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
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这个专业的“中国剧作家”，怎么从来也不知道梁启超写过剧本?啊?还是个关于意大利的剧本!我只记得，小时候读过梁启超的翻译小说《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除此之外便不清楚梁还写过什么文学作品了。
这真丢人，亏你还是个代表中国的什么剧作家呢! 留在意大利期间，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七月份回到北京，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我们的近代史专家黎澍同志，请他代我查一下梁启超有没有写过一个关于罗马的剧本。果然是位名不虚传的专家，黎澍不假思索，对答如流，说：“有的，书名《新罗马传奇》，是一本没有完成的戏曲剧作。”第二天就派了黎家女公子，一位娇小美丽的姑娘给我送来了两本梁任公先生的《饮冰室文集》。 作为一个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可爱的朋友热爱着我们伟大的中国。他们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悠久的、丰富的、美丽的、具有无穷魅力的、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焕发奇光异彩、具有高度文明的从古迄今的文学艺术的珍宝吧?他们对我们过去不久一段长时期的胡作非为、肆意的破坏和毁灭自家的文化财富，谈起来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伤心和气愤!而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应当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医治创伤，光复故物，创建新猷，才能无愧于我们多才多艺的前辈古人呢?!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3)
五、从“喇叭裤”说起 依我看，人免不了有偏见，我也有偏见。 譬如说，近年来从香港以至国外传来、流行一时的肥腿喇叭裤，我横看竖看都看不惯。和儿子、女儿争辩过不止一次，他们说好看，我就是觉得不好看。虽然不是我穿的，我管不着，但是我能看见呀!看见就难受，所以没法不说说这个喇叭裤。 其实喇叭裤腿并不新鲜。我记得在30年代初期，时髦的年轻人很兴过一阵；那时候只限于男人，因为女人不穿长裤子，主要是穿旗袍或裙子。男人的西装裤腿也很肥，但不若今日之甚。再如皮鞋，也时兴过方头的，还有尖头的、圆头的；和裤腿一样，反正是不肥即瘦，十年河东转河西，然后再转河东……最后总是不太肥也不太瘦的中庸之道能比较维持长久。 和我争得比较厉害的是女儿，但她始终没有说服我。六月份我去巴黎，到了这个世界花都、时髦的服装总汇；我十分高兴地发现，穿肥腿喇叭裤的人虽然还有，但却不多了。男男女女，大多数又恢复了瘦裤腿。在路上看见的一个穿着最肥大的喇叭裤的男人是飞机中途停靠在伊朗德黑兰机场的时候，显然这是一个伊朗人。 看来这个喇叭裤的高潮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这么迅速地过去我不清楚，但是我想，除去不好看之外，恐怕也不方便，踢里吐噜的。譬如，我听到一个法国朋友说，有一位年轻女士上电梯的时候，肥大的裤脚挂在活动电梯的台阶上了，结果是人上去了，裤子却被电梯拉了下来，从而引起一场轰动。当然，喇叭裤在法国决不会是因此而减少的，但是至少这种裤子有其不方便的碍事之处。所以，我很高兴地在巴黎写信告诉女儿：喇叭裤在法国不时兴了。 因此，我也想谈谈关于出国的服装问题，我比较熟悉的40年代欧洲人的规矩，有些场合对服装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有些大饭店，不打领带就不能进去；有些晚会或宴会还非穿礼服不可。但是今天的巴黎，以及罗马等地，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次在巴黎参加正式的邀请活动，我穿了最正规的服装，为的是做一次试探。我马上发现，主人里面就有不打领带、散着领口的。有一次一位市长和我们会见，市长本人就没打领带。我观察了一下法国人穿什么皮鞋，结果有半数以上的男人穿的都是不用系鞋带的大舌头的便鞋。因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大部分都穿着尽可能随便的最舒服的服装。就“量体裁衣”的原则而言，西装确比中装合理合适，但是西装上的那条领带却实在是个无用的累赘。
