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的搭配上，是我的姓牵连了它。“曹”这个字，大概要说是汉字里头最死板、最无神采的一个字了。它既没优雅的一撇，也无风流的一捺，又没有画龙点睛一般神奇的一点，只是由纯粹的横与竖搭配而成，且那横那竖又是那么地多，从字面上看，这个字就显得僵直而古板。“田”字也是由横和竖组成，但它因为笔画疏朗，且又是个象形字，让人联想到白水青苗、稻麦，便没有僵直与古板了。碰上“曹”这样一个姓，就得有个好名字能冲淡它一下补救它一下。弄好了，反倒能相映成辉，相映成趣。如曹操，如曹禺。我觉得曹禺这个名字实在的好，一个“禺”字，与一个“曹”字搭配在一块，光从字面上看，就很和谐，那“禺”字作名，也很绝。总而言之，我对我的名字有遗憾，总想新造个笔名。但无奈屡造屡觉还不如我现在的名字好，就一直还将它姑且用着。 我的名字当然是父亲所赐。我有时不免因这样一个“老气横秋”的名字，在心中对父亲抱了小小的埋怨。

然而，等我有了儿子，轮到我来给儿子命名时，我就忽然觉得，父亲能给我想出这样一个名字来，已相当不易了。我曾给儿子想了无数个名字，都逐一否决掉了。后来，实在想不出了，就去翻全唐诗，看那里头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字。一日，翻到第十六册卷五三九，见到了李商隐的《霜月》，读第一句时，目光就停住不走了：初闻征雁已无蝉。这里头，“征雁”二字很合我心意。儿子生在秋天，其时，蝉语已息，而天空正大雁南飞，我的根又在南方。其“征雁”中的“征”也颇有气概。于是，“征雁”二字便成了我儿子的名字。我为这个有点来处的名字很得意了一阵。但后来发现这名字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去医院给儿子看病，你若不强调“雁”为“大雁”的“雁”，医药发票上十有八九为“燕子”的“燕”。一次，孩子生了稍大一些的病，手头便积了一堆医药发票，拿到北大来报销，人家以互助医疗证上的名字为准，将凡写“曹征燕”的发票一张张刷下不肯报销，最后，写着“曹征雁”的只剩下三两张。最让人头疼的是，有人问我孩子叫什么名字，我作了回答之后，对方会说：“哦，燕子，是个小姑娘。”这就使得我家的那个“小伙子”常不高兴。儿子的命名使我深知，得一圆满的名字，真是件不易之事。

如此一想，我倒心里感激起父亲来：他竟然能给我这样一个名字。 人为什么如此在意名字？名字不就是人的一个符号吗？通常来说，大概也就是这样：人是人，符号是符号，风马牛不相及。但，事情似乎又并非这样简单：符号本身也参与了人的形象塑造；符号也能为人创造价值。一句话，符号本身也是内容。 首先来说，符号常常会影响一个人日后的身份。虽然一些好名字，未必都能使这个人日后在身份上与之相配，但反过来说，一个不好的名字，却总要妨碍他日后的气候的。一个叫“吴阿狗”的人，大概很难当上局长，更难当上部长。开大会，主持人介绍“这是吴阿狗局长”或“吴阿狗部长”，台下便会哗然。即便是这位吴阿狗实际上绝对有当局长或当部长的才能，人们也很难做到将这样的名字与局长、部长之类联系起来考虑。如果这个吴阿狗是个作家，即使他写出再辉煌的作品，即使他再有多么了不起的文艺思想，我们也很难将他当一面旗帜。“高举吴阿狗文艺思想的旗帜”——感觉不对。“吴阿狗”这个名字很毁人，甚至能把人逼到完全合符“吴阿狗”这一称呼的道上去，去做吴阿狗应做的事，如卖肉，如开一家小酒馆，如做一名掮客。这个吴阿狗注定了不能成为伟人。

