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

力 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镇压了下去。这两次革命，陈独秀都是参加的，尤其是大革命，他是主要领导人，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他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为为名，做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怎么因此而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 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残余⋯⋯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陈独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根据是：“自国 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②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起码常识，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竟把商品经济和殖民地经济视为“资本 主义”。

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①②陈独秀：《关 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从商品分析起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但是反 过来却决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大量倾销工农业产品，而把发展中国 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源源不断地掠夺走。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也在中国搞一点投资，办一些企业，但多 是为他们掠夺中国同时也排挤中国民族工业服务的殖民地经济，如加工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农村破产，加速了小农经 济的瓦解，使广大农民赤贫化。这似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人后备军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不发达，只有一小部分破产的农民 流落到城市成为工人，而且其中多数进的是帝国主义办的企业；大部分破产农民都变成贫雇农，承受官僚、军阀、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越来越重的剥 削。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光田赋附加税一项，就超过正税数倍，甚至数十倍。

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川各县的田赋，有的竟预征到３０ 年以上。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农民就大批大批地冻死饿死，有的就沦为乞丐，或逼上梁山，成为所谓“土匪”。地主、官僚乘机兼并土地，但他们并 不因此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反而认为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把资金放高利贷更有利，这就更强化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京政府 建立，表面上结束了十几年来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局面，造成了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帝国主义 及其附庸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大发展，实际上是相对下降不断破产的趋势。比如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表的材料，１９２８年，向政府注册的新设工厂为２５０座，资本额为１１７８４万元，１９３１年就下降到１１３座，２７６９万元。 由此看到，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或占统治地位，是多么站不住脚。

（二）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 家机关”，并能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的妥协”；陈独秀说：“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 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 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述经济分析，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和工农平民一样，“依然在反革命统 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大革命失败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①②《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４７页。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 日）。

只得到了南京政府中几个不起决定作用的部长的职位，为点缀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当花瓶。所以，他们如蔡元培、杨杏佛等，很快就醒悟过来，与宋庆龄等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有人曾拿“六大”决议案中“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 级的国家政权”的提法，来为陈独秀视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观点辩护。“六大”的提法当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它是在肯定“中国革命现 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之下，为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事实所迷惑， 而产生的缺点，白璧微瑕，容易克服，而且很快就克服了。在革命实践中，后来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长期的 革命联合战线。而陈独秀在这问题上的错误是根本性质的，是他整个理论路线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 象等一系列结论。并由此出发，中国托派始终疯狂攻击我党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他们这个错误是不可克服的。这与党在“六大”决 议案上的缺点，不能相提并论。

（三）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

“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报纸上已经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 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据此荒诞无稽之谈，这位在中国之外根据 主观想象和报纸上的片面宣传来观察中国局势的托洛茨基开出的药方是：“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 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这个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 陈独秀则说：“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 没有人能够预言”①。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 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②。

在１０月２６日，他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 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 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载，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陈独秀从此出发，为中国革命设计的道路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 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 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①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有１０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 日）。

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 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 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 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 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①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为中国革命设 计的这种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是闭门造车自欺欺人之谈。

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 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 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 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②所以，国①②《毛泽东选集》第５０７、５０９页。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民会议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郑超麟后来写回忆录为他们辩护，说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是主张“解散”秘密的党，而他们“没 有一个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完全是诬蔑”①。这种玩弄名词概念的“教条主义”，实在不值一驳。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当时给中央的信中，把“国民会议”吹得神乎其神， 同时讥笑中国共产党“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至地下，一 声也不响！”②。

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炮火中诞生的时候，陈独秀及托 派奋斗了２０多年的“国民会议”的回响，又在哪里呢！

（四）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托洛茨基声称：“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 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③（不管中 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９１８年７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①②③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 一次革命，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 次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产。”对此，中国托派认为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转变得比较勉强，并且与中国托派的认识始终 有差距，成为双方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在别的问题上都接受托派观点的时候，还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革命性质》的文章， 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①刘仁静当时看了这篇稿子后批评他转 变不彻底，实际仍坚持“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于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六大”确定 的“工农民主专政”。他甚至鹦鹉学舌地说：“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为一种反动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 的理论根据。”他在解释自己提出的口号时说：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 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

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 乡村中的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①《刘仁静致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２ 日），《陈独秀复刘仁静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均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