西方人远比中国人会讲舒适享受，就是不明白他们保留这根没有用处只添麻烦而又限制脖子自由的领带是什么道理? 同行的诗人艾青和小说家马烽都具有一种我们看来很可爱的泥土气息。他们两位比我严肃得多，穿的不是完整的西装就是中山装；只有一样，他们都爱穿一双中国布鞋，这样就在巴黎社交场中显得十分突出了。另外一点，就是每次吃饭时，几乎都要把身上弄上油迹；尤其是艾青，发现身上搞上了油迹时，总是立即拉起自己的衣袖去擦胸前的油，简直就是属于儿童动作了。饭馆和食堂的男女服务员常常是热情地拿出一种粉末状的去油剂喷注在油迹上，待到用餐完毕，把粉末掸掉，油迹也就消失了。这也是出国不方便的地方，咱们在国内穿旧衣服、脏衣服，弄上点油没人注意，但在国外连衣服脏了点也觉十分显眼。艾青告诉我，在罗马时他对安娜说：“我穿的太随便了。”安娜说：“吴祖光比你还厉害!”我真没想到我落了这么个评价，而我身上一点油也没沾上过。 说到饭馆就得讲讲巴黎的吃。法国在西方世界是最讲究吃的国家之一，平心而论，比起咱们中国可差得远。
譬如马烽同志十分想吃一次蜗牛，这对我们来说，闻蜗牛之名久矣，实在都很向往!后来终于赴了一次以蜗牛为主菜的宴会，盛菜的器皿是为蜗牛精心设计的，很讲究，也很引人食欲；但是实在比不上我们的菜的味道。蜗牛和我们的螺蛳相近，最难制服的是它太硬，咬不动……但是这家名叫克罗塞黎·德·丽拉的饭店却是大名鼎鼎，非同小可!它 是许多大人物来就餐过的一家著名的饭店，这些知名的顾客有罗曼·罗兰、毕加索、海明威，以至列宁……餐厅布置得富丽而温暖，庭院里花木扶疏，富于情趣。时当巴黎的樱桃季节，琴师演奏着樱桃季的乐曲……呵!值得留恋的还有巴黎的樱桃，一颗颗硕大的深红色透明的樱桃；不仅仅是这么红、这么大，而且是蜜也似的甜。我吃过的中国的樱桃可是怎么也比不上它。 最后，应当提到的是在法国餐馆里看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前外国餐馆或咖啡馆管服务员呼为英语的“波艾”(30年代的中文译为“仆欧”)和法语的“嘎尔松”，其原意都是孩子；这里就成为仆役的意思了，这在今天的英汉和法汉的字典里还都可以查到。但是今天的法国餐馆及旅馆、咖啡店则都已改称服务员男为先生，女为小姐或夫人了。
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和以前的年代不同了，我想，别的欧洲国家大概也不会两样，这是非常叫人高兴的现象。 六、裸?体?画在法国，或是意大利的任何城市，随时让我想起我们的新首都机场。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似乎很不相干的联想呢?因为这个机场有许多新的壁画，尤其是有一幅叫做《泼水节》的壁画中有几个裸体女像。 在这幅有众多人像的大型壁画中，裸体女像所占比例甚小，好像只有两个，一个还是侧面。但是仅此两像已经震动世界。不仅报纸杂志上刊登照片和议论的文字，也听到人们口头上的议论。认为这是一朵中国美术的报春花，意味着人类生活中最美丽最富于变化的人体美将在中国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中恢复和重新占据它应有的位置了。 我曾经应邀参加过首都机场的揭幕式，曾经为这些美妙的壁画而高兴过。难以想象的是，不久就听到这两个裸体人像引起了风波，遭遇到反对，这真使人难以置信。但是就在四月份去机场迎接一位远方来客时，亲眼看到在机场二楼客厅里，《泼水节》壁画两个裸女的部分遮上了一幅白色的幕布。而且看见有些外宾一个个走过去揭开幕布看一看，然后笑着走开。这样，听到的传说就不是谣言了，这真使人有点啼笑皆非。
呵!这叫我说什么好? 无论在巴黎、罗马或是其他地方，人们都会看到不知有多少裸体人像，男、女、老、少，绘画、雕塑、摄影，简直是无所不在；当然也有一些遮掩的裸体，但更多的是一丝不挂的裸体。西方文明自来把最健美的人体用作他们理想中最崇高神圣的英雄儿女以及上天宇宙各界尊神的形象，这里表现的是男性的强健和女性的温柔，给人的感觉都是美。 大街上十字路的当中，道路旁边，大建筑的四周，屋檐下，长廊里，广场上……你随时随地都会看到裸体的雕塑，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角斗着的、闹着玩的，喜、怒、哀、乐，什么样的都有。 充满着封建色彩的教堂里，王宫、博物馆里，裸体像更多，数也数不清。 显然，在世界美术之林里，裸体造型占有至为重要的地位。人体的线条之美，不是其他自然界的事物所能比拟和代替的，西洋画派以人体素描为练基本功的主要课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画派走的是另一条路子，我想这可能与周公制礼、孔老夫子的封建儒教以及宋代理学的影响有关，他们都不许人家把衣服脱下来。虽然这里面有一个三国时代的儒生祢衡曾经裸衣露出父母给予的“清白之躯”
