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时代的人都不知道，竟然也向我谈起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好像与麦当娜、卡拉斯一起，成了她们的偶像。费边，咱们还是来关心关心钟市长的身体吧。”费边的脑子转得很快，他意识到陈维驰是想搞清楚他和钟市长的关系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难不倒他，他觉得自己照样有把握唬住陈维驰，只是他一时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因为关于钟某人的现状，他知道得并不比别人多。钟患的是前列腺炎，走路时习惯叉开腿，给人的感觉，好像他的大腿根夹着一个火球。这谁都知道，因为他每次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都是这么个模样。别人即便不知道他患的是前列腺炎，也能猜出毛病就出在那个部位。

费边这么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推开椅子站了起来。现在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他要把钟市长的走姿学给陈维驰看看。他郑重其事地在陈维驰的木质地板上走了一圈，边走边说：“没办法，他只能这样走，因为他的那个地方怕磨。”他讲的本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经他这么一学，就带有某种私人性了，仿佛只有他知道得最清楚。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2)

陈维驰和他的小情人都被他的滑稽模仿逗乐了，连费边本人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种狂欢气氛，就在翻来覆去播放的《马太受难曲》中，达到了高潮。费边大概觉得还有点不过瘾，还应该再“透露”一点什么，再逗逗眼前的两个活宝。于是，他又顺口胡诌了一通：“只有回到家里，他才可以少受一点苦。是这样的，他一进门，就把屁股放到了轮椅上，由小保姆推来推去的。他在家里很少走路，只有上厕所的时候，他才会走几步，因为小保姆无法陪他撒尿。”陈维驰的那两只多次指挥过乐队的手，现在夹在双膝之间，快速地搓来搓去。他笑得太凶了，费边甚至有点担心他笑死过去。这一年的6月底，杜莉如愿参加了那个全市声乐比赛，她演唱的是陈维驰的新作——《第一个节日》。 这一天，费边早早就赶来了，他坐在下面，拿着节目单，着急地等待着卡拉女士的出场。因为参赛歌手有很多，所以他等着等着，就觉得不应该这样白等，应该思考点什么问题，否则时间浪费太可惜了。《第一个节日》这个歌名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对节日这个词进行了一番长驱直入的思考。他后来的那篇很精彩的短文——《我们每天都在过节》，就是在这个圆形剧场构思出来的。

费边发现，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日子都命名为一个节日，除了清明节需要放一些低沉的哀乐之外，其余的日子，都在召唤着人们打开嗓门，引吭高歌。他还发现，其实，几乎每一个节日的背后都隐藏着死亡，只有众多的牺牲和重大的死亡事件，才能使某一天成为让后人欢庆的节日。最后，他拐弯抹角地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这样热衷于过节，目的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在节日的庆典中，变得像桃皮上的绒毛一样微不足道。 这一天他正在那里长驱直入地思考问题的时候，一个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穿着黑色圆领短袖衫的男子，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位男子自称姓李，叫李辉。他手中捧着一束花。他说，他刚才在门口看见了他，就跟着进来了。自称李辉的人，说自己既是费边诗歌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卡拉的歌迷。“我以前听你朗诵过诗歌，从那时起，我就是你的崇拜者了，爱屋及乌，后来，听说卡拉是你的妻子，我就喜欢听她的歌声了。”这个看上去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不像是个盲目的追星族。费边就把腿从座位的扶手上取下来，把身体放正，打量起这个人。年轻人显然担心费边不相信他，就当场低声吟诵了费边的一首短诗。

神啊有人通过祈祷走近你有人通过犯罪跑近你而我，通过语言的枝条编织你的荆冠费边没有理由不激动。在这世俗的剧场里，被冷落的诗歌之鸟，突然栖落在他的肩头，他当然要激动。最近一年，他虽然很少写诗，可在内心，他仍像古埃及人对待木乃伊那样，精心守护着自己的诗神。舞台下面的光线有点暗，再加上那人的胡子太多，他一时无法看清对方的脸，这更加深了那梦幻般的气氛。这就给费边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年轻人仿佛是在他的梦中出现的。他想跟他说上几句，但年轻人很快就告辞了，并说以后会登门拜访的。 费边搞不清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又不便多留他，一时就有点迷惘。他想站起来送送人家，可他刚站起来，就被对方按进了座位。这一天，杜莉得的是二等奖。这实际上是本次声乐比赛的最高奖，因为一等奖是个空缺。在事后散发的宣传材料中，评委们说，之所以让一等奖空缺，是想让歌手们知道艺无止境。陈维驰的说法更妙，他说这是要把一等奖看成是对未来的召唤。晚上，费边夫妇请评委们喝完庆功酒，载誉回家的时候，费边正想用做爱的方式向杜莉表示祝贺，杜莉突然说，她现在不想上床，想一个人到河边走走。“你是不是想单独体验一下什么叫高处不胜寒?”费边对她说。

