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傲。美国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直到巴格达自来水主管道被炸，紧接着联合国驻伊拉克总部遭到大规模毁坏后（联合国是基础设施重建的重要力量），美国才真正意识到重建工作的艰巨性。第三层面是什叶派穆斯林正在组织起来。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其领导人对结束外国占领和获得政治权力越来越急切。他们将大规模发动群众要求美国人离开伊拉克，这一点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

超越帝国：新的美利坚伊拉克的局势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2003年8月，伊拉克的局势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考虑到不确定的小规模冲突的前景，美国现有的地面部队很可能不足，而且，如果没有大规模征召预备役人员，或者没有数万名能征善战的外国军队的支持，美国肯定无法坚持下去。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政府可以顽强坚持，不相信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强大的美军部队，成长起来的伊拉克政治派别和持续向好的经济形势（也许在不放弃美国领导权的情况下，还要借助联合国的力量），这些因素能综合起来，在几个月内将反抗势力压制下去，然后不断减少驻军，以便在2004年11月美国大选中能够声称取得了进展。第二，美国可以放弃拒绝联合国参与，获得一个新的联合国决议，让伊拉克问题国际化，使美国尽早将兵力减少到大约一半或者更多。 最有希望的办法似乎是尽快的将政权移交给一个选举产生的伊拉克议会，并获得一项新的联合国授权，这为其它国家派兵或给予经济援助提供所必须的合法性，同时，组建足够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减轻美军的压力。 只有快速撤军以安抚伊拉克舆论，美军才能挽救所宣称的战争胜利，避免在本地区进一步失去声望，并且使美军为下一个挑战做好准备。

按照这样的部署，到2004年夏天，美军人数可能从15万人减少到7万5千人左右。但即使在那时候，美军地面部队必须努力保持全神贯注，而且可能需要几年时间和难以预料的额外资源才能彻底恢复。所以，打败伊拉克后不久，作为新帝国的核心，美军是横扫中东、消灭支持恐怖分子政权、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新美利坚帝国的解放力量，这一形象似乎是一个正在消逝的远景（vision）。总统宏伟的远景似乎遥不可及。 然而，还有一些人已经意识到，美军分散在全世界从事小规模的训练与援助，这已经埋下了退却的伏笔。他们看到，特种部队精英已经确保并管理和指挥着一个美利坚帝国。他们精通外语，熟悉从军事艺术到公共关系的每一项工作，他们可以潜入某个小国并进行引导，美国所有的力量都会对此提供支持。他们关注着中亚、阿富汗以及非洲的临时行动，懂得如何派遣训练良好和合适的人到这些地区，并与当地统治者建立关系。他们可以对那些领导人提供劝告、教导甚至威胁（通常是拐弯抹角地进行）。当那些领导人需要援助时，他们可以使用携带的卫星通讯位他们提供信息，在形势需要时，空投衣服和食物，或者实施精确空中打击。

他们能以非凡的效率让那些国家或省份与我们结成联盟 。 当然，这不是什么新的构想，这是一个旧的视野，从冷战时期沿用至今的。这一构想与其说是实现民主化，倒不如说是帮助对我们友好的统治者保留或扩大其权力。它对保持五角大楼的“介入”，要比推行更广泛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方案要更为有效。 对于美利坚帝国的许多争议和某种程度的热衷似乎误解了美国的庞大实力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世界强国的时代。人口和财富迅猛增长，在内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大规模利用外资，主要是英国资本，到自世纪交替的时候，美国制造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生产了全世界约30%的制造品，与之相比，英国占19.5%，德国占16.6%。10年后，美国的份额上升至35% 。美国开始作为一个帝国而进行争夺，他夺取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属地；为修建跨越地峡的运河，他分裂了哥伦比亚，建立了独立的巴拿马；为获得对群岛的控制权，他在菲律宾进行了艰苦的反游击战争；为了搜捕人民党支持者、墨西哥匪帮头领潘丘.维拉，他跨过边界进入墨西哥，发动了“惩罚性的远征”。