他一辈子吃亏就可能吃亏在这个名字上。 在人们的意识中，恰恰是将符号与人等同起来看的。符号不仅与人的身份相符，还与人的性格、气质相符。若不然，一个作家在写作品时，为什么要绞尽脑汗地去想那些人名呢？几乎所有作家都感觉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名字，在完成人物刻画、意境营造诸方面乃至整个作品的圆满完成上，皆有着不可小觑的奇妙作用。一部《红楼梦》，那里头的金陵十二钗、等级不一的数不清的丫环们的名字，岂止是反映了曹雪芹的文化趣味？若无这些名字在其中闪烁，大概这部辉煌巨著都将是不存在的。曹雪芹在人名上所费的心机，我们已无法揣测，也许在他来说，并不太费事，但有一点是可断定的：这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人等，其名字，一一都是有讲究的。凡搞创作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为人物命名的苦恼——是一种大苦恼。情况常常是这样：觉得那个人物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名字。当然，情况也会常常是这样：一个恰当的名字，使你忽然对你的人物的成功有了信心。在为人物命名上的经常性的捉襟见肘，迫使人平时不得不注意积累一些名字。就我而言，这种“无名”的苦恼，使我颇有点变态地搜罗名字。看到学生名单，我得溜一遍。

看到居委会贴出来的可生育的妇女名单，我也得溜一遍。甚至在看到枪毙人的布告时，我也心不由己地要注意一下，看哪个名字可日后在我的作品中派上用场。天长日久，我还慢慢地摸索出一条规律：什么样的名字可从什么样的渠道获得。现如今，我已有了一个不小的名字库，一般情况之下，总能从中找到几个符合人物的名字，仿佛那些名字是为那些人物专门准备下的。 人们之所以在意识中将符号与人等同起来看，我以为是源自于人们的一个原初记忆：符号与对象是对应关系。暂且抛开人名不说，就一般意义上讲，最初，所有的符号都不是一个虚空的符号——符号之下必有对象。如“山”这一符号，它被产生出来，那是因为实存里确实有山。但人们没有想到，这符号后来日益多了起来，且有一种情况经常性地发生：对象呜呼哀哉，不复存在，但符号还活生生地存于世间。这些符号飘移开去，凑在一起，组成一个并不依附于对象的独立王国，并且还自行繁衍，日益膨胀壮大。然而，死心眼的人却只记着：符号是赖以对象而存在的。这点记忆，使人在面对人名与人时，就产生了一个心理效应：那人名就是那个人。既想不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想不到庸名之下可有雅士。

因此，怎么看，也不能从心里承认吴阿狗能当局长或部长。

辑三 随笔关于名字的随想（2）

写《老残游记》的刘鹗老儿，似乎看出了人的这点很没有道理的意识，作品中就有了这样一个细节：老残收了一个叫“翠环”的妓女，他觉得这名字太俗，且也不便再叫了，遂替她颠倒了一下，唤作“环翠”，便觉得雅多了。作品里头的老残，名字与号，也都是有讲究的。这“老残”二字，很让人有世纪末、落拓不羁、玩世不恭、名士风度的感觉，颇有味道。若换另样的一个，这作品大概就要丢失许多东西。 从外部来看，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对他的印象。若从内部来看，一个人的名字，对他是否也确实有规定或诱发之类的作用呢？我倒不相信一个人叫“理财”，他日后就真的会算计金钱，一个人叫“文采”，他日后就真的会写一手好文章。但我却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点：命名本身确实是具有力量的。一个文质彬彬的名字，千人唤万人叫，天长地久，他且又得了点文化熏陶，也许他就真的顺着那个名字去书写自己了。同样，一个雄风浩荡的名字，千人唤万人叫，天长日久，他且得了历史的机遇或得了武运，也许他就真成了个风云人物或是一个能率领千军万马的将帅。我就不相信，一个从小就被“虎子虎子”地叫着的人，那个名字对他是否能增添一些虎气就不起一丝一毫的作用。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个世界上最在意名字的人莫过于写文章的人了。写文章的人有个好名字，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要。写文章的意图自然有十分高尚的方面：为民族、为人类、为进步、为文明……。但想出名这一点，大概也是否认不了的。其实想出名也并不是不高尚的动机。若想出名，你的那个名字最起码要做到一点：让人容易记住——一听就能记住。当然容易记住的，未必就是个好名字。日本东京，一位父亲为了使他儿子的名字成为一个令人永不能忘的名字，竟为他命名为“恶魔”。地方注册局（大概相当于我们上户口的地方）最初是同意这个名字注册的，但司法部否决了，理由是这个孩子会因为这个名字而被人戏弄与歧视，这将影响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这孩子的父亲不服，于是上诉法院。我就觉得，这个父亲想儿子出名有点想疯了。我们有些写文章的人，那名字虽不像这位父亲起得那么吓人，但也不是好名字。“六必居”、“肥肥安”之类的名字，尽管让人容易记住，但那名字就注定了你永不会被人看成是个大文章家——即使实际上你的文章写得并不坏。既要让人容易记住，又必须是个好名字，这实在不易。但你却必须有。

