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姓靳的许久没有说话。费边看到他的像暖瓶塞那样大的喉头，在那里不停地蠕动着。这样的问题怎么就把他难住了呢?费边想，看来，他真是一个草包。他正这样想着(其中甚至包含着同情)，靳以年开口了：“杜莉已经做好了第一步，就是选了最好的老师。下面就看她自己的努力了。”费边对他的话很不满意。 费边后来对我说，不满归不满，他还是可以理解靳以年的。

他说，在任何时代，人类总要推举出一个伟人，如果没有伟人，那就虚构一个出来。他说，如果实在虚构不出来，那也不要紧，那就把自己当成伟人算了。姓靳的玩的就是这套把戏。费边说，算下来，大多数人都概莫能外，因为这涉及无耻。费边当时忍了忍没有这样讲。但他不能就此放过姓靳的，他总得讲点什么。他对姓靳的说：“你说得对。杜莉去北京之前，我就对她说，学音乐关键就在于选老师，一定要和名气最大的老师挂上钩。虽然大多数有名气的人都是草包，但这不要紧，只要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好像很懂我们这一行，”姓靳的幽默地说，“当年我就是这样对付陈维驰的。”这家伙怎么刀枪不入啊!费边有点恼火了。照费边的说法，他后来还是逮住了一个机会，让姓靳的感到了一点不舒服。那是在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靳以年说，你想好了，陈维驰安排的能不周到吗?服务员不光发茶叶、牙具，还发避孕套。就像落水者抓到了一块还没有被水浸透的海绵，费边敏锐地捕捉到了避孕套这个词。他对靳以年说：“是真的吗?不过避孕套发给的人不同，含义也就不同。”正起身要走的靳以年听他这么一说，就又坐了下来。他显然想听听费边的高论。费边没有让他失望。

费边说：“那东西发给小孩子，它就是一只气球。发给年轻人，它就是一种提醒，让他们多想想我们的基本国策。发给中年人，它就是一张奖状，类似于医院开的健康证明。要是发给老年朋友，那就是一种挖苦了。” 费边告诉我，他那么一说，姓靳的就坐不住了，还没等杜莉从卧室出来，就夹着皮包下楼了。是的，有那么一段时间，费边的枪口确实时刻瞄着远在北京的靳以年。他到处收集靳以年的资料，卖小报的地摊和校图书馆资料室，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把收集到的资料全都贴在一个缎面笔记本里，没过多久，那笔记本变厚了许多。北京的诗友们得知他的需求，也都乐意帮忙，三天两头打电话给他讲靳以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已经可以写一部中篇《靳以年传》了。

午后的诗学那首诗叫《声音》(1)

有一个深夜，早期的一位朦胧诗人(现在是为流行歌曲写作的词作家)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他靳以年生活中的一个细节，说的是靳以年热衷于和登门拜师的女歌手靠着钢琴做爱，他让女歌手坐在琴键上，他在一边屈膝用力，在杂乱的琴音上，进入礼崩乐坏的境界。这个细节太传神了，他连忙把它记到了那个笔记本上，就像一个收集到了许多弹片的士兵，他莫名其妙地感到喜悦和充实。这一年的十二月底，他接到杜莉一个电话。她说她元旦无法回来了，因为她要随一个艺术团到老区慰问演出，这是个既可以展示自己的艺术风采，又可以表明自己和老区人民同心同德的机会，她不想放弃。她说，你想好了，那些大腕歌手宁愿自己掏腰包也要去，他们可不是傻子。她还说她很想费礼，做梦都想，“如果你能抽出时间带着费礼来北京一趟，那就太好了，可以一解我的思念之苦”。放下电话，他恨不得马上飞往北京，他想，这是一个考察杜莉的机会，可以看看她在那里到底干了什么名堂。他瞎激动了两天，最终却没能成行。原因很简单，在这节骨眼上，费礼病了。费礼一点也不体谅他的心情，先是高烧不退，接着又转成了肺炎。 按说他想走就可以走，因为费礼有奶奶和姑姑照看，可是不带费礼，他去北京就是无名之师。

