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位法国电影导演谈话。他们提出，希望和中国交换影片，交换上映，加强两国电影工作者的交流。另外，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说在不久前举行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他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片《哪吒闹海》。他们说：“这部影片太好了!”他们认为中国的动画片是最好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参加比赛?“假如参加比赛是一定会得奖的。”他们问了我两次“为什么?” 我只能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九、印刷厂传奇 这个小标题有点费解，印刷厂何传奇之有?原因是“传奇”二字我用了点艺术夸张。 意大利是欧洲古国，十天之中我们游历了四个城市：罗马、翡冷翠、米兰、威尼斯。
所到之处，名胜古迹如罗马的斗兽场，教廷梵蒂冈、圣彼得和翡冷翠大教堂、悉那的赛马节、威尼斯的马尔科广场等等真是美不胜收。看来意大利是一个深具思古之幽情的国家，他们在用最大的努力来保留前朝故物：古代罗马的败壁颓垣、古堡老屋都顽固地依旧屹立在现代化的大街小巷里，许多街道还是古代的尺来长的石块铺地至今不改，尤其是样式古老的有轨电车、车顶上的弧形的弓子拖在天线上、叮叮当当地沿着地上的铁轨和现代化的小汽车一起行驶。使我联想起旧北京的三座门、四牌楼和历代的城墙都已杳无遗迹；甚至于中南海里的居仁堂、万字廊、绘云楼也被拆掉；有七百年历史的闻名世界的古天文台正在倒塌…… 使我满心喜悦的是威尼斯的赛纳德塞玻璃厂。里面的许多陈列室摆满了他们生产的玻璃制品，真是千姿百态，巧夺天工。这里是一个玲珑剔透的透明水晶宫，是只有在儿时梦里才见过的七彩斑斓的神仙世界，每一样制品都是精巧的美丽的，奇幻通灵，信非人间所有。不到那里去看一看，是难以凭空想象的。 另外的深刻印象是一家印刷厂。这个印刷厂是属于蒙达多里出版社的六个印刷厂之一，因此先说说这家出版社。 我不知道这家出版社在意大利属于多大的等级。
首先是它的社址，一座设计新颖，结构特殊的楼房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著名的巴西建筑设计师欧西加·尼玛耶设计了这座奇特的建筑，在一块空地上栽上一圈扁平长方形的钢骨水泥柱子，然后把每根柱子连接起来凌空悬挂起这一座五层的大楼。主楼之外设有餐厅、商店、宿舍，楼下池塘里养着一对昂着头的骄傲的天鹅。后面的花园里还有室内和室外的游泳池，另外还有专为孩子设置的浅水游泳池。大人带着孩子们快乐地划着水，草地上的躺椅里，休假的人们赤裸着身子晒太阳……五层办公楼里有消声设备，很大的办公室里，不少人来回走着，却听不见什么声音；地上铺着很厚的地毯，即使在打电话的人，声音也低得使人们听不见。这里的工作人员共有一千五百人。 回过来说说这家印刷厂吧，一个个自动化的车间，走马灯式的参观，我实在记不清楚了。记得清楚的是印刷厂经理和我们的一番谈话。 经理说他在两年前应邀去过中国，到中国南方的一个省，到过福州、广州、上海、北京，他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下面几点： 在中国感觉到人民有礼貌，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见到的人都笑容满面。见到很多有智慧的人。 在中国休息得很好，空闲时间特别多，八点钟就没事可干，上床睡觉了。
中国人目前还贫穷落后，但吃的方面富甲天下，谁也比不了。 他到中国是去干什么的呢?是应这个南方省的要求，协助中国开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厂。他也参观过中国现在的印刷厂，接触到中国的印刷工人，在手工技术方面，中国工人技术很高。至于打算新建厂的现代化程度，中国人表示要慢慢来，用十年时间过渡到全部现代化。说到这里，他的表情严肃了，说：“对我们西方而言，十年时间很长；对中国，十年很短。”看来这是他对中国的一个评价。 这个印刷厂的业务情况是承印自己出版社的二十五种定期刊物，承印外来的刊物则有一百多种。从他们接待室里书架上摆着的印刷样品看来，大都是十六开本的大型彩色有光纸的期刊。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我所关心的问题：一本期刊编写完稿送到工厂到排印出版需要多长时间? 经理回答说：“一本二百八十页左右图文并重的刊物，从发稿到印刷装订完成其中还包括一次校对的时间，共须四十八小时，就是两天。” 呵!这难道不是传奇吗? 我们的书刊从发稿到出书，定期刊物快的大约是三个月，出书则一年两年也说不定，即是快的也超过人家印刷厂四十几倍的时间。