我一直觉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作家，差不多都有一个好名字（当然，其中有些名字并不是他们后来起的，而是小时就有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闻一多、冰心、徐志摩、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张爱玲不喜欢她的名字，在《必也正名乎》一文中，称“张爱玲”为“恶俗不堪”。她倒也没有放弃，后来一直用了下来。其实这个名字虽然有点俗，但并非“恶俗”，读起来很容易，很明亮，并有一种温馨感，仍然还是个好名字。当代作家里头也有不少好名字：铁凝、池莉（这个名字中的“莉”本也是个俗字，但与“池”搭配，就有了另一番味道）、贾平凹、舒婷……。有些作家公认不讳地承认了一个好名字给他带来了好文运。莫言从前以“管谟业”的真名涉足文坛，东奔西突，似乎也不见反响。这“管谟业”三个字太涩，且又拗口不响，即使让你默读十遍，你大概也会转身即忘。但“莫言”两字一出，你想忘也难忘了。还有苏童。我记得他以这个名字发表《妻妾成群》时，作家班的方立平来告诉我说：“《收获》上发了一部中篇，叫《妻妾成群》。”我问作者是谁，他说：“苏童”。“苏童？”

我当时对这个名字有说不清楚的一番好感，只觉得这名字字面上好看，音色也亮，似乎还有一番很富诗意的境界。并莫名其妙地觉得那个我根本还未读的《妻妾成群》一定是部很有味道的作品。后来读到苏童的一篇随笔，发现他自己竟是那样地感激这个新取的名字：有了它之后，他名声大作，甚至连以前所积压的退稿都一篇篇重见天日。他认定是这个名字决定了他的命运。 这篇文章是对名字的随想，随想就不免随意，随意也就不免会极而言之，甚至夸大其词。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辑三 随笔天际游丝（1）

——读卡尔维诺 [塔罗纸牌] 一群看来都十分古怪的人，穿越了一片密林，来到了一座神秘的城堡。而这次穿越，是以每个人失去说话能力为代价的──围着餐桌而坐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失聪变聋。但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向他人倾诉的欲望。此时，大概是城堡的主人，拿出了一副塔罗纸牌放在了桌上，这副牌一共七十八张，每张上都印有珍贵的微型画，有国王、女王、骑士、男仆、宝杯、金印、宝剑和大棒等。他示意，每一个愿意讲述自己故事的人，都可以通过塔罗纸牌上的图案，来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纸牌上的图案，可以充当一个乃至几个角色和不同的意思——在不同的组合中，它们代表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意思。于是游戏开始，就凭这七十八张纸牌，他们分别讲述了“受惩罚的负心人”、“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被罚入地狱的新娘”、“盗墓贼”、“因爱而发疯的奥尔兰多”、“阿斯托尔福在月亮上”等奇特的故事。 这就是卡尔维诺的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 在《命运交叉的饭馆中》，他继续使用这副纸牌。那些因穿越密林而失去言语的人纷纷抢着可以表述他们各自心中故事的纸牌，又讲了“犹豫不决者”、“复仇的森林”、“幸存的骑士”、“吸血的王国”