但此时，美国传统帝国计划已完结了，因为在美国精神的深处是民族自决权，当美国勾画其国际的行动方针时，他一再强调这一点。1902年，古巴获得了独立。在20世纪前1/3的时期，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断进行军事干涉，但是，美国的从未使它们正式成为自己的附属国，或者获得法律上的永久管制权。1946年，菲律宾也宣告正式独立。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也许会指责，美国出于其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去镇压人民，但这些批评完全放错了地方。整体上来说，美国人倾向于作一个“离去者”，而不是殖民者。在国外冒险的兴趣不久就消散了，军事远征规模在减小，并开始撤离，有时，当地武装力量在美国的援助和建议下，接管政权。美国确实拥有实力和影响，其商业在全球展开竞争以获取利润，但是，它对于一个国家法律上的控制和传统的帝国并不感兴趣。 二战后，美国对亚洲殖民主义的复活进行了坚决的反对，他鼓励各地的反殖民主义。当法国试图重新获得印度支那的完全控制时，我们拒绝给予大规模援助，我们向荷兰人施压，使其撤出印度尼西亚。

1956年，当英国和法国入侵加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时，我们经过斟酌，提出反对，我们还鼓励结束南非的殖民政权和白人统治，甚至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最终在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政策。 与传统殖民国家不同，美国地域辽阔、资源丰裕。我们的经济发展较少依赖于对外贸易。我们不必为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寻求国外的出路，在19世纪末的铁路大发展时期，美国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在20世纪初，在美国重要性上升的早期，暂露头角的巨型公司，例如联合果品公司，很快被国内快速发展的工业基地所超越。我们的产业布局和和经济发展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强烈的孤立主义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先是民主党总统哈利.杜鲁门和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随后在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我们抵制了孤立主义的回潮。在这一时期，我们是资本的净输出国，对外贸易也保持顺差。尽管逐步开始出现了贸易逆差，但从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仍然超过对外国投资的支付。今天，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收入方面均保持逆差。另外，世界其它国家拥有的美国资产的价值已经超过美国人所拥有的外国资产价值。

也就是说，对于世界其它国家，美国现在处于“净债务国”的境地。 作为最重要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断演变中被赶上。像黄金、钻石、木材等这些资源消耗型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它们曾驱使一些国家进行早期的殖民活动。尽管资源消耗型工业，以及控制它们的跨国公司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市场份额，但贸易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新的财富增长点出现在旅游业、娱乐业、医疗和制药、通讯业以及现代制造业中。一般而言，这些部门的价值不是通过控制原材料供给，而是依靠占有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人才而实现的。 美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有渴望自由和机会机遇的德国人，从19世纪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再到20世纪初期的东欧国家，除了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外，还有来自波多黎各、墨西哥、古巴、中美洲的移民潮。在20世纪9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口增长率最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每年100多万移民的涌入。到2001年，美国已收留了300多万来自中东和亚洲国家的穆斯林。 事实上，美国参与角逐以成为一个传统的殖民国家，输出自己的劳动力，这已经太晚了。19世纪，英国的人口爆炸助长了它的殖民扩张，并且使美国成为自己的疆域。

进入20世纪，尽管经历了“婴儿爆炸”，美国人口还是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经历了出生率下降的时期。而在中东、拉美、非洲和亚洲，人口增长使得传统殖民主义的人口流动发生逆转，由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在21世纪初，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在1995~2002年，占全球产出约20%，占世界经济增长的40%。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对美国增长动力的依赖已变得不相称了，这是一个奇怪的结果，即美国必须消费比本国产出还要多的产品，相反，其它国家必须生产出超过本国消费的产品。显然，这对其它国家有利，它们必须为自己的产品找寻市场，但是，这对大多数的普通美国人也是有利的。历史上的帝国都没有做得这么完美，既为自身创造财富，由与其它国家分享利益。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传统的帝国所维系的，而是由国际机构与安排的连锁网络所形成的，这一网络保护和促进了美国的利益，并且与其它国家分摊了成本和风险。 首先是二战后形成的安全安排。为了延缓与遏制苏联的威胁，美国在海外部署了十几万部队，但是大部分花销由所在国家自身承担，特别是在亚洲。而且，这些部队大多数并未分散在欠发达国家，而是集中于那些二战中“曾被毁灭”