大骂曹操以及又一个晋朝的阮籍赤身露体以天地为衣，从而名垂千古。 但是，谁都会觉得，人体是美丽的，习惯也是会改变的。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自从海运大开，封建的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之后，想闭关自守也不可能了。除去封建法西斯的“四人帮”曾以野蛮手段禁止和打杀一切美好事物的十年浩劫外，中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泼水节》壁画上两个并非写实、而是带有浓厚装饰性的裸体少女的画像本来算得了什么大事，竟会引起这样腾笑外邦的偌大风波。但却居然实有其事!我想，远处南疆的同胞、劳动人民群众，正在从事艰巨而宏伟的四化建设，谁会分心到这一幅小壁画?而且，到过南方的人都会知道和见到袒露身体乃属生活常见之事，所以发生这样的当代奇谈，恐怕还是出于少数、个别人的偏见吧? 偏见总是有的，即使在美术王国的意大利亦所难免。著名的梵蒂冈西斯廷大厅，整个宏大的殿堂中全是伟大的米凯朗琪罗的画，那个巨幅的名著《最后的审判》中的人物本来是全裸体的；但是后来有一代教皇下了一道命令，派画工把所有人物的下体部分地区都给遮蔽起来了。
教皇的权力可谓大矣!但是好像也只有这么一位教皇干了这么一桩愚蠢的事情，在至今讽笑着讲这件事情的意大利人的口气里，对这一宗教昏君犹有余忿未消。 今天仍旧活着的老一辈人，可能还记得在我国20年代的上海，有一位身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威名赫赫的军阀孙传芳，为了当时上海的一所美术学校有画裸体——模特儿的一门课程，认为是大悖伦常、伤风败俗的非礼妄行，因而勃然大怒下令禁止；与这个学校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校长刘海粟引起一场论战。留学法国的刘先生不为强大的对手所屈，据理力争，在舆论的支持之下，终于取得这一场斗争的胜利。 历来持反对意见的人所持的理由是防止色情和保卫风化，他们本身不是没有见过裸体，也并不缺少色情，但他们只习惯于关在屋子里的个人欣赏裸体的活动。在光天化日之下，千千万万人们经过的地方，赤裸裸的人体画和雕塑艺术所焕发出来的原始的、健康的、美丽圣洁的光辉也许是他们难以理解的。正是出于他们习惯了的这种心理状态，才把艺术和色情总是搅在一起，纠缠不清。 提倡，或是纠正一种社会风气，关键仍在于领导。
首都机场对于裸体壁画发生争议后的处理，采取了一种也管也不管的方式；说他是抹稀泥也好，耍滑头也好；总之，具有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国式的幽默感。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是一个美学上的认识问题，一种观念上的问题，而认识和观念都是会改变的。裸体画的能否在我们中国存在本来不成其为问题，之所以居然成为问题，那只能是一时的而不是偶然的情况。一度在首都机场大客厅里《泼水节》壁画的裸女部分张挂的那一幅白色幕布，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领导艺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你不愿意看她，从白色幕前走过去也就是了；你想看看她，拉起幕布一角就看见了；由于幕布不是锁着的门或抽屉、橱、柜，它只不过是一块可以随手拉开或放下的幕布而已。 我为这块幕布的聪明、机智的设计者喝彩。他明确地告诉人们，在向现代化进军的新中国，不要再重演那些中世纪的笑话了。 七、巴黎华侨的一次集会 我们到巴黎没有感到太生疏，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会说中国话的法国人多，二是华侨多。
和华侨的接触中，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深深地使我们受到感动也受到教育，有许多年轻人是几代生活在国外的，但是他们说中国话，关心祖国，对祖国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的民族感情，更为难得的是他们是如此地了解祖国。 巴黎有一个华侨俱乐部，六月下旬的一个午后，邀请我们去参加座谈会。在一间朴素的长形的房间里，一边摆设了一张长桌、铺了白桌布，摆着点心、水果和冷饮，四面围坐包括我们六个人共约二十人左右；另一边则摆了几排长椅，坐满了约三四十个人，大都是青年人。 座谈会主要是由华侨提问，由我们祖国来人答复，所提的问题也是现代中国人关心的问题，我们同去的六个人分别作了解答。 分配给我解答的有下面的问题。 有资格有影响的一位钱先生用激动的口气提出他所至为关心的问题，他说的大意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无时不在关心祖国的命运，盼望祖国健康成长，兴旺、强盛；看到祸国殃民的 “四人帮”的覆灭，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光辉前景，感到无比的振奋。但是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暴露黑暗面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却又使人感到震惊，感到非常泄气，非常失望，非常难过。
