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实庵自传》。 钊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

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 者，和姬妾众多的大腹贾以外，没有人肯主张罢！”①后来，陈独秀又在《民国日报》上连续三天登载《启事》，说“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 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 僻，决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态度”。②公开地揭露、坚决地驳斥和京沪穗三地大报的声讨，彻底粉碎了无耻之徒所散布的无耻的谣言。

在教育工作方面，使陈独秀感到最棘手的是权限和经费问题，这两条在 来粤之前原是约定好了的，但侵犯教育行政权的事仍时有发生。五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钦廉善后处擅自委任由某人接任，且竟然得到了省署的 同意。这使“陈独秀恼怒异常，⋯⋯力驳省署办理之非”。③关于筹办大学预科及第一师范，虽然已开出预算，择定地点，但经费“未能按期照发，诸 事难以搁置”，陈独秀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④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 于５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７月间，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①②③④《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６日。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７日。

《陈独秀启事》，《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２—２４日。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８日。 陈独秀离开广州以后，由他倡议并开办的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等都相继停顿。 但半年多来，他毕竟在广州播下了革命种子，因此当１９２２年４月他为筹备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再来广州时，那时 的广州已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工人运动}} 马林到达上海之后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 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①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陈独秀在广州接李达信以后，表示他不能去上海，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他指派陈公博和 包惠僧去出席会议。②陈独秀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很关心建党的事。早在这年的２月间，他曾经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①②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二）第３８６页。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１０页。 要党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① 现在他接到李达的信后，又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带到上海。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 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②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 权的意思。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 李达、李汉俊、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１３人，代表全国５０多名党员。此外还有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指工人运动的 组织而言），三人组成中央局。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经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 结束”，“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归社会公有”。

《纲领》的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①②③李达：《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３ 日）》（存上海文管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３６页。

《“一大”前后》（二）第９页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①中国共 产党这时虽然人数很少，但它是遵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象一棵新生的幼苗，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必 将成长为一株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盛开革命之花，满结胜利之果。

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为什么大会选他做中央书记呢？对于这个问 题，过去有同志认为陈独秀之所以被选为书记，是由于他在“五四”前期宣传科学与民主所赢得的信誉和声望。其实，与其说是“五四”前期的声望， 不如说是他在“五四”后期的声望。“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那时有声望的人物，不只陈独秀一人，胡适也是个声名显赫的人 物。再说，如果仅就民主革命而言，有谁的声望能超过孙中山先生呢！代表们选举书记显然不是以民主革命的尺度去衡量和挑选的，而是以社会主义革 命的标准去衡量和选举的。从“五四”前期宣传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转化到“五四”后期宣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推动和体现这一转变、并在思 想上组织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假社会主义，并积极筹建中 国共产党，任党的发起组的书记，现在代表们要选举中央书记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可谓非陈莫属。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陈独秀应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 委员长的职务，回沪任书记。于是又派包惠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

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原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事业而南来的，现在他当然不会不顾党的工作而 久留广州。８月１７日，他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 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①从这 件电文看，这时陈炯明是真心实意挽留的。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词医治胃病请假离粤。行。②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说 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又说：“做为共产党员 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③这段话所表述的思想与“一大”通过的《纲领》是相一致的，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中国革 命的直接任务。因此，党史学界有同志把这种言论称作为“一次革命论”，这一论断似是而非，并不确切。当时一些共产党员深感旧民主革命的道路①②③《“一大”前后》（二）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０日。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３日。 是走不通的，他们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学习是相当困难的，翻译成中文的经典著作，少得屈指可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刻，不全 面，不过是初步地学习了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马克思主义所独有 的特点——改造世界的实践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可对本国的国情缺乏深入分析，认识不深刻，更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 际状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其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也不可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什么“论”。因此，与其说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勿宁说是当时 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向往之热烈与改造中国心情之急切。

２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二十年代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只给３０元或４０元的生活费，这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 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那时，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 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 月薪三百元，⋯⋯”①陈独秀担任商务名誉编辑的时间估计是不会很久的，因为至今没有发现陈独①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第４辑。 秀在二十年代曾为商务编辑或写过什么作品，商务是不会白白地给他每月３００元的，而且他后来的经济生活也常常发生困难。他的经济主要来源 于１９２２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

亚东图书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但又“从不 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孟邹每当“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再去了”。这些钱当然是从《独秀文存》版费里支出的。每逢到这种情况，亚 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都与陈独秀相识）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家里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①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 题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 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拢。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 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 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①汪原放：《亚东六十 年》（手稿）。

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①这里且不说 中共不要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正确和能否行得通的问题，而须着重指出的是陈独秀一上任他的老毛病作风生硬粗暴便暴露出来了。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 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②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 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③这个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作风粗暴伤害同志的自尊心，这对于一位书记来说，确是一大缺点。

陈独秀初到上海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三人，别无工 作人员。三人聚会常在陈的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 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至第七期止）”④。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五种共产主 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１０月４日下午２时许，有三位“白 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 一会儿来了两部①②③④《“一大”前后》（二）第１４页。

《“一大”前后》（二）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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