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式；因之也就特别崇拜和羡慕诗人。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不会写诗，十几、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时，我曾试着写过一些旧体诗词和新体诗；但都写不好，不成样子，拿不出手，对自己很失望。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已经五十岁了。革命一开始，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理所当然地我难逃作为“黑帮”的命运。这样，我度过了名叫“隔离审查”的五年劳动生涯。和那些不计其数的被残酷迫害致死的同志们相比，这也许是最轻微的迫害了。受过这样待遇的人所在即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因此不值一说。提到劳动，我素来也不反对，甚至是热爱劳动的。但是对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的那种以劳动作为惩罚、折磨、发泄的手段，我则是十分抵触，十分反感。回想这五年的经历，真是终身难忘：前一段在机关里被拘留，后一段转移到干校。难得的是我有一个相依为命的伙伴——我素来十分尊敬的前辈戏剧理论家张庚同志，我们两个人是受到特殊待遇的人物：不准回家。别人都有一些规定的假期和行动之自由；惟独我们两人被剥夺了这一切权利，连通信权也没有。甚至连问一问“为什么这样”的权利也没有。
……后来，大概是到了1973年左右吧，又逐渐放宽，乃至可以请假回家了。为什么又给了自由，也不明白。 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头脑里的活动却是任何力量、任何暴君无法剥夺的一种自由。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们最大的弱点乃是再也改造不了的那种爱动笔杆的习惯，心有所思定要形诸笔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我在这几年里学做旧体诗，因为它短小精炼，易于发抒一时一地的感情。虽然它又要讲究格律，有点束手束脚，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不必管它。在这里旧体诗使我找到一些消磨时间、消除烦恼的乐趣。当然，用这几十个字来捕捉这瞬息即逝的思想感情也很不容易，有时一首小诗几天几夜也写不成，甚至一字无成，那也只有自叹低能了。 社会地位被剥夺，也失去了和家人亲友见面的权利。但是有个家还是被承认的，因此就该有权抒发思家之感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种题材的诗最多的原因。对家庭、亲人的怀念是永恒的主题；在那个可怕又可憎的环境里，应该说，这是一种最温柔敦厚的题材了。自然有些诗超出了这个范围，也在所难免。 唐代诗人高NCACA“五十而学诗”，在“五十岁”
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一个学习的典范；然而他“每一篇出为时称颂”，这一条我就只有望尘莫及了。就是由于缺乏幼功，我的诗还是不像样子。 一场漫长的、恐怖的梦魇终于过去了。能够看到今天的天日重光，山河明丽，真是使人振奋，教人高兴。但是却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受气受难的日子，那时写这些小诗也只能是一种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写完只能藏在枕头底下，因此命名为“枕下诗”。以后，我得集中力量写剧本，心里的怨气和委屈没有什么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诗好写了。 1980年1月
往事忆旧录干校纪事(1)