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即是一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一个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 他说，读了这样的作品，真是叫人痛心，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新社会，存在着这么黑暗、这么肮脏的东西，这真不能想象，家丑外扬，使海外旅人失望太甚，感到非常丢脸；尤其是发生在祖国扫尽阴霾、拨乱反正，前途无比光明的时候。他要我们回国时转达他的意见，提请宣传部门注意这个问题；注意对世界舆论的影响，今后最好再不要发表类似这样的作品。 没有等到祖国来人的答复，年轻人便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纷纷发表反对钱先生的意见了。大概有两三个人提出了他们不同的意见，大意是，全国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祖国的报纸杂志习惯于一种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的作风；给人以平安无事，一切都好的假相；而实际上坏人坏事，不合理的、黑暗的现象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着的。只说优点，不提缺点；说大话、说假话相袭成风，破坏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导致了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发展到后来的“四人帮”猖狂肆虐的十年浩劫，使国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 “四人帮”
被粉碎之后，新的国家领导制止了长期以来这种虚假宣传的作风；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肮脏、不合理的现象如实地揭露出来，公诸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弄虚作假，讳疾忌医；这正说明今天的领导是公正的、英明的，是敢于正视缺点的，是有决心有力量改造这个存在严重缺欠的社会的。这有什么不好呢?多少年来，我们的国家吃了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亏，如今恢复了说真话、实话的传统，使我们对中国的兴旺产生了无穷的信心和希望。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4)
热情的年轻人争着发言。他们和年长的钱先生同样的激动，但他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这其实已经用不着我再作什么答复了。我为远在欧洲的海外异乡看到这么多生气勃勃的、非常了解祖国的、和祖国人民跳着同一脉搏、抱着同一愿望、同样渴盼着祖国迅速医治创伤，成长壮大的年轻华裔侨胞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快乐和幸福。对钱先生我也表示了我的感谢之情，他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和想法也说明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发现他一心向往的祖国还居然有这样的黑暗和不平，老人觉得伤心。但是正由于我们今天敢于揭露它、批判它，我们最终就能消灭它。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阴灵、余孽，必将被人民打倒! 后来钱先生又提了一个意见。他说，在我们的报纸上很宝贵的篇幅里，有一种现象是他不能理解的。就是每逢年节及重大假日或喜庆丧葬的典礼上，报纸经常要发表长串的出席人的名单。他问，这有什么必要?世界上任何一国的报纸上也没有这样的做法。他认为纯属浪费。 他也许未能理解这么做的必要，但这终究也是一条意见。 在这次集会上，旅法侨胞发给我们的几本《欧洲通讯》，是从1972年2月创始的一份每月一期的刊物，由“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主编，联络地址设在西德。