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力被持续不断地侵蚀。 艾森豪威尔提出，领导是“说服同伴想做你想要他们做的事”

，按照这一定义，美国的领导无疑是失败的。我们没有去说服其它人与我们的利益保持一致，尽管我们正在强迫和施压。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思路，否则，不论我们部署了多少隐形炸弹、占领了多少国家，美国的影响和重要性都会不断下降。如果在美军占领更多国家的意义上，这一思路能够带来一个美利坚帝国，那么，不久它也会带来一个更为贫穷、孤立和更不安全的美国。 尤其在反恐战争中，我们的战略应重新定位，要更多地关注恐怖分子本身而不是支持他们的国家。这意味着，除了情报和采取行动，包括对世界各友好国家提供适当援助，提高他们以法律作为反恐首选方法的能力，我们还要建立严密的国内和国际法网络。我们应该让北约组织来分担我们的领导责任，应利用联合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额外的国际权威。我们要开放而不是封闭，要同叙利亚、伊朗这样的国家广泛交流，使用各种方法并谋求盟国支持，以促使其改变政策和行为。在近期，我们必须加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增加那里的部队，建立更为安全的环境，利用更多的国际资源来促进政治与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只能把武力作为最后的选择，要抵制让我们有限地面部队力量承担更多责任的诱惑，更加灵活地处理本地区历史上同我们敌对的国家，逐步使用法规准则而不是战争来打击恐怖主义。 而且，战略上需要我们更关注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根源，极端的瓦哈比教派的意识形态和沙特的资金援助；贫困和阶级压迫使巴基斯坦社会形势恶化，出现“圣战学校”，他们同巴勒斯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六月份恐怖分子袭击之后，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沙特政府对恐怖分子的筹资和招募活动实施了更为严密的调查，但是，恐怖主义产生有更重要的原因，这来自于对社会不公、无助深厚的情绪深，以及鼓励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样看来，要赢得反恐战争，除了要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寻求一个公正、广泛的解决方案外，还需要在中东的重要国家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对美国来说，在这些国家要实现变革必须采取更为彻底的行动，这要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支撑，考虑到迄今为止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影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通过国际和区域性机构寻求帮助。 但是，在领导美国人民应对9.11灾难时，布什总统在联合军队指战员、动用美国武力之剑上赢得了广泛的声望。

正如克林顿总统指出的，“当人民感到危险与不安时，他们宁愿信任那些强硬但出错的人，也不愿相信软弱而正确的人”。事实远非如此。在表述“他们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这句话时，布什总统似乎用简短的措辞表现一个被误解和伤害民族的自豪。 三十年多来，在各种各样的抨击中，许多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的价值观，这些抨击来自于平等权利法案，来自于高涨的女权运动和性解放，来自于对诸如增加学校公车等问题、犯罪的纵容以及普通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似乎越来越无能为力的政府。尽管双职工家庭大规模增加，美国家庭生活水平仅仅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国会预算委员会2001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处于中间50%的美国家庭税后实际收入从1979年的31,700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33,200美元。（而在同期，最上层1%的美国家庭收入却由256,400美元上升到644,300美元）。 许多美国人已开始投入长期的“文化战争”以进行反击。这一运动开始于对暴力的反对，抗议扰乱了196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它从共鸣中获得了力量，支持1971年greeted副总统斯皮罗·安德鲁对“持怀疑主义的喋喋不休的富人”的抨击。

在1972年它表现为“沉默的大多数”，随后是“里根的民主”。从再生的基督教信仰力量的增强、生存权运动、家庭学校、全国枪支协会的兴起中可见一斑。诸如堕胎权、枪支控制、同性恋婚姻和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成为压力下的中产阶级寻求自我保护的试金石。 文化冲突也扩散到外交事务中，并且由于越南撤退的耻辱，对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争论以及伊朗人质危机中对美国无能而激化。国内文化的斗争与对海外有形战场胜利的强烈怀旧乡情绪交织在一起。 美国政治体系把握和反映了公众的观点。罗纳德.里根称之为“美国的早晨”，一种新的希望。但它却是以一种鲁莽独断的对外政策和傲慢的爱国语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1983年通过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向苏联“邪恶帝国”发起挑战；入侵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1986年发动空袭，铲除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的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还有要求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布什从里根手里接过这些政策，随后，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同样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由于严重的经济衰退，第三党的总统候选人以及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年轻民主党人使他付出了总统连任的代价。