1957年“反右”运动，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三年。1972年又被送到河北省渤海之滨团泊洼文化部干校劳动三年，1975年才返回北京。从1957年到1980年，吴祖光蒙冤二十三载，1980年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里选录吴祖光在干校写的纪实诗词二十首，供读者了解吴祖光和他的同伴在干校的生活情况。(诗词二十首) 环顾沪港渝荒古燕幽，“荒”：北大荒也。
风云花雨少年游； 何期蚁聚团泊洼， 环顾于今尽白头。 团泊拾粪翁 春节休假，赠张某五十二句。 独流南畔减河下， 方圆百里团泊洼； 隆冬寒雾凛冰霜， 道旁枯木莹树挂。树挂：冬天枯树枝上结的冰花，本地人名为树挂。 雾里迷离来者谁? 双轮铁车人轻驾。 推车老汉年花甲， 散光远视豁顶发。 老汉之色若古铜， 老汉之称曰张庚； 橘子洲头为故里， 本姓姚氏雨玄名。张庚同志本名姚雨玄。是“革命同志”在大字报上的揭发。 卅年沪渎始发轫， 延安鲁艺为主任； 建国之年当院长， 戏曲专家搞评论。 往迹斑斑记档案， 翘然脱群一高干； 只说趁得顺风船， 其奈年年跑“黑线”? 薄今厚古是非颠， 灭无兴资罪万千； 八亿神州处处红， 大寨之路举国同； 自来农以粪为宝， 请看团泊拾粪翁。 感怀 眼高于顶命如纸， 生正逢时乃至此， 行船偏遇打头风， 不到黄河心不死。
别绪三月春末，读汉·秦嘉《赠妇诗》，奈何愁结至此? 别绪离怀古有之， 何堪岁岁阻归迟； 魂销咫尺京南路， 肠断秦嘉《赠妇诗》。 寄内“内”：指新凤霞，从旧俗也。寄凤一绝，惜寄不出也。 城火殃鱼莫认真， 五年禁闭见情深； 感君珍护高堂健， 况有明珠掌上亲。 家书 收到一封经过检查的家书。 又是春来绿柳丝， 花开陌上雁归时； NBB3B惶满眼思亲泪， 一见家书便似痴。 大田平地 身世如云幻， 蹉跌莫自伤； 无心成“右派”， 不意作黑帮。 久涉风涛险， 来亲稻谷香； 挥锨平大地， 春色化文章。 棉衣 渤海风来白日昏， 独流三月不成春； 棉衣不尽缠绵意， 既暖还寒又上身。 失眠 长夜思亲梦不成， 愁听一室尽鼾声； 狂风窗上移枝影， 又送晨鸡噪五更。
往事忆旧录干校纪事(2)
“五一”有感二首 一 心逐杨花柳絮飘， 京津唇齿比星遥； 春阑不见猩红色， 渤海风来似剪刀。 二 今古谁能断藕丝， 万家惆怅怨别离； 烟波去去江天阔， 岂独乡思只自知。 端阳读李白《横江词》 “一水牵愁万里长”， 五年羁泊又端阳； 麦收过了风如火， 何日明驼归故乡? 清平乐良宵 良宵独睡， 酒也难成醉； 萧条一枕思家泪， 辗转是何滋味? 不堪回首前尘， 上天入地无门； 落得这般光景， 岂缘一往情深? 春光 春光浩荡好吟诗， 绿遍天涯两地知； 看取团圆终有日， 安排重过少年时。 鹧鸪天感事 盈颠华发五旬些， 入土应须大半截； 后浪从来催前浪， 小结还当作总结。 云中月，有圆缺， 锻炼年年不信邪。 喜闻儿辈登台唱， 乐得人尊老大爷。 七夕 七夕夜色明如玉， 一带银河泪似泉； 法海于今胜金母， 年年牛女不团圆。
感怀三首 时乱别亲入世途， 十七生小闯江湖； 繁华落尽归平淡， 惆怅顽童变老夫。 啼笑皆非十五年， 风风雨雨奈何天； “张公吃酒李公醉”，典见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是武则天时民间谶谣。 君子云何防未然。 运动势如失驭马， 流光疾似下坡车； 六年引领悬团泊， 俟河之清寿几何? 蛛网 团泊洼中秋，室内蜘蛛到处结网；茶杯放在案头，转顾之间亦有蜘蛛牵丝。因作小诗，盖纪实也。 秋月三圆照减河， 客心夜夜唱离歌； 至今身在盘丝洞， 处处蜘蛛结网罗。 九月感事 九转洪炉百炼金， 千军易得将难寻。 翻天覆地真英主， 明辨秋毫不识林。 有寄 绿野清川待罪身， 等闲无赖作诗人； 独流河底盈盈水， 不洗心头一点尘。 干校三年 十月，干校三年矣，五言律诗颂之。
一场大革命， 雷霆震九洲(州)； 老头下地狱， 小将上高楼； 荡荡五七路， 悠悠三四秋； 颂诗千万首， 绝唱“百琴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部长，爱作诗，乃是一员儒将，诗云：“笔，唤起工农同心干，顶天地，百琴侯永占!”用彩色粉笔大书于黑板报上，末句人人不得其解，留质高明。
往事忆旧录胡同生涯
