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家底特厚，民心不死以及老一辈和新一辈的真正的革命家还没有被诛尽杀绝之故。
而且，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是一条自然的规律。 我从二十岁开始以学写剧本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盖全出于个人的爱好。而后来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写自己的文章了。特别是1957年和1966年的这两场灾祸使我不得不两度辍笔。我这么说，并无丝毫怨怼之心。在很长的时期中，我和许多人一样，从开荒、种地、收割、修渠、烧砖、盖房、筑路、装车、搬运，以至喂猪、喂鸡、掏粪、拾粪、挑水、和泥……的劳动之中，得到生活的真趣。不以为苦，也可以说是以苦为乐。其中最大的乐趣乃是可以不动脑子，随遇而安。那时候，不动脑子最好；动脑子的话，一切也都得不出答案，徒然惹人生气，而这种气是生不得的。 所以我又写过另一首诗： 日长如线闲犹倦， 事大于天睡便休。 参透装聋装哑法， 也无欢喜也无愁。 说这种气生不得，在这里不妨试举一例：还是就我的职业来说吧，关于编剧的方法，据说是江青这样的败类发明一种叫做“三结合”的高明方式，即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个可怜的作家原来是一个既无思想又无生活的家伙，更可怜的是那个惟一留给他的“技巧”
又偏偏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因之是反动的，因之就常常演变成为反革命。所谓群众，实际是个空的，哪一家群众有你所需要的那种生活?又有哪一家群众对你那样的戏感觉兴趣?那时候编出来的许多戏不是都要通过组织或者经过动员才有人去看吗?至于你这个有思想的领导有什么思想?群众的眼睛倒是雪亮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无疾而终，这也是自然的规律。 戏剧之成为一种形式起源甚早，远在公历纪元前，希腊的悲喜剧就是高级艺术了。在我们的祖国可晚得多，但也早在宋代就形成了杂剧的形式。戏剧艺术和其他的艺术相比，从来都是更为人民群众热烈喜爱的艺术；只有在这一段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日子里，最为观众喜爱的戏剧竟变成了被人厌弃、招人笑骂的东西。观众喜欢看的不让看，观众不喜欢看的非看不可，处处和观众对着干!这算是一种什么离奇古怪的艺术? 当年三神童：吴祖光、丁聪、黄苗子 仅从这一点看来，我深为自己和像我这样十年来被目为“黑帮”或“反动”的什么什么的人们感到庆幸。在那乌云蔽日、浊浪翻天的黑暗年月，我们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却因此得保清白，没有受到那个令人作呕的帮气污染。
同时对那些不是出于自觉而是受到强制、不得不奉命写作的作家们的处境理应寄予同情。当然，也有一些自觉的帮派作家，可能属于另一种情况。而现在居然还有把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事写作的人们詈之为“缺德”的手持大棒者，受毒受害竟至如此之深，这才叫惨绝人寰! 如今，噩梦已经醒转，丑剧已经收场。衷心地感激党中央把这个万恶的“四人帮”粉碎得如此彻底，从而使建国三十周年的今天，祖国的天空澄澈如洗，祖国大地百卉争艳，使我们这些编戏的、演戏的得以在从未有过的广阔天地里纵横驰骋。尽管有些劫后余火没有熄灭，砖头瓦块有待清除，但是瞻望前途，一片光明。这种欢欣鼓舞的心情亦属近三十年来所未有，只有全国解放的当年差堪相比吧。 惟一使人惋惜的是年华虚度，浪掷了黄金岁月。但是不应忘记，即使如此，还是付出多么巨大的血和泪的代价才换来今天的团结和安定啊!看看我们今天的文艺战线上，仅仅三年的时间，便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在庆祝三十周年国庆献礼演出的北京舞台上百花齐放，精彩纷呈，戏剧艺术的春天已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让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祝贺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召开，祝贺我们的共和国结束了那个颠倒黑白、自欺欺人的时代，进入了实事求是，用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时代! 1979年9月16日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1)