杜莉在电话中说得够明白了——她想的是孩子。过了两天，费礼的高烧好不容易退掉了，可就在他托人买卧铺票，准备北上的时候，又有一件事冒了出来，使得他的计划彻底泡了汤。他得知那件事的时候，正在参加报社组织的一个小型讨论会。这种会费边本来没兴趣的，可由于这一天要讨论的是晚报副刊的专栏问题，他的那个做编辑的朋友就硬把他给拽来了。在他前面发言的，是社科院的一位历史学家(此人也在晚报上开过专栏)。费边急着赶回去收拾行李，所以他对那个历史学家的饶舌很恼火。那人一直在讲人与狗，讲人与狗做伴的历史不止五千年，起码有一万年，各种狗的祖先都是狼。费边硬着头皮听着，同时观察着各人的表情。他看到，有一个女人坐在对面的后排，在那里写着什么。女人写了一会儿，就像他这样把脸侧过来侧过去，显得无所事事。费边觉得这个女人有点面熟，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她是他教过的学生，很爱在课堂上提问题，提问题的时候，习惯把头发往耳朵后面捋，即便头发一丝不乱，也要那样搞，好像不那样就无法正视他似的。他的记性是可靠的，他想起她叫鲁姗姗，他甚至想起了她在三姐妹中排行老三。现在，鲁姗姗也发现了他，准确地说是发现他在看她。

她现在不需要捋头发就可以正视他了，而且还可以朝他微笑。他也朝她微笑了一下，并继续打量她，寻思她的面貌有哪些变化。如果不是这个女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恐怕就要打瞌睡了。后来，他听到那位历史学家把话题从野狗扯到了野人，谈野人和文明人的区别。让他这样啰嗦下去，一上午的时间还不全他妈的报废，我得来两句，费边想。 费边站了起来，拍拍那位历史学家的肩膀，说：“是有差别啊，而且是一目了然的差别。”费边这么说着就离开了座位，做出一副在上厕所之前顺便插句话的样子，说：“野人生活在自身之内，文明人生活在自身之外，这就是差别。”等费边装模作样到隔壁的卫生间转了一圈回来时，那个历史学家果然住口了。会议的组织者用感激的目光瞧着费边，并要求他上场。费边这天的话不多，他重复了他以前的看法，将晚报副刊上的专栏文章定义为小品文，并指出这是一个小品文的时代，小品文必将大行其道，搞大部头(著作)的人没有理由瞧不起小品文。他说庄先生说了，“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万物并育，并无伤害之理。接着，他从小品文说开去，谈到从大到小的转变，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方式的最明显的转变。他说，这其实是一个诗学问题。

根据当天的发言记录，他的那套话整理起来，大致如下：一切都在发生从大到小的转变。哈贝马斯提出从大写真理到小写真理，罗蒂提出从大哲学到小哲学，新历史主义分子提出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福科提出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大师们的看法并非妄下雌黄，而是他们对世界体认的结果。诗歌呢，是从大诗到小诗，连厕所都有从大到小的转变问题———火车站的厕所从大茅坑改成了坐便。垃圾也是，从垃圾堆到袋装垃圾。刚才的那位前辈谈了一会儿狗，其实这个问题在狗身上也存在，你们看现在的街上跑着多少猫一样大的狗杂种啊。讨论会难道不是这样吗?也是，你们看，咱们现在开的就是小型讨论会，带有窃窃私语的味道，万人大会都是做样子的。 顺便说一下，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厌烦大老婆了，已经开始时兴搞小老婆了。“小老婆”三个字是大家一起喊出来的，小会议厅顿时出现了欢声笑语的局面。他的学生鲁姗姗，也站了起来为老师精彩的发言鼓掌。费边注意到了这一点，脑子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她当个小老婆倒是挺合适的。大家都鼓动费边再讲一段，费边招招手，对大家说：“小品文大家梁实秋先生有一句话，我不敢忘记：上台发言就像女人穿裙子，越短越好。”他的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

讲完话，费边没有立即离去。他想再呆一会儿，和久违的鲁姗姗聊上几句。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是个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向他借火的时候对他说：“我是听说你要来，才赶来的。”费边说：“我差点来不了。这个鸟会要是放在明天开，我就来不了啦，因为明天我可能去北京。”他们低声聊着，过了一会儿，那个朋友突然问他：“韩明是怎么搞的，怎么说死就死了?”费边盯着对方看了一会，揣摩他是不是要借攻击韩明和他套近乎。后来他搞明白了，韩明服用了大量的利眠宁，真的已经死了。费边的一个说法看来是可靠的，因为他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他说，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去医院接女儿的时候，曾想过去骨科病房瞧一下已经皈依了基督的韩明。事实上．韩明出事之后，费边已经去医院看过他一次了，那一次是我陪费边去的，去时带的月饼，就是我从家里拿的。那个时候，韩明还没有皈依基督，还喜欢气急败坏地向别人展示他那条剩下了半截的左腿。韩明见我们进来，先让我们看了看那条腿，然后就说费边来。