等奇特的故事。 这七十八张可以任意进行组合的纸牌，似乎无所不能。它完全可以替代语言，完成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所有事件和所有意思的表达，并且极其流畅，使在场人心领神会。 无论是哪一组、哪一系列，它们总会在一点上发生交叉，即在一个点上，呈现出他们具有共同的命运。 “饭馆”的组合原则与“城堡”有别。 卡尔维诺还想写《命运交叉的汽车旅店》。但不再是用塔罗纸牌，而是借用一张报纸上的连环画版。那些在汽车旅店中因一场神秘的灾难而吓得不能言语的人，只能指着连环画的画面向他人讲述：他们每个人的讲述路线不一样，或是跳着格讲，或是按竖线讲，或是按横线讲，或是按斜线讲。 卡尔维诺是我所阅读的作家中最别出心裁的一位作家。在此之前，我以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格拉斯、米兰•昆德拉，都属于那种“别出心裁”一类的作家。但读了卡尔维诺的书，才知道，真正别出心裁的作家是卡尔维诺。他每写一部作品，几乎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的预料，并且意味深长。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一生不知疲倦地搞出一些人们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名堂。

这些名堂绝对是高招，是一些天才性的幻想，是让人们望尘莫及的特大智慧。 我总有一种感觉，卡尔维诺是天堂里的作家。对于我们而言，他的作品犹如天书。他的文字是一些神秘的符号，在表面的形态之下，总有着一些神秘莫测的奥义。我们在经历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阅读经验。他的文字考验着我们的智商。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总会有一种疑问：在我们通常所见的状态背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另有逻辑，另有一套运动方式，另有自己的语言？ 《看不见的城市》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小说── 忽必烈汗的帝国，疆土辽阔无垠。他无法对他的所有城市一一视察，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天下究竟有多少座城市。于是他委托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代他去巡视这些城市，然后向他一一描述。这个基本事实是虚假的。 现在，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坐到了一起。马可•波罗开始讲他所见到的城市──严格来说，不是他所见到的城市，而是他所想像的城市。小说在格式上，用两种字体进行。

一种字体呈现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对话，一种字体纯粹呈现马可•波罗所描绘的城市，后者有许多个片段。这些片段都是各自独立的。我们可以将它们当作优美的散文来阅读，而幕间式的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对话，则充满诗意与哲理，像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十分精彩。 这些城市只可能在天国，而不可能在人间。它们美丽、充满童话色彩：“一座台阶上的城市，坐落在一个半月形的海湾，常有热风吹过那里。……一个像大教堂那么高的玻璃水池，供人们观看燕鱼游水和飞跃的姿态，并由此占卜吉凶；一棵棕榈树，风吹树叶，竟弹奏出竖琴之声；一座广场，马蹄形环绕着大理石桌子，上面铺了大理石台布，摆着大理石制的食品和饮料。”又一座城市，这是一座“月光下的白色的城市，那里的街巷互相缠绕，就像线团一样”。这座城市的建造，只是复现人们在梦境中所看到的。又一座城市，这座城市非常奇怪：没有墙壁，没有屋顶也没有地板，只有像树林一般的管道，每根管子的末端都是水龙头、沐浴喷头、虹吸管或溢流管。这番情景使人联想到一定是水管工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还未等到泥瓦工来到便先撤了，而实际上泥瓦工永远也没有到场。

这是一幅后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画。又一座城市，这座城市显得神秘莫测：城中有一块地毯，而你如果细心观察，将会发现这座城市全都反映在这块地毯上，丝毫不差。再来看一座城市，它的名字叫贝尔萨贝阿。这座城市的居民相信，实际上有三座贝尔萨贝阿，除了地上一座，另一座在天上，那是一座黄金之城，有白银的门锁和钻石的城门，一切都雕镂镶嵌。还有一座则在地下。…… 全书九章，共叙述城市五十五座。 书中的所有数字，都具有隐喻性与象征性。 这是些“看不见的”城市。他们是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想像的产物。这两个人，是幻想家，是激情主义者，同时也都是诗人。他们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忽必烈汗在马可•波罗的想像中又进一步想像，同样如此，马可•波罗也在忽必烈汗的想像中展开更辽阔的想像空间。忽必烈汗本是一个听者，但经常忘记他的角色而打断马可•波罗：你且停住，由我来说你所见到的城市。 像风筝一样轻盈的城市，像花边一样通透的城市，像蚊帐一样透明的城市，像叶脉一样的城市、像手纹一样的城市……这些城市络绎不绝地出现在他们的想像里。

