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海滨》2首为《爱默森文选》所无；《问题》两者皆有，但此处有注释。——到底这篇文章、这些译诗的来历如何？ 又如《梭罗的生平和著作》。与上一篇一样，都写得很好，介绍妥贴精当，但同样不明出处。书后所附的陈子善编《张爱玲年表》也找不到张曾译过梭罗专著的记载。该文后附梭罗诗3首，以前曾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的《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美国诗选》，虽署名张爱玲译但也没有选自何处的资料。 还有《海明威论》。这篇长文后面总算出现了注释，介绍了作者是美国作者、评论家华伦，及原文发表情况。但翻译时间仍阙如。

张爱玲去国颇译过一些美国作品，《爱默森文选》已得，剩下最想收集的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本书也有《译者序》，可惜这次没有收进来。 除了这些缺陷，整本书做得还可以。附“年表”、手迹之外，还有些照片，其中书前一张六十年代爽朗的笑，是第一次见到，也是最“阳光”的张爱玲。封面整一片藏青色，暗洒细白，银色书名，端庄静气（严冬设计）。 当然，书之外更使我感触的，是小说那种曾经“同学少年”的意绪，因为其时还在读一本关于八十年代大学生活的《记忆碎片》（见招拆招著）。尤其书前所附张爱玲的手稿，那“像个孩子似的”笔迹，不免想到把张爱玲介绍给我的人——现在写的还是这样一手字吗？…… 2004年10月梢整理汇辑

周作人等第7节 无 情

温源宁记周作人，说：“一艘全身钢甲的兵舰乘风破浪地在海洋上驶行着。世上还有什么姿势比这还优美呢？周先生恰似一艘全身钢甲的兵舰——他有铁一般的优美！”——这里用的是林语堂译文。最后这个词，南星译作“风姿”，倪受民译作“温雅”，江枫译作“优雅”，并译出该文题目：《周作人：铁的优雅》。 钢甲铁舰，斩风劈浪，这如果是用来比喻鲁迅，倒很适合。但比喻苦茶老人知堂，确实“颇出意表”，难怪谷林先生说“不大能够理会。”（《有凤来仪》） 温源宁这样写，前提是周作人曾是海军学校的学生。周氏兄弟均入读过江南水师学堂，但乃兄因不满学校，只念了半年便退学，次年转学——这半年对鲁迅一生可谓无足轻重。而弟弟却是老老实实念了6年毕业的，这段经历在周作人心里留下不浅的影痕，毕生都念念不忘，有印章“江南水师出身”、“山上水手”为证，见出他对这段青春的看重甚至眷恋。 温源宁是写人妙手，从知堂这一经历入手去生发联想，别具只眼。然而“铁一般的优美”究竟指什么呢？如果排除其他因素，比如指知堂也曾有斗士的一面等，仅从字面上理解，我倒有一番奇想。 铁的特点是硬，还有就是冷，是无情。

中国文人向来是抒情、多情乃至滥情的。然而中国文学还有一股“无情”的暗流，向来不为人注意。在古代，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是庾子山；在近现代，这股暗流的承接则有周作人、废名、张爱玲、胡兰成等人。不多，但到底是一种另类的文学传统。 “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还有：“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庾子山《小园赋》这些奇句，最足见其格调。 知堂及其弟子废名都极推崇庾，知堂曾用庾赋的句子为另一弟子沈启无写砚，并说：“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废名在《谈用典故》中也下过类似判语。表面看，他们推重的是六朝文风的踢脱自然、顺畅随意、本色、不生硬。他们也确实继承了这种文风。但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与庾子山的共通点便是“无情”，是对天地万物、人世自然的一种淡漠的观察和认同态度。读庾赋，所写的景物都有一份无动于衷中震慑人的美，知堂与废名之为人与为文，也正如此。 有心的评论者能窥见这一点。如张中行的《再谈苦雨斋》便揭示了知堂老人思想上、精神上的“无情”，说他对世道“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

，“也注意诗情诗意，但总是躲开士大夫的清狂惆怅和征夫怨女的热泪柔情。” 废名写《知堂先生》，也着重展示他对乃师这方面的认识。他用“渐近自然”来形容老师，说他的信“未有一句情热的话”；更有这样一句点睛之笔：“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老实说，我是读到这句话才真正倾心于知堂与废名的，其时从大学毕业不久，从此也渐注意克制自己在校园养成的过分的抒情。 至于废名本人，则更是在创作上都直接体现这种“无情”的风格。与乃弟相反、“用热眼看”的鲁迅曾以“可惜”的态度，说废名“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然后才说“从率直的读者看来”是“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我们常常忽略了鲁迅前面的设定，仅用后八字去褒贬废名，是不适当的。“哀愁”本已克制得“有限”，还要“过于珍惜”，“率直的读者”未能理解这种“无情”，才会有此批评。废名自己则以“无情”为依归，于是有遣走妻儿住进寺庙等等异于常人的举动，并公然说：“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中国文章》）。 当然，我说的“无情”只是指一种与荒天漠地、苍苍茫茫相厮混的不住之心，并非指真的弃绝七情六欲。

