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的诗学你猜我是谁 (4)

可这次不同了，新官上任的韩明首先向学校提出，各系都不能使用雇佣军，凭真本事进行一次公正的比赛。他的建议被学校采纳了，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到了各个系里。其实，韩明的过度认真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上任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型活动，他当然想把它搞好，给自己的从政生涯来个开门红。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精益求精的韩明突然发现有几个教师是在那里滥竽充数，因为他们的口型缺少必要的变化。费边做得更绝，别人张嘴的时候，他的嘴闭着，别人闭嘴的时候，他的嘴却张着。韩明恼坏了。他让这几个人出列，把他们叫到舞台的一则，问他们是否存心要给中文系脸上抹黑。教现代文学的那个老师说，他想唱，可就是记不住歌词。韩明眉毛一挑，说：“别逗了，你能整段整段背诵《野草》，却记不住这几句歌词?”就在这个时候，被晾在一边思过的费边忍不住了，他感到自己得说上几句了。他给那个教师递了一根烟，说：“这一点都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这些文理不通的歌词。”他的话让那个挨训的教师也听迷糊了。费边说：“这种文过饰非的歌词，虚张声势、咋咋呼呼的曲调，和真实相违背，先天就具有被人遗忘的性质。”他又问韩明：“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费边后来告诉我，他的话打动了韩明，因为韩明本能地呈现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他说，按照他当时的理解，韩明之所以没有接他的话茬儿，是因为聪明的韩明知道有些真理无须讨论的。韩明把他拨拉到一边，对那个著有《建安风骨论》的副教授说：“你呢，你也是记不住歌词?”副教授说：“歌词我倒是记住了，曲也听熟了，问题是，往人堆里一站，听大家像打狼似的那么一吼，我的舌头就不听使唤了，舌头就跟过敏了似的。”在副教授嬉皮笑脸说话的时候，我的朋友纲国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的。 这时候的费边，就像一条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听到一点声音，闻到一点气息，就会条件反射地分析和判断。他说得对。这些词曲一旦和个体经验相脱离，就成了虚妄之物。记不住它，是因为它遭到了人的记忆的排斥。蒙田说过，记忆奉献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我们所选择的东西，而是它所喜欢的东西。能记住了，可转眼就忘了，那是因为它即便借强势力量侵入了记忆，它也无法在时间中扎根。记住了没忘，那也白搭，因为你发出的是别人的声音，它取消了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刚才这位老师用到了一个词———过敏，这个词用得好啊。过敏性反应的常见症状是休克、荨麻疹、皮炎，发不出声音，可以看成是“舌头的休克”

。费边觉得自己的这套分析很有点味道，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不想一个人独吞，就把它贡献了出来。他这种说话风格，韩明又不是没有领教过，韩明以前对此总是赞赏有加。可这一次，费边刚说完，韩明就对身边的人说：“大家看啊，我们的费先生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没等别人作出反应，韩明就对费边说：“我还没有问你，你怎么就像娘儿们一样啰嗦了?”即便是傻瓜，也能听出韩明话里的敌意，何况费边并不是一个傻瓜。看在多年朋友的分上，费边没有立即让韩明难堪，他只是说：“我来之前，确实吃了点药。我吃的是健忘药。我把这些陈词滥调全忘光了。”别以为费边能轻易把韩明的嘴巴堵住。韩明也不是吃素的。当初能混进那个学术沙龙的人，都是有几把刷子的。现在，博学的韩明对费边的回击，同样是引经据典的。韩明说：“健忘药可是个好东西。让我们感谢健忘的人，因为他们也忘却了自己的愚蠢。”他刚说完，费边就知道他引用的是尼采的话。 他对韩明说：“尼采要是知道你在这种场合引用他的话，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不安的。”费边想起了《李尔王》里的一段台词，只是他记不起来那是哪个角色的台词了。