通过海外行动转移国内失败已成为民主政治中保持权威屡试不爽的套路。古罗马、尼德兰和不列颠都曾这样做过。但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这会分散政府的注意力，它使人们盲目乐观，随后带来指灾难性后果。在古罗马，共和国变成了帝国，自豪的市民却发现自己沦为无地的平民。在尼德兰和不列颠，“情绪的宣泄”导致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并引发战争，但战争带来的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保持繁荣的基础。

超越帝国：新的美利坚放弃了其“更温和”的外交政策

9.11之后，布什政府放弃了其“更温和”的外交政策。如同其前任，布什选择了同样的力量源泉来筹划教训式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包含着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美利坚帝国的构想，只不过现在，真实的恐惧和决心强化了这一做法。无论这种单边主义是否会妨碍反恐努力，它使三代人努力所建立起来的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国际体系轰然倒塌，也削弱了帮助欧洲保持近50年和平的联盟（北约组织）。单边主义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露，它充其量是一种代价昂贵、不合时宜的做法，扰乱了对更为重要的安全威胁问题的处理，在虚假的托词下，它作为极其必要政策得以推行。 正如布什总统经常说的，如果这是“关于领导”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所见证的是必然的失败。出于政治上的方便，布什抛弃了软、硬力量相结合的传统做法，误导了反恐战略，没有挖掘恐怖主义的更深层原因，寻找更广泛的解决办法，而是把责任堆积到军队身上。这决不可能建立一个帝国，而只破坏帝国的好办法。 政府作法也削弱了美国的“硬力量”，因为同国内情况相比，我们在海外也不可能更强大。

政府实行的两类重要的减税政策，每一项将价值几千亿美元，它极不相称地使美国最富裕的家庭受益----由于债务膨胀，政府曾在十多年中努力重建财政纪律，但上述作法使这一方向发生了改变。在2001年初，计划的十年预算盈余超过5万亿美元。但在减税、经济萧条和未预料的军事支出增长的冲击下，2003年的十年预算计划却是近5万亿美元的赤字，几乎是9万亿美元的变动，这还没有把继续占领伊拉克每月40亿美元的成本计算在内。自越南战争以来，没有一届美国政府做出同时追求“大炮加黄油”的错误决策，也没有哪届政府在危机时期这样不征求美国人的意见。 尽管创纪录的低利率刺激了建筑业和居民住房信贷的繁荣，但普通美国人能够感觉到这个问题。自克林顿政府的繁荣时期以来，失业率持续稳步攀升。自2001年1月起，失去了260万个工作岗位，2003年7月，总体失业率达到6.4%，由于公司努力降低支出以保持利润，失业以冲击到美国的白领和中产阶级。某些领域的失业率甚至更高：少数民族的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13.0%；年轻成年人为10.3%；非洲裔美国男性为11.1%。

若把那些已经完全退出劳动大军，或者若有工作机会愿意工作的人计算在内，实际失业率可能已经达到10%或者更高。特别是州与地方政府倍受打击，因为经济衰退使其收入减少，甚至联邦政府也在考虑削减很多项目相应的份额。由于全国各州和城市都面临着平衡收支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明白，削减预算要么导致服务减少、失业增加，要么用增加州和地方税收来弥补。 反恐战争极大地增加了我们所面对的危险。从短期来看，国土安全部资金不足，在防止和回击恐怖主义方面，没有配备必要的资源以确定轻重缓急、化解国内巨大的危险。而且，每一项完全由联邦资助的国内项目也受到影响，除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完善外，还包括教育、医疗、退休保障等，这些对未来保持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要减少我们安全和繁荣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需要的不是夸夸其谈，而是更清晰的思想。我们需要清晰地审视自我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把这种视野贯穿到我们的政策中。简而论之，对于21世纪，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战略，一个更广泛、更全面、更少单边主义倾向的对外政策，并且与对健康的国内经济和财政纪律的更多关注结合起来。

在《2002年度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政府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不过是一个为入侵伊拉克提供借口的战略。在国内，供给方面的古老原则----为富人减税以形成涓滴效应的经济学---曾经是一种常规政策。现在，美国应回归到那些能够确保空前繁荣与稳定的基本概念，而且，应按照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前需要的新战略进行调整。 在这些基本基本原则中，首先应该是“包容性”，美国代表着人类尊严的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发展，这一思想已稳固地扩展至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区。我们正改变着他人的信仰，推行我们的价值观，向海外提供援助，鼓励新任领导人访问美国并把他们的体验带回去。在冷战时期，我们谨慎的穿透铁幕，影响那里的人民。当冷战结束后，我们努力支持世界各地民主制度的扩展。我们应当在全球寻找盟国与朋友。 第二，我们应当着手强化和利用国际机构，首先从联合国和北约开始。这些机构能为美国外交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可以与其它国家共同承担重担和风险，否则，我们只能单独承受。特别的联合国，它能为美国的意图和行动提供合法性。尽管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际法并不重要，但在国际事务中却意义非凡。

