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下的周氏。同样体现出苦心与功德（对译者、对读者而言皆是）的，还有止庵，他充分认识到周氏译注能反映其对原著的研究这一学术价值，主持的这“苦雨斋译丛”三本，都保留了原有的译注。

周氏对本书一往情深，十分看重，是他慎重择定的、愉快而有意义的“主要工作”（《希腊神话二》、《知堂回想录•拾遗（癸）》）；客观上，如前所述，这书还反映了他的人生转折。然而它却成为止庵后记说的、周氏所有译著中“命运最为坎坷”者，（周氏1958年又写过《引言》，并对1951年译本略加整理过，似乎当时可能有机会出版，但最终还是没了下文。）以致如超文所引，后来周氏写好遗嘱后又专门补上一笔，为此书未能出版叹息不已。另一方面，《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谈此书译注事末云：“幸而本书还没有出世，还不知道情形如何”（注释会否被删）。止庵的后记则说，“幸而”本书现在才得以出版，使人们得到一个比其别的许多译著要忠实可靠得多的本子。也许，这是这样一本书延至今日才面世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了。

周作人等第10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3)

关于《财神•希腊拟曲》 《财神》，阿里斯托芬著。据《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四）》及后附《解放后译著书目》，解放后他译过一批欧里庇德斯悲剧，喜剧只译过这一个，收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中。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文介绍稍详：1954年，为纪念阿里斯托芬2400周年诞辰，罗接到出版阿氏喜剧集的任务，由他约人翻译，是他建议找周译《财神》，并由他作了些文字校订。止庵在丛书总序中把出版年份说成1957年，恐怕是“悲”“喜”不分了：《欧里庇德斯悲剧集》才是1957年出版的。 《希腊拟曲》，海罗达思、谛阿克列多思著，共12篇，包括现存所有的10篇古希腊拟曲，和相近可供参考的2篇。止庵只在丛书总序中交代了一句说原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印行，其实这书也有些特别意义是值得一说的。 首先，按倪墨炎的说法（《想起了周作人的遗嘱》，《文汇读书周报》，1988年5月21日），周作人最早译出的古希腊作品就是这拟曲中的两篇。 查《周作人集外文》，有写于1916年的《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这“二首”

应就是这本《希腊拟曲》中的《媒婆》和《塾师》，也即倪氏说的那两篇吧。（另外在写于1930年的《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里说，海罗达思有两篇据英译本重译过，当时收入《陀螺》里，不知是否指这两篇？）比这更早的，1912年，周氏还译过法国人须华百的拟曲仿作，爱屋及乌，其情可见——拟曲是古希腊祭典上的歌唱演作，后演变成民间杂剧，周氏对其的欣赏，一是《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说的，“多写日常琐事，妙能穿人情之微”；二是本书序和《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透露的、亦即前引止庵指出的一层意思：爱古希腊，用意还在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 但若以整书而论，《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里说的：“我弄古希腊的东西，最早是那一册《希腊拟曲》”，则不够严谨，因为之前还有《红星佚史》（虽是后人编写的），以及《冥土旅行》（中收有古希腊人作品），应该这样说：《希腊拟曲》是周氏从希腊原文译过来的、古希腊作品专著集中之最早者。 其次，本书是周氏重拾古希腊的缘分之始。

本书序中说，他1908年学希腊语，曾一心想译《圣经》，后以其已有通行译本等原因而取消，但时感惆怅，觉得应译点什么以免使那几年功课白费，最终译出此书。虽然，“起因于庄重的《福音书》，经过了二十年以上的光阴，末了出来的乃是一卷很不庄重的异教的杂剧（按：还要是希腊颓废期的作品），这可以算是一个很奇怪的因缘了”。周氏没有明说的是：这可说是人生的讽刺的一个小例子。但到底，有了这个译本，使得喜欢古希腊的“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用作者之一谛阿克列多思的话说是“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也即中谚所谓“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云云。 具体过程是：据《专斋随笔•古希腊〈拟曲〉》，他在1930年暑假开始译了几篇（包括上述的重译）；《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则详记：1931年，他想译点古希腊东西作少年时学习希腊文的纪念，选了这题目，到1932年译成，也是售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内里有些秽亵文字，他去向胡适说明，取得了谅解，“他笑着答应了”。本书序中还两次提到因了“我的朋友胡适之”