这年头傻瓜供过于求因为聪明人也要装作糊涂顶着个没有思想的脑壳跟着人画瓢照着葫芦学人过招，一招一式都很有讲究。他们就像两个提线木偶，在后面提线头的，都是他们景仰的大师。他们就那样闹着，好像都对此上了瘾。闹了一会儿，韩明说：“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跟你闹了。费边，你要是不想唱，现在就可以走。”费边不走，他说他想听韩主任唱：“你先唱唱，让大家听听嘛。”他知道韩明肯定也没有记住歌问，因此他鼓动人们欢迎韩明来个男声独唱。韩明慢悠悠地说：“我是公鸭嗓子，唱不好的。你们要是真想听歌，那就到费边家去听。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费边的夫人杜莉女士，在被学校开除之前，曾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校园歌手。”费边可没有料到韩明会来这一手。他正要质问韩明是什么意思，韩明又对他说：“你要是允许大家去，我现在就出去叫车，车钱由我来付，让大家领略一下杜莉的风采。”费边出手了。他朝韩明捅了一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每次见到费边，聊着聊着，他就提起他的出拳。“那一拳要是打着他的话，非把他的鼻子打歪不可。” 他虽然没有打着韩明(韩明当时机灵地闪了过去，费边打空了，还差点摔倒在地)，可他知道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玩完了。

他想韩明肯定会寻机报复他。“他不会放过我的，一个槽里拴不住两条叫驴，你看好了，这小子肯定会在我背后捅刀子的。”怎么个捅法呢?他排列了一下，觉得不外乎这么几种：在学生中活动，收集他平时课堂上讲过的一些不够慎重的言辞，将它们整理成册，交给有关领导，将他赶下讲台；在职称问题上给他穿小鞋；在朋友当中造他的谣，说他出于嫉妒，拆老朋友的台……“母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真的闹到这一步，我也不是手端豆腐的，也能想办法逼他就范，”他说，“我上头有人。”我注意到，这个时候的费边经常引用中国的民谚和典籍，诸如“先下手为强”、“老虎屁股摸不得”、“死猪不怕开水烫”、“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弊则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它们言近而旨远，形象而生动，都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这些本土的民谚、典籍和西方哲人的格言、警句，经过了费边的高压锅，就成了色香味齐全的什锦菜肴。那实在是丰富的精神食粮啊。但是，有一天，费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了一通他准备对付韩明的计划之后，他突然也对自己所有使用的杀手锏做了一通分析。他说，这其实是典型的窝里斗，是吃饱撑的。

他说，据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其实轮不到上帝发笑，人类自己就忍俊不禁了。那一天，他还给我谈到了铁血将军巴顿的故事。巴顿在二战时率领巴顿军团驰骋沙场，是二元对立时代的英雄，他是一个被战争异化的人，和平是他的地狱。说完这话，他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想，辞职的念头，他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当天晚上，我回到家，接到了杜莉打来的电话。她问我和费边都谈了些什么(她这样追问，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她说，费边好像犯病了。我紧张了起来，问是什么病。她说，费边正在草拟辞职报告。她怀疑他是发高烧，烧糊涂了，就把体温计塞到了他的嘴巴。杜莉说，他的体温现在是37℃，只比正常体温高出一点，还不至于把人烧得神志不清，她不能不怀疑费边的脑子是否受到了什么刺激。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他或许是在和你开玩笑。我这么一说，她的嗓门就抬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她说：“别装蒜了，去把费礼的屁股擦了。”我赶紧把电话放下了。是不是由于杜莉的反对，他才打消辞职念头的，我不知道，反正他并没有真的辞职。在第二年的秋天，他的对头韩明被撤职之后，他的同事们都在背后议论，说费边有可能升上去，顶替韩明坐上系里的第一把交椅。

这种议论是那样盛行，连我这个局外人都有点信以为真了。我以为费边之所以一直没有向我透露，是因为他想在最后给我一个惊喜。这么说吧，我当时已经打起了小九九，等费边一握住权力，我就让他帮忙把我弄到他的学校，当一个住校作家。可最后，费边让我们这些人都失望了。事后，我曾向费边谈起过我当时听到的一些说法和我自己的打算。费边说：“并不是没人要我干，上头确实有人找我谈过话，可我不想干，我想当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告诉我，找他谈话的就是主管文教的钟副市长。他说，钟市长曾问他是不是想换个地方再当官，他说不是。他对钟市长说，他也不想换地方，因为一换，外面所传的韩明是他搞下去的说法，不是真的也变成真的了。费边说，杜莉倒是想让他捞个一官半职，可他没有搭理她那么多。 我现在突然发觉，我其实无法描述杜莉这个人，甚至连她的面貌我都无法准确把握住。就像变动不羁的现代生活不可能在记忆中沉淀为某种形式，让人很难把握一样，杜莉相貌的多次变更，使我在试图描绘她的时候，显得无从下手。自从我见到杜莉以来，她的相貌就缺乏稳定性，而且越到后来变化越快。现代各种化妆、美容手术，在每一个爱俏的女人脸上找到了用武之地。