（但是现在是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美国的敌对国家。尽管美国国会一直在抱怨部队的支出，但事实上，海外驻军对这些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成为美国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通过正式联盟将他们联合起来，美国分担了这些国家一部分防务负担，形成超国家的安全体系，但这也为美国在金融、政治甚至文化方面提供了决定性的地位。 第二，美国通过国际机构和安排发挥了杠杆作用。其中有安全条约：与欧洲国家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日本、韩国签署的双边条约。与同盟国协同行动，美国就可以分摊其全球安全利益的财政、军事和政治负担。在欧洲，北约成员声明，一旦战争爆发，它们将提供大部分的地面部队。法国独立的核计划为冷战中的北约的核决策提供了支撑。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都在援助波斯湾。法国和比利时在非洲非常活跃。还有日本，不仅惊人地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形成了有效自卫能力；它实际上还支付了驻日美军所有的军事行动的费用。 还有一些安排有助于美国保持经济领导地位，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后来最重要国家定期召开的会议，它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八国集团（G8）。

中央银行行长得以经常会晤，至少彼此交换看法。美国还利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美国的货物、产品和服务业在竞争对手中开辟新的市场，作为构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领导国，美国进一步规范和扩展了国际商业。由地区性协议来引领或配合一般性协议，如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 美元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20世纪70年代初，当美国要解决国际收支问题时，它可以使国际金融体系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保持美国消费者需求持续增长，而其它出口导向增长的国家来满足美国市场。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已经被消化和吸收，以相互投资和债务交换为标志，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建立了紧密的金融联系，而20多年后，石油实际价格低于以往的价格。美国整体市场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美国可以承受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外国投资和融资使美国经济得以扩张----并且加强军备----而不必全部以税收来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美国是安全的投资场所，而且回报非常可观。

总之，套用一个时髦的名词，美利坚帝国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处于一个互相依存的网络，有时称之为“全球化”的中心。“全球化”建立美国创立并有重要影响----也许可以说主宰----的国际制度基础上，它反映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深得人心的美国价值观。由于发达的现代通讯和交通体系，这以网络便于获取海外市场和投资机会，有利于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的流动，鼓励市场力量和民主进程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展。而所有这些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自己。这一“全球化”就是新的美利坚帝国。 但是，这不仅仅体依靠军事安全和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它也取决于信心和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信心反映了对美国主要内、外政策的综合判断。在二战后短短几年中，美国创立了一系列的国际组织，通过它们交换意图和传递长期战略。美国依靠实际行动，通过这些组织并在其框架内，展示了美国的价值，保持了信心。 除了解决一些与超级大国竞争不太直接相关的国际问题外，联合国的功能是作为一个交流的论坛。它的建立和总体设计是迫不得已的。联合国是美国设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失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试图修正这一错误。

几乎与此同时，冷战的出现打破了联合国作为维护集体安全手段的希望。但是，确实有有些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欠发达国家民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成为国际法的源头----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法律地位。实际上，这一法规没有真正的最高权力来强制执行----但是在许多国家，它的合法性渗透到国内政治中。

超越帝国：新的美利坚国际体系的热心的支持者

美国一向是这一国际体系的热心的支持者。除了规范开发海洋、管理所有商业行为的法规外，美国参与制订了控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条约。而且，许多条约都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和组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等等。美国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都有代表，大使、代表和特派员定期开展工作。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他们为维护美国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但是，美国的方式不是靠强迫和高压，而是通过说服求得一致。史无前例，作为二战的战胜国，美国曾经是温和仁慈、宽宏大度。它通过联合国体系分摊了国际权力，专心帮助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重建，接纳外国学生、促进学生交流计划，谴责旧的殖民帝国，接受移民----因此，美国成为一种理想，一个世界其它国家的楷模。在权利法案中阐述的美国信念鼓舞了全世界的人们。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对于传统帝国不感兴趣----我们的动机与全世界几十个为自由而奋斗的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于发达世界中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来说，其经济实力和美国的理念是别国难以抗衡的。因此，在大约2/3的世纪里，美国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美国的力量是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约瑟夫.尼耶所说的那种“软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说服他人，它建立在美国价值观的基础上。它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传统的国际均势政治学。它更多依靠榜样的引导、政策的透明和超常的能力，而不是像以往的殖民主义那样，依靠完全占领别国、强迫推行法律和制度，或者使用我们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冷战期间，面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在海外遵循的崇高原则受到了挑战。美国犯下了许多错误，逐渐失去了一些道义的优势，出现了一些反对者和怀疑者。由于担心苏联对中东地区潜在的侵犯，美国废黜伊朗领导人并代之以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参与反对偏向苏联的印度，美国使自己与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疏远了。由于担心马克思主义者接管智利，美国支持智利反政府军事行动，推翻了民选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中美洲，美国利用当地政府，还有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人员，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和游击队员展开了近十年战斗，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并造成了额外的人道灾难和非法的反政府行动。

