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

了。 陈独秀对此事件，依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的一再拒绝；加之党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 的活动就很难搞下去了。然而，与陈独秀一样，这个派别在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以后，也死灰复燃了，而且与陈独秀相互作用，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 拾。

①李立三：《编完以后》（即《党的生活》第５期“江苏问题专号”编后 语）。

二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全面否定共产国际中国托 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始是苏联托派的一部分，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秘密组织，苏联托派还派专人与他们联 系①。他们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一切都来自托洛茨基的说教。

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在他 自撰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归纳为１４条，或“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一）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即 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他以“小资 产阶级在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６４、８３、８４页，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出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并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也不例外，甚至认为“越到东方的资产阶级越反动”。为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 战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进行愈来 愈激烈的阶级斗争，向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攻，包括贫农及一切小私有者。“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 从而推动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 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

（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 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他认为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 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 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１９２３年以后，是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 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 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问苏联的蒋介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 合作的，对国民党人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 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

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 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从１９２３年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 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这个主张时，托洛茨基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 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 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 员会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 公开进行。有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２２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７年版。 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并使他们分裂。一部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 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 度。１１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１４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

翌年１月，托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史唐、梁干乔等人，也在１９２７年底被遣送回国。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 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其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 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８日，唐宝林整理）。

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 团员，党员则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肆活动，所以他们对党还没有什么影响。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 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 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六 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 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学生中正 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第１７１一２０３页，１９４７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 题》中的文章，皆出自该版本。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１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出版。 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事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 章和托派文件等。到１９２８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中国问题》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 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 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 在１９２９年４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 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１９２９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 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 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０３—２３３页。

《双山回忆录》第８３．９２．１０２页。 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 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 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 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 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 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 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 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的。”①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 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 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 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②。

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 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③。“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 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

④他以此攻击“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 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⑤。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 路线贯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创议和支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 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１９２５—是历史上空前的。”① 党本身的组织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４３２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到“五大”时拥有５．７９万多党员的大党。

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 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②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 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 一无是处。他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抹黑。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 问题，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立性及领导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同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①②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①，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 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去争取领导权。

陈独秀则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 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 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显然，在这种“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 当时国共合作采取“党外联合”的形式，陈独秀同样是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进行 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但是，阶级联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 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条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 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①②③④独秀：《我们现在 为什么争斗》，《向导》，第１７２期。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陈独秀与国际派驻中共党内的代表的关系看，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中 的错误有关，甚至可以说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陈独秀又有自己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他在中国党内崇 高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执行国际路线时，不是始终处于违心地绝对服从的境地，往往是认为其正确而自觉地执行。关于这一点，大革命时期与他关系较 深的郑超麟说得比较客观：“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 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①不仅如此，在执行国际指 示时，无论错误还是正确，陈独秀还往往加以主观的发挥和创造，因此，成绩，故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错误，他往往走得更远。所以，大革命失败，他 的确负有较其他中国同志更大的责任。对这一点，陈独秀本人没有足够的认 识。

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接受托派观点视歧路为正途然而，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只是他转向托派的第一步，更严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 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 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 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 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 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卡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不能 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在这个学习和辩论的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 见和文章给尹宽他们看，大概有七八篇。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叫《论中国革命性质》。 这样，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除了在革命性质上有一点保留外，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在８月到１０月，他给中 央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封信，其观点都来自托洛茨基的文章，特别是那两个纲领性文件，甚至有些话也是一样的，比如：（一）关于中国社会性 质：托洛荻基认为，“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 接的统治地位”①。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 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②陈独秀就由此出发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轻视反封建的任务，从而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 城市转向农村。当时，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代表的共产党人，利用新军阀的混战形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城市斗争 由于敌强我弱及“左”

倾的干扰，不断遭到失败，迫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村，而且由被迫变为自觉，终于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 市的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转变。

他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 重的问题时，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 问题》。以下托的观点，均引自此二文。配城市”的说法。①陈独秀这里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 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与殖民地经济相结合，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随着北伐的胜利，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