它们不仅能够改变女人皮肤的颜色、松紧度，而且能使女人脸上的骨头、重要器官，甚至种族特征，在午后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变化。在费边看来，有一个若有若无的杠杆在引导女人的脸蛋，使那些脸蛋越来越标准。男人无法通过视觉来判断对方是谁了，只好依靠嗅觉，通过闻体味来判断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女人究竟是谁。可嗅觉也会失灵，因为一滴香水就能改变一个女人的体味，甚至能把一个人身上的狐臭味给盖掉。看来只好依靠听觉了。费边说，通过听觉是不是就一定能分辨出对方是谁，他是不敢把手指头伸到磨眼里打赌的，因为人的嗓子同样会变。由于各种发声方法的引进，一个女歌手在行家的调教下，几天之内，就会变调。费边说，算来算去，似乎只剩下一项判断依据，那就是习惯，但这也并不是非常可靠。马克·吐温说，习惯就是习惯，虽然任何人都不能把它扔出窗外，但是可以将它慢慢地轰下楼。费边的这段精彩的论述，显然来自他对杜莉的观察和思考。有一次，我和费边在谈起这方面的话题时，费边突然对女人的这种变化做了一点勉强的肯定。他神情诡秘地说：“也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和这种变来变去的女人做爱，你时常会感到你是在帮大众通奸。

一般的通奸只能让人感到惊喜，这个呢，还能让你有一种很磅礴的感受。”

午后的诗学再次遇到杜莉(1)

1993年的春天，我在济水河边的小广场再次遇到杜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费边的精妙论述。当时，我真的差点没把她认出来。她的鼻梁垫高了，新割了双眼皮，下巴似乎也动过——她原来的下巴比较短，现在变得比以前尖了。或许是由于化妆的缘故，她的嘴巴也变得比以前更大了，如果你认为青蛙的嘴巴是美的，那你就得承认杜莉的嘴巴也是美的。她连名字都改了。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她的名字叫卡拉。对一个想在江湖上混出点名堂来的女歌手来说，这个名字确实非常OK，因为它能让人过目不忘。我猜过了，这个名字果然是费边给起的。我是应费边之约，来这里欣赏杜莉的演出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听杜莉演唱。坦率地说，她唱得并不好(至少在我看来)，她的嗓音有点沙哑、疲倦，唱起来也毫无激情，和我想象中的杜莉有着云泥之别。这一天，她按要求唱了一首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唱完之后，她来到我和费边跟前，征求我们的意见。她征求意见时的神态娇羞可爱，同时又显得很郑重其事，让人马虎不得。我说唱得好啊，有点老歌新唱的味道，真是有意思啊。我正担心会不会惹杜莉不高兴呢，费边接口说，这就对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你说的是真的吗?”杜莉问我。

我说是真的，照这条路走下去，或许能唱出一点名堂的。千万别怪我言不由衷，我说的这些话都是费边事先交代过的。当然，费边不交代我，我也不可能实话实说，对朋友的老婆，客气一点总是没错的。我刚讲完，费边就说：“这是根据她的嗓音条件，做出的一个基本定位。 这样搞没错，在美学上，这就叫做以丑来表现美，可以传递出一些复杂的感情，它还有点像叙事学上讲的复调。”说到这里，费边突然像拍蚊子那样，在自己的脑门上猛拍了一下，然后又像弹奏乐器似的，几根手指在脑门上弹来弹去，他的眼睛一下子显得很亮，说：“我知道怎么对付那个老家伙了。”“哪个老家伙啊?”杜莉笑着问他。“陈维驰啊。”费边说。杜莉对他那样大惊小怪很不以为然。她说，你找他干什么，钟叔叔不是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吗?费边说：“让我怎么说你好呢，说你头发长见识短吧，你又不高兴。不找他行吗?我可不能让你给他留下走后门的印象，我要亲自去说服他，免费给他上一课，让他知道选你参赛、获奖，是公正的选择。”陈维驰是本市的音协主席，是即将举行的大型声乐比赛的评委主任。此人在法国、奥地利、上海、延安、北京都生活过，是音乐界有名的作曲家和声乐理论家。

