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罪与罚（8）

保外就医而获“自由” 自从4月16日我犯了一次病后，从此就一直小病不断了。与此同时，家里捎来了我岳母病危的消息。 我的岳母很欣赏我，我也很孝敬她老人家，在她的眼里，我跟儿子没有区别。 今年过年我没有回家看她，虽然老伴以我因公出国考察为由隐瞒实情，但是这个精明的老太太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老伴告诉我那阵子她从不敢看老太太的眼睛，怕露出破绽来。 是啊，老伴这个谎撒的有点拙劣，我从1987年开始就被整，从1990年就基本上干不了工作了，哪里会有什么出国考察的机会呢？我和老伴都不是擅长编瞎话的人，但是这个时候说实话就是拿刀戳她老人家的心啊。 她平时和我爱人的三姐住在一起，知道我情况的三姐每到电视上出现监狱或公安局的镜头时就会“啪”地一下把电视关掉，不过老太太很敏感，从这一点蛛丝马迹中觉察出了不对劲的东西，再加上我好几个月不去看她，也不给她打电话，她开始担心我并且自己的身体也一天天垮下去。 老人病危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见我一面。 4月19日我老伴找到市政法委一个叫姓伍的副书记，要求准我请7天假。因为劳教毕竟不同于刑罚，仍然属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他很同情我，因此市政法委仅仅过了1个小时就做出了决定，批准我请假7天。 其实，劳教所里的其他劳教人员一般家里只要有点什么事都是可以请假的，而我就不一样，因为我是堂堂河北省“二号政治犯”啊。 老伴到劳教所把我接出来，她含着眼泪，也来不及多说什么更没有放开哭，匆匆地陪我又去理了次发，让我洗了个澡。等我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后两人便急急忙忙乘车赶往蠡县北齐村。看着车窗外无边的黑暗，暂时享受到一丝久违的自由的我却一点快慰的感觉也没有。 汽车一段一段吞吃着白光光的公路，让我脑子里顿时浮想联翩：早年的我以一副脚板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路，现在的我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到处走了，但是我现在的经历又何尝不是光着脚板在“走”呢？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对，我打算一条道走到黑！不走到黑，怎么能走到大天明呢！一定要坚持，越困难越要坚持！ “黎明前最黑暗，胜利前最绝望，成功前最渺茫！” 以前老伴在一本杂志上读过一篇励志小品文，看到了这句话就把它抄了下来，还告诉我她最喜欢这句话。 一路上我和老伴都默默无语，我们因为没注意，连路都走错了。绕来绕去，折腾掉不少时间。到晚上10点多，才赶到家。

重病中的老人看到我很高兴，脸上现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很庆幸赶得及时，没有使老人带着遗憾走。她5月3日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又回到了劳教所，甚至老伴也没来得及赶回去看母亲最后一眼。 这次回去时顺路去看了我母亲，因为我过年就没回去了啊。要是让老太太知道我现在身陷囹圄，她非疯了不可！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的老人已经不能再受到任何打击了。我用骗岳母的话如法炮制又骗了母亲一次。 我自认为我的意志是够坚强的，但是我那脆弱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听使唤了，特别是我的心脏病，让我的身体“做不了主”了。6月7日，劳教所的政委看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便同意让我到隔壁的司法医院去治疗。 我向政委毫不掩饰地说：“要是李山林一伙人能买通医生，我还活不活了？”政委听了我的话，无言以对。 虽然身体羸弱不堪，我的头脑却很清醒：这个时候我不能倒下，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一定要坚持到这帮人彻底倒台的那一天！ 后来还是去检查了一下身体，结果是惊人的：我的尿糖含量达到了4个“+”

，血压高至200!医生们看着我的体检结果很着急，其中一个医生对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老郭您放心，我们会像保护革命年代的地下党一样保护您，您就安心地在这养病吧！” 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我的神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以说有点轻微的神经质了。 我就这样在司法医院养了3个月的病，在鬼门关溜达了一圈又有惊无险地回来了。虽然还是规定不许回家，但是老伴可以公开地来照顾我了。医生们对我都很不错，因此慢慢地我也和他们熟络起来，原来那个防范他们的念头也打消了。 医生们跟我开玩笑说：“老郭，你将来一定会发财。”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很好奇。 “第一、我们都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平反；第二、你的经历这么坎坷，平反后绝对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光稿费肯定就不得了了，哈哈……” 我当年的主治医生现在已经调到北京了，家也搬到北京去了。 2003年8月9日电视上播放了程维高被党纪惩处的新闻以后，他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恭喜我。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轻微的脑震荡、风湿性关节炎、轻微脊椎骨错位……按照我的身体状况，我患的几种病中随便挑哪一种出来都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我提出申请保外就医后，家人为我跑了无数次腿，历经无数道审批程序，盖了无数个公章，到8月底才得到批准，而我真正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月30日了。 我在追求正义的每一步中，尽管会取得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总是像不准点的闹钟一样，总是姗姗来迟。正义的果实和苹果、香蕉一样，也有保质期的限制，拖得太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设想一下，在11月30日之前，我要是暴毙的话，批准我保外就医还有什么意义？ 我被他们羁押了1年零9天。 然而，我的重获自由，成为我放弃匿名检举、针锋相对地以上访的形式与程维高展开斗争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