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
成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是早已有了的。他如果不否决解决土地问题案， 不发布那些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一个小小的团长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武装叛乱。即使胆大妄为，在叛乱之后也必定逃脱不了应得的惩处。然 而，事变发生之后，孙科说：“湖南的事（指许克祥叛乱——引者）难道真是许克祥一个人的意思？成天的讲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湖南农民协会也 要全体停止活动，不然不得了。”汪精卫说：“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也难怪许 克祥他们要起来反抗。”③可见在国民党领导人看来，许克祥不过是用刺刀、枪弹去执行他们的制裁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罢了，又①②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６月１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４１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２５０、２４３页。 何罪之有呢！中共对国民党的依靠注定要完全落空的。于是土地问题留下的就仅有一项工作了，这就是中共中央不厌其烦地连续下达文件，纠正农民运动过火行为，以便维持那已经无法维持的国共两党 合作。
无庸讳言，当时农民运动中确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但是，对于任何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只有在率领他们前进的斗争中，积极地加强领导，才能克服并使群众得到锻炼和提高。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解决土地问题在革命全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透彻的认识，有无畏的胆 略，能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道前进。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固然不必主动地去撕裂国共两党的关系，但也决不能受这种关系的束缚而牺牲自己的 独立性。共产党应当勇敢地高举起土地革命的大旗，为此，就必须对两党关系破裂有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地创造解决土地问题的条 件。
而中共中央为了维持两党的关系不致破裂，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结果 完全脱离了农民群众，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品头评足，甚至认为“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先行解决”乡村政权之后才可解决。①如此 地将建立乡村政权或建立武装与解决之地问题的关系截然分开，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当时湖南有些乡村政权已在左派手里），结果是无形中把具 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土地问题搁置起来，到头来连过火行动也未能得到纠正，而徒然为反动派提供口实，增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０５页。
长他们的气焰。马日事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 统治地位。
革命形势急剧的恶化，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切。国际执委会于６月１８ 日至３０日举行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便于五月底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６ 月１日，罗易收到了指示，其要点为：（１）“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 下面实际夺取土地”。（２）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３）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 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４）“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 办反动军官。①《指示》强调了从下面自动地没收土地，并首次提出了中共建立军队的任务，这较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①《斯大林全集》 第１０卷第３１、３２页。迄今不见这个《指示》的全文，现收录《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的，是经过删节的。当国民党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中共中央秘书厅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２日发表《国民党分共政策之真相》一文。文中逐条引用《指示》的部分原文，对国民党进行揭露。引文的第一条 里有这样一段内容：“对于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之让步并与之结合联盟诚为必要。故只须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动小地主及军人的土地。如果必要 情形则不没收中等地主也可。”就是《斯大林全集》中所没有的。
的决议，确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可惜的是这个《指示》来得太晚了， 丧失了建立军队的大好时机。王若飞说，关于建立军队，“三月不搞四月还可，即使五月再搞亦还有可能”。①而现在许克祥部在湖南、夏斗寅部在鄂 东疯狂屠杀工农，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已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来不及了”。②而且《指示》本身也包含有明显的矛盾，既要坚持与 武汉国民党合作，又要改造他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执行《指示》中的规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但中共也并非是无可作为的。如果它敢于揭露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集团 的反动性，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深入两湖，依靠农民大众，发动土地革命，就能够团结国民党领导层里的极少数左派，和由中共建立的两湖国民党省、市党部中的多数的左派。这虽然不能扭转革命的败局，但可开创革命斗 争的新局面。可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竟然被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吓坏了，事事迷恋于两党合作、合法的道路。
一一作了说明，表示他的意见：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 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国民党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 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我们建立军队以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①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１３５页。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至于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成 立这种东西，领导人就只能都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认为国际的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①会议经过了讨论，政治局作出对国际指示的答复，说：“依照训令方针进行，唯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 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列席会议的俄国人樊克也认为“只好这样回答”了。②可是，国际的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他 一向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③他背着中共中央 和其他国际代表，在汪精卫赴郑州的头一天，即６月５日，以“开诚”相见的态度，把《指示》交给了汪精卫。后来又劝告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 不然国民党左派同Ｃ．Ｐ．都完了。”汪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
④能说会道的罗易所干的这件蠢事，说的这些蠢话，为汪精卫实行“分 共”提供了口实。但那时汪还不便立即下手，因为武汉的主力部队唐生智部还在北伐的前线豫南。
①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
②《罗易赴华使命》第２８５页。
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④转引史略：《陈独秀是怎样拒绝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中 央档案丛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放弃领导权右倾错误的恶果}} 冯玉祥部占领了郑州。１０日，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一行移樽就教来到了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谈。当初，之所以要举行第二期北伐，由武 汉出师北征，冯部末出潼关，两面夹击奉系军阀，对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说是为了同蒋介石抢夺北伐的旗帜；对中共中央来说，是为了先扩大革命而后深 入；对鲍罗廷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即避开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强大势力，打通与苏俄直接相连的国际路线。因此，无论是武汉国民党或是中共中央和 国际代表都十分重视郑州会议。同日，罗易发表给冯玉祥公开信，说：“共产国际授命我对你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祝贺”，现在“消灭南京反革命中 心⋯⋯是国民革命军面临的迫切任务。
我希望在前线聚会的革命领导人妥善办法，全面协调上述任务和攻占北 京的任务”。①罗易对冯玉祥抱有极大的希望。而郑州会议的结果，却是唐生智部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地盘全部留给了冯玉祥。 在郑州会议之前夕，传出冯玉祥的“共同北伐”，即宁汉双方“共同北伐”的主张。这时陈独秀“已悟前此北伐政策错误，⋯⋯他知道共同北伐成 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Ｃ．Ｐ．之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罗）易、平山则仍主张南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①《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９页。 决两湖问题”。并提出湖南、湖北议案：围攻长沙，自动的没收土地，发展农军，扩大工人纠察队，推翻国民党中央，进行改组。①“此日（即６ 月８日②——引者）恰好国际来一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罗易看完 国际电报表示同意两湖决议案。中央与国际代表为组织湖南暴动成立了湖南特别委员会，并派出大批军事同志前往。后来一位外国同志听说中共在湖南 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已不可能，鲍罗廷拒绝支付已经决定的款项，结果取消了湖南特别委员会。
此后中央政治局虽还曾设想进攻，但“由多数的反 对否决了”。③回电的答复。中共中央对这个第二次的紧急指示必须做出回答。１５日，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致共产国际电，说：“大多数的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他们以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为借口，“反对土地革命”。在这种情况 下，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然后“加速建立”，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为没收土地作准备。①②③《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８０—８２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８０页有一段话：“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 电报，⋯⋯翌日鲁（罗）易提议⋯⋯派五十名军事同志赴江西，⋯⋯”。６月９日鲁（罗）易在《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一 文中说：“应立即派遣５０名同志到江西⋯⋯”（《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０页）由此可知蔡文中所说的“翌日”即６月９日，而“此日”即６月８日。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７９、８０页。
“否则，将立即引起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 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