封面上首先刊登的“本刊宗旨”是：(一)关心祖国；(二)联络侨胞；(三)促进中国和平统一。我仔细地阅读了得到的五份《欧洲通讯》，从中深深地感到旅欧的中国亲人对祖国的热爱和密切关心祖国兴旺强大的热烈心情。 八、京剧出国 早在两年前相识的加拿大朋友汉学家何榛和他的中国朝鲜族血统的妻子崔淑英一起参加了这个四天的会议。会后的一个晚上他们两夫妻邀我到他们巴黎的临时家庭里去晚餐。客人除我之外，还有一对东德夫妇和美国夫妇。 何榛平常恂恂如也，沉默寡言，似乎他的话都被口齿伶俐的妻子崔淑英女士说掉了，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也是由崔担任的。但在那晚的宴会上，何榛一反常态，不仅口若悬河，而且手舞足蹈；后来索性离开座位，一个人连说带做，一人扮演两个角色，演了半出京剧，把满桌客人和他的妻子都乐坏了。 今年早些时候，何榛夫妇在家乡的多伦多看了中国京剧院的出国演出，对中国的京剧大为欣赏；尤其是喜欢那一出小生、小旦和一个彩婆子的《拾玉镯》，肯定他看了不止一次，因为他几乎能把整出戏背出来。他一会儿演孙玉姣，一会儿演刘媒婆，真是兴高采烈。
演完回到座席上时，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可笑的小丑……”看来他最喜欢的是刘媒婆。 中国的云南京剧团不久前刚在巴黎演出过，理所当然地轰动了巴黎。我们来到巴黎时，演出已经结束，剧团已经去了意大利；但是法国人印象深刻，还在念念不忘。我见到的法国朋友和华侨朋友不止一次地谈到对于京剧团出国演出的印象。 京剧团的演出场所是巴黎会议大厦，是一个设有三千个座位的大剧场，没有一定声望的剧团是不敢在这里演出的。很多关心和热爱祖国的侨胞事先不免担心京剧团能不能卖个满座，但是从演出到结束将近一个月，场场满座；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十分高兴。对于京剧的评价则因人而异，一般从来没有看过京剧的观众，看到这样的戏，非常惊奇，看得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这是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则是看过京剧、懂得京剧的观众的印象。据我听到的反映是，同十七年前去过法国的京剧团比较，认为水平有所降低。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也是理解的，这是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是京剧以及一切在十年当中受到严重摧残的戏剧艺术重新振兴起来的必然过程。
然而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里，法国朋友以及懂戏的侨胞普遍认为，在安排剧目的时候，低估了巴黎观众的欣赏水平。这具体反映在所表演的剧目当中，唱工少，做工少，武打和杂技表演的比重太大；这样可能使一般观众看来也许十分开心，但对水平较高的，或是评论界、戏剧界的同行说来便难免感觉失望了。 由于演出当中武戏占了绝大部分，有人说，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爱打?大家的印象，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在京剧舞台上动辄讲打。比如白娘娘《盗仙草》，如果编成白娘子向看守仙草的两名大汉哭诉自己和许仙的遭遇，引起同情而得到仙草岂不很好?非让两名大汉围着一个弱女子大打特打，幸而白娘娘武艺超群把两个大汉打败了。但这完全是编剧有意把男子汉写得非常窝囊，按情理讲，这个纤弱的白娘娘是不该打赢的。这可能是外国人的逻辑，他们认为，叫男人在台上打女人是不体面的。他们说，到处采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是不是过于偏激了?《三岔口》，两个人有嘴都不说话，一味闷着头打。 当然，上面的外国人意见本身也有偏激。照这么说，很多戏都别演了。
法国观众和何榛一样，也喜欢《拾玉镯》，尤其是《秋江》；两个人，一枝桨，活画出秋风江上的诗情画意和艄翁的风趣与少女的多情。但是下面的问题是，这两个节目在十七年前就看过了，老观众问，难道没有别的具有这样水平的节目了?作为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戏剧艺术，京剧还有创造力吗? 他们认为，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城市，观众的欣赏水平是相当高的，因而对这次的京剧演出感到不够满足。 另外要提到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和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