的鼓励，此书才能译完。）由此而下，古希腊的作品专著便一本一本地译出了。 第三——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此译著的稿费的用途更别有纪念意义。全书四万字，以千字十元的高价得了四百元。（这是沾了梁实秋的便宜，当时梁译莎士比亚，编委会也是按此他们定的最高稿酬给的。）周氏用其中的360元买了一块两亩地大、带三间房屋、有成片柏树的坟地，先后用来葬了幼女、侄儿、母亲和妻子——这“是很可纪念的事”，“是我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知堂回想录》之《学希腊文》、《北大感旧录（七）•胡适之》、《北大的南迁》）所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个大大的人情”，看来还可再用上一次，这笔稿费也是这样一份礼物了。 关于本书的出版，止庵那句交代是通行的说法，手头多种资料均记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初版。但当事人的记忆却与之有出入：《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称，此书1932年译成，“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一开头就说：“1933年，我从雅典回国，见到周启明译的《希腊拟曲》（商务版）……”

上节提到我给谷林先生的信，当时也一并说到这个问题，看来似乎也只能用谷林先生那句话来解释了：“文学家的回忆录不能抵充正史里的纪传。”——虽则作出同一回忆的有两个文学家。 顺便插一句，钟叔河编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海南1997年7月初版）在收入本书《例言》时注释说是刊于1935年版，实际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载，1934年的初版是已有此《例言》的。 周作人对初版的版式（25开）不满意，说因内容不多，“印本又是小字大本，所以更显得戋戋小册了”，“版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知堂回想录》之《北大的南迁》、《拾遗（巳）》）。但现在我们看到今版32开本，到底是太一般化的统一面目，反而有点怀念周作人那时的多样化，包括他不喜欢的长行大页的25开本。

周作人等第11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4)

关于《全译伊索寓言集》 周氏出狱回到北京后，1950年1月，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过访，约他译希腊作品，过了几天，郑振铎替他借来（上节提到的倪墨炎一文则说是郑为他“亲自选定”）法国人EMILE CHAMBRY编校的《伊索寓言》，周氏于当年3至5月译毕，是他“给公家译书的开始”。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伊索寓言》——《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及后附的《解放后译著书目》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止庵在丛书总序中称周译原题为《全译伊索寓言集》，《伊索寓言》这一书名则是当年出版社改的。或者他的资料来源是周译手稿吧，因为他接着又介绍：译稿内容当时曾被编辑改动，今依手稿改回。 所谓“全译”，是把后人混入的，以及一般译本以“低级趣味”、“无意义”为由排除掉的都译出来，总计358篇（可供比较的是，同是人文社，1981年初版的、罗念生等人译的《伊索寓言》，收了330篇，似略可见学术胸怀之别），附注释66条——《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三）》说此书“译得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64条，可以说还可满意的”。

这是周氏一贯重视、自得于译注的又一反映，但注释数目是记错了。 此版后附周氏《关于伊索寓言》一文，是为1955年人文版写的。《知堂书话（增订重编本）》收入此文时，题注与末注有出入，题注称“《伊索寓言》，人文社1963年初版”，误，1963年那次是二版。 在本书的翻译故事中，出现了谈周译古希腊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郑振铎。 前述周氏写《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介绍《希腊的神与英雄》一书，但开头结尾谈的却是郑振铎。文章劈头就从与郑氏的相识谈起，回忆昔年同声气共创事之盛，此后如何各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彼此仍“有一种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对希腊神话的兴趣。（按周作人第一部以古希腊为主题的译著，是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的《红星佚史》，而郑振铎也译过《伊利亚特》和《奥特赛》。）——这一共通点，后来最大的印证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介绍萨波到中国来，是周氏怀了三十年的心愿，到1949年终于编译出《希腊女诗人萨波》，可算是刚出狱的愉快事（见该书《序言》）。