从日本传来的消息，华国锋同志访问日本的图片是在四个月以后出版的《人民画报》上刊载出来的，画报到了日本之后，日本朋友说：“呵!华国锋又来了!” 人家的速度我们听到认为是“传奇”，我们的速度人家听到应该是“神话”! 记得在40年代的旧中国，我们也办过带有彩色图片的期刊，从发稿到出书一般半个月左右，抓紧一些，十天、一个星期时间也够了。据说今天一些我们的大印刷厂的机器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现代化设备，条件不比上述的西方印刷厂差，我们之所以这么心安理得地缓慢爬行完全是官僚主义的恶果。 不能再这样自暴自弃甘居下游了。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5)
十、“绝命诗” 在北戴河海滨遇到十多年未见的诗人陈迩冬，彼此都是劫后余生，相见恍如隔世。他问我： “你在欧洲做诗没有?” 我回答说：“做了一首。” 就说说做了一首诗的经过吧： 威尼斯是我们去意大利的最后一站，也是全部行程的最后一站。威尼斯大名鼎鼎，早已非常向往，从少年时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时就向往她了。城里的里拉尔多桥就是莎翁写《威尼斯商人》的地方，走到桥上感到特别亲切。威尼斯和我们的苏州是姐妹城市，因为她们都是水城，但是见面胜似闻名，她的多水的程度，苏州可比不上。城里水巷纵横，很多人家和店铺跨出大门就是水，几乎家家都有自备的船只。船的形式大都是一样的，非常漂亮俏皮，两头尖尖地向上翘，看上去觉得轻快。 我们住的旅馆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出门是陆地；另一个大门本身是一个码头，出门就上船。我们趁的这条船是一艘汽艇，比上述的一般家庭用船要大一些；船舱里对面两排坐椅可以坐八个人，船头是司机的位子，船尾是一张长椅，可以并排坐三个人。 第一次趁船出海的经历是非常新奇的。
船离开码头在水巷子里行驶时是相当缓慢的，但是驶出水巷进入亚得里亚海，离岸渐远时，司机忽然加快了速度。 在七月的阳光里，我坐在船尾三个位子的当中。威尼斯的天气比法国热一些，然而海风拂面，觉得很舒服……船速的改变来得过于突然，司机事先没有任何暗示，我们也没有经验；原来缓缓而行的游船，使人感到“春水船如天上坐”，十分幽闲潇洒……现在一家伙突然变成了离弦之箭!机器加快了转动，响声大作，飞驶的船身激起大量的水花向身上扑了过来。坐在我左侧的伙伴被水激得猛然跳起来，极其敏捷地一眨眼已经进入了船舱。剩下我们两人没有动，我不知道右侧的同志有什么思想活动，而我可立即产生了联想；会不会翻船呢?假如翻了船便将如何?有个念头猛然浮到心上，后悔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少下了点功夫，以致造成了终生的两大遗憾。 第一是我没有学会游泳。其实当年尽有游泳的机会，也不止一次下过水。但是泡泡水就算了，始终没有正经学一学；直到如今，大概只能游个二三十米就得逐渐下沉了。如果翻船必死无疑。 第二是我没有学好外文。
其实我很早就学法文，也有许多很好的法文老师，但是就是不用功；懒得背生字，学到复杂的文法和人称的变化更头疼；加上四十多年从来用不上法文，就把当年学到的一点也忘光了。何况这回又到了意大利，假如见到了意大利阴间的阎王老爷，连说都说不清楚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死于此地，是怎么回事。 于是就得诗一首，五言绝句。是一首“遗诗”、“绝命诗”。诗曰： 生长中华国， 葬身威尼斯； 平川六十载， 水底一刹时。 其实我今年六十三岁，说“六十载”，四舍五入，取其成数耳。 我读给陈迩冬兄听时，他连声叫好。在这之前我也念给严文井同志过，他也说好，让我写出来。 其实这完全是一首没用的诗，真要是翻了船，死了，谁也不知道。现在是船也没翻，人也健在，就更是纯属废话，毫无意义了。只因为代表一刹那，像电子计算机那么快的思想和感想；又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就写下来了。 因此我要对孩子和年轻的同志们说句正经话： “你们要学会游泳，还要学好至少一门外语。别学我少不努力，老来后悔。”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6)