庾子山也有悲慨、沉痛、绮艳之作，周作人也曾猛烈抨击封建和时弊，废名最终也没真的当了和尚；而张爱玲与胡兰成，则一个爱恋世俗一个风流成性。 胡兰成自认没心肝，他说过：“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爵，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且是最最无情的人。”又说：“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与天地之不仁”（《今生今世》）等等。站在张爱玲的角度，可以指胡兰成以此为借口开脱日后的移情别恋；但站在文学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无情”这种被人忽略的文学传统，又在一个文人心里播下了对天地万物洞察后的冷漠之种子。 张爱玲在这点上可谓与胡兰成门当户对。不久前张爱玲去世，我看到一篇纪念文章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多情的人去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的多情，否则怎会对世俗物质充满那样的喜悦，有那样精细的观察和才情横溢的生花文章。但生活中的真人却有“无情”的另一面。对她理解最深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如同数学”

——这个比喻跟温源宁用铁来比喻周作人一样，也是出人意表、难于理会的，只有从“无情”这个角度才能解释。胡兰成更直接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她不似乎她的父母，她一个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可以印证的是，张爱玲辞世后，其弟弟张子静接受访问谈了她一些往事，如何无情于家庭、父母、兄弟，哪怕感情最深的姑姑，相互之间仍是疏淡漠然的，来去自随自意，洒脱到有点反常。此外，张爱玲晚年更几乎是僻居绝世，数十年里极少见人（哪怕是出版她作品的皇冠的负责人），与外界联系基本只靠信件（但住址则连姑姑也保密）；一发现有研究者追踪便要搬家，简直是避之如仇；在研究室工作时从不与其他作家打招呼，等到黄昏时分别人多已下班了才独来独往，等等。这样不近人情的行径，正是“无情”思想的极端表现。到她孤独地死去，旁人叹其晚景凄凉，我倒觉得这是多情者不了解张爱玲了。 抒情始终是文学的“正统”，“无情”只能算“旁道”。但反映在作品中，却是一种独特的美。比如默念庾子山的句子，总如置身于无忧无乐的自然，花鸟相随却无所用心，这种美让人愉悦，也让人低徊不忍、心境迷茫，深思之，自当黯然。

谷林先生所不能理会的温源宁的比喻，我不敢说得了正解，这纯属自己的胡思乱想。但一经这么想想，眼前浮现的是苍茫大海，无边无际的寂寞之中，有那么一艘以优美姿势在风波浪涛中行驶的冷冷铁舰，再想及知堂老人的生前身后，也难免有如默念庾赋的那类心情了。 1996年1月1日，从明亮冬阳写到斜照已收 2004年10月梢略作删订

周作人等第8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1)

古希腊文化是周作人的“杂学”之一。仅以笔者所知，其翻译的专著即有（依翻译时间为序）：1、《红星佚史》（由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2、《希腊拟曲》，3、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4、《希腊的神与英雄》，5、《希腊女诗人萨波》，6、《伊索寓言》，7、《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周译占大半），8、《卢奇安对话集》；还有些“散译”，如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希罗多德《史记》的部分、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以及近人哈理孙的研究著作《希腊神话》的部分、佛来若（佛雷则）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论文一批等。近年，海南出版社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先后重印、新刊《希腊的神与英雄》、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财神•希腊拟曲》、《全译伊索寓言集》，诚为倾慕古希腊及喜欢知堂文字者的福音，且书品、装帧、编排也可称佳构，我欣然得之，深感两社和主其事者之功德。然而前者缺一个出版（重印）说明；后三种为“苦雨斋译丛”，虽有止庵撰的总序和《希腊神话》的后记，介绍了一些情况，但还不够详细，乃至有讹误。

为求破疑解惑，我曾私下汇辑了一些相关资料，近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9日）上读到超哥的《周作人与希腊神话的翻译》(下称“超文”)，专门谈了头两书的情况，颇使我有“吾道不孤”之感，但在欢喜之余、获益之外，觉得还有些地方可以提出讨论和补充，遂不揣冒昧，撰此小文，冀专家贤者指教。 关于《希腊的神与英雄》 新出的海南版装帧精当，图页丰美，甚悦人目。另外，周氏《译后附记》提到，1947年第一次翻译时他曾附了自己一些关于希腊神话的文章，到这次1949年的第二次翻译时只删剩两篇，现海南版搜集了一批这类文章附在书后，可见编者的有心。但超文提到的，原著出版后的次年，周氏即写了与原书名《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同题的介绍文章，奇怪的是，今版这批附录中却不收此篇。当然，更令人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它竟没有任何出版说明，在超文介绍的一些情况之外，我觉得有必要稍为详述一下。 作者劳斯，是著述甚丰的学者，深知今昔的希腊，且又懂得神话，周氏称为“难得”（《译本序》）。周氏对此书很赞赏，如在附录的《关于本书》中如此称许：“它的好处我可以简单地举出两点来。其一是诙谐……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路的。

