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

此外，陈独秀的报告里还谈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无产阶级根本没 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

“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大部分 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应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 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其他，还谈到准备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问题，①就更是泛泛而论了。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的报 告反映了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就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而论，这样的一位总书记不能说是称职的。

“五大”作出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后，党“只 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以致发生了“三二○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但“党没有正确的 政策”，“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而也没有“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 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在北伐过程中，“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而错误地认为先扩大革命，然后再深入。党对大 资产阶级的力量估量过分，对小资产阶级估量过小。“上海暴动的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而是“过于重视资产 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②这些批评虽然没有点陈独秀的名，但无疑主要是针对他的。 据黄文容回忆，在中共“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

③这种苦恼的心情该不会是陈独秀一人所独有的吧！①②③黄ﶴ然回忆，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０、４１页。

《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因为无论是陈独秀的报告，或是“五大”的决议都不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都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独立地建立工农武装的任务，也没有提出无产 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切实的步骤，反而误认为在“四·一二政变”之后，“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 的联盟”，①而忽视了其中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势力，以致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好似国共两党的合作，真象是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 决议所说的那样贯串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因此，强调合作，忽视斗争，甚至当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之后，也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 至于对两党关系的破裂，更是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的措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不足以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

央委员。１０日，大会闭幕，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７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４人；选出了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补 入瞿秋白）组成，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当革命处于日益紧急的时候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件事的本身反映了当时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而 不是象某些回忆录所说是由于陈独秀在大会上接受了批评、承认了错误才选他做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若果真是个成熟的党，而不是幼年的党，就断然 不会推举出一位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４页。

不成熟的领袖。陈独秀的苦恼情绪决非是他个人独有的，而是一批年轻 的党的领导人在越来越复杂、越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所共有的，它不过集中地由陈独秀表现出来罢了。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拒绝国际指示}} 宁汉分裂，既对立又统一。他们双方都在进行北伐，汉方沿着京汉线，宁方沿着津浦线，几乎是齐头并进，攻打奉系军阀。双方在政治上的主要分界限，是宁方边北伐边“清共”；而汉方却依然打着联共的旗号，尽管这面 旗帜自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一案之后，已经无形中失去了它 的光彩。

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 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①并率叛军直逼武昌，企图颠覆武汉政府。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 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

２１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所谓制裁工农越轨行动，保护公正耆 绅训令：凡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自由，“即无异反革命”。就在这个训令发表的同一天的深夜，驻扎长沙的唐生智部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二团 团长许克祥率部发动武装叛乱（史称马日事变），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①《国闻周 报》第４卷２２期。

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 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连续七天之久。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据蔡和森回忆：当时 他和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 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这是个以工农为主力的进攻方略。但正如蔡本人所说，这些主张在当时不过是“本 能的偶然的提议”，并非如“事后追论”的那样“真知著见”。因此，不可能征得多数人的同意。罗易和瞿秋白都“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 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同意这个意见。 这次会议，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有较详细的记载，会上首先有鲍罗廷和罗易各自发表长篇演说。鲍罗廷说： 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 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一反上次的意见，他说：蒋介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 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他们否定土地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 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

鲍罗廷和罗易演说完毕之后，蔡和森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 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这样，还有什么原则。”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 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

推翻国民党中央，“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 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 变的。”

瞿秋白接着发言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 其实老鲍与鲁（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①两位外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蔡和森发现了他们之间意见的根本分歧，并提出了批评，但他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则从中调和，并讥笑蔡和森。这就是“马 日事变”后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蔡和森没说。但在两年之后， 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写道：他在政治局会议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所争的，⋯⋯ 实际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①以上引文均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罗易的发言，参见《罗易赴华使命》一书《文件》第三十三。５月２４日，即根据这篇文件的日期确定的。 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上提议退出国民党”，会上多数 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否包括５月２４日这次会议，这无关紧要。因为陈独秀过去已经两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现处在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这是符合 他的思想的。但正如鲍罗廷所回答陈独秀的，“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这就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持沉默态度的主要缘故。这时国共两党合作确实难 以按现状继续下去，这一点陈独秀看到了，但退出国民党以后，又该怎么办？陈独秀也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也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吧！由于 上述的原因，陈独秀对“马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就只能根据当时中共中央所实际执行的政策去判断了。

陪同赴湖南，一边查办许克祥，一边查办农民运动的过火。当代表团行 至岳州时，许克祥来一个逮捕与就地枪决的电文，６人即逃回武汉。其实查办许克祥不过是国民党玩弄的官样文章，而鲍罗廷却把假戏真做，自然是要 碰钉子的。

中共中央对许克祥的武装叛乱，曾经决定征调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平 定叛乱。但不久又下令停止了。２６日，中共中央议决：“现在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道路，票找这中间的路。 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我们在湖南虽然“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 地，武装起来，家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 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①于是中共又转而依靠国民党平定叛乱。

６月４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如果对许克祥的反革命的活动实行妥协的话， 将“非常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条建议。第一条“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 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②于是国民党中央是否肯承认许克祥的叛乱是反革命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