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秦，即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人格者在纷繁复杂的时势中随波逐流的范例。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揭竿而起”反坑暴秦的起义领袖，他对秦王朝行将溃灭的命运缺乏预见，对秦制的利弊更是一无所知，他完全是因为落人了一种两难的处境，迫于压力，硬着头皮走上这条充满了枷里和凶险的道路。他作为泅上的亭长，奉了县里的命令押送一批民夫往骊山服役，行至半途，许多民夫都逃跑了。他想，照这样下去，到了骊山怕逃得一个都不剩了。究竟该怎么办？来到丰西的湖沼地带，他独自坐在泽中亭闷头苦思，他知道，他轻松自在的生活碰到了严酷命运的挑战―已到了紧要关头，他必须对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态表明立场，作出抉择。其实，事情是明樱着的，民夫大部分已经逃亡了，按照秦朝法律，失职的官吏不仅要削去官职，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这是“逼上梁山”。即使面对如此清明的现实，他仍然无法作出决断，还得借助大量劣质米酒来支配自己的感觉。他喝得醉醚醒的，对民夫们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民夫的全部逃亡这才促使他最终放弃了依附秦朝继续做官的念头。虽然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无疑是一次挑战的选择。“挑战”

这个伺在这里并不单纯指向秦王朝，同时也针对他胆怯的内心。经历这样一次非同寻常的选择，倒有助于刘邦确立自信心，在他多姿多彩的生命历程中刻上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印寝。但是，对他这把年纪的人来说，人格重铸显然太迟了。他不是梦想家，独特性并不能给他带来决乐和荣耀，况且他没有超越社会现实层次的深层需要。对他来说，虚无缥缈的上帝眼睛的注视是很本不存在的，他只知道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能够感知的他人的注视，他的前半生就是在这种目光有意味的注视中热情澎湃或心灰意冷地度过的。他只想接受这种现实的刺激。

想当年，他有一次请假回到乡间，他的妻子吕雉带着两个孩子在地里干活，有位老汉经过田间，向吕难讨水喝。吕雉――这位汉朝开国皇后――那时并不像她以后对待戚夫人那样凶残、绝情。她出于恻隐之心，请这位孤寡老汉吃了一顿便饭。老汉酒足饭饱之后，免不了要说上几句好话。他端详了吕雉好大一会儿，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吕雉请他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看看相。老汉先看儿子，说：“夫人之所以贵，就是因为有这个孩子的缘故。”再看女儿，老汉说也是贵相。老汉走后不久，刘邦来到田间，吕雉告诉他有一个老汉为他们母子看相，说将来都是大贵人的事儿。刘邦忙问“老汉往哪里去了？”吕雉指着老汉消失的方向说：“大概还没有走远呢。”刘邦拔脚赶上了老汉，向他请教。老橄弛：“刚才给您夫人和两个孩子看了相，跟您一样，都是贵相，您是大贵相，贵到说都说不上来了。”刘邦即刻向老汉致谢，说：“如果真像您老说的那样，我是决不会忘记您老给我的鼓励的。”。

老汉走后，刘邦激动万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许多年以后，他黄袍加身真的做了皇帝，仍然惦念着这位老汉，专门派人四下寻找。老汉的失踪构成了一个神奇的悬念，刘邦把他看做是一位特意下凡来向他通报上苍旨意的仙人。这位吃闲饭顺便说了几句恭维话的糟老汉因和刘邦有一面之交，稀里糊涂地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历史名人。

刘邦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赞美、恭维及吹捧般的预测。像刘邦这样感觉敏锐的人，他又何尝不知道这类词包含有多少真挚的情感，但他需要。他了解自己，了解这类奉承赞美对于他的现实价值。无论馅识者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心态，他知道，他听了这些话高兴，因为这些话有助于激发他的想像力和奋斗的热情。这就够了。

人对自已的精深理解通常并不需要更多的知识，而取决于心灵。刘邦任他对自我的体会和把握，对人性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他知道人的最大快乐是什么，那就是受到赞美。刘邦渴望被赞美，他知道赞美能够激发人的潜能，实质上他人生旅途中第一次重大的抉择就起源于对赞美的依从。

