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

攻苏 联的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组织上作为中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外，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 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 在７月２８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 东路问题，不单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名 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或是苏俄退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 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 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 们不利的。”

鉴于此，他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 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 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 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 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他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 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①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 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８月３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 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 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 利益”②。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的批 判，上纲最高，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他发表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列数陈独秀的意见有七大错误，“从共产主义者 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一）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二）

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去研究战争问题；（三）

不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 的意义；（四）“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 来决定其命运”；（五）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和“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六） 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七）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说综合这七种错误，就是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 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 行动”。

这种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 潮到来”的混乱思想，正是陈独秀７月２８日给中央信中揶揄的对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 的历史继续”：（一）在国共合作中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二）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 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领导的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 然反抗；（三）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四）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 武装力量；（五）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①王明的文章，是一个媚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欺下、打棍子多于说理的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说教者不学无 术的政客嘴脸。可惜在那个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尊重淹没了理智的年代，这种丑恶的东西竟能在党内横行。

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党中央以及王明之类的批判。他于８月１１日，再 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 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 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 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辩驳说：７月２８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 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 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①韶玉（即 王明）：《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载《布尔塞维克》第２卷第１０期。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最严重的是，陈独秀也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 现。”①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 和激化了。

为什么本来简单的问题会如此复杂化，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 之争，会发展成原则路线之争呢？这是因为与这个争论绞缠在一起的，存在着一个陈独秀转向托派、反对党的“六大”路线的问题，即在７月２８日与８月１１日之间，他给党中央系统阐述托派理论路线、并要中央接受的那封８月５日长信，甚至在８月１１日信的末尾，他要求此信与“八·五”信、 都能早日在党报上登出。

从１９２９年７月到１１月陈独秀与党中央争论并被开除的全过程看， 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一支与主旋律不太协调的插曲；而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的 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正是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 所以，有人说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问题上发表了与党中央不同而正确的，意见被开除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只观其表，未察其实；一叶蔽目，不 见全局。而①《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０日。

蔡和森把陈独秀８月５日致中央的信与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１日致中央 的信，统称为“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三封信”，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八·五”信，只字未提中东路问题，而其性质与其他两封信根本不同， 虽然二者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时中央的缺点，就在于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而认为凡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都是反党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被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 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也不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 气。为此，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５８年之后，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一致认为，过去对共产国际历史研究， 由于信奉“历史就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公式，虚伪地理解党性原则和见风使舵，严重地影响了客观的研究工作，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在许 多问题上，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等等。研讨会在肯定共产国际历史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 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填补这一政策个别方面现有的‘空白点’”。

研讨会在论证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 价变得更客观。

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 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①然而，这个研讨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 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的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是以最权威的资 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长期蒙受的冤 屈平了反。

还须指出，在中东路问题上，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立场也是“保 卫苏联”。事件刚发生时，托洛茨基就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②；并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４日的文章中，引证 他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 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③他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 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④。所以，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 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