她笑了，说自己今天发挥得并不理想，有几句歌词甚至唱颠倒了。“我怎么没听出来?”费边说。他本来想安慰她的，没料到杜莉一下子发火了。“你知道什么呀?”杜莉说。杜莉很晚才回来。她回来的时候，费边正在书房里翻找自己的诗稿，他想重温一下自己的那首旧作，看看自己在那句“编织你的荆冠”后面还写了些什么。今天如果不是那年轻人念了那么一遍，他就想不起来自己还写过如此精彩的诗句了。杜莉靠着书房的门站了很久，看他在那里挨个拆着牛皮纸信封。她站得有点不耐烦了，就走到他身边，把他手中的信封夺掉，然后拉着他的手，将他牵到了阳台上。这天深夜在阳台上发生的一幕，日后必定让费边反复回忆。杜莉往阳台上走的时候，衣服已经一件件掉了下来。费边不知道杜莉的兴致怎么说来就来，可除了仓促应战，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好在阳台已被铝合金封死了，好在玻璃外面是无边的夜色和婆娑的树影，否则，他们在吱吱嘎嘎的藤椅上的交媾就会影响别人视听。 费边怀疑杜莉是不是又怀孕了，因为她在怀费礼的时候，性欲就旺盛得有点出奇。我妻子怀孕的时候，费边曾和我开过玩笑，问我是否能顶得住。

他对我说，对于别的雌性动物来说，怀孕意味着发情期暂告一个段落，而有人却相反，孕妇往往更来劲，就像两端都燃着了的蜡烛。他说，国外的一些专门提供孕妇的妓院，生意之所以非常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那天他在藤椅上，一边忍受着杜莉的反复呕吐，一边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后来，费边陪着杜莉叫唤了起来。费边的叫声类似于猪叫，鼻音很重，嗓子眼里好像还堵着痰块。杜莉的叫声更绝，像是在唱某段咏叹调似的，只是其中夹杂着一些打嗝似的声音。他们忙完之后，又在阳台上坐了很长时间。不消说，费边这时又想起了几年前在阳台上发生的那一幕。当时他站在阳台上，看着杜莉送那两个老外上了出租车之后，在那里徘徊，后来她回来了，两个人像麻花那样扭到了一起，很可能她当天就怀上了费礼。费边现在问杜莉：“你是不是又怀孕了?”杜莉的说法是模棱两可的，她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杜莉还灵机一动对自己刚才的疯狂进行了一番解释，说：“怀上就得打掉，一打掉，你就好多天无法做爱，这就算是提前给你的补偿吧。”费边听她这么一说，脑子就转开了。

他认为这是女人最笨拙的自我辩解，有点女性意识的人，总是以为男人把女人看成了性工具，照她们这么说，男人实际上就成了忙着挣工分的劳力。他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听见杜莉说，她想到北京去谋求新的发展。她说，她已拿到陈维驰先生的一封推荐信，陈先生把她推荐给了中国声乐界的新权威之一靳以年先生。她告诉费边，靳以年从前曾是陈先生的学生，连陈先生都认为姓靳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费边装作没听说过靳以年的名字，他也明白杜莉知道他是在装傻，因为，他们在前一段时间还谈起过这个人。回到床上，费边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个女儿呢。他对她说：“你走了，费礼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直把她放在我妈那里吧?再说，你又舍不得她。你是把她丢在家里，还是带走?”她说她在北京最多只呆一年，很快就会回来的。为了让他放心，她说她不会在那里长呆的，因为她现在信奉一句老话，叫做“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再说了，北京离这里并不远，她可以随时回来，他也可以随时去，他们可以经常团聚，享受小别胜新婚的乐趣。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又就这方面的话题讨论过多遍。费边又想到了柏拉图的那个著名的假说，他仿佛真的看到了他的另一半自我，在远方漫游。