午后的诗学那首诗叫《声音》(2)

有一个深夜，早期的一位朦胧诗人(现在是为流行歌曲写作的词作家)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他靳以年生活中的一个细节，说的是靳以年热衷于和登门拜师的女歌手靠着钢琴做爱，他让女歌手坐在琴键上，他在一边屈膝用力，在杂乱的琴音上，进入礼崩乐坏的境界。这个细节太传神了，他连忙把它记到了那个笔记本上，就像一个收集到了许多弹片的士兵，他莫名其妙地感到喜悦和充实。这一年的十二月底，他接到杜莉一个电话。她说她元旦无法回来了，因为她要随一个艺术团到老区慰问演出，这是个既可以展示自己的艺术风采，又可以表明自己和老区人民同心同德的机会，她不想放弃。她说，你想好了，那些大腕歌手宁愿自己掏腰包也要去，他们可不是傻子。她还说她很想费礼，做梦都想，“如果你能抽出时间带着费礼来北京一趟，那就太好了，可以一解我的思念之苦”。放下电话，他恨不得马上飞往北京，他想，这是一个考察杜莉的机会，可以看看她在那里到底干了什么名堂。他瞎激动了两天，最终却没能成行。原因很简单，在这节骨眼上，费礼病了。费礼一点也不体谅他的心情，先是高烧不退，接着又转成了肺炎。 按说他想走就可以走，因为费礼有奶奶和姑姑照看，可是不带费礼，他去北京就是无名之师。

杜莉在电话中说得够明白了——她想的是孩子。过了两天，费礼的高烧好不容易退掉了，可就在他托人买卧铺票，准备北上的时候，又有一件事冒了出来，使得他的计划彻底泡了汤。他得知那件事的时候，正在参加报社组织的一个小型讨论会。这种会费边本来没兴趣的，可由于这一天要讨论的是晚报副刊的专栏问题，他的那个做编辑的朋友就硬把他给拽来了。在他前面发言的，是社科院的一位历史学家(此人也在晚报上开过专栏)。费边急着赶回去收拾行李，所以他对那个历史学家的饶舌很恼火。那人一直在讲人与狗，讲人与狗做伴的历史不止五千年，起码有一万年，各种狗的祖先都是狼。费边硬着头皮听着，同时观察着各人的表情。他看到，有一个女人坐在对面的后排，在那里写着什么。女人写了一会儿，就像他这样把脸侧过来侧过去，显得无所事事。费边觉得这个女人有点面熟，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她是他教过的学生，很爱在课堂上提问题，提问题的时候，习惯把头发往耳朵后面捋，即便头发一丝不乱，也要那样搞，好像不那样就无法正视他似的。他的记性是可靠的，他想起她叫鲁姗姗，他甚至想起了她在三姐妹中排行老三。现在，鲁姗姗也发现了他，准确地说是发现他在看她。

她现在不需要捋头发就可以正视他了，而且还可以朝他微笑。他也朝她微笑了一下，并继续打量她，寻思她的面貌有哪些变化。如果不是这个女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恐怕就要打瞌睡了。后来，他听到那位历史学家把话题从野狗扯到了野人，谈野人和文明人的区别。让他这样啰嗦下去，一上午的时间还不全他妈的报废，我得来两句，费边想。 费边站了起来，拍拍那位历史学家的肩膀，说：“是有差别啊，而且是一目了然的差别。”费边这么说着就离开了座位，做出一副在上厕所之前顺便插句话的样子，说：“野人生活在自身之内，文明人生活在自身之外，这就是差别。”等费边装模作样到隔壁的卫生间转了一圈回来时，那个历史学家果然住口了。会议的组织者用感激的目光瞧着费边，并要求他上场。费边这天的话不多，他重复了他以前的看法，将晚报副刊上的专栏文章定义为小品文，并指出这是一个小品文的时代，小品文必将大行其道，搞大部头(著作)的人没有理由瞧不起小品文。他说庄先生说了，“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万物并育，并无伤害之理。接着，他从小品文说开去，谈到从大到小的转变，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方式的最明显的转变。他说，这其实是一个诗学问题。

