，又把他交给保卫部“就地解决”。姨父记得，急行军到了一个村庄，正是中午，旷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叫。大家都忙着找锅煮饭，吃了饭还要行军。司令部把敌情报官押来时，姨父本来是要让他吃了这顿午饭再叫他“走”的，却一时找不到煮饭锅，就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再等这顿饭了。但也不能把他带到村外去“处理”

，说不定敌人也在村外设下了埋伏，盯准了他这个“一只手的特派员”呢！姨父就在村内找到一块隐蔽的地方，那里有一片蓖麻地、半截土墙、一个土坑。姨父四顾无人，就让战士把情报官架到蓖麻地里，悄没声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他没有挣扎、没有叫喊，把他埋进土坑里的时候，旷野照旧静悄悄的，知了一如既往地用叫声呼唤着夏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问，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4.紧急处决(2) 姨父说，还要借锅煮饭吃呀，吃了饭还要急行军。我总是试图了解——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在生死交替的临界线上，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反应呢？姨父说，在战争环境中，一把他们拉出去，他们就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面临的结局是不可改变的，因而都没有叫喊、没有哭泣，只有由绝望产生的任人摆布的麻木。我还试图了解，姨父“处理”敌情报官时，有没有产生过悲悯之心。姨父说，我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作为指挥机关的一个保卫干部，我的使命就是干净利落地结束这些敌情报官的性命，而且不要发出声音。军情紧急呀！在特殊情况下，如不这样特殊处理，又能怎么办呢？我们的人要是叫他们抓住了，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战争。

但是，我知道，这三个情报官是姨父记忆中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姨父一再叮嘱我，不要谈这些了，这实在太残酷了！可是不一会儿，姨父又提到了被处决的第三个情报官。姨父说，这个人还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很英俊的，还只有三十岁左右。虽然把他埋到土坑里了，雨水一冲或是农民掘地时，迟早还会暴露出来的，到那时，他已经是谁也说不清楚来历的一副枯骨了。姨父还说，在丁爬山“处理”敌谍报科长那一次，捅刺刀的是个安徽籍的老兵。他捅了刺刀以后，心里很不安宁，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就爬起来要酒喝。我充分理解他为什么要喝酒，这是一种心理需要，就对他说，你喝吧，我给你发酒钱。 5.枪决赵桂良(1) 刚刚进入大别山时，刘邓首长严令: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恰在三令五申严格纪律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违犯纪律事件。发现赵桂良违犯纪律的，是当时担任保卫科副科长、全国解放后曾任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的张之轩。赵桂良路过乡下的一家路边店，那只是一间不像样子的茅草房，老板平时种地，农闲时才来店里做生意，当时不在店里。

赵桂良带着通信员进去了，出来时，手指上挂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绳，一边走，一边不经意地耍弄麻绳，被张之轩碰上了，张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说:“警卫团的。”张说:“你违犯了纪律。”当即下了他的枪，把他关起来了。赵桂良被关押不久，保卫部长刘秉琳就下达命令:“首长决定，赵桂良违犯纪律要枪毙，朱汉雄，你去执行。”姨父怦然心惊。他知道赵桂良打仗勇敢，在不久以前的崔桥战斗中，他率领全排战士率先打进崔桥，立了战功，刚刚由排长提为副连长。现在只因为拿了群众一根麻绳就要枪毙他，这是姨父没有料到的。他愣了半晌，说:“枪毙人，这是天大的事情啊！你光说说不行，何况这个人还是个副连长，我要看到文字命令才能执行。”刘秉琳当即在笔记本上写了文字命令:“朱汉雄特派员:首长命令，对赵桂良执行枪决，由你执刑。刘秉琳。”遂从笔记本上把纸撕下来递给他。姨父说，他作为特派员，是保卫部长刘秉琳的直属部下，保卫部长有权向特派员下达命令，他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命令。他接过“书面命令”，就只好跑到警卫团执行命令去了。枪决赵桂良时，野战军参谋长李达通知警卫团召开军人大会。会场就设在村外山坡上。姨父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赵桂良押上了会场。