其二是简单。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内容颇是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这说的是劳斯的书，同时也道出了古希腊的某种精神，更是夫子自道，说着周氏自己的文章宗旨了。 超文说，周氏开头不想翻译它，是“因为嫌它是用英文写的儿童读物，并非希腊神话专门之书”，此说不当。《知堂回想录》之《我的工作（三）》、《拾遗（癸）》谈到，他认为在希腊人编的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和神话研究理论之外，还应有理解神话的人再来写一册稍为通俗的给小孩子看的故事，而劳斯“可以算是最适任的作者了”。真正令周氏“嫌”的，是作者乃基督教国家人这一点，他总觉得希腊的“改教为可惜”，大概是认为基督教破坏了古希腊的传统，使古希腊人的精神自由空间定格为局促的一神教吧。然而后来也想通了：“已经过去的事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想要讨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国去转手”，这书“究竟要算好的，自己既然写不出，怎么好挑剔别人呢。”（《知堂回想录》之《拾遗（癸）》、《后记》） 此书的第一次翻译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

1946年5月至1949年1月，周氏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首都监狱期间，主要做了两件文字工作，其一是写了一批旧体诗，再就是第一年在“忠舍”时，“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一桌子”译了本书。（《知堂回想录•监狱生活》）但《知堂回想录》没有替词学家龙榆生的家人记上一笔：当时，远在北京的周氏家人托龙（时在苏州入狱）的女儿龙顺宜照顾他，龙顺宜姐弟一直负起探监送物之责，这本书就是他们送进去的，译好后可能也由他们代带出送出版社（见龙顺宜《知堂老人在南京》）。此后的情况大致如超文所述，可补充的是，1950年出的那个上海文化生活版，是巴金亲自校勘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 对于译了两次，《译后附记》中说：“重译的事殊少兴味”，“兴趣较薄”，这也许与他其时刚出狱不久的心情有关，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态度就颇不同了，认为两部希腊神话都译了两次（另一部见下述），这是缘分深，对希腊神话固执的、偏颇的爱好和热心的反映，“我很高兴能够一再翻译了完成我的心愿。”

（《北大的南迁》、《我的工作（二）》、《我的工作（三）》、《后记》） 在上面这些价值之外，这个译本还多少表达了周氏中年后的一种人生观、文学观。前述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文中，他说：“好几年前我感到教训之无用，早把小铺关了门，已是和文学无缘了”；到《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二）》谈到本书又说：“古人有句话，敝帚千金，我虽然没有这种脾气，可是对于此书，却不免有这样感情。我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但是也有知之为知之，这仍旧留着小门不曾关闭，如关于神话是也。”对这观点这里不作展开讨论，但这些话本身的态度我是喜欢的：诚实，谦和，又不乏自负；自知，却不自恋，然而又不是“太上忘情”。 海南版间有注释，但看来应为出版者新加。周氏是非常重视译本注释的（详见下节），此译稿似乎也不可能没有周注。《译后附记》最后有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至于此外注释的话，说起来也一言难尽，只好因陋就简罢了。”这话的意思，可能是初译时作过注，到译稿失去后，重译就没了再做的“兴味”；或者当时的处境，手头资料缺乏；又或者在当时情形下，不便强求出版社接受其注释，就不作注了——但，“因陋就简”

，也可能是虽因上述原因不作详注，到底有些简注也说不定。实情如何颇费猜疑，所以说此书缺一细致的出版说明是个缺憾，虽经耙疏得了一些大致情况，到底还是留有疑窦。

周作人等第9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2)

关于《希腊神话》 超文述此书甚详，其中一个要点是认为它确实只译过两次。我是早就怀疑它并不像周氏自称那样只译过两次，就因为中间有1944年连载发表时的《引言》所致。见到此书后，大喜于止庵在后记中也把1944年那次算上，说译过三次，然而总不能解的是与周氏自述间的矛盾。现在按超文的说法，似可释然，原来怕是止庵和我搞错了。但大疑惑解开后却还有小疑惑：1944年《引言》说，当时译出的本文为19章，为何今版却是原本三卷16章、另节本7章呢？对此，超文只能称若非周氏误记，“究竟另有何据，则不得其详”了（另外，《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第一次翻译本文有4卷，可见译稿有三种不同的章节划分）；还有，1944年《引言》中估计注释至少有20万字，写于同年的《我的杂学》（后移入《知堂回想录• 拾遗（癸）》）也说，注释恐有本文的两倍，也即20万字，可是今版的注释约10万字，与本文差不多——这两项出入，“两译说”解释不了，却正可用“三译说”解释得通（止庵后记说今版是1951年第三次翻译稿）。因此，“两译”、“三译”看来暂时只能是一个小小的疑案，超文提供的到底只是一种“推想”