如前所述，他起兵反秦是出于一次偶然的事件，他喝醉酒放了民夫，随情势飘浮，不知何去何从。这时他走到那片神秘的湖沼地带，一位在前面探路的同伴回来报告说：“前面走不过去了，有一条大蛇横在路道上。”建议往回走。刘邦说：“好汉赶路怕什么！”说着独自走上前去，拔出剑来，把一条大蛇拦腰斩为两段，开通了道路。他走了几里地，酒性发作，感到困倦，就倒下来睡着了。落在后面的十几个同伴这才走到他斩蛇的地方，见有个老太婆在黑夜里啼哭。同伴间她为什么哭。老太婆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同伴问：“你的儿子为什么给人杀了？”老太婆说“我的儿子原是白帝之子，变为一条蛇，横在路道上，现在给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我要哭。”同伴认为老太婆说假话，不老实，正想给她吃点苦头。忽然，老太婆不见了。同伴赶上来见到刘邦，就把遇到老太婆的奇事告诉了他，刘邦听了暗暗高兴，觉得自己是个不平凡的人。那些跟从他的人也对他一天天敬畏起来。如果说，迫于环境和事态的压力是他选择叛秦的消极方面，那么对受到他人赞美的迫求就是这种选择的积极方面。为了博得更多的赞美，刘邦躲在芒、肠一带的深山大泽中，于是就有了吕难的寻找和“一种特别的云气”。关于这种类似于秦始皇常提到的“东南有天子气”的撇主不舍又是一种赞美，刘邦听了自然心花怒放，沛县的子弟们听了也纷纷来到他的魔下。。

对他人赞美的渴望和追求是一种普遍的大睦，古今中夕概莫能外。没有人能够面对来自公众的倾慕和暴风雨般的赞美无动于衷，兴奋、激动、飘飘热的感觉是普显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单单为了这个，就足以激发人的潜能，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取得超越人的限度的成就。如叙利亚的基督教禁欲主义者、隐修士圣西缅（约390一495 )，为了博得赞美，他在沙漠中部为自已造了一个顶上有平台的高柱，大小刚好可以站在上面。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站在这个柱子顶上。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在热烈地、毫无保留地赞美他。他就像当今世界的英雄尤里?加加林、杰西?杰克逊和球王贝利，他们为了考粼导公众朝圣一般的热烈欢呼，牺牲了无数个日夜的轻松、愉快，像圣徒一样千百次地做着同一个动作，直到筋疲力尽，并取得了超人的成就。

一个渴望受到赞美的人属于人民，他感到与他们紧密相连，没有公众就无法生活。圣西缅独自一人呆在空中，在一个一米见方的柱子上，可他还要和所有的人谈合。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千百双眼睛渴慕地盯着他，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欢乐，他一生的苦修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欢乐，这是他生活的动力，也是他步步登高的未来的召唤（小时候追求父母的赞美，稍大追求同志的赞美，成年追求公众的赞美）。刘邦生活的动力也是渴望获得公众的赞美。但他和圣西缅对公众赞美的渴望又不尽相同。这种区别就在于圣西缅虽然渴望获得公众的赞美，但他毕竟是一个经过数十年孤独苦修的个性人格者，内心充满了圣徒换侍的体验。他对公众热烈的赞美有着自已的理解和要求，经过这番“理解”，公众的赞美也就被圣西缅化了。因而，他没有不被理解的痛苦。他永远是个自得其乐的苦修士或一个具有伟大号召力、改变民众生活的精神领袖。刘邦却不是这样，他作为一个较为典型的社会人格者，对公众的赞美充满了屈从的热望，很少具有支配和改变的力量。这一点表明，他对公众赞美的渴望倒是比较真诚的，不像圣西缅那样有时把公众的赞美当作舞台的道具使用，作为自已超凡人圣的世俗刺激。

对公众赞美真切的渴望极易产生一种矛盾的心态，因为公众的赞美并不同时指向一个方向，迎合七嘴八舌多变而不确定的公众赞美很容易把自己撕扯得支离破碎，并时时有不被理解的委屈。有意思的是，刘邦却很少有这种委屈。这一点与其说是他性情豁达、开朗，不如归结为他天性的合群。一个人的天性与民众的州七一臼理结构这样天衣无缝、适时适度地结合，乃至他这个人可以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代表，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趣、最具有吸引力的现象之一。

四刘邦的才能是有限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他做了皇帝之后的酒宴上，他当着群臣的面公开说：“运筹于帷幢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调运军粮，疏通道路，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而他不是。

的确，作为一个才学平平的社会人格者，仅靠他人赞美的鼓噪而一时兴起举兵叛秦，心里自然是挂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刘邦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当起义的民众攻占沛县县城，推选他为县令时，他推辞说“目前天下大乱，诸侯纷纷起事，如果将领选得不当，就会一败涂地。我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是担心能力薄弱，不能保全父兄子弟。这是大事，希望另外推选能够胜任的人。”。