根据当天的发言记录，他的那套话整理起来，大致如下：一切都在发生从大到小的转变。哈贝马斯提出从大写真理到小写真理，罗蒂提出从大哲学到小哲学，新历史主义分子提出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福科提出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大师们的看法并非妄下雌黄，而是他们对世界体认的结果。诗歌呢，是从大诗到小诗，连厕所都有从大到小的转变问题———火车站的厕所从大茅坑改成了坐便。垃圾也是，从垃圾堆到袋装垃圾。刚才的那位前辈谈了一会儿狗，其实这个问题在狗身上也存在，你们看现在的街上跑着多少猫一样大的狗杂种啊。讨论会难道不是这样吗?也是，你们看，咱们现在开的就是小型讨论会，带有窃窃私语的味道，万人大会都是做样子的。 顺便说一下，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厌烦大老婆了，已经开始时兴搞小老婆了。“小老婆”三个字是大家一起喊出来的，小会议厅顿时出现了欢声笑语的局面。他的学生鲁姗姗，也站了起来为老师精彩的发言鼓掌。费边注意到了这一点，脑子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她当个小老婆倒是挺合适的。大家都鼓动费边再讲一段，费边招招手，对大家说：“小品文大家梁实秋先生有一句话，我不敢忘记：上台发言就像女人穿裙子，越短越好。”他的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

讲完话，费边没有立即离去。他想再呆一会儿，和久违的鲁姗姗聊上几句。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是个写报告文学的作家，向他借火的时候对他说：“我是听说你要来，才赶来的。”费边说：“我差点来不了。这个鸟会要是放在明天开，我就来不了啦，因为明天我可能去北京。”他们低声聊着，过了一会儿，那个朋友突然问他：“韩明是怎么搞的，怎么说死就死了?”费边盯着对方看了一会，揣摩他是不是要借攻击韩明和他套近乎。后来他搞明白了，韩明服用了大量的利眠宁，真的已经死了。费边的一个说法看来是可靠的，因为他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他说，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去医院接女儿的时候，曾想过去骨科病房瞧一下已经皈依了基督的韩明。事实上．韩明出事之后，费边已经去医院看过他一次了，那一次是我陪费边去的，去时带的月饼，就是我从家里拿的。那个时候，韩明还没有皈依基督，还喜欢气急败坏地向别人展示他那条剩下了半截的左腿。韩明见我们进来，先让我们看了看那条腿，然后就说费边来。

午后的诗学那首诗叫《声音》(3)

这一天下午，在其余的时间里，李辉一直显得魂不守舍的。为了稳住他，费边给他放了他喜欢听的杜莉的录音磁带，情绪恍惚的李辉第一次对杜莉的歌声表示了不满。李辉说：“这不像是卡拉的声音，这也不是美声。美声的意大利文是Bel canto，意思是美的歌唱。美的歌唱应该是得到完全控制的、精巧的声音，而她却在嚎叫，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费边认为李辉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你大概不知道，这都是她的那个老师教出来的，那个叫靳以年的家伙，使一批歌手，都变成了嚎叫派，他引进了疯狂，而拒绝了理智的抒情。那个老家伙还狡辩说，观众和电视台的导演需要的就是这种声音。”李辉离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费边送李辉下楼，看到济水河边的小广场上正放焰火庆新年。李辉突然说了一句：“韩明的魂要是真的在天上飘着的话，一定会被这焰火呛得无处藏身。” 这个时候，费边才问李辉怎么会和韩明认识。李辉说他当然认识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了。“这么说吧，他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他。”李辉这么说的时候，韩明的骨灰大概还没有完全冷却。在这样的语境中，费边对李辉的美好印象又加深了，他觉得李辉真是机智、幽默、可爱。