杜莉一直想让费边带她去拜访一下他。有一次，费边正在我那里聊天，杜莉把电话打过来了，催他去找陈维驰。他说，他已经给钟叔叔讲过了，由姓钟的去打招呼。放下电话，费边就对我说，托尔斯泰那句话说得真是地道啊，女人是男人身上世俗的肌体。他告诉我，他实在不愿搭理陈维驰。他说：“陈在任何时代都是弄潮儿，从不犯错误。爱默生说，从来不犯错误的人，一定是谬误的化身。这种人是不能打交道的。”其实，就我所知，他不愿见陈维驰，主要是因为陈维驰还是个巧舌如簧的理论家，既能把一根稻草说成金条，也能把一根金条说成稻草。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就别想说服他，见他还不如不见，因为那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为了让自己的老婆高兴，许多天来，他一直在寻找和陈维驰谈话的角度。在他看来，角度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找角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类似于点穴。干什么事都需要找角度，写诗、打井、在公共汽车上放屁、分析课文，甚至做爱，都需要角度。做爱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合理地安排体位和角度，不但自己痛快不起来，还会惹对方不高兴。

谈话也是这样，特别是和陈维驰这样的永远吃香的家伙谈话，如果你事先选不好角度，对方可能会像轰苍蝇那样，把你轰出门外，或者干脆用蝇拍把你给拍死。他是第二天去找的陈维驰。在路上，他一直在想陈维驰首先会问哪些问题，他该如何应答，然后在应答中穿插进自己的问题，进而把他摆平。他想：“我或许应该先说我喜欢他的作品。可是，如果他问我喜欢他的哪些作品，我就傻眼了，因为我只记得他的一首歌，准确地说，只记得由他谱曲的一首歌中的一句歌词。”那是些什么歌词啊，“官逼民富咦呀嘿，民呀不能呀不富”。他想，这个老陈可真他妈的是个大滑头啊，轻而易举地就把一句成语化成一贴皮炎平软膏。这是一个春天的早上，从黄河故道吹来的风沙，弥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被水淘洗得干干净净的沙粒，一进入城市就变成了脏兮兮的尘土，它们像桃毛一样，使人皮肤发痒。费边乘坐的面的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奔波。要在平时，他或许会对那些尘土进行精彩的分析，但眼下，他顾不上这个了，他得抓紧时间分析陈维驰的心理。陈维驰是一只狐狸，和狐狸打交道不是闹着玩的，一定要谨慎。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说，谨慎是所有德行的原则。

费边想，他不能提那首歌，八面玲珑的陈维驰或许会认为他是在拐弯抹角地骂他。 怎么办呢,　　总不能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吧?还是需要先说一些陈词滥调的。他一时有点慌神了，因为不知道该说哪些陈词滥调。离陈维驰家不远了，他得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于是，他让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司机以为他要下车了，就把发票撕了下来。他只好对司机说他还没有到站，他只是想让车停下来，使他可以安静地思考一个问题。司机迷惑地看了他一会儿，问他需要思考多长时间。他说，这可说不定。司机显得很不耐烦，说：“不说那么多了，你交钱走人吧。我还得到丈母娘家接人呢，去晚了，那老东西饶不了我的。”见司机说得那么可怜，他就把他放走了。现在，费边站在路边，抓紧时间想着问题。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陈词滥调这个词上。他想起很久以前，他曾在朋友的聚会上，引用过一段哈韦尔先生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那段话他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能想起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句：陈词滥调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原则，哈韦尔恶作剧般的反讽使他这个引述者，在当时感到无比畅快(仅仅是引述本身就已经让他畅快了)。然而现在，当他又想起这句话的时候，他却怎么也畅快不起来。