然而，萧何、曹参等一班比他才高的人都是文官，看重身家性命，惟恐大事不成被秦朝诛灭全族。起义首领这一项工作倒是需要少喝点文墨，需要处于社会底层的下等人的粗犷和豪放，需要有点不计得失走江湖的流浪汉性格。这样的人必须喜好破坏、混乱和战争，热衷于在多变的乱世中混水摸鱼，等到自己牢牢地坐在至高无上的龙位上，再满口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对于这些，刘邦倒是毫不缺乏，甚至可以说是天生具备。他的生活本来就放荡不羁，既没有整个人生的总体设计，又缺乏一天或一个阶段的具体规划，“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到什么份上就在什么份上安歇，由于没有持久的形而上的人生困扰，他确立不起生活的信念，也没有这种需要。他的情感时常被混同于情欲，多目标多方向地随意发散，使他不可能具有揪心扯肺的激?清专注对象，他只是松散地飘泊在生活的浮面上。当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萧何、曹参的一致推举，加上流传在民间的有关他的神奇故事把他推上了起义军领袖这样一个高位上。他并不像萧何、曹参那样后伯，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换了一种混法，充其量兵败被杀，满门抄斩。他不相信自己会死。不过要是老天爷让他去死，他也毫不畏惧，这是天命。

他相信人的命运都是由上天决定的，说不定，老天爷会使他成为一个皇帝。于是，他根据流传的神奇故事，自命为斩蛇的赤帝之子，用牲畜的鲜血把战鼓和旗帜一律染成红色，在沛县的县衙门里祭祀了黄帝和蛋尤，随后率领数千名各处征集来的沛县子弟，像那次壮胆斩蛇一样浩浩荡荡向着迷茫却充满热烈激荡的未来出发了。

义军起先进展顺利，先后攻占了胡陵、方与、丰邑等县，又在下邑和杨县打了两个大胜仗，收编了数千秦兵。到了薛县，又得到楚将项梁五千军士的支援，兵力增至万余人，可谓声势浩大。不久，刘邦与项梁的侄子、骁勇的顶羽在雍丘城下配合作战，大破秦军，斩杀秦将李由，取得重大胜利。但是秦将章邯利用楚军松懈之际，趁夜发动奇袭，在定陶击馈楚军，大将项梁战死沙场，损失惨重。章邯打垮了楚军，一报一还，以为楚地已平，便渡河北进，攻打脱秦自立的赵国。项梁拥立的楚怀王熊心立即召集离散的各路诸侯，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命令刘邦向西攻城略地，打人关中。楚怀王与将领们约定，谁先攻．人关中，就封谁为关中王。

当时秦军十分强大，连战连捷，将领们都认为先人关者处境凶险不利。惟独项羽愤激争先，要求与刘邦一道西进人关，为项梁报仇。然而，由于他在攻打襄城时大开杀戒，身背恶名，怀王手下的一批老将军们都认为他残暴狡黔，不宜入关，建议“另派能够按照仁义行事的忠厚长者率军西进，向秦的父老兄弟讲明道理，秦地的民众长期遭受秦始皇的压迫，灾难深重，如引尚若派个忠厚长者前去，实行招抚政策，不随意横暴肆虐，就会很容易地拿下关中”。结果，憨人自有憨福。刘邦平日合群、随便的作风博得众人喜爱，他的宽厚、豪爽和诚实受到怀王身边老将军们的赞扬，于是他成为人关的合适人选。反之，比他驻勇善战的顶羽却被派往北方。这件事似乎有些耐人寻味，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中国人总是憎恶那些过于咄咄逼人的人，而宁愿沾交较为愚笨的朋友，就因为他们老实可靠，不必处处提心吊胆，严防暗算。刘邦的天性在这场至关重要的竞争中无意识地占了上风。