十一、在法国的女儿 飞机从巴黎起飞，到美丽的地中海滨山明水秀的尼斯降落。飞机场有一群来迎接我们的法国朋友已经站在机场海关的出口等着我们了。 远远就看见一位身段修长，面貌娟秀，微微含笑站在人群后面的年轻妇女；更使人注目的是由于正是夏天，肩臂赤裸，她周身被太阳晒成发红发黑的颜色；给人头一个印象，好像是我们熟悉的第三世界热带国家的女人。但是走近来便看出她是中国人，说的是带点南方口音的中国话。 很快我们就熟识了。尼斯有一个中国人家，家主人是在当地居留多年的车医生，但是医生在两年前去世了；由于是闻名的医生，所以留下了当地闻名的“车家”。车夫人是一位温柔娴静的法国夫人，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益世、次子益国、小女儿名叫益家。到飞机场来接我们的有益世夫妇和益国；那位中国少女是益世的妻子，名叫王昭。 王昭的名字好记，她比王昭君少一个君字。更与巴黎大不相同之处的是，她是在尼斯很少见到的一个中国人，而巴黎的中国人很多。 同样是中国人的车益世兄妹则看上去更像法国人一些，益国在1980年末或1981年初则将回到中国来进修大学课程。 车夫人全家怀有对祖国亲人的无限深情。
我们到尼斯的当天下午，他们举行的一次家宴，显然是经过很长久的充分准备工作的；有几位中年的法国夫人，看来是她家的最好的亲友，到厨房帮助车夫人亲手制作食品。客人纷纷来到，其中有从几百里外的城市驱车赶来的，而且还特为我们邀请到从中国派遣来法工作和学习的科技工作者；在法国的东南利古里亚海边风景胜地遇见祖国同胞真是感到意外的欢喜。车家的具有浓烈的中国风格的客厅里坐满了客人，充满了欢声笑语；安静的王昭却始终坐在我的身边，我们的一位同行者问她，你为什么总和吴祖光坐在一起呢?她在这之前已经告诉我了：“因为你很像我的父亲。” 王昭的父母多年分居，父亲在美国经商，母亲一人住在香港，而她自己远嫁尼斯。显然，这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女孩子这样长久地和我坐在一起，出自她对父亲的怀念。她对我的亲热自然使我也想起从小便对爸爸最亲热的我自己的女儿小双双。我非常希望有一天王昭和小双双成为一双好姐妹。 坐在王昭另一边的是她的丈夫益世。这也可能是法国青年的习惯，年轻的益世留了一丛小胡子，但却掩不住脸上还留着的稚气。
他们带我去参观了车夫人的卧室，里面摆设许多东西方的小古董，中国字画，车医生生前一定是一个风雅之士，能写能画，挂着他书写的古诗条幅。他们又带我去看了他们自己的卧室，用兽皮铺着的卧榻，使人感到舒适和温暖。他们的弟弟益国正在恋爱，是外地来尼斯就学的女学生，长得活泼美丽。小妹妹益家，法国名字叫玛丽克莱，还在读中学，和她妈妈一样也这么温柔娴静。 来到车家做客，谁都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艳羡的、和平而幸福的家庭，正如室外花园里的绿树红花放出的一阵阵清香般地使人沉醉；尤其是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动乱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假如有这样一个安宁幽美的环境来读书写作，真是非常理想的，使我为这一家的主人车医生的不幸早逝感到很大的惋惜和遗憾。尤其是听到一位来客提到车医生精通中西医道，而且还能用中国的传统针灸治病，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永为他生前的病人所怀念。我想，现在的车家全家是在当地人民的崇高、温暖的友谊中生活的。 因此，当我听到王昭对我讲，她和益世将在半年左右就要离家远行，并且将长期定居异乡时，我实在感觉意外，十分惊讶。