让他有点纳闷的是，他本来就该对另一半自我的远去恋恋不舍的，可他却感到，他其实巴不得她早点离去。恋恋不舍只是停留在嘴上，他在心里时常念叨的是这样一句诗：打开笼子，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有一次他在电话中给我说：“让她走吧，女人是男人世俗的肌体，离开了她们，男人或许就可以变得纯粹一些。”他举例说，他至少可以不和陈维驰那号人打交道。我记得他还随口吟诵了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的名句：“离开了女人，浑身都是痛快。”听他的口气，他似乎已经提前过上了那种纯粹而又痛快的生活。我正听费边在那里抒情，电话里突然响起了忙音。我估计是杜莉采购东西回来了，我想，他放下电话，就会去向杜莉陈述他的恋恋不舍之情。几天之后，我问他的时候，他说，还真让你给猜准了。他说那是他那几天的必修课。说完这话，他又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在一个与神学有关的聚会上，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咬着明斯特主教的耳朵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把一向不苟言笑的主教大人逗得乐不可支。谎言是一门科学，真理是一个悖论。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3)

我没有主教大人聪明，所以，过了好一会儿，才像被人胳肢了一下似的，笑出声来。就我所知，杜莉在短短的一年里，起码回来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这一年的9月底，她和靳先生一起回来参加陈维驰的婚礼。这个婚礼拖了很久，现在，那个女孩子的肚子已经鼓了起来，实在没法再拖了。婚礼定在国庆节那天举行。因此，杜莉是在节日的前一天晚上回到家中的。一进门，她就说，她刚才往家里打电话，怎么也打不进来，“你是不是在和哪个女妖精调情啊?”费边没工夫和她啰嗦，提溜着她，就把她扔到了床上，三下五除二就把她剥了个精光。关于他的这种表现，他自己是这么解释的：遇事都得多长个心眼，我这种急猴似的模样，多半是做出来的——它是最好的辩护词，我要不守身如玉，怎么能憋成这个样子?忙了一通之后，他才慢条斯理地对电话的占线作出解释。他想杜莉不会相信他的解释，但经验告诉他，解释还是要比不解释强。他说这些天他确实常打电话，电话都是打给朋友们，让他们去医院看韩明的。他告诉她，韩明被抹掉了职务，这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韩明却整天神思恍惚，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出租车撞了个半死，这几天刚醒过来，现在还在医院挺着呢。

费边看杜莉被他的讲述吸引住了，就想，如果韩明不那么撞一下，我还真的无法把事情解释清楚呢。他摸摸杜莉的大腿，又说：“看把你吓的。不要担心，韩明能挺过来的，他顶多丢掉一条腿。”他们约定，等陈维驰的婚礼一结束，他们就去医院看望韩明。建议是杜莉提出来的。她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费边，我长时间不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你要真是憋得慌的话，找个女人解解闷，我是不会责怪你的。”费边后来对我说，杜莉一撅屁股他就知道她要干什么，她的意思无非是：“费边，你长时间不在我身边，我要是憋不住了，找个男人解解闷，你是不应该怪我的。”所以，杜莉刚说完，就遭到了费边的拒绝。费边拍拍自己已经有点发福的肚子，说：“不行，杜莉，你的话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我是不会胡来的。你再说这话，就是侮辱我。”第二天，他们本来要一起去参加陈维驰的婚礼的，但临上车的时候，费边变卦了。他说，他想在家里等她回来，然后一起去医院。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担心杜莉会觉得他扫她的兴，可杜莉听了这话并没什么反应，好像巴不得他不去似的。停了一会儿，杜莉说：“我也不想多耽误你的时间，你就在家里写你的诗吧。”她这么一说，费边倒想去了。