，既然按超文说法，周氏所谓“本文19章”可能是误记，那为什么“两译”就不是误记呢？当然这到底是牵强了一点，因为周氏是多次说译过两次的。 为此，我曾在去年与也喜慕知堂的谷林先生通信谈过此事，我大致说：按周氏分别写于1944年和1958年的两篇《引言》以及《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介绍，此书由希腊人自己从古书文献中集录编写，不引用罗马文人的转述、不采口头传说，“可以恳信”；作者不是哲学家、词章家，故没有改窜材料，“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叙述平易，不加修饰”，“平常自然”，“简单诚实”，“简直照着字面相信过去，显然别无什么疑惑。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地叙述”。这种远古初开天地中人的朴实胸襟、广大气度我甚为追慕，同时，周氏这些介绍虽多有摘抄西方学者的说法，但也正是他自己的意思了，是他的文章路数，如《知堂回想录》等亦不失此坦然之风，但关于两译还是三译的“不一致与矛盾”却令我迷惑。历史长河，浪沫翻覆，细迹难寻，真可借用他（谷林）的一句话了：“哪能一切从头追究呵”。

谷林先生早年就搜集周氏著作，曾与周氏有来往，于周氏著述颇有会心，他的回信以闲话的形式提出了看法：“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我私下并不敢把“正史”抬到太高的位置，但这也同样是难以细究的，看来这问题于我只能到此为止了。 在1934年写的《希腊神话二》中，周氏称《希腊拟曲》完工后（1932年）便动手译本书，但真正的第一次翻译还是在1937-1938年。这也是一个特殊时空里的产物：止庵的后记指出，当时周氏不随北大南迁，一段时间赖以谋生的事即靠译此书。钱理群《周作人传》说，当时周氏“袈裟”尚未脱，要“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此翻译即其一，并引他致友人信中自述：“拟续翻译希腊神话，却尚不知能否换得若干钱米耳。” 不随北大南迁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周氏最终背叛了民族也背叛了自己；而这第一次的译稿之所以丢失，则是因其售稿对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南迁香港所致；编委会主持人胡适，在周氏“出山”、“下水”前专门寄来一白话诗，殷殷劝阻，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其诗情深意重，却终为周氏不取，上引“出门托钵……”即周氏回复胡适诗中的一句，到头来竟真成了一语双关。

然则，这译稿的周折正从侧面记录着周氏人生的转折了。 但就书而论，这翻译虽是为稻粱谋，却是经过多年考虑、慎重择定，出发点也是严肃的，要以古希腊神话这西方文明源头来改造吾邦国民性（止庵的后记所指出的这些，是符合周氏心意的）。 接下来要专门谈一下注释。 超文已引用了周氏将本书翻译注释工作视为“胜业”，其他的都可不珍惜、不值得做的话。把译注提到如此石破天惊的高度，似乎只有周作人了，而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爱说夸张文艺腔的人，则可见他对译注是如何的重视。 文洁若、罗念生回忆与周氏就翻译打交道时，都提到周氏如何为译稿加上详细的注释，在这问题上如何固执，乃至出版社把它们压缩，他会“十分惆怅”，竟觉得连译作本身都“没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晚年的周作人》、《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这是解放后的事，而周氏这种态度是多年一以贯之的，止庵在后记中引了《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的一个事例，另据《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补充如下：他的第一部古希腊主题的译著《红星佚史》出版时，他与鲁迅做的注释被删掉了，遂发誓下次不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然而虽有此教训，到本书却还是忍不住要做（所谓做，不全是自己写，包括从原注译来）。此外，除上引的“胜业”之论，周氏还表达过视此译注为深切的责任、不完成即感内疚惶悚的意思——如果我们同意超文的说法，1944年那次发表并非第二次翻译，那么专门为做完译注动一次手，也确是念兹在兹的责任心所致了。还有一个可资旁证的资料是：1934年，他在日本文泉子《如梦记》第一章“译者附记”中说：“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译《如梦记》）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完……”按这里“希腊神话”未加书名号，《如梦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6月一版的陈子善《编后琐记》，引用此语也没有为之加上，但从上下文时间推断，这里专指的就是这本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陈子善未曾给予说明或补正，不过，他做了一件大有意义的事，就是将《如梦记》连载发表时被删去的“译者附记”（亦即译注）特意找出，予以恢复，这种体贴的做法，当可告慰于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