解题这个题目取得太大了些，这次的旅行只到了法国和意大利，而且也只是这两国的几个城市；但是我希望在未来的年月还能再去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这个题目包罗万象，我可以继续往下写。这是一。 其二，自来对“风情”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襟怀、志趣，如《晋书·袁宏传》云：“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二是指男女相爱的风月情怀，如白居易诗：“一篇长恨有 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陆放翁诗：“放翁老去风情在，恼得梅花近似人。”皆是也。但我这里写的“风情”不属于上面两种涵义。中国人有一个好传统，叫做“入境问俗”，或曰“随俗”；这里的风，指的是风俗习惯、风光、风格，或是风度；情，则是指人情、感情、事情，以及情况之类。至于男女相爱之情，我们这回远航欧陆，同行者除去一位三十多岁少年老成的同志之外，其余尽是六十到七十岁的人了，而且尽都家有严妻，所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从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我们在法国的巴黎和尼斯及意大利的罗马、米兰、翡冷翠和威尼斯等地度过了难忘的二十五天，这是一次匆忙、热烈、紧张而又自由的旅行。为啥要提出近三十年来一听就 会教人有点害怕的“自由”
二字呢?因为我们这六个人的小集体，不像我在离开国境之前预料的有那么多的纪律约束，而是每个人都具有相对的自由；这也有些接近于我们的东道主法国朋友的习惯。譬如在出国前就安排好的一些参观和集会项目中，著名的世界艺术宝库的所在：那些宏伟壮丽的宫殿和巍峨庄严的教堂——尤其是罗马的教堂不计其数，尽管它有多少人世罕见的绘画、雕刻等奇珍异宝，都没有唤起我特别亲密的感情。而我尽可以不依照事先安排的参观游览，甚或集会的日程，而是去我自己愿意去的地方…… 譬如巴黎是著名的世界花都，是花花世界的代表和总汇。她名副其实地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城市，像一个丰姿绝代的美丽仙女一样具有迷人的魅力。历来就不知有多少生花妙笔描绘过她，不仅是西方作家，也包括很多中国作家；塞纳河上的清波画舫，香舍里榭大街的辉煌灯火，大朵的玫瑰花犹如刚刚被水洗过那样鲜艳娇媚；波罗涅森林横贯市区又给这个花团锦簇的城市系上一道葱绿的腰带，不愧是西方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对这些城市自然风景的优美和伟大建筑的富丽堂皇，前人写得很多，用不着我再来写什么了。
那么我还有什么好写的?离开这些可爱的地方将近半个月了，留在记忆里最深的印象还有些什么呢?那就是人，就是这些男女老少的法国人，法国的中国人、巴黎人、尼斯人，意大利的罗马人、威尼斯人……他们都是有风格、有风度的。 一、我爱中国 在一万尺以上的高空里飞行了十五个小时以后，从北京到了巴黎。法国朋友和中国大使馆的同志们已经在戴高乐机场等着我们了。在欢迎的朋友们当中，有的是相识的，更多的是不相识的，在不相识的朋友当中，最年轻的是一个法国的男青年。当我们的行李，那七只有相当重量的皮箱从传送带送出之后，他是最忙碌的照管运送行李的一个，一直到结束了长时间的欢迎晚宴，在深夜十二点半——由于北京和巴黎时差六小时，这时已是北京的第二天凌晨六时半了——抵达我们的住处时，这个年轻人依旧是精力充沛地一手拎一个衣箱送到我们各自住房的门口。 这个年轻的法国青年是谁呢?他还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北京话。直到他在我屋里停下之后，我请他在我的记事本上写上他的名字，他用法文写着：“罗瑞·德罗贝”以及他的住址；然后又写上他的中国名字戴宏瑞和另外八个中国字：“中央戏剧学院毕业”。