他当然不知道，李辉在狱中写给杜莉的信都是由韩明转过去的。用韩明的老婆黄帆的话来说，就是韩明不光替李辉转信，而且还替李辉做爱。就我所知，韩明死后，黄帆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为自己身体的忙乱寻求注解。我最近一次见到费边，是在鲁姗姗的生日晚会上。我记得那天下着雪，到了中午，天地之间，已是白乎乎的一片。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路面上挤满了各种车辆。车辆开走的时候，油污和煤屑已经将路面染得污黑。 午后的时候，费边打来了电话，劝我出去走走，他说在雪天能感受到诗意和大自然的恩惠。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要我先去一步，他把手头的活忙完就到那里和我碰面。我问他正忙什么，他说他正写一封求爱信，写完之后，还得去一趟药店，他正拉肚子呢。我给他开了句玩笑，说拉肚子是减肥的最佳途径。他说，他的看法和我不一样，每拉一次肚子，他都会感慨万千。“以前拉的多好啊，盘旋着上升，上面还有个小小的教堂的尖顶，有着内在的韵律和东方式的美感，现在呢，喷得到处都是，简直不成体统。”我问他是不是在给鲁姗姗写求爱信，他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不过，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他倒在电话中给我念了两段。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小说家和符号学家艾柯的一段话，可以看做是对现代爱情诗学的精妙论述：一个有教养的男人爱上了一个知识女性，他不可能对她说“我真的爱你”，因为他知道，同时他知道她也知道，巴巴拉·卡特兰已经写过这句话了。解决的办法并没有穷尽，他可以对她说：“像巴巴拉·卡特兰所说的那样，‘我真的爱你’。”亲爱的，如果你不知道卡特兰是谁，那你可以把“卡特兰”三个字换成莎士比亚、但丁、屈原、瓦雷里、胡适、马拉美。 当然，你也完全可以把它换成费边。面的向西郊的方向开去的时候，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费边那激情洋溢的声音。面的在一个我很熟悉的路口停住了。我这才发现它就是原来的那废弃的兵工厂所在地，现在它是中和晚报社的地皮，周围的那一小片农田，由一圈广告牌圈了起来，变成了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我在门口等着费边(不得不等，因为站岗的门卫不允许我进去)，直到我变成了一个雪人，也没有等着他，又来了几个人，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来参加聚会的。由他们领着，我进了那个大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要参加的就是鲁姗姗的生日派对。走进电视台演播厅里面的一个贵宾休息室，我看到了我以前的一女友。

她是跟她的丈夫一起来的。一看到她，我就想起了她小肚子上的那道像稻草一样细的疤痕，我想，她大概也对她的丈夫说过，那道疤痕是割阑尾留下来的。她正在和丈夫跳舞。越过丈夫的肩膀，她看到了我，并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在那里和似曾相识的人喝茶聊天，交流着各种小道消息。鲁姗姗过来问我费边怎么还没有到，我说他大概正在路上。“他可别误了吃蛋糕啊。”鲁姗姗说。旁边一个朋友说：“耽误不了的，他要真赶不上，他那份由我来吃。”鲁姗姗笑了起来，她问大家是想喝干红还是想干白。 贵宾休息室的旁边，就是厨房，所以每样菜端上来的时候，都还是热气腾腾的。大家举着酒杯，祝贺鲁小姐生日愉快。喝酒的时候，音乐放小了，但我还是听到了卡拉的声音。那是一首通俗歌曲中的几句，它夹在《蒺97明星联唱大回旋》的带子里，大概还不到一分钟时间。我之所以能听出来，是因为那歌词我很熟悉，它是根据费边的一首短诗改的，那首诗原来就叫《声音》，我想我以前的那个女友大概也听出来了(费边曾向我们两个人念过这首诗)，否则她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讲起费边的故事。

她讲好多年前，她曾经在济水河边的小广场上听过费边的诗朗诵，他朗诵的是马拉美的《焦虑》，听众给了他很多掌声和鲜花，后来才知道搞错了，因为那鲜花和掌声本来是要送给另外一个诗人的，而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现在的丈夫。她的故事把每个人都逗乐了，大家都说呆会儿要再听听费边怎么讲。有几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已经放下酒杯，跑到门口的台阶上去了。

鬼子进村知青和驴(1)

仪式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用“恍然大悟”一词造句，咣的一声，门被跺开了。又是付连战，他是枋口小学的校长。这家伙跟犯了什么病似的，门都懒得敲一下，说进来就进来了。当然，在我们抓耳搔腮造不成句子的时候，他的这种举动，并不让我们反感。虽然我们都知道语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