它们显示着帝国的豪华与丰富多彩，同时也显示着帝国的奢侈与散乱。 天要亮了，马可•波罗说，陛下，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城市都向你一一描述了。可忽必烈汗说，不，还有一座城市你没有说──威尼斯。马可•波罗笑了，你以为我一直在讲什么？在我为您描述的所有城市中，都有威尼斯。 作品最后回到了一个沉重的耐人寻味的主题上。这个主题是为天下所有不可一世的伟大君王所设定的：当他获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时，他同时失去了所有；一颗最伟大的灵魂，同时也是一颗最空虚的灵魂。 也许卡尔维诺的文字最使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思想，而是诗性、童话色彩、游戏性、汪洋恣肆的才情四溢等。而形式上的别具一格，自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辑三 随笔天际游丝（2）

《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阿根廷的蚂蚁》……这些作品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小说不仅是在内容上还有极大的可能性，在形式上也有极大的可能性──甚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大到如塔罗纸牌一样，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变化。 在形式上大做文章，这是卡尔维诺与一般小说家的区别。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小说形式上的创新。他要将自己的小说在形式上做得一篇与一篇不一样，每一篇的形式都是一个独创。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他没有在一九八五年去世而活至今日，他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种新颖而别致的小说形式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伟大。因为，一个不将心思花在形式上，而只是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作品的生存经验的透彻与思想的深邃方面的小说家，一样是伟大的。他们就在那些长久延用的古老的、经典的小说形式中，照样达到了一个令人仰止的小说境界。这犹如一粒王冠上的钻石，是包在手帕中还是放在木盒里都不能影响钻石本身的价值一样。但，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有些形式是与内容无法分解的，如美学家们所说的，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些形式我们就应另当别论了。

也许说一些艺术品，可以显得更为直观：那些看上去仅为形式的雕塑，它们在我们的感觉里，究竟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呢？我们无法将这两者剥离。当初建造埃及金字塔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现代的种种猜测仅仅就是猜测。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是那些科学家想从中获取什么。因为在我看来，当它出现在我们视野里时，它是纯粹的。我们根本不想知道它的内容──它用于什么，因为，作为一种形式，它已经在精神上给我们造成强烈的震撼，它的内容已经大得无边、深得无底。我们的结论是：伟大的形式也就是伟大的内容。 卡尔维诺的形式本身就是对存在方式的提炼。它的这些形式总是在无声地向我们说明着什么──是关于存在的种种特性的。 这些形式还帮助卡尔维诺超越了经验的局限。他也许体会到了，假如仅仅是为了呈现经验世界，传统的小说形式也许就是最恰当的形式，有它已经足够了。但卡尔维诺不想停滞于满足于经验世界。他要让人们有新的体验，而这些新的体验是正常的经验世界所无法满足的。他必须寻找、尝试一些新的形式，然后在这些由新的形式而带来的新的空间中展开他的描述。

马可•波罗于是与忽必烈汗坐在了一起，于是我们在虚拟的世界中感受到别样的阳光与月色，别样的城市与人流，别样的风雨与草木。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流连，一边感受着新世界的精神与气息，一边回望经验世界，这时我们会突然发现：对经验体验的最深切的领悟却是在这个虚幻世界里完成的。 [天际的游丝] 卡尔维诺颇为欣赏下面这一段文字： 她的车辐是用蜘蛛的长脚做成的，车篷是蚱蜢的翅膀；挽索是小蜘蛛线，颈带是如水的月光；马鞭是蟋蟀的骨头；缰绳是天际的游丝。 它出自莎翁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卡尔维诺是要用这段文字说出一个单词来：轻。 他说：“我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进行过各种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