联合国和北约都需要改进，尤其是联合国，但是，这些改革只有通过美国的建设性领导才能实现，因为我们是唯一超级大国，拥有改革的资源和动机。 最后，必须按照正确的构想，把武装力量纳入到我们的总体战略之中。应当保证我们的武装力量能够对任何潜在敌人保持优势。必须继续保持军队的现代化，以便应付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包括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任何对美国的威胁。但是，武力必须仅仅作为最后手段来使用，而且如有可能，还应采取多边方式进行。 根据上述三条原则，我们应该修补跨大西洋的关系。当美国和欧洲站在一起时，他们拥有全世界大约一半的GDP，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占三个席位。它们是政治和文化上最能与美国结成联盟的国家。在每个国家中，我们都是主要的投资者。我们应当抛弃19世纪英国人的观点，即认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利益。在西方，我们必须拥有永久的朋友和盟国，然后努力确保我们利益达成一致。 如果把跨大西洋联盟作为基础，那么，我们就应努力解决自身安全面临的挑战----北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还有基地组织和其它恐怖集团的不断威胁。

我们应当同盟国一道，帮助解决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以及中东内部的争议，它们足以引发致命的冲突。我们还应通过联合国施压并且提供援助，以缓解非洲正在发生的冲突。 在提出援助计划之后，美国需要动员众多的资源，承担核心任务。美国需要一个内阁级别或者准内阁级别的机构，负责发展计划、程序和人员构成，以协助海外政治、经济领域的发展。我们可称之为“国际发展部”。通过单一的、负有重要责任的部门，我们把人道主义和促进发展的各项努力集中起来，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缓解剥削、痛苦、种族冲突和贫穷保持同样的关注，我们能够籍此来解决战争问题。我们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和开展实验性工作，提供科技、战略、组织，培训人员并派往不成熟的国家，同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一起工作，促进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减少产生恐怖主义和各种冲突的根源。 目前，我们大多数的国际机构是合格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们也从更高的透明度和对每个国家详情的更密切关注中受益。但是，我们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帮助联合国自身的改革，使它变得更为有效。我们必须把承诺坚持到底。长期以来，美国致力于减少商品和服务市场流动的障碍。

但是，我们必须保证贸易是自由和公平的，帮助其它国家建立人道的劳工标准和合理的环境标准。 同样，在国内，我们国家也需要新的战略。反恐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面对由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所引发的正在展开的经济挑战----一个逐渐开放的国际贸易和商业体系，它包括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和平大国、逐步一体化的欧盟，也许还有其它正全力追赶美国的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出现了几个国家，如德国和瑞士，它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和工资率已超过了我们。这是一些特例：以德国为例，它的繁荣来自出口导向的增长，而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市场。但是，除了一体化欧盟之外，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在美国历史上首次留下印记，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比我们更大的统一市场的竞争。即使现在美国的经济规模十倍于中国，几乎四十倍于印度，但是，这两个国家拥有越来越多受过教育、拥有技能的劳动力，它们不仅正从美国吸纳技术性的制造业工作机会，而且，还包括原来一直被认为“安全”的白领和服务业职位。加上我们消费远大于储蓄的偏好，我们长期的经济前景面临危险。

超越帝国：新的美利坚我们的扩张跨越了整个美洲大陆

19世纪，我们的扩张跨越了整个美洲大陆。在20世纪早期，由于权力的更好分配和财富的急剧上升，使美国获得主要国家地位，它扩大了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础；通过政府和工会来制衡巨额财富导致的私人权力的扩张。但是，在20世纪后1/3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一种反作用----对公众和私人权力与义务的重新安排；减少联邦政府的干预；通过减税和文化战争将最富裕阶层的利益与对中美洲的同情联系起来，这些方面的努力持续不断。现在是认清我们在国内外所处位置的时候了。除了战略和实现战略的手段外，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我们的国家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申我们对自由与公正、权利与义务、机会和公共物品平等原则的承诺，所有这些曾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美国，我们需要付出新的努力以保持私人首创精神和公共责任的平衡，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增强美国的竞争力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前瞻一百年，可以通过物质环境和制度环境来对美国进行详细的阐述。美国要继续成为全世界最令人向往的国家，用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条件和制度环境吸引人才与投资。但是，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就必须从现在着手。

