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
“一大”前后》（二）第１６页。 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汽车”，把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５人，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 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分暴露了。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被释放。其余五人关入牢房。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４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 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被捕时，４人确是在打牌——笔者），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他４人仍回监。在牢里陈独秀对包说： 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 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五天后，包等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 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 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１００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他们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五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的。“马林和陈独 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 解决”。①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１１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７月以前的工 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２０００名；“各区必须有直 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２０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 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②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在上述各项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８月中旬，在上海 设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是张国焘，干事有李启汉、李震瀛等人。不久又设立了五个分部，即北京分部（包括天津、 唐山地区，负责人是邓培、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湖南分部（包括江西安源，负责人是毛泽东）、广州分部（负责人谭平山、 冯菊坡等）和山东分部（负责人王烬美）。中共将它的主力投入了工人运动。各分部的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创办了工人刊物，启发工人觉悟；或深入工人区，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联络和教育工人；或按产业组织工会，发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２页（李达对被捕时间误为１９２２年１月）。 动罢工斗争，并在斗争中各地工会互相支援，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 陈独秀这时很重视工人运动。蔡和森、李立三于１９２１年底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 南从事工运，后来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工作。
当陇海铁路罢工取得胜利以后，陈独秀写信给罗章龙，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这是我党初显神 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即李震瀛）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所及，作君后盾。”①据不完全的统计，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２年５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１０多篇专门论 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发表在《先驱》第七号的《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最为重要。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说“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做劳 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下面的七件事：（一）“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 主的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 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陈独秀把近代产业工人与一般的个体劳动者区分开来，并充分估计到产业工人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①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１６８页。
（二）“在无论何国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总靠有许多劳动者以外的热心 人从事劳动运动，然后劳动运动才能发生、旺盛起来。”这是明确地指出革命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 义，是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
（三）劳动组织系统有三种：“（１）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 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这“最适合于阶级斗争，但在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
（２）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３）地方的组织。这两种“都比较容易 实现”。但仅仅一个地方的产业工会，不可象招牌工会那样“冒全省全国总工会名义”，且尤须注意“一个地方的联合会，必须是团体的联合”，即工会 与工会之间的联合，而不是象招牌工会那样是少数政客、工头之间的私人苟 合。
（四）“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 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劳动者“对于别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 助”，以争取劳动者的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万万不可空唱高调”。
（五）对于其他党派的态度。劳动者“反对”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 党，“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对于非革命的社会党（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劳动者也不应该亲近，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 主张劳动者的权利，而实际上是延长资本制度生命的。安那其派（即无政府 党）
…… 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 事业呢？劳动者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
（六）“八小时工作制度及星期日休息，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 此目的不达，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
（七）“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付资本家的惟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 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及其最终目的，阐明了 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该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害的关系等问题。《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是当时对工人运动 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献。
此外，陈独秀还结合工运斗争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撰写了许多篇战斗性 的短文。当劳动组合书记部等五大真正的工会团体与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五大招牌工会试图联合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时，陈独秀发表文章“欢 迎他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很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①当招牌工会拒不联合而发生决裂以后，上海各工业代表团便成为中共直接领导的工人团体。这时陈独秀指出决裂可“促起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之觉 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②并进而揭露招牌工会“是虚张声势”，不仅在“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那个①②只眼：《再次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只眼：《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７日。
“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 一个兵的工会’”。他们“现在乘着劳工神圣的潮流，想假借工会的名义来追随绅士们打电报出风头，⋯⋯花钱不多，便可得着全国工会会长的头衔”①。 当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以后，受到长辛店、武汉等地工人的声援，陈独秀指出这“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的第一声”，而招牌工会不敢支持海员罢工，“便没 有出头说话的资格了”。②陈独秀针对香港海员的雇主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指出劳动界除阶级觉悟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劝告宁波水手万 万不可“贪小利”而被招雇，“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③这些文章对当时工运的发动都起了宣传与鼓动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领导之下，中国工运逐步趋向高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上海一地的罢工次数比上月多三分之一，而且没有一处罢工不取得 胜利的。④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为此，陈独秀于１９２２年４月下旬第二次来到了广州。５月１日至５日，召开全国劳动大会。１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 祝大会，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有１０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劳动大会最成功的是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①②③④《劳动周刊》第１１号，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只眼：《宁波水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０日。只眼：《答上海工界》，《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 只眼：《工人与军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为全国通讯机关，这等于是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 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 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
，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①两个大会促进了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涨。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２２年全 国罢工有１００次，罢工人数２１万人，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美称。②陈独秀在两个大会结束以后，由陈公博陪同到惠州访问陈炯明。这 时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已被免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陈独秀原想去调解孙、陈之间的矛盾的，但见陈炯明“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 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觉得事不可为，“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③很快就返回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