典型的社会人格者一般听命于来自两个方向的指令：一是自己原发的欲望，二是他人中肯的意见。所谓“中肯”的标准是其人自定的，这类意见可以是符合自已原发欲望的，也可以是为了道义和大局压抑这种欲望而符合社会普遍认可的伦理规范的。像刘邦这样土生土长的社会人格者，因受文化的影响，对自己原发的欲望一向抱有矛盾的态度。无疑，私欲的满足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决乐，如像秦始皇那样占有大量的财产、各式各样精美的翎牛、豪华的宫殿和如云的美女，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跌打滚爬艰难谋生的普通老百姓的最大愿望。但是，当社会财物普鱼匣乏，饥民流移，一个不是名正言顺的财物占有和享用者（如果不是像秦始皇这样的贵人），却强行占有、享用着大批财物，他的这种私欲满足就会受到谴责，公众的谴责必然会使他产生某种内疚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摧毁这种由私欲的满足所带给他的快乐。因为，这种对社会财物的独断、贪婪的占有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使他建立在这上面的安全农曹到颠覆。一个人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因此，这一阶段的刘邦总是在私欲满足和遵守社会普鱼认可的伦理规范之间摇樱。他对自己的私欲抱着既热衷又罪恶的感觉。

幸亏他这个人天性放浪随意，对待私欲的矛盾态度没有像赢政那样发展成为一种持续终生的紧张。从西进人关开始，人们熟悉的历史上的刘邦便跃跃欲出，他像个被焊接在马背上的骑士，东颠西跑不停地奔波，在生存与死亡的雷区里轰响，在失败和胜利的浪谷中起伏。他犹如一个醉汉，在短暂的时间里经历着天堂、地狱和人间的轮回，粗糙地涂写着他色彩斑斓的历史。

长期的马背生涯似乎颠昏了他的的头脑，他懵懵懂懂的像个占山为王的草寇，独有欲望而缺乏计谋，只是一味地接纳他人的意见，先是陈恢的计策帮他降服了究城，张良的妙计又使他攻破了关中西南的武关。数万大军一进人平原如野马奔腾，直取咸阳。刘邦收降了素车白马称巨的秦王子婴，威武地开入秦宫，雄伟壮观的宫室，名贵的帷账、驹马，无数珍奇珠宝，数以千计的美人都以其自身的价值和灿烂的外貌诱惑着刘邦，他似乎真的有些迷醉了，就像一步跌进了早年时常光顾的那家酒馆，面前晃动的美人不过是武大娘变形的玉体，这种恍惚的感觉唤醒了他长期征战的疲乏，如同以往总在武大娘身旁安歇那样，他打算在这金碧辉煌的宫室里住下不走了。他的部将樊哙出于大局考虑，劝他出去居住。他不听。他无法击溃（主要是不想击溃）欲望的喧嚣，他想多少得满足一下这种折磨人的欲望。樊哙走后，张良来到他的身边，对他说：“正因为暴秦无道，你才能来到这里。为天下铲除凶残民贼的功臣，应当崇尚朴素为好。你才进秦宫就像秦皇那样安于享受，无异于‘助柒为虐’。‘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你能够听取樊哙的意见。”。张良这番话无非是樊峻劝说的重复，然而却是艺术化的重复。

他深知刘邦内心“中肯”的尺度，也把握着他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他的劝说十分近情，涉及到．人，我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延伸：民一我关系。这位身材苗条、有点女性气质的谋士就像一位驯兽师，他身着紧身服，脚蹬皮靴，手舞鞭子的精彩亮相，有效地带lJ8及了那些凶狮猛虎―― 刘邦内心腾达的欲望。刘邦一声没吭，率军返回了霸上，并且与秦地父老们约法三章。五刘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汉朝国力从战乱中恢复过来人们也逐渐有了各种娱乐形式．画面中的陶俑是汉朝常见的一种娱乐形式――说书。顶羽破釜沉舟击败围困赵国首都巨鹿的秦军主力，挥戈西行，40万浩荡的楚军踏人秦朝腹地关中，标志着秦末由陈胜、吴广发起的大规模反秦起义产生了质的变化，进而群雄割据、楚汉相争的新阶段。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旧址（在今陕西省临漳县新丰镇鸿门坂），如今已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热点和廉价工艺品市场，每午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参观、选购，当地的农民依据《史记》 和《 汉书》的记载，塑造了刘邦、项羽、张良、樊哙等历史人物的塑像供人参观。凭印象说，这些人塑得并不漂亮，形象多少有些失真。

但是，塑像不管多么粗糙，多么低劣的现代化，人们总能认出其中的个把人物，尤其是这场戏的两个主角项羽和刘邦。显然这不是塑像者的功劳，而只能把它归之为鸿门宴故事的普及。这个由司马迁生花妙笔叙述的故事早已进人了中学生的课本。十几岁的孩子不用父母指点就知道那个面自慈祥、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是汉王刘邦，而坐在他对面的黑大汉是楚霸王顶羽。他们不仅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且知道谁是这场争斗的胜利者和悲壮的失败者。

