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罪与罚（7）

半个月后，管理科的一位警察同志悄悄地找到我，说：“老郭，葛明军又来了，还跟所长躲在办公室里把门锁上嘀嘀咕咕了很长时间，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吧……”大恩不言谢，我明白这些善良的人们保护我的苦心。 因此，尽管葛明军他们屡次想加害于我，但是我却都能化险为夷。 除了身边这些朋友之外，我相信，冥冥中也有一股力量在暗暗支持着我。 几个月的迫害与折磨使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了。 4月16日傍晚，和我同住在平房里的一个劳教人员对我说：“哎，老郭，你怎么脸这么红啊？” 我一照镜子：可不是嘛！我的脸颊红得像涂了胭脂，但是脸上其他部分又黄得像黄草纸，我心里暗叫不妙——我身体里的那帮老伙计大概又想闹罢工啊。 “大概是因为有点累吧，我早点睡了。”说完这些既安慰别人也企图安慰自己的话我就先躺下睡觉了。 睡到晚上9点钟时，我醒了，感觉浑身的不自在，燥热得厉害。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想也许是我的血压高了。感觉着血一阵一阵往上涌，口腔、鼻孔里弥漫出一股腥气，我开始恶心、作呕。

我想我大概要脑溢血，我挣扎着对正准备睡觉的他们俩说：“麻烦你们现在去帮我请个假，我现在要去医院，不然我就不行了……” 他们俩急忙跑着去给我请了假，然后把我架出房门准备去隔壁的司法医院给我看病——对于他们给我的关心和照料我还是很感激的。 正要走到劳教所大门口的时候，门卫说不能出大队门，但是可以把医生请过来，于是便让我靠在大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坐着。当时我已经说不出话了。门卫倒是很有同情心，在门口来回地踱着步，急得直搓手：“这位老同志啊，我们也知道你的事情，你这病就是气的……” 等了一个多小时医生才赶到，来人是个女医生，对我态度很恶劣：“干什么？还要我们亲自来？挺会摆谱啊！”说完拿出血压计不耐烦地给我量了血压，低压100，高压160。我想，病发时的血压肯定高达180了。 那个女医生看了血压计后说：“高压才160，死不了，放心吧！” 这时候，队长走了过来，把这个医生叫到一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这医生的态度才稍稍好了一点：“等着我去拿药吧。”

后来送来的药片虽然不怎么样，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但是她表现出的一点态度转变已足以让我感觉到一丝快慰了：我的事情可以稍微感化一下这样的人，也算是对我的检举行为的一点回报吧！ 劳教所里有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其实通常也只是形式上的应付而已，也就是说，一般的犯人就算查出来得了大病，劳教所也不会多过问的。我裹着破旧的军大衣排在队列中等候着。司法医院的医生几乎都是女的，我忽然注意到，在我身后站着很多女医生、女护士，她们在看我并且在小声议论我：“看见了吗？那就是那个‘政治犯’，不像什么坏人啊，还挺面善……” 在我进行体检的时候，很多医生和护士都了解到我是一个怎样的“政治犯”了，在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之后，对我受到的摧残表示同情和惋惜。 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医生看了我的体检资料后说：“你的五脏六腑要是开会搞民主表决的话，健康的内脏达不到多数。赶快联系搞保外就医吧，我们这里条件不行，别耽误了你治病。” 从这个时候开始，司法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对我的印象大为改观，普遍都对我的遭遇持同情态度，赞赏我的检举行为。

后来我在劳教所犯病的时候，保外就医的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于是我在这家医院度过了3个月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