王昭说，他俩已经决定移居太平洋中部的塔希提岛，到那里去工作，去生活……我问她：“为什么到那里去?有什么人在那里?去做什么工作?”她的回答是，那里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计划做什么具体的工作，就是想去一个人少的、远离城市的、有待于开发建设的、自然风景美丽的地方；因此首先是在地图上找到这块远处太平洋中部的幽静小岛，然后去做了一番实地观察，最后作了长远移居的决定。 一对年轻夫妇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前途，至于工作呢，她说得同样轻松：由于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地方，全岛人口也不过几万人，应该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工作的选择对他们说来似乎也不是什么问题。 在尼斯只留了不足两天，王昭小两口和益国一直没有离开我们，陪我们去了海滨浴场，去了著名的摩纳哥公园，以及更著名的蒙特卡罗大赌场……一直送到第二天下午离开法国边境的飞机场。他们站在检票口外面，看我们走出很远，一直到视线已经看不清的远处，回头仍看到他们伫立的身影。 益国将到中国来读大学，这总要几年的时间吧。益世和王昭将要离家远行，那么车家这所房子里将只剩下车夫人葳妮安娜和她的小女儿玛丽克莱了。
这在我们国家里将是难以想象，除非像在那些年的政治运动中用暴力驱使骨肉分离。 我不知道王昭此刻是否已经移居塔希提，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从他们自身的极为轻松自如地谈着这样的安排和设想时，看来用不着我为这个远在法国的女儿瞎担什么心，他们只凭自己的理想就完全可以主宰自身的命运。但这毕竟是我到尼斯两天当中感到新奇的事件，所以记下来说给我们的年轻人知道。 十二、欧洲人的趣味“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是两千多年前的大政治家管子说的，他说出了一个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和生活面貌。人假如连衣服都穿不暖，肚子都吃不饱，还能懂什么礼貌、道德、光荣和耻辱?还能有什么闲情逸致、生活趣味?文学艺术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从物质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当然，贫困和不幸也创造文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饱经忧患、备受摧残的中国人民，由于愚昧反动的封建统治，尝尽了丧权辱国的苦楚，而且几乎是普遍地沦为贫民和难民。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获得了全国解放，迅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进入休养生息，兴旺富强的道路。不幸的是，另一种愚昧狭隘的偏见，早在“四人帮”
肆虐之前便宣传一种“贫穷社会主义”的谬论，阻碍中国人民普遍向往的发家致富的道路。先是盲目叫嚷社会主义已经来到，号召大家吃饭不要钱，把能吃的都给吃光；然后“大炼钢铁”，把已有的钢铁拿来烧掉，把能砍下来的木头砍光烧光……到了“史无前例”的时期，甚至发动了一场疯狂的全面彻底大破坏……使得我们本来就穷得可怕的十亿人口从而不更穷不更苦安可得乎? 这一番感慨是看见巴黎、尼斯、罗马、米兰、威尼斯等地，在街头巷尾纷纷攘攘、极为活跃的男女老少的汹涌人流有感而发的。从我的眼睛里看来，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匆匆赶路，大致是在工作着的人；有的是闲适地散步，在街头漫游的人；有的是互相依偎搂抱得很紧的青年情侣；有的是追逐嬉笑的少年和孩子；还有老年人或肥肥胖胖的太太牵着形形色色不同品种的狗…… 在欧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一天不在街头路上经过。总的说来，我没有看到过一次争吵打架的，没有听到哭声和看到眼泪，没有看见愁苦，没有看见乞丐，没有看见流氓调戏妇女；只在威尼斯碰到一个醉汉到处追人纠缠，不理他也就罢了。 有一次我问一位法国朋友：“巴黎有没有贫民窟?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想，回答说：“以前是有的，现在……”他摇头。 我们听到过的资本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这样的话太多了。我不相信事实和我们听到的情况相反，乃至相反到如此之甚。西方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失业队伍的增大……应该都是事实。当然，我没有计划做一次关于这方面的社会调查，但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这方面的现象。 