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

万书记给我压惊 “哎，李主任，请稍微停一下，我想麻烦你……” “告状是吧？我现在有急事。我只能给你1分钟，记住，就1分钟！快点，书面材料呢？”李主任把右胳膊搭在车窗上，手掌张开等着接材料，同时透过一付硕大的黑框眼镜仰头看着眼前这个不知从哪里挤过来的人——这个人一看就是上访上“老”了的，肩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皮包，浅灰色西装短裤，脚下一双沾满泥污的运动鞋。身后站着一个50余岁的女人，一看就是上访人的老伴，正关切地注视着这边的动态。 拦街告状者闻言顿时喜出望外，赶紧将包里早已准备妥帖的材料毕恭毕敬地递到李主任手里。 “你放心吧，我既然收下了，就一定保证给你送到尉书记手里。至于能不能解决还要听他的。行了，你回去吧。再见。”李主任挥挥手，黑色轿车急驰而去。 拦街告状者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然后转过身搭住老伴的肩：“晚上回去咱们和儿子一起包饺子吃吧。挺久没吃饺子了吧？” 几年来，这样的经历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上访，本来就不是公民解决个人冤屈问题的正常方式，但是从1997年直到2003年这6年间，上访对于我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告状”

二字了，这个行为已经和吃饭、睡觉一样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上访专业户”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另类风景”，然而现在许多“上访专业户”似乎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另类的生存方式。 人没有自尊地活着，不知公平正义为何物，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那个时候，我坚信这一点：不吃饭，要饿死；不睡觉，要睏死；不上访，要冤死、憋屈死！ 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就走上了艰苦的上访之路，大略统计一下，这6年多的时间里，我和老伴去北京总共往中纪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总工会、司法部等机关跑了上百趟，光寄快递就花了近2000元。 我和老伴两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这些年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无眠的日日夜夜。首都的街道、首都的一景一物在我们的眼里是那么熟悉，而在我们的心里却又是那么的陌生！ 我们就这样走着，一直走到暮色中。我们就这么走着，走完了北京的酷暑，又迎来了严冬，有时穿行在滂沱大雨中，有时又蹒跚在漫天雪地里，我们就这么“上下而求索”了近7年！我希望，我所处的浓黑的黑暗是黎明前的征兆，天越黑，黎明越要接近了。凭着这一信念，我挣扎到了今天。

我不想标榜自己这样执著的行为有多崇高，但是，第一，我就是无法坐视人民的血汗被那样糟蹋、挥霍、浪费！第二，我不愿承受冤屈默默地活下去。生活中，忍耐是一种美德，而对正义而言，忍耐是一种懦弱的表现，甚至等同于是非不明、美丑不分！ 基于这些简单而强烈的信念，我决定斗争到底。 1997年2月，石家庄市建委党组得到来自省委的指示，开除我的党籍，理由是我因为“诽谤”省领导而被劳动教养，不能继续留在党内了。 开除我党籍的决定中有一处签字栏，地方很小，但我仍设法写下这么几行字—— 石家庄市建委纪委、建委机关党委： 我不同意开除本人党籍。因为我是按党章赋予的党员权利，按中纪委《控告申诉工作条例》中关于如何检举的规定，如实向组织反映问题，和后来全国建设项目执法监察会提法一致，没有错。我现在借此机会继续向党组织、向建委纪委反映程维高等人在建筑市场带头违法违规问题（具体内容见我1995年8月的信），我还向纪检机关控告……违犯中纪委、公安部、司法部有关政策规定，破坏党纪国法，大肆株连无辜，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

请把我现在对程维高……的检举控告按中纪委《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第7条、第27条及注释规定处理。 郭光允 这一事件让我备受打击与震动，我不服，我要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