而让他更为动情的是，在当时情势下此书能出版有赖郑氏的主动支持：郑氏在知道他把译稿交出版社后，即竭力怂恿老板付印，并收入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这件事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周氏被捕后，郑振铎写了一篇客观公正的、既义正辞严又有厚爱善意的名文《惜周作人》，当中提到周氏“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提出了一个“保全他”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到解放后，政府安排给周氏的工作就是以希腊和日本文学为主的翻译（对此周氏也心存感激），应当有郑氏的主张在起作用，译《伊索寓言》则是具体帮助的一个例子。 道不同矣，解放后更是地位悬殊，但至少在古希腊这一共通点上，二人还是知心的，不负当年之交。郑振铎去世后，周氏在《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一）》记下《希腊女诗人萨波》出版事宜，最后说：“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末一句尤其平实得朴讷，然而有无限的深情，也有言不能尽的寂寞。 周氏于古希腊也正“是一个解人”。“解人难得”

，因此我们虽不齿于他的投敌，却也不应忘了感念他从那片初生天地、文明源头传递过来的养分。（哪怕喜欢古希腊并不怀有周氏那番良苦乃至宏伟的用心，如在下，爱古希腊是意在“出世”，不像周氏所取为“入世”也。）那么，虽然在道理上译本可能旧不如新（如某些专家的意见。然而进化论能否应用于翻译，当年涉足翻译的那批学者文士的学问见识能否为时下贤哲轻易超越，尚大可存疑），但以人情而言，说周作人的旧译本至少还有这么一点意义：使我们面对之能产生他回忆郑振铎时的那份怀念的情感，不是一句太夸张的话吧？因此，前面谈到《希腊神话》的完整出版是其延至今日才面世的最大安慰，其实这样说对已死的译者毫无意义，真正得益的还是我们读者，故我们在挑剔止庵及有关出版社的同时，也应表示一份感谢。同时我还盼望着周译的其他古希腊著作重印，特别是他晚年立遗嘱专门记上一笔、视为平生心愿的《卢奇安对话集》，和印证了周、郑友谊的《希腊女诗人萨波》。（又：我后来购上海书店将郑振铎译述、编著的两部旧著合为一册重刊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买的时候，也是重在从中可追想他与周作人交谊的情味。——就像神话，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点、背景和早年记忆。

） 诚然，喜爱旧译本到底难免迷恋尸骸之嘲；研究、翻译古希腊代有人出，我们也不能说寂寞，但周作人这样的古希腊解人不在了，“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想起来总是惘惘。 2000年1-2月 按：一、本文草稿曾蒙谷林先生指正纠误。 二、本文节选《关于知堂译〈财神·希腊拟曲〉》在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后，朱金顺先生撰《也说知堂译〈希腊拟曲〉》刊于该报，就有关问题有所补充。 三、拙文中指出的，止庵“苦雨斋译丛”首辑总序关于人文社《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出版时间之误，他在2000年1月出版的《六丑笔记》一书所收该“总序”里，已经改正。（我在同年6月才买到该书，其时本文节选已见报了。）关于《希腊神话》周作人究竟译过两次还是三次，止庵在收入《苦雨斋识小》的《希腊神话二三事》一文中，已修正为只译过两次。 ——拙文既曾节选见报，更复全篇于网上流布（包括在上述诸位方家补充、修改后，仍有网友转贴），为示负责，故正文仍存原来面目，而作此说明。 四、2004年3月为《南方都市报》写“书架之南”