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学生!显然他在写这八个字时流露着一种愉快的自豪感。他告诉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的专业是研究“宋元南戏”，他将继续在巴黎大学写这个专题的博士论文。谈到宋元戏文中几个现存的代表作品《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熟练得如数家珍一般。但是他又说：“可惜你们留在巴黎的时间我不能再陪伴你们了。从明天起我要去工作……”他接着解释一下这个“工作”的性质：“这不是什么学术性的工作，是体力劳动，去做工；为了在这个暑假期间，挣得下学期读书的用费。开学以后我还是半工半读，在大学读中文系，同时教中文。” 他再一次和我紧紧握手，表示不能陪我的歉意，我非常感动，感谢他对中国客人的深情。他说：“我喜欢中国，我才到中国去学习；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我还要去中国。” 我站在房门口，看他的背影从长廊的转角隐去。在那以后，我在和许多法国朋友的接触中体会到和戴同样的爱中国的感情。此外，我还了解到法国青年在大学就读期间大都是利用假期或其他业余时间，用各种各样的劳动来挣得学习和生活的用费学完自己的课程的。他们不习惯接受父母和家庭的供给，而以这种接济为可耻，这是西方世界的习惯。
我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主义制度进步的地方。 二、“不吃苦怎么行?”大学中文教师、中年的华裔妇女白以她对祖国的无限热情接待我们。 白和丈夫已经多年分居了，她带着十岁的儿子旭旺住在巴黎。她是我们这次赴法参加学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是一个殷勤的、周到的、特别具有女性的细心的东道主，但是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对祖国的深情。 她生在印尼，七岁到马来亚，十三岁到澳大利亚，十六岁又回到马来亚，十八岁去香港，二十三岁到意大利学音乐，二十六岁到法国教书为业直到现在，在法国已经住了十三年，如今是法国籍，但其间曾多次去美国。 这样详尽地写她的所到之处与学习情况，为的说明她青年时期的生活是动荡的，这样养成她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敏捷、果断、反应快、办法多，能够很轻松愉快地处理和解决问题。我们同行的六个人都承认得到过她热情的帮助。 出生在国外的华侨，白是这样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十岁的旭旺也能说很好的中国话，是妈妈教的。“旭旺”是一个中国名字，它的涵义是清楚的，是指孩子像旭日初升那样的旺盛；当我问她，孩子的法国名字叫做什么的时候，她回答我说：“只有中文名字，没有法文名字。”
她接着说，孩子正在读小学，小学的老师对孩子的名字有意见，质问她为什么不起个法文名字，而是用这两个又难记又难念的中国字?祖籍中国的妈妈对老师反驳说：“任何一个名字第一次见到时都是生疏的，你多念几回也就熟悉了。”另一个类似的表现是，在一次宴会和一次晚会上，十岁的旭旺穿的是一身崭新的裁制得十分合体的、只有中国人才穿的中山装。在巴黎，恐怕也只有旭旺一个孩子是穿中山装的。 白对我讲起，她去年曾来过中国，有两个二十多岁的亲戚的孩子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帮助下，经过了一些交涉和努力来到法国。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来工作，来谋生还是可能的，但是须要学习谋生的本领。首先要把法文突击学好。第一重要的是要刻苦，学习要刻苦，工作也要刻苦。但可惜的是这两个年轻人却就是不肯刻苦学习，生活十分懒散，以致引起寄居处主人的不满；在法国难以生活下去，回中国既有困难也不甘心…… 白举了自己为生活而奋斗的例子。她也曾在美国求师学唱，曾在著名的电影明星英格丽·褒曼家里为她做一些家务，以此来解决吃住的问题；又曾经为了挣得一百美元的报酬，在十二月的严寒天气充当临时演员，去拍摄一个投水自杀的镜头。
她不会游泳，这样表演得更会逼真些；当然，马上会有人把她救起来。可是十二月天气跳进河里要吃多大苦呀!由于一百美元却够学唱几个小时的学费，再苦也值得一干。她为上述两个中国青年感觉惋惜和为难，她说：“在法国，在哪里都是生活不易，不吃苦怎么行?” 白的父亲已经去世，在印尼留下了一笔遗产和橡胶园，在印尼也还有她的众多的兄弟姐妹们，也来信叫她回去。她在巴黎可以生活，她对父亲的遗产没有兴趣，不愿回去。 她说，按照法国的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应该随时得到父母的照看；否则如果有人告发，做父母的会受到法律处分。而她，一个在大学任教、独立生活的母亲，白天忙于学校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如何能够照看孩子呀?当然，聪明、早熟的旭旺完全具有照顾自己生活的能力，但是却还得依靠友好的邻居们的爱护和关照；而假如有任何一位邻居据此而告发这个母亲的话，白说：“那我是会吃官司的。”她还告诉我，旭旺对妈妈说，在他长大到十六岁时，他便要搬出现在住的地方，离开妈妈，独立生活。 三、“叶落归根”