在我们要反对的极权政府，以及仅仅是独裁、但却可以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政权之间，我们常常要做语义上的区分，但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区分，它从来没有被美国的政治体系所接受。 冷战结束消除了这些使得美国政策自相矛盾的根源。美国不仅自由地阐述自己的原则立场，而且还可以更直接地鼓励那些国家接受我们的价值观。然而，恰恰相反，美国却更少的谴责那些经常侵犯人权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扫除阻碍民主政府的海地军事派别的行动，以及美军在巴尔干、拉美、非洲和亚洲所进行的维和行动中，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新理想主义倾向得到增强。 但是，2001年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执掌政权后，布什政府毫不含糊地给美国对外政策打上了更明显的单边主义、国际均势的印记。美国停止了解决全球变暖的国际努力，抛弃了京都议定书。政府不顾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明确表示要继续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竭力拒绝南北朝鲜的对话，还有一项新的关于联合国加强对伊拉克制裁的提议也被丢开。甚至在9.11之前就已非常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策略发生了变化。 作为9.11事件的回应，布什政府抛弃其“更温和的外交政策”。

一夜之间，美国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不仅仅表现为单边主义，而且含有说教的意味，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过分的自信，它开始制定针对伊拉克或其它中东国家的军事行动，这都表明，新美利坚帝国在浮出水面。对于安抚9.11冲击下民众的恐慌情绪，这种信息在国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使总统也一定认识到，他是多么成功地把美国人的注意力从其它问题上转移的，据传，他开玩笑说，借助9.11他可以“获得三连胜”，逃避失业率上升、自己减税政策的扩大以及由此造成预算赤字飙升的责任。不管激进的单边主义是否会妨碍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50年来建立国际体系来减少冲突的努力被完全颠倒过来，削弱了使欧洲保持半个世纪安全的联盟，也使对于维护以美国繁荣为中心的相互依存的网络至关重要的国际关系面临着风险。然而现在，我们的军队深陷在伊拉克，还没有明确战略，要么使胜利达到挽救，要么撤出，但是一些政府要员依然鼓吹把军事行动范围扩大到叙利亚甚至中东其它国家。这是早期民主政治历史性错误的令人不安的反应。 9.11之后，布什政府强调了它的新的政策。

它对传统盟友的傲慢态度，决定武装打击伊拉克，否认联合国在战后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贯做法，都标志着美国海外政策行为的根本转变。 但是这种转变，与其说促进了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的诞生，倒不如说将我们通过“软力量”所获得的一切以及实际的美利坚帝国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现任美国政府使得反美情绪在世界各地爆发，达到自越南战争以来的空前程度，这也许远非自发而成的。许多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比我们时下反对的恐怖主义相比，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大。这些并不是关于美国的价值观或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而是关于美国在海外如何行动的问题。由于这些看法反映了对美国行为的判断，通过宣传及公关技巧并不能轻易给予反驳。它们将影响美国在海外所得到的支持。 个别一些国家政府，特别是必须倾听投票人意见的民主政府，的确发现，顺从美国的意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土耳其拒绝美国部队从其境内通过，但也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协助组建一支维合部队。由于行动没有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印度拒绝参加。德国和法国也同样给予拒绝。 这只是一些国家拒绝美国单边主义“领导”，开始转向自身国家利益的最新迹象。

国家之间，既包括盟国，也有以前的对手，多少都存在非正式的利益诉求，现在的情况是，对美国政策和目标的阻挠或理解更为微妙，各国逐渐以自身利益来考虑这些政策和目标的分歧。从根本上说，这使得相互依赖的政治经济结构面临拆散的危险，事实证明，这种架构是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在更狭窄的意义上讲，出于对美国领导能力的信任，以及固有的理解和经济上的联盟，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中央银行持有美元资产，如果失去信任和理解、抛弃了联盟，那么这些国家会在短时间内抛售美元资产，引起美元价值的大幅贬值，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在美国预算赤字、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上升，国外对美国怨恨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只是现在还未被确定。这点可能会被诸多因素触发，比如在朝鲜半岛或南亚上地缘政治的失败；在几个石油生产国同时出现国内问题而引发严重的石油冲击；或者中国、印度更富吸引力的投资机会的迅速扩大，加上对欧元更大的信心，这些足以使国外资金的不断流入受到阻碍。或者，我们只能忍受美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