他站在路边的窨井盖上，在飞扬的尘土和杂乱的人群中，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费边多虑了，当他真的赶到陈维驰家的时候，事情远不像他事先所想的那么复杂。他和陈维驰很快就聊开了，聊的并不是陈维驰的作品，而是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和陈维驰计划中的婚礼。之所以聊这个《马太受难曲》，是因为他走进陈维驰的工作间的时候，那庄严的旋律就在他耳边回响。 陈维驰的小情人把费边领进去之后，就退了出去。费边和陈维驰以前曾在各种会议上见过面，所以陈维驰一下子就把他给认出来了。陈维驰开口就问他：“费边，这支曲子你是不是也常听?”费边说，他知道巴赫，但听得很少。“起码得听听这一首，此曲只应天上有啊。”陈维驰说着，就把音量调小，给他补了一课。陈维驰说，说起来这首曲子也是应命之作，因为它是献给王后的，应命之作能写得如此漂亮，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陈维驰说，这支曲子在1843年首演的时候，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仿佛在教堂里倾听福音，参加礼拜仪式。陈维驰召小情人给费边倒上菊花茶，并让费边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费边说：“陈先生说得对，巴赫就是巴赫，就像上帝就是上帝。”“和这些大师一比，我们的作品就像是济水河上漂浮的垃圾，惭愧啊惭愧。

”陈维驰说，“我想好了，这次结婚，我一定要选用这首曲子来代替《婚礼进行曲》。”一谈到婚姻，陈维驰的那个小情人就进来了(刚才她在外面一定竖起耳朵听着呢)。陈维驰说他初步定在七一结婚，按照他的设想，他想到教堂里举行婚礼，可这是在中国，他不得不考虑到国情和自己的身份，所以他现在感到很为难，只好在平时把这支曲子多放几遍，聊以弥补缺憾。陈维驰的那个小情人插嘴了，说：“当然得考虑周全，要是在教堂里搞，钟副市长可能就无法来了。”她又对费边说：“大诗人，你要是能把钟市长拽到教堂里，我们就在那里搞，然后到教堂门口的那个海鲜城撮一顿。”“陈先生，你家里有没有电脑?”费边突然来了一句。他的发问显得没头没脑的，把陈维驰和他的情人都问傻了。 费边说：“你们可以先在互联网上举行个教堂婚礼，然后在七一再举行一次，这样就两全其美了。”见他们还在那里发愣，费边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现在最时髦的婚礼就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新郎、新娘、神父和亲朋好友，从各个地方进入虚拟的网上教堂，完成网上联姻，让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过一把教堂婚礼的瘾。

在这里，我得顺便说一下，费边对此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因为这个信息是我提供给他的，他甚至都不知道那是日本富士通电脑公司搞的玩意儿。可费边现在把那对傻帽儿都唬住了。费边还说，如果他们感兴趣，他可以帮老夫少妻进入那个神奇的互联网。太好了，不用说什么陈词滥调，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只是谈谈电脑，就和陈维驰沟通了。我想这时候费边心里一定非常得意。他现在觉得应该趁热打铁，把杜莉的问题解决一下，然后就拍屁股走人。他对陈维驰说：“陈先生，见你一次很不容易，我想趁这个机会向你请教一些学术问题。”陈维驰没吭声，但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意，那笑意告诉费边，他愿意随时解答他的难题。费边说这些问题是他听了杜莉的歌唱之后才想到的，不知道对不对，愿聆听先生的教诲。费边的这套话很妙，应该记下来。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艺术可化自然丑为艺术美，认为给人痛感的事物，如果能在艺术中得到忠实的描绘，就会给人以快感。莱辛认为艺术家可以把丑作为一种组成因素，自然中的丑往往更能表现性格。丑并不是假和恶，陈先生，我觉得这些大师们的说法都非常有道理。实际情况大概也正是这样，丑一旦进入审美领域，就具有了积极的审美价值了。

而杜莉，就是那个准备参赛的卡拉，她的歌声，似乎正系于这些背景性命题。陈先生，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想有没有一点道理。因他这么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杜莉的这些问题似乎还不能完全挂上边，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味道，但既然讲了，就不要耽搁了，干脆一口气讲完算了。这样讲完之后，他期待着陈维驰做出反应。过了一会儿，陈维驰终于开口了。陈维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我们就不要再在亚里士多德们的身上浪费时间了。费边，你说奇怪不奇怪，昨天，有一个歌星缠了我半天，她连亚里士多德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