应法国教授班的邀请，参加他的家庭晚宴，热情的主人邀来了十多位客人，有剧作家、电影导演、高年的哲学家，还有年轻的、就要去中国利用暑假两个月时间攻读中文的几位法国女学生。 主人事先告诉我，客人中还有一位中国画家司徒，以及他的老师——一位中年的法国画家。 司徒来得比较迟，差不多是客人当中最后来的一个，同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士，是司徒的夫人。 在座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司徒坐到我的身边。他说：“看到刚从祖国来的人，我感到激动。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国家，可是我终于离开了，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 “我是被迫离开祖国的，当时我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这么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你也许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 其实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开头的血肉横飞的日子里，我是被关起来的，不太知道外面的事情。这个年轻人——他总也在三十岁以上了——说到这里就显得情绪低沉，关于他当时如何逃亡，如何越境都没有说下去，也许他本来是想对我说说的。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2)
他说：“日子不好过，但是都过来了；到处都是困难，但是到处也都有好心人。我的老师就对我很好，他愿意教我，帮助我。我已经多次开过画展，我的画已经进入巴黎的博物馆，像我这样年纪和类似经历的中国画家还不止我一个。 “我展览给法国人看的第一张画是：秋天里的一棵大树，树叶在秋风里飘落，落在地上。我的意思你理解，但是法国人不理解……” 我说：“是叶落归根。” 他说：“就是叶落归根。我不能永远在异乡漂泊。但是我能回去吗?我能被允许回去吗?人们不会说我是个叛逃者吗?” 我说：“当然能够回来，也应当回来。为什么不被允许呢?” 我这样回答未经思索。但是我马上想到：我不懂政策、我不知道我们的官方怎样看待这种现实，我马上联想到著名的音乐家傅聪，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吓坏了，离开了他的祖国。但是他热爱自己的国家，连父亲在十年浩劫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在外国记者访问时也没有发过一句怨言，而是千方百计想回到他的祖国。但在终于这样回到祖国时，不是还有人攻击接待他的人说是：“居然接待一个叛徒回来吗?” 把自家的亲人、好人、有用的人赶尽杀绝，发展到十年浩劫的时代可谓登峰造极之至了。
查遍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也没有一个敢于这么干的!如今海外飘零的游子想要回到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生身故国，正说明这个祖国又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声容，恢复了吸引孤雁归来的魅力。这是何等令人可喜、使人振奋的景象。但是偏偏还有这样刻薄寡恩、皂白不分的铁石心肠……因此，我该怎样回答司徒提出的问题呢?我该如何正视司徒、这个流亡国外的青年画家殷殷期待的目光呢? 吃过晚饭，当我掏出衣袋里的手帕擦手的时候，司徒忽然看见了什么，眼睛闪出异样的光彩，一下扑下身去，从我的坐椅下拾起一样东西，紧紧捏在手里。他拾起了什么呢?原来是从我衣袋里落在地上的一枚中国辅币。司徒激动地盯住看，口里说：“中国的!十多年没有看到了!可以给我吗?”我说：“当然可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漾出了泪花。 司徒告诉我，他生活得很好。这我能理解，从他的美丽温柔的夫人的幸福快乐的神色中就感受到了。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就是画画，每天一早走出家门去画街头、大自然的形形色色，在外面吃简单的午饭……工作是很辛勤的，题材尽有，画它不完；但是由于身在异国，总觉得有劲使不上，无能为力。