专栏，谈古希腊的人文，曾以本文为主，从中缀拾周作人古希腊之旅的一些人事，整理成《记得曾在古希腊的握手》、《以神话作见证》、《古希腊旅途的另几个身影》三篇，分别述郑振铎、郑与周所译古希腊神话、胡适、罗念生、止庵。 五、“苦雨斋译丛”后来已出新版，新收入《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谨附两书聚书录于后，作为补充。

周作人等第12节 一场书信的瓜蔓(1)

2002年5月，因与谷林通信而起一番心绪，乃瓜蔓牵连地读了《知堂书信》、《俞平伯年谱》、《周作人年谱》，以及一批相关的资料文章。当时颇思将拉杂的读后随感写篇关于周作人书信与交谊的文章，在电脑打了底稿；惟闲暇既少又心多旁骛，终未完成，空自叹息。现在也没有能力重新布局谋篇，只在其基础上略加修订整理，并附录几本相关书籍的记录而已。 黄开发编的《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一版、1995年1月一印），收入了周作人自编、1933年7月出版的《周作人书信》全部内容，香港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曹通信集》的大部分内容，以及其他一些已发表的书信。全书按周氏在《周作人书信》的《序信》中“书”与“信”的划分意见，分为“书牍文”和“尺牍”两编。 甲编“书牍文”，我早几年断断续续读过，在《知堂读屑》中略有提到。乙编“尺牍”以前也曾读了些；这回因与谷林谈起一事，颇生感叹，想起此书，遂取来至“小满”夜读一过。 这“尺牍”所收，除致青木正儿6封分别写于二十、五十、六十年代外，其他的恰巧以其“前后半生”

为界线：致胡适、江绍原、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许寿裳、汪馥泉、施蛰存、赵家璧、陶亢德一批，写于1937年前；致曹聚仁、鲍耀明、徐訏一批，写于五十年代后。 “附逆”之前的“前半生”书信，以我体味的情调，又可分为“鲜活”和“文静”两类。（下举信件，为行文顺畅，只对有特定背景、内容应与写信时间对看者才注明时间。） “鲜活”，首先是常月旦当时人物。如在致江绍原信中，不止一次贬斥已失和的鲁迅（按其中有谓鲁迅“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语有偏激，但意见我赞成，我也一向反感出版情书）；多次提出对蔡元培的微词乃至反对（按周作人对蔡元培公开与私下评说之迥异，曾为谷林特意拈出，见其评周、江往还书信集《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的文章《片言只语见性情》）。又如在致胡适信中激烈地反对优待废君溥仪等。他也不限于在背后对第三者说长道短，有时还当面指陈收信人，如直言批评胡适，说他还是专心做学问好，别把才力“耗费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上面”。当然，他提到时人并不都是否定，也尽有正面的好话和关心。如在致施蛰存信中称许李广田“作散文颇有致”

，向主编《现代》的施推荐刊登；更如1937年8月29日致陶亢德，忽飞来一语：“梁宗岱在南开闻至今无消息，颇可虑”，战乱中怀人，是温暖的一笔。 其次是常谈及时事，反映出学界的、进而是社会的风向。如1928年11月30日致江绍原信，记激进学生事并呵斥之。 还有直接抒写自己世界观的。如1929年2月7日、1929年4月19日致江绍原两封，述“世故渐深”，对社会失望的消极，“旁观”、“隐逸态度”；1930年2月21 日致汪馥泉谈“近来颇觉得韬晦之佳”。 又有结合时事、思想而叙述个人生活。最可注意、也最令人感慨的，是致陶亢德的5封。它们写于1937年8至10月，是正式“落水”前的申说，述以家累无可离北平，还寄言“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陶将它们在杂志刊出，“以告关心（留在已陷落的北平的）苦雨翁者”。 涉及文事方面，则如致江绍原信，经常有购、读、评民俗等杂学之书的记载，致其他人的也多谈写作、出版等事体。尤为我感兴趣的，一是曾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只因“插图甚多”，而买了本内容与文字都看不懂的德文医学史——医学自属周作人的“杂学”