我和许许多多的老北京人一样，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都没有走出北京的胡同。又由于父母亲来自江南，在这个旧时皇都没有丝毫前代的根基；加之当年精力十分旺盛的父亲有见异思迁的癖性，所以在我不过十多岁的青少年时代竟从一条胡同搬到另一条胡同，搬了六七次之多。据我现在的记忆，我家住过的胡同约有：小草厂胡同、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金钩胡同、葡萄园胡同、太平街胡同等处。到我十八岁那年去了南方，先去武汉，再去南京，本打算次年即回北京重度我怀念中的北京胡同的学生生活。谁知道爆发了久所 盼望又十分凶险的全民抗日战争，从而迫使我中断了学业，转眼过去了十三年。 1949年我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涯，回到朝思暮想的北京，也就是又进了北京的胡同。从新中国建国当年开始，到1954年我住过三条胡同，就是：西单舍饭寺胡同、西长安街石碑胡同和东单的西观音寺。终于在第四次搬进了属于我个人私有的家，地点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北帅府胡同九号，在东安市场的背后。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用自己从海外挣来的钱买一所属于自己的私宅。
主要的原因是把我一生正直的父亲和为众多子女费尽心力温柔善良的母亲从上海迁居到感情十分深厚的北京来。也为了使我的作为演员的妻子和三个子女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工作、学习的环境，我尽力把这个有十八个房间和大小两个院子的四合院装修得舒适整洁。院子里原有一棵大海棠树，树叶张开能遮没院子的一半；我把院子的另一半栽了一棵葡萄和一棵合欢树。院子当中树阴下放着梅兰芳先生为祝贺新居送给我的一个大金鱼缸……这里是我的小小的安乐窝了。 北帅府胡同的许多住户，我爱的邻居，承袭我过去住家的传统——远亲不如近邻，都是亲如一家的好朋友。我们家还是街道上指定开会传达事情的场所，每天出来进去碰头见面的邻居都有亲人一样的感情……但是无论如何料想不到的是，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是三年，一场“反右派”斗争便把我驱赶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过了三年我回来重整家园，而六年之后等待着我的是更大的风暴——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文革”开始，我被关押在机关里不准回家了。父亲早在我去北大荒当年春天便已故去，这时使我牵挂的就是衰年的母亲、受尽折磨的天才演员的妻子和幼年连遭不幸的三个子女。 关押期间，我两次被造反派通知回家。
第一次是被押送回家的，到家后只见院子、屋里一片混乱，院子里满是从屋内扔出来的凳椅杂物，而北房屋里遍地是书籍、衣裳、文具……显然是刚被抄了家，叫我回去收拾的。母亲和孩子关在西厢房没有出来，只有妻子正蹲在地上清理。由于身旁有人监视，她连话也不敢多说一句。我也只是在清检完毕又被押回了东四八条胡同监管我的戏曲研究院。临行时我发现地下的瓷砖被挖开了几块，还挖了一个坑，天花板也被打穿一个洞，东墙的壁橱也被挖开了。 第二次通知我回家，只告诉我天黑前一定回来，却没有派人跟我，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心中七上八下，不知是吉是凶。待我走进胡同“近乡情更怯”的时候，见胡同里竟是静悄悄的，却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我回头看见是邻居马大妈，她一把拉我进了她家小院，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能回家。来了一群人等着斗你呐!”我说：“我去看看……”马大妈死死地拉着我不许我去，说：“不能吃眼前亏，这些人畜牲不如。”但是我担心的是家里的亲人。大妈说：“您别怕，他们就是等您一个人。”她叫她的儿子小弟到我家去了解情况，小弟一趟一趟地跑，告诉我那群人只是在骂我，乱翻东西，孩子们都走了，只是母亲和妻子在对付他们。