宴会结束时，是司徒送我回到住处的；由他的夫人开车，夫人总是甜甜地笑，没有多话，这种性格倒像我们中国人家的媳妇。司徒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对我说：“我们的车可以为你服务，需要的话打个电话给我，我们就来接你。” 我向年轻的夫妇告别，祝他俩幸福。我希望司徒能偕同他的法国妻子一起回来。 四、汉?学?家 女儿双双问我：“你们到法国去干什么?” 我回答说：“巴黎举行了一个会议，讨论的题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 女儿说：“真逗。” 想一想之后，我也觉得“真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哪怕是很小的会来讨论过吗?在出国之前，由于需要写一篇关于抗战戏剧的论文并作一次发言，我曾找过一位戏剧艺术研究机构的负责同志，希望从这里得到一些有关的资料，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 咱们中国人连自己的事都不管，相形之下，法国人多会没事找事干! 但是，显然我太孤陋。
热心于中国学问的人远远不止是法国人；参加这个讨论会的人遍及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德国人、荷兰人、巴西人……当然也有些外籍华人，以及香港同胞，这些人都是“汉学家”。 主持这次会议的巴黎第三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于儒伯教授曾在中国读过北京大学，他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喜爱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他的中国话说得不流畅，但遣词用字十分准确，说话之前常要停顿一阵，像是在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语句，因此话说得比较慢；可是后来我发现，在他说自己本国的法语时也有同样的习惯，那就不是中文程度的问题了。 他的名字按照法语拼音应当是儒尔曼，于儒伯是他取的中国名字，还有一个别号叫如柏，则完全是中国化了。在开会前，为了更多地了解我们参加会议的几位中国作家的情况，他争分夺秒地随时搜集材料。我坐在他的汽车里，他开车，在巴黎街上的汽车长阵里疾驶；在方向盘前面的小横格子上放着一叠纸和笔，在遇见十字路口的红灯，需要停下来的短暂时刻，他抢着把刚才问过的话记录下来。他的心看来完全放在询问和了解上了，同时还大开快车，坐在他的车上教人提心吊胆，觉得随时有撞车闯祸的可能。
完全秃了顶的于教授还会唱两段京剧，一段是《捉放曹》，另一段是《四郎探母》。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为了抢时间，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赶路时，他抬腿做了一个京剧武生的身段，喊道：“巴图鲁!追!” 最近我才听说，儒尔曼之所以最终成为一名中国文学专家，起因于在40年代听了留法的中国歌唱家周小燕女士唱的几首中国民歌，他完全被美丽的中国音乐迷住了，于是开始专攻中文。 在巴黎见到的法国汉学家所从事的专题研究都是些什么呢?看看下面的题目是很有意思的： 戴丽芬·波德立夫人在翻译柳宗元的诗，她和我商量“NC45A乃一声山水绿”怎样翻译更能传神，她不久前翻译出书的是《西游记》第一部。 巴黎第七大学吴德明教授研究的是汉朝的司马相如赋。 年轻的来仙客先生熟悉中国的曲艺和相声。他对中国的了解到了这样的程度：当听到诗人艾青说：“我离巴黎已经五十年……”时，他立即纠正说：“应当是四十八年，你是1932年离开巴黎的。” 最近法国翻译出版了中国的两本古书《盐铁论》和《商君书》。 巴蒂先生是研究老舍的专家。
而于儒伯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对中国历史知识的丰富了解以及对中国民间俚语的熟悉和运用，都是使人为之动容的。 各国汉学家在这次讨论会上的讲题涉及到的中国当代作家有：老舍、郁达夫、茅盾、萧军、丁玲、赵树理、巴金、张天翼、艾芜、沙汀、端木蕻良、胡风、路翎、戴望舒、卞之琳、梁实秋、马烽等，谈得最多的是艾青。 再说一位意大利的女汉学家安娜吧。由于她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评论和翻译鲁迅的文章，所以被意大利作家协会邀请来接待这一批中国客人。她把我们从罗马飞机场接往旅馆的途中和我同车，她讲着不纯熟的中国话，随时还在翻查一本中文字典，抱歉地说她只能看中国书而不善于说中国话。她忽然说道：“……梁启超写过一个关于意大利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