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

过争论，中共中央（自然包 括陈独秀在内）同意了北伐的意见。

对北伐的意见基本上取得一致之后，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 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中央于４月２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 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了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４月１９日至５月６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 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国民党各省区农民运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军事将领。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 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陈独秀出席了４月２６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 题的原则及进行的方法，即：“（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 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以上是原则。（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机关之实现；（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 土地改良法案；（七）各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 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以上为进行方法”。陈独秀之所以明确地提出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是为了“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他们不安也”。 陈独秀发言之后，鲍罗廷接着发言，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 独秀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不必等省民会议便可解决”。

①陈、鲍二人的意见，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可略而不论。但不能不将陈独 秀的意见与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决议中有关土地问题的意见作一比较。对没收土地的对象的广度，陈独秀的方案超过了国际决议中所规定的。至于解决 土地问题的方法，陈独秀所说的由国民党中央“命令农政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等等，不仅没有违反国际决议的“利用政权机关”的指示，而 是使其具体化了。

４月２９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１０日）做政治报告和党组织状况报告，当谈到土地问题时，他把小地主划入 了小资产阶级范畴，说不没收他们的土地，“向他们让步”是为了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这个意见为“五大”所接受，并在大会《宣言》里提出“农 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政权”。但陈独秀并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当作革命的紧急任务，他在报告中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运动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 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运动呢？我们以为后一种做法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依然存在，①该次会议记录。

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

①也就是说先扩大后深入，等到打倒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吧！ 这个意见同斯大林的观点不谋而合。期大林在５月１３日和中出大学学生谈话时，也是主张先北伐的，至于土地革命等“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后，再“以全力开展”。②“五大”剧主张扩大与深入同时进行，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比陈独秀积极 得多。大会作出的《武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既“需要很快的扩张”，同时“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 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末，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 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但“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 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这显然是批评陈独秀的，当然也不只是批评他 一个人的。

《议决案》还明白指出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 决”，这“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③①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２—４５页。

《斯大林全集》第９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五大”还专门作出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 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 不没收”①等等。但是，大会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想必也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由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去执行这个议决案的。这时广州政府虽已不复存在，可大会认为“四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 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 权”。②由此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共产党不参加广州政府还要通过它执行；现在由国共两党“共同担负”的政权，更应当解决土地问题了。 以上介绍了三个解决土地的方案，一个是国际执委七次会议提出的；一个是陈独秀的；一个是中共“五大”的。这三个方案除了实行的缓、急有所 不同外，很难说还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即使缓或急，也都是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实行的，主动权并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因此土地问题能否解决，关键要看国民党了。

５月９日、１２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 土地委员会提交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４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５５页。

《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没收肥田５０亩或瘠田１００亩以上的大地主 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在农村取得政权；由省党部、省政府和农民协会等团体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严厉惩处土豪劣绅；保护革命军 人的土地等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草案》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土地改革方案，它完全符合一个多月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对农民宣言》的 精神。

国民党的一些主要头领是怎样对待这个《草案》呢？他们有的花言巧语； 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多数是原形毕露成了叶公式的人物。谭延贻说：“没收的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 必惹起极大的纠纷。”孙科和徐谦都反对公布《草案》。陈友仁说：“如果实行土地分配，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 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汪精卫说，“不公布，只对湖南省党部通知。”孙科马上反驳说：湖南省党部得到通知后，一定要训 令下级党部，“那末，不公布也变成了公布”。邓演达极力主张通过《草案》，如不能公开公布，可“秘密公布”，反动派若“一定要说‘耕者有其田’这 是共产，那也没办法”。谭延贻说：“要公布就大大方方的公布，不公布就暂时保留。这样偷偷摸摸的办不好。”的确，他是明火执仗地反对解决土地问 题的。邓演达又提议“只通过不发表，将意旨告诉湖南省党部”。最后会议进行表决，只有林祖涵、邓演达、吴玉章３人举手赞成通过而不公布，八人 主张“暂时保留”。①所谓“暂时保留”者，乃把农民的土地要求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也。

国民党中央对《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否决，堵死了一切企图通过 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抛弃了扶助工农的政策，对国共两党的合作不啻是釜底抽薪，同时也证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大权操纵在地 主、资产阶级分子的手里。共产党如果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号，独立地执行它的土地政策，就甭想触动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

在中共“五大”前夕共产党内部争论的问题，以及对陈独秀的批评和他 的态度，大多包含在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和“五大”的决议里。

陈独秀在“五大”上作的报告，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 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陈独秀说：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北上时，“不了解”这次活动的意义，因此中央曾持反对 态度，“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准备退出国民党这个策略也是“不正确的”，“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关于北伐，我是“支持”的，“可 是国际代表（指布勃诺夫——引者）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此“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等等。这是陈独 秀自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来，第二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公开的检讨，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特①《国民党中央政 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９、１２日。

别是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并没有把自己意见亮出来，进行自我的 分析与批评，更没有阐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缺乏诚意的，或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被迫 表态的。因为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 的。

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在报告里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谈了他的意见。例如对“三二○事件”，他认为当时“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 石也没有公开地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又如在谈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他以提问的方式说：“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 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上海的先败是否由于资 产阶级的参加？”

言外之意，是上海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单独行动，上海的失 败并不是由于吸收了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市政府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