环境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通过合理的政策开发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美丽与多样性----我们的海岸、山脉、湿地、雨林、高山牧场、原始林地和广阔的大草原，使我们能够无限地扩展它们的经济价值。我们必须谨慎地保持平衡，使商业开发的短期需要与所拥有自然资源的更长时期的价值协调起来。同时，我们也必须像19世纪所采取的宅地法案那样，促进城乡人口的市场趋向的转移。 制度上，美国宪法依然是自由与繁荣的源泉。我们想要保持多元化的民主制度，通过制度检查和制衡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我们将尽可能使私人获取收益的机会最大化，同时，使之与公众利益保持一致。我们希望有一个透明和负责任的市民文化，在这一文化中，我们设定一个评价好的政府的世界标准。媒体能够向人民传递信息，使他们有效地参与市民生活。当在知识产权、生物伦理以及其它民事领域出现新的焦虑时，除了接触充满活力和竞争的媒体外，我们还需要保证，能够经常接近法庭以及政府分支机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不想在自由与权利方面做出妥协的话，就必须应对当前的挑战，不管它们是恐怖主义还是其它东西。

而自由和权利正是我们正在保护的美国人的本质特征。 如果想要保持竞争力，我们就必须在发展“人的潜能”上做更多的事情。更通俗地讲，我们应该帮助每个美国人“充分地实现自我”。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提供平等的机会；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要在诸如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等方面给予直接援助。从幼儿园起，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直至他们能最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帮助成年人转换工作岗位和职业角色；通过公共医疗措施、先进的诊疗、预防保健以及不断的医疗保障，提高机体活力、保持健康，把我们的寿命和能力扩展到自然的极限；加强退休保障制度，这些是三十年来所一直面临的挑战。我们应该承担这些工作，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公正，它必须保证毕生奉献的所有成员都能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使美国劳动者和家庭能自由地集中精力面对当前的挑战。这些长期挑战需要以新的紧迫感立即进行应对。 在现有的许多方针和纲领中，我们拥有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坚实基础。除了在给予它们必要的次序和资源方面存在争论外，不必在此将其一一列举出来。尽管必须为所有美国人在这些领域的改善而努力，然而我们从来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完全同等的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

但是，当我们保证每个美国人都将具备基本教育技能，并在一生中都能得到教育上的发展；当我们保证，除了在退休后一些基本财政保障外，每个美国人都将得到诊疗、预防、医疗救护和健康生活所需药品，那么，所有美国人生活状况都得到改善。 为做到这些，我们将必须正确地理解资源和责任。首先，这意味着要在公共与私人团体之间适当地分配责任。政府和 “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工具，无论在安全、教育、健康或退休方面，都应合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第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私人与公共部门的收入和支出。我们需要更严格的财政纪律以平衡联邦预算、减少长期公共债务，使之与当的经济环境、需求和事情的轻重缓急相匹配，从而为商业投资腾出更多的资本，这是创造新的高薪工作所必须的。我们必须保证，当我们运用赤字政策时，资金的花费能够给美元以最大的支撑，而不是为那些竞选捐款者带来最大利益。减税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我们必须确信能够为国防和其它紧急需要提供充足的资金。最后，我们必须在公共和私人部门间、在联邦、各州及地方实体之间适当地分配责任。

这意味着，联邦政府有制定标准的权力，出于对特定需求和挑战的敏锐洞察，州和地方政府在不断增加融资，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除此以外，还要保留满足公共需要所必须的政府管制。 在考虑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努力改善美国的商业环境。这不是简单地降低利率和刺激需求。仅仅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美国经济每年必须创造出100万以上个工作机会。要把失业率降到克林顿政府时期水平，我们还要加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运用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改善了交通和通讯，更多的国际贸易和融资得以展开，自然而然，企业将把生产与服务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区域。近期，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美国创建世界上最好的商业环境----采取各种积极的激励政策，保持本地的就业机会和商业经营，吸引海外的商业投资，鼓励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特别是通过小企业的努力。对于小企业，就业税收信贷是一种办法。这些都不是新的问题，但在面对技术和自由贸易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时，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紧迫感，重新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提高劳动力的精神状态、劳动技能、受教育程度，工人的流动能够使美国长期拖延的工资提升成为可能。 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关于美利坚帝国的讨论，如关于海外恐怖威胁和我们对此采取的行动，很少论及美国本身。然而，随着9.11事件的爆发，美国人正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审视自己。在十多年里，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不同于我们的政治势力和思想的力量，还有美国以外的世界的重要性。我们也正在不同地相互审视，寻求建立一个更加信任和安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