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

这也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①②③④托洛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 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９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８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３页。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 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但是，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确是加剧了陈独秀自以为是及其与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党也因此把他转向托派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誓做 反对派被开除出党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不用别人劝说，就自然而然地与周围意气相投的人融为一体，名副其实的“陈独秀派”于是应运而生，并 在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

陈独秀亲自出马，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全面系统地阐述 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猛烈地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等，要求“把 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妄图挑起全党性的大争论，以托派路线“改正”“六大”的路线。

在陈独秀的指挥下，他们分头活动，在党内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 章给他们看，宣传托派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 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工人同志和工人支部的负责人，此时他虽已退出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工 人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还争取了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海宁人，大革命 时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进《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受马玉夫影响转向托派后，他还想把整个支部都拉过去，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 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２０多人参加，郑超麟在会上讲话，宣传托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 央知道后，解放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管”。为了巩固托派的影响，马玉夫和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 部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了一次话。１９３０年，托陈派骨干薛农山又进这个《时事新报》社任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①。薛任托陈派法南区委 负责人。

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派，并非真 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如何，而是陈独秀这个昔日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是陈独秀的影响起了作用。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是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后转向托派 并把支部全体成员拉了过来。接着，托陈派也学共产党那样，把杜培之作为工人代表，吸收为托陈派的中央领导成员。

彭述之和汪泽楷被分配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①黄理文：《一九 三○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 第３期。

动，也拉过去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沪滨书店争取过去，为他们服务。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彭述之的小同乡，大革命中加入共产 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国民党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后到武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１９２８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委托办了沪滨 书店，任经理，杨献珍当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进托陈派，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不久，杨献珍去北方工作，沪滨书店 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①此外，其他托陈派成员也都利用各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争取人。如郑超麟利用其爱人刘静贞是云南人 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郑超麟还与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中活动的干部建立联系，等等。

这样，他们一面发展，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 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及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江苏省委）和中央 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

由于他们获得了系统的托洛茨基文件，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准备， 而我们党方面，虽然“六大”制定了基本路线，但“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①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及《陈独秀与托派》。 后来沪滨书店被国民党封闭，马任之脱离托派，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解放时，他随李觉起义，立了功。

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 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①再加上当时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有“左”的倾向，后来又发展成“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引起了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陈独秀被开除时，受其影 响而加入托派的，竟达到五、六十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八十一人，据郑超麟说，其中三分之一是为壮大声势而虚构的）。

与此同时，托陈派还派出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我们的话派”谈判， 要求对方提供托派文件，共同学习讨论；在组织上两派联合或加入“我们的话派”。由于对方条件苛刻，没有结果。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６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 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 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②会议分析了这种倾 向的危害性，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①②《组织问题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 资料》第６册。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 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①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藉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现实党的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 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 去。”②对于陈独秀“八·五”信中的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党中央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８月２８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 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８月５日的信件。陈指责这是“用专横 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

《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 料》第６册。

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①。于是他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 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 织活动升级。

陈独秀在８月５日信中，就向党要求民主自由，由于党不接受他的错误 主张和在党报上公布他信件的无理要求，他就竭力攻击党内没有民主，“官僚集权制”。这里，陈独秀所要求民主自由，是宣传他错误主张的“民主”， 反对“六大”路线的“自由”。一句话，是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民主自由”。这样的“民主自由”，自然是不能给予的。任何一个党都不会给一个党员这 样的“民主自由”。

一个被中国托派称为“文魁”的人，１９８０年在香港评述陈独秀上述 的民主观点时，说：“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的忠告，不仅不为李立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 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制度。现在重行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 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②可是，此人对陈独秀“民主自由”幽灵的呼唤，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①②一丁：《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 程》，《观察家》（香港）第３１期，１９８０年５月。一丁即楼子春，原是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成员。抗战时期，中国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刘家 良为首的“多数派”和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他属于后者，并与王、郑、陈（其昌）一起，被称为少数派的“四大金钢”。

解放时去香港，继续进行托派活动，写了不少论著，被海外称为“研究 陈独秀的专家”。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权，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陈独秀等一伙人，在大会小会上，展开攻势，一面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面向党中央发动进攻，越来越加剧在党内的分裂活动。９月２０日，在中 共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辩论。彭三次发言，认为陈独秀“已不 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继续”；声称“我们提出来的政治意见与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整个政治路线不 同，⋯⋯此种‘对立’是没有不可以的”，“还是应该的”；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关于托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