但话一出口，就覆水难收了，他只好目送杜莉钻进出租车，并和她挥手告别。费边临上车的时候之所以会变卦，是因为他突然想起了杜莉在电话中讲过一件事。杜莉到北京的第三周，有一天晚上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人对她讲：“卡拉，我都想跟你结婚了。”杜莉说，这恐怕不行，“咱们结婚了，阿姨怎么办，小弟弟怎么办?”费边问她那个人是谁，她说：“你就不要操心了，我不是已经巧妙地把这事处理了吗?”她不说他也知道，那个人就是靳以年。 他拉开车门的时候，这事在他的脑子里一闪，使他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写上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不是诗，而是一篇短文)。和这个念头同时产生的，是这篇文章所要引用的题记。题记倒是和诗歌有关，那是蒙田谈维吉尔的诗学论文里的一句话：美好的婚姻是由视而不见的妻子和充耳不闻的丈夫组成的。他的这篇文章是给晚报写的。他还没来得及给杜莉说，他现在在晚报的副刊上开了一个叫《日常生活的诗意》的专栏，每星期写一篇，已经写了两三篇了。他当初只是写着玩的，没想到读者的反应很强烈，许多人写信给责任编辑，说副刊的档次因为这几篇文章而提高了不少，那个责任编辑就劝他再写。

他准备再写几篇能逗读者一乐的文章，赚一点钱，就鸟枪换炮，将他对晚报的最新体验真实地写出来。他已经想好了，他要对晚报作一点批判，批判眼下的晚报是市民趣味的集散地，是人们在挖耳屎、抠脚趾、剔牙时的伴奏曲，是用文字制成的易拉罐，其现象学特征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用过即扔。如果说诗写的是人与真实的关系，那么晚报上的文章写的就是人与虚假的关系。他要劝读者去读读古典的东西，比如可以去读莎士比亚和但丁，这是两尊神，前者为激情提供了广度，后者为激情提供了深度。深度也好，广度也罢，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还是先把手头的这篇文章鼓捣出来吧。跟往常一样，他要先简略地讲述一个朋友的故事，然后再进行费边式的分析。他讲的故事很简单，也没什么新意，类似的故事可以把街上的垃圾筒填满。这不要紧，有点层次的读者要看的是诗人哲学家对这种日常故事的分析。这一次，他讲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到上海进修，在那里和一个男的搞上了，那个男的还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这个朋友是一位诗人，得知自己戴了绿帽子之后，还比较冷静，说服自己不要拎刀东进，只是写了一封信(用文字说话是诗人的强项)，将那对鸟男女臭骂了一通。

所谓臭骂其实也臭不到哪里去，因为他毕竟是个歌颂过玫瑰的诗人。他只是说他们侮辱了人类圣洁的爱情，难以得到饶恕(明眼的人大概已经看出了门道，这个故事其实是以他自己和杜莉为模特再加上一些臆想凑出来的)。在故事的结尾，费边写到：“这个朋友把信寄出之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放下电话，就开始写这篇短文。”费边首先肯定那个诗人朋友没有拎刀东进是对的：我们宁可选择健全心智下的悲痛，也不要选择疯狂中的高兴。接着，他写道，那个朋友提到的那对鸟男女侮辱了人类圣洁的爱情的说法，恐怕不能完全站住脚。“就我所知，他的妻子在上海被车撞过一次，撞得虽然不是很要紧，但毕竟受了点伤。是那个男的在医院里陪她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日。”这个情节是他临时想起来的，我想，他的灵感很可能是来自韩明事件。接下来，他觉得应该让那个批发绿帽子的家伙也受点苦，就写道：“设想一下，如果那个男同志也被撞了下，而且差一点就被撞死了，两个人现在都呆在医院里，拄着单拐互相串着门谈起了恋爱，你难道不觉得这一幕是很感人的吗?”

在费边的这个故事中，那个抛售帽子的人比陈维驰小十来岁，和靳以年的年龄差不多，是个半大的老头，“在这之前，已经吃够了婚姻的苦头，但他还是想结婚”。作了这样一番虚构之后，费边写道：哎，我几乎要赞美这位半截入土的老同志了，因为对他来说，希望战胜了经验。写到这里，他用尼采的话做了一个过渡，使文章出现了波折。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4)

许多年前，一个叫尼采的哲学家，在一本叫做《超越于善恶之上》的书中说：“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同居生活被婚姻糟蹋掉。”这位老同志看来并不担心这个。有这样四种可能：1郾如前所述，他是希望战胜了经验；2郾他提出结婚，只是要以此显示自己的诚意，可以设想，他以前也常来这一手，果真如此，那就是经验排除了希望；3郾他昏了头，和那个女人一起昏了头，诚如萧伯纳所说，“置身于最强烈、最疯狂，又最不可靠、最短暂的激情漩涡中的人，往往指天发誓，他们要一直处于这种冲动、反常、令人衰竭的状态中，直到死把他们分开”；4郾老家伙有一种自虐癖，他明白，只有年轻的活蹦乱跳的女人，才能够对自己无能的身体构成打击，这是一种真正的打击乐。需要交代一下，这篇文章他后来没有寄出去，大家就不要去晚报上找了(他给晚报的是另一篇谈袋装垃圾与市民文明的文章)，这似乎更说明了这篇文章的私人性质。它的读者确实很少，我估计不会超过十个人。我并不是它的第一个读者，靳以年先生才是第一个。靳先生在这篇文章诞生的当天晚上，就有幸读到了。他在参加完陈先生的婚礼之后，和杜莉一起来到了家中。他们来的时候，费边的母亲和女儿还没有离去。