恐怖的凶杀，这也是有的。意大利大使馆的翻译同志谈起，华国锋同志访意时，在威尼斯和我方工作人员一起商谈安排保卫工作的意大利警官，一个很精明能干又很友好的官员，在不久以前被恐怖分子杀死了。 人们都是文质彬彬很有礼貌的。譬如在地下铁道或商店，要经过许多弹簧开关的玻璃门；前面的人把门推开走进去，发现后面有人时，一定会用手把门推着让后面的人走过来才松开手；不管白人、黑人，年老人、年轻人都是这样。在上下班时间的地下铁道站或马路上的公共汽车站，乘客也是十分拥挤的；但是谁也不挤谁，和和气气地上车；偶然互碰了一下，马上都说“对不起”，“请原谅”。在商店买东西付钱时，顾客和售货员都说“谢谢”。 在这里，吵架、争先恐后、占便宜都被认为是可耻的，所以没有人这样做。
人与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和睦的。因而使人觉得，生活是值得留恋的。 巴黎的香舍里榭大街是世界著名的最繁华的街道，越到晚上越热闹；每天要到十一点钟才天黑，汽车还和白天一样流星般地鱼贯驶过；街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男女女就越发多了起来，兴高采烈地拥上街头。电影院和戏院门口都排着长队，跳舞场、酒吧间里一片欢腾，巴黎人好像天天在过年。就在大街两旁宽阔的人行道上，三两个青年男女拿着乐器弹奏，歌唱；自然地就围上一圈人，一曲奏罢鼓掌喝彩，有人还掏出钱来送给音乐家。这些年轻的音乐家采用这样的表演形式，一方面可以挣点钱，同时也锻炼自己的演奏技巧。 巴黎的夜晚也有使人看见感到不愉快的现象，就是妓女；尤其是还有男妓，做女人打扮，看了叫人作呕!这是这个花朵般的美丽城市最大的污点。 越到夜深，香舍里榭大街越活跃，到处都是寻欢取乐的人群；据说一直要到凌晨三四点钟以后人才逐渐稀少，我们可就没有奉陪到底的精神了。
但是，心里不免涌起一个疑问：巴黎人好像是不睡觉的? 后来去了法国地中海的滨海城市尼斯和戛纳，路经一个叫做松树的小市镇，这个地方每年从五月到八月间竟是一个二十四小时常明不夜之城，商店日夜都不关门的。到了意大利的几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群众集会的广场，夜深还有欢乐的人群，乐队奏着音乐，人们在街头跳舞。 道经这些城市，处处看到欧洲人追求趣味的痕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经过路旁一家人家的时候，看见屋顶阳台上的四个角落，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滑稽小丑的头部雕像，形象非常可笑，叫人一看就会高兴得笑起来。可惜汽车一下就开过去了，我本想停下来看看，但是犹豫之间，车已开过很远，只得算了。再如甚至男女厕所门上的标记，也能使人感受到欧洲人的趣味：男厕所门上画一个男人的裤衩或一个烟斗，女厕所门上画一条短裙或一只高跟鞋。在威罗纳，是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那里一家饭馆的男女厕所门上各画一幅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剪影。 这个美丽的小城里还有传说是和罗密欧幽会的朱丽叶的卧室和阳台，各国游客都到这里来观光凭吊这一对多情男女。
就在这个房屋窗下有两个售卖纪念品的货摊，卖一些当地出产的小巧的工艺品；游客们买得最多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阳台上见面的画片和彩画的瓷盘。陪同我们去的安娜说，每天都有很多人痴情地写信给朱丽叶寄到这里来，莎翁笔下的这对情人在广大观众的心里始终保留着不老的青春。来信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当地政府特派了一位官员负责看信和代朱丽叶回信。 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样东西：鸽子。 历来把鸽子叫做和平鸽。为什么呢?她起源于圣经故事，《创世纪》里记载说：世界末日发生了特大洪水，诺亚造了一个方舟在水上漂流。有一天他放出一只鸽子，要它去探问洪水涨落的消息。鸽子飞回的时候嘴里衔着一根新鲜的橄榄枝，诺亚高兴地知道洪水已在开始退去，出现了陆地。 以上是鸽子和橄榄枝成为和平象征的由来。但是鸽子之所以为和平鸽，则是我在所经过的这些欧洲城市才得到的具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