我放了心，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小弟高兴地跑回来，说那群坏蛋终于等不及走了。跟着来的是妻子，她一点也不惊慌，不害怕，这一段时间，把她也锻炼出来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她便拉着我，叫我回家看母亲。还没走进家门，便看见两扇大红门上用墨笔写着的几个大字：“大右派吴祖光之家”，吴祖光三个字上打着大叉子…… 到家之后，母亲只说了四句话，是：“胡同里街坊好。凤霞好。孩子都好。你不要担心，我会替你看好家的。” 我告诉凤霞，马大妈母子对我的保护。凤霞告诉我，我家的三条通道，两条是出胡同往西，走帅府胡同出王府井，或走协和医院北墙进三条胡同；另一条路是出胡同往东经煤渣胡同到东单。每次我家来了开斗争会的或抄家的打手们，马大爷、大妈和小弟就分别在三个路口等我下班回来，叫我避开他们…… 胡同街坊就是这样地照顾我家，只是孩子们被外祖母带出去了没有看见。而天色黑下来我必须回到单位，我才明白这回为什么要我单身回家的原因。此外，我知道的另一情况，就是这条胡同十二号的另一个“挨斗”的人家是来自延安的赵树理，他没有被关起来，所以斗得更惨。
过了一个月，我得到了自由，回到家里，才发现我家搬进来两户人家，一家是萃华楼饭庄的书记和经理老姜，一是某工厂的工人刘某。两人中的姜的妻子是本街道的干部，由于最熟悉我家的情况，便真会投这个“大革命”之机。姜住了我三间一排西厢房，刘住了三间一排南房；占我家房子，用我家家具，不付房钱，不付水电费，用强光大灯泡，而我家被集中在北房和东房里，被批判、被管制，连灯泡也只敢用小烛的。当然，想他们还允许我家住了宽敞的北屋和东屋，格外施恩，已经该感激不尽了。 情况如此，怎么办呢?我只好和妻子商量把照顾我们生活的淑贤嫂，把哺育女儿双双长大的奶娘凤容，把每天送凤霞上下班、剧场演出的三轮车夫老何同时解雇；尽当时最大的可能厚礼遣送。告诉孩子们，从此都要自力更生，照顾自身了；而当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母亲就承担了最沉重的劳动。她辛苦一世，经历过数之不尽的灾难，难得在今天本该是太平欢乐的年月竟会碰上这样的“人为”大难!尤其是她的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除我一人是在受苦受难之外大都平安无事；虽然多少都受了我的牵累，但总算都过得去；母亲本可以去任何一个子女的家里安享清福，但却坚决和最能惹事招非的我家生活在一起。
记得有一天的早晨，我乘坐公共汽车出门，刚坐下来，并坐一起的却是京剧小生叶盛兰，免不了互相问起近况。盛兰告诉我，不止一两家置有私宅的人都发生同样的情况。住房被强占了，从此安静的四合院一下成了大杂院；这些“工人阶级”搬进来，不仅强占了住房，而且欺侮房主人。“住不起可是躲的起”呀，盛兰劝我找到北京市房管局，把现有的住房换到相应的新建楼房。“关上门没有干扰，求个安静吧。” 这是个好主意。这样我把我现住的八个大房间，外加厨房和洗澡间换了和平里的两套两居室的单元楼房。然而，不过一年时间，由于两个儿子“上山下乡”，我又进了“五七干校”；和平里的街道主任——一个永远面无笑容的中年女干部以她的儿子要结婚为理由，又强占了我住房的四分之一，一个大房间。 从此我离开了住过数十年的，消磨了半生的北京胡同。感觉十分遗憾的是在受到长年不断的粗暴无理的屈辱之下结束了这段胡同生涯的。甚至于那一所地处王府井的黄金地段的十八间房屋的四合院也就此白白送掉。许多人都认为不应就此作为结束，但我从来不能设想居然会做出和国家讨债这样的行为，就这样结束了罢。
说1966年和胡同告别，开始了楼居的生活，那就是另一种生活的方式了。纵使告别得悲惨，但是我前面提到的一条条胡同的经历毕竟还是能够回忆起昔时无限的温馨。纵使老年健忘：头一天的事情，当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转眼忘得干净；然而幼年、少年……的回忆却记忆犹新。再说楼居和胡同小院相比当然是一种进化，当年的北京人口只不过七十万，而今天的北京人口已超过千万。人口猛增，而土地只会减少，当然只有往高空发展。不知不觉我的楼居生活也转眼快三十年了，楼居亦自有和胡同不同的温馨，足以使我忘却那些无谓的纠缠和不快，随时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快乐，那就另外再写了。 1993年10月30日
往事忆旧录三十年书怀