见到女儿，杜莉有点迟疑，好像刚刚想起来自己还生过孩子似的。杜莉朝女儿弯下腰时，费礼一边怯生生地叫妈妈，一边往奶奶的身后躲，杜莉想抱女儿，费边没让她抱到，因为他抢先一步把女儿抱了起来，费边这时候一定想起了杜莉曾在电话中说过的那个小段子。 既然杜莉向靳以年的老婆叫过阿姨，那费礼就该叫靳以年为爷爷了。“快叫爷爷，”费边指着靳以年对怀中的女儿说，“叫老爷爷。”女儿这次真争气，她没有躲闪，仰着小脸尖声地喊了一下：“老爷爷——”费边的手在女儿身上使了一下劲，女儿立即心领神会地又喊了一遍：“老——爷——爷——”靳以年并没有像费边想象的那样尴尬，他还掏出钥匙圈在孩子面前摇了摇，将上面的一只象征着长寿的镀金的小乌龟送给了费礼，并说要带她去北京看天安门。孩子不关心什么天安门地安门，她关心的是巧克力豆和奶奶家里的鬈毛狗，所以她毫无反应。费边也留意了一下杜莉，他发现杜莉也没有什么异常。倒是费边本人有点尴尬。他一时不知道下面的节目该如何进行了，他甚至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糖尿病人，吃盐不成，不吃盐也不成。我想象这天晚上的谈话是妙趣横生的。我为自己没能亲自到场聆听而感到遗憾。

事实上，我本来是有机会去的，因为费边写完那篇文章之后，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问我是否愿和他们夫妇一起去医院看韩明。我当时考虑到他们是小别重逢，夹在当中有点不近人情，就把这等好事给推辞了，结果把遗憾留给了自己。据费边说，他母亲走的时候，靳先生也说自己该走了。他没有走成，费边在极力挽留他，想让他看看那篇文章再走。当靳先生问他最近有何大作的时候，他立即跑进书房里把那篇东西拿了出来。“这不是诗，而是一篇小品文。”费边把文章呈上去时，先谦虚了一下。姓靳的一边看一边说：“好啊，小品文现在很吃香的，至少比严肃音乐吃香。”费边没有搭他的腔，他现在得数落一下杜莉，拿她出出气。 他对杜莉说：“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啊，我在家等着你去看韩明，你怎么一走就杳如黄鹤。”杜莉没有作什么解释，只是说这次无法去医院了，因为她明天就得飞往北京，参加一个重要演出的排练。这时候，孩子吵着要去睡觉。费边感到奇怪，因为孩子平时哄都哄不睡的。费边曾对我说过，孩子不睡的时候，他从不强迫她睡，因为孩子的吃、喝、拉、撒、睡，都是不会掩饰的，正如瞎眼诗人荷马所说，婴儿的内脏就是他自身的法则。

费边感到费礼现在因为杜莉的出现而违背了这一法则，这个责任当然应该由杜莉来负。他对杜莉说：“现在该你去给她洗澡了，该你去给她编童话故事了。”杜莉去尽母亲责任的时候，费边对姓靳的说：“看完之后，一定多提宝贵意见。”“已经看完了，”姓靳的说，“有些地方能给人很多启发，比如‘希望战胜了经验’这一句，就很有意思。”“谢谢，不瞒您说，写完这句话，我也很得意。靳先生，我想顺便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杜莉在北京能混出个名堂吗?”费边没有对姓靳的说明，他所称的名堂并不单指出名。它牵扯到了轻与重的关系，和培根的“名堂”一说近似：所谓名堂指的是让轻的东西浮起来，让重的东西沉下去。他想问姓靳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和别的轻的比起来，杜莉能浮过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