他此时并没有向赵桂良宣布处决令。他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执刑人”，因而没有责任向赵桂良宣布处决令。警卫团只有团长、政委两个人事先知道要枪决赵桂良。他们想不通。警卫团团长噘着嘴，不出声。赵桂良被押到会场上时，也没有想到就要枪毙他。司令部直属机关负责人在会上宣布处决令时，全团战士和赵桂良本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会场上一片愕然、哗然，接着是死一样的寂静。团政治处主任是老红军，他表示不满地说，怎么，只因为一根麻绳，就把人给毙了？但他懂得军令如山，不能对抗，便不敢说下去，只是在口中嘟嘟噜噜地表示不满。处决令一经宣布，事情就不可挽回了。姨父作为“执刑人”，已经没有理由磨蹭时间了。他始终注视着被他押上会场的赵桂良。他看到，赵桂良在听到处决令时表现出惊骇的、不能置信的样子，随即又露出茫然、木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姨父望着赵桂良的军帽，感到行刑的子弹不应该从戴着这顶军帽的头颅上穿过，但他保护不了这颗头颅，只能面无表情地摘下了军帽，让战士架着赵桂良，向会场外边走去。赵桂良好像还没有从一个巨大的惊骇中清醒过来，神情茫然地走着，没有忏悔、没有反抗、没有求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匆匆走完了他一生最后一百多米的路程。

架着他的战士闪开了，沉闷的枪声响起了。战士们都垂下了头，山坡上寂无人声。我问，有没有老百姓在场？姨父说，山坡上有好多老百姓为他说情，哎呀，只拿了一根绳子就枪毙，太可惜了，不要枪毙了！我问，战士们呢？姨父说，战士和警卫团团长一样，低着头，不吭声。我问，姨父心里怎么想？姨父瞪我一眼说，我杀了三个国民党的情报官，都是口头命令，为什么唯独处决赵桂良我要文字命令？就因为心里是难以接受的，希望把时间拖一下，或许有改变决定的可能。处决以后，我就给赵桂良买了一口棺材，叫他“入土为安”了。我说，如果我是赵桂良，我就说，我错了，但我罪不当诛，请首长给我一个炸药包，叫我到战场上去死，我一到战场上就不回来了！姨父又瞪我一眼说，那只是你的想像。姨父的思绪重新沉浸在遥远的岁月里，沉默了好久，又说，这是为了大局呀，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嘛。当时是在鄂东靠近安徽的一个地方，老百姓不了解我们、怕我们，见了我们就跑。麦子长得好高了，麦地下边掏了大坑，坑里埋着粮食，队伍却没有吃的，牲口也没有草料。我们十几万人哪，不执行纪律，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怎么得了啊！

我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看到一段记述，跟姨父讲的好像是同一件事情，书中说:“对于群众纪律，父亲是严厉有加，从不苟且的。“他说:‘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一次，邓政委发现，在黄冈县的一条街上，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便立即叫查。结果查明，此人是一个警卫连副连长，立过战功。邓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必须严肃纪律。“枪毙了一个违纪的副连长，赢得了一大批当地商贩和群众的欢迎。这一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大别山区，人们奔走相告:红军真的回来了！”（571～ 572页）我给姨父念了上述一段话，试图对事实作一些订正。我说，按照毛毛所写，事情不是发生在姨父所说的“乡下的一家路边店”，而是“黄冈的一条街上”，“刺刀上挑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不是只拿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绳”，书中虽没写赵桂良的名字，但也是一个立过战功的“警卫连副连长”。 5.枪决赵桂良(2) 姨父断然地说，我说的没错。叶楠采访我的时候，我向他讲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就是这样讲的。是张之轩让叶楠来找我的。我和张之轩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但我没有说过这是邓小平政委给我下的处决令。

我说，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命令。姨父说，你不是说过，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每一个首长的每一次命令都那么准确无误;也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按照事先精心测算出来的轨道，打在应该打的地方而不发生一点偏差吗？你能这样想，我是很赞成的。好了，应该换换话题了。姨父却又延续这个话题说，后来，调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时候，仍能感觉到处决赵桂良造成的巨大震动。警卫团有个连长叫段炳礼，是山西人，“老西儿”，抗战初期的老兵，一打仗就嗷嗷叫着往前冲，不怕死，几乎每次打仗都受伤，身上有七八十来个子弹打的窟窿。也怪，子弹都长眼，都避开了他的要害。他照吃照喝照打仗、小毛病照犯。他的通信员捡了一双国民党军官穿的大皮鞋。他问:“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