1972年的夏天，我在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劳动，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年，干校学员绝大多数都早已得到自由，即是逢年过节的假日可以回到北京的家里休息几天，甚至很有些人杳如黄鹤一去不返了。但是在我们所属的这一连里还留着两个从来不准回家、和家人通信还要受班长和排长检查的人。这两个被视为危险人物如江洋大盗者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素来尊敬的——那时谁也不尊敬他——书生气十足的前辈戏剧史家、理论家张庚同志。因为他是“走资派”，我是“大右派”。 我们这两个“派”不仅没有旁人那样的自由，连劳动都和旁人分开了。那些革命同志不爱干脏活，而把脏活都交给了我们这两个老头。首先是掏厕所(包括女厕所)和拾粪，其次是喂猪……我觉得这样也好，可以对“革命同志”敬而远之，免得招他们生气，由于不和他们在一起，从而也得到了一种相对的自由。于是我在那时就自己学习做旧体诗，原因是这种最简练的文学形式易于表达一时一地的抒情，后来我把那时做的诗收集一起，定名为《枕下诗》，因为诗成之后只能藏在枕下之故。偶尔我也把做成的诗念给张庚听听，有时他听了很开心，有时也会警告我说：“不可以做这种诗。”
张老是正直、忠实和可靠的朋友，他从来不曾像某些人惯做的那样，把这种事向任何“领导”汇报过；假如他那样做，可能他会得到好处而我会受到惩罚。我们两人同命运、共患难，经常在被关锁住的小屋深院里，一灯相对，论古谈今；并没有订过什么“攻守同盟”，却谁也没有卖友求荣。我至今还在感激和珍视我们这一段长达八年之久的难得的友谊。当然，我没有把我的习作全部念给张庚同志听，对朋友还留了一手，我也至今还感到抱歉和内疚。 说这些干什么呢?我是为了引用下面的一首七绝： 啼笑皆非十五年， 风风雨雨奈何天； 张公吃酒李公醉， 君子云何防未然? 要申明一下，诗中“张公”显然不是指的张庚同志。这一句典出于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是武则天时代的一句民间流传的谶谣，以其生动而形象，按我编剧的本行来说，具有动作性，故移用之。至于“十五年”，则是从1957年算起的，到1972年是整十五年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虽然今天的新式织机已经不用梭了)，如今已是建国三十周年，还是从1957年起算的话就该是二十二年了。由于1957年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习惯于总是以它为纪年。
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我知其为过而苦于不能改之。 古今中外，常常把人生做两种譬喻，一种说人生如梦，另一种说人生如戏。这两种打比都比得很好。梦是短促的，戏也不是很长的；人之一生同永恒的时间相比也是十分短促的。但是从1949年建国之初活到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个三十年过得未免实在太快了些。对我说来就是从1957年到1976年这十九年，一事无成头发就白了。更何况玉石俱焚，血肉横飞，多少好同志、好朋友含冤而死，惨不忍闻；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是为了什么缘故。从中外历史上也找不到类此的先例。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活着的人享有一种前人所未有过的幸福。因为前人从未有过、后人也不大可能再有的一种奇特的生活经历，那么巧，让我们赶上了。 由于一种难以理解的政治歇斯底里引起了九亿人口的神经错乱，一个小小的、十分卑鄙下贱的“四人帮”竟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自相残杀和大破坏。破坏是全面的、彻底的、无所不至的。之所以还留下了今天得以收拾残局、重整河山的力量，依我看来，那只是由于我们的祖国人口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