我不再重复这个被无数中学语文教师重复了千百次的故事，我想指出的是，这个故事反映出了刘邦在整个楚汉战争阶段较为典型的处境，这甚至构成了一个对他帝王尊严的威胁。

刘邦似乎总是处境艰险，然后在危难时刻狼狈逃窜。在鸿门宴上，项羽的怜悯和亚父的失策使他拣了一条性命，借口去厕所抄小路逃跑了。接着又在彭城，他没收了项羽的财物和美人，又被腾达的欲望折磨得不可自制，索性狂乐了一番，天天歌舞升平，大吃大喝。项羽得到消息，率领3万精兵绕道胡陵，经过萧县，在彭城灵璧以东的睢水与汉军激战。汉军大败，死伤无数。据记载，当时睢水都让汉军的尸体堵塞得不流通了。楚军把刘邦团团围住，准备人马凑齐即发起进攻。这时的刘邦真像是作了一场噩梦，刚才还莺歌燕舞，触手皆是温香的肉体，转眼间兵戈相见，横尸遍野。幸亏西北风大作，狂风折断了树木，掀翻了屋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阵脚一时大乱，刘邦趁乱带上几十名护卫骑兵慌慌张张地逃走了。经过家乡沛县，他派人去寻找他的家眷，家眷早已离散，渺无音讯。在回归的路上，刘类阮意中碰见了他那一对面露饥色、衣饰遨遏的宝贝儿女，便把他们载上车一道走。不久，后方扬起黄尘，楚军铁骑追到，刘邦大惊，他嫌车速太慢，竟然一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亲随滕公慌忙下车把他们又抱上来。刘邦虽然最终脱险了，但他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雉却被项羽抓获，身陷牢笼，作为以后向他讨价还价的人质。

仅隔一年，同样是夏天，刘邦又被项羽围因在荣阳。他出于无奈，提出讲和，请求把荣阳以西的地方划归汉，以东归楚。项羽不允，加紧围攻荣阳。刘邦处境凶险。部将韩信对刘邦说：“形势已经很急迫了，请让我假扮汉王去欺骗楚军，大王可以利用这个空隙逃出城去。”于是，在谋士陈平的策划下，两千余名披甲戎装的妇女涌出荣阳东门，楚军四面围攻上来。韩信乘坐着黄屋车，车上竖起大寒旗，叫卫兵们向楚军喊话：“喂，楚军弟兄们，荣阳城中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决定投降！”楚军将士以为大功告成，纷纷拥到城东去观看，狂呼万岁。刘邦趁枷从荣阳西门仓皇出逃。。

这就是刘邦在整个楚汉战争时期的形象，他似乎间断性地扮演着遇难者和逃跑者的双重角色，有些史氧兑得更难听，说他像苍蝇一样，失败后兜一个圈子，收拾残军，又转回来战斗。叫旦是，战争期间刘邦实际的贡献可能就是他不倒的形象，正是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帮他赢得了战争。刘邦咬紧牙关，尽心尽力担当角色、塑造形象的热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因为是担当角色、塑造形象，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发生在他的身上就有了某种戏剧性，使人热衷于接二连三地审视和回味。

发生在广武山下的那一幕闹剧就是这样。两军对峙，相持不下。作为主帅的刘邦本可以不直按介入挑战和攻击，可他不甘寂寞，他被长年相持不决的战争搞得焦躁不安，成年壮丁蓬头垢面敷衍征战，老弱病残疲惫不堪运送粮草的状况也令他烦恼。他隔着广武涧要求与项羽对话，却并不知道要对这位西楚霸王说什么。项羽原本一藐勇武夫，被激怒后，提出跟汉王单身挑战，一决雌雄，并讥嘲他的懦弱。刘邦反唇相讥，历数项羽十大罪状，随后说道：“我高举正义的旗子，会同诸侯军，讨伐残暴的乱臣贼子，只叫那些过去是罪犯而现在被编入伍的兵痞与你作战，你又何苦来跟老子单独挑战呢？"项羽大怒，用伏弩射中汉王。刘邦胸口受伤，可他却摸摸脚说：“那贼射伤了我的脚趾！"刘邦回到营帐中脱去外衣，发现里面已被鲜血浸透了，他躺在藤椅上不能动弹。张良看到形势不妙，劝他起来勉强慰劳士兵，安定军心，不让楚军乘机取胜。对镇定、威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