之一，但亦见出他对插图的喜爱；二是致赵家璧一封信中，谈对于散文选编，不取郑振铎的以性质区分而取郁达夫的以人分意见，也是我所赞成的。 这些信哪怕内容沉重，但皆属直陈写来，常有一股活动的生气。对重大问题如此，如上举致胡适两封。于一些细节上亦见出属于年轻意气的幽默风趣，如致江绍原信：“承示夫人又有弄璋（or瓦？）之喜……云‘怎生是好’何也？”这是亲密友朋间的私下谐谑；致江绍原的另一封，调侃说“因‘三个[没]有闲’以致搁置了几天未写回信”（按成仿吾曾连用三个“闲暇”评说鲁迅。后来，鲁迅也专门自命集名曰《三闲集》）。 ——以上种种通信中呈现的，可称是一个“鲜活”的周作人。但在致俞平伯、废名、沈启无这三位弟子的信中，却是另一副“文静”的面貌了。 也有涉及思想的变化，如1932年11月13日、1933年2月25日致俞平伯的两封，但用的却是“侧笔”。甚至有因时势而起的悲凉，如1933年1月31日致废名一封，但亦点到即止。 也谈个人的生活，但只是闲闲叙述日常起居，顺笔描写触目景物，自具韵致。如致俞平伯的几封：“虽然已是春天，而花叶尚未茂发，不免有寂寥之感”

；“秋意渐深，早上已颇凉，而学校亦就要上课了，奈何。谚云：‘蟋蟀鸣，懒妇惊’，此一惊字不佞颇能体谅。”乃至整封信可作一小品看，深得古人神韵，活见文人情趣，如还是致俞平伯：“《新月》便以奉送，因我已另得一册了。贴来邮票恕已没收，但别换一枚贴在信面，请寄到时收下可也。春雨如酥，庭中丁香大有抽芽之意矣。” 也月旦人物、评点作品，但不再见前举致江、胡的那类放言臧否时人之语，谈的只是古人古书。如在致俞平伯信中比较张岱与王思任的优劣，兼谈对散文小品的看法。在致沈启无的信中称许《齐民要术》是“朴实而别有风致”的“好小品文”；赞《庄子》写法“可羡而不可仿效”，等等。 也出现对朋友的怀想、关心，但只限于几个亲密好友之间。如在致俞平伯信中谈门下四大弟子的另一位江绍原，“不知系何病……颇觉可念”，请俞去探视并把情况告知。而且这类信往往也写得很有文学情致，如致俞平伯云：“废公尚未北归，亦无消息，岂真在等待春草绿乎”。致废名谓：“山中春色如何？山门虽旧，枣树想健在也。”就算话语平白，写来竟也如诗，如致俞平伯谈长雨之苦，“想兄亦有同感，（不能去看电影了吧？）但或者《燕知草》已竟写了，则亦大有益处耳。”

致沈启无说：“前日来庵匆匆即别，不及以莲花白酒奉饮，甚怅怅也……何时请携书来补喝该酒乎。” 也当然离不开文事，突出的是谈笺、制笺并赠友，读闲书，读得好文字书录之相赠，诗文、联语的往来，等等，古趣盎然。 ——总之，与这些契心弟子谈，周作人总是沉静的，哪怕喜悦。写给他们的，都是典型古代文人风格的尺牍小品，内容如此，即称谓、落款亦可见一斑。我特地翻看了《周作人年谱》（增订本。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一版）所附的《周作人别名笔名录》，它按笔名首次使用而列，点一下，当中出处为书信的有17个，属于致沈启无的即有11个，另致废名的3个，致俞平伯的1个等。这些别号多有可品味者，如“苦雨翁”（致俞），“苦雨”、“药庐”（致废），“茶庵”、“苦茶子”、“苦茶”、“知”、“山尊”、“案山”（致沈）；非于写信时首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