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过几次，而杭州去的次数最少最短，一直就成为我最渴望再去的地方。何况今天又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邀请，我的感觉就是亲情的召唤。 我生活在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父母之外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十一个孩子都由慈祥可爱的母亲周琴绮亲手带大，然而每个孩子都没有吃过母亲的奶。小时都请了奶妈，我是男孩里最大的，至今记得小弟妹们最多的时候家里竟请了四个奶妈，加上祖母一个从常州带来的小丫环，一个做粗活搞清洁卫生的女仆，一个烧菜做饭的大师傅，一个拉洋车的车夫，一个看门接待客人的夫役；在母亲的总管之下，永远和睦相处，秩序井然。每天晚饭之后、临睡之前，总是看见母亲和奶妈、女仆坐在一起谈心、说笑，一团和气。佣人们私下说起母亲都是：“太太好，好脾气，待我们和亲人一样……” 由于我家长年在北京生活，离南方的家乡就感觉分外遥远了；无论是常州或是杭州，都是使我常常思念的家乡。
我的外祖父周栗斋先生，曾任湖北应县的县令和清末锐行新政的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只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曾来过北京我家住了很短的几天。虽然时间已过去非常遥远，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但至今还有隐约的记忆。母亲是他最小的女儿，我家杭州的亲戚，交往最多的是母亲的侄女周行素，由于丈夫早逝，曾长年寄住我家，她最大的喜爱就是看戏，常常带我去戏园子，我那时已经是十几岁的初中学生。我家曾迁居南京、武汉，抗战时期又迁重庆，她都住在我家。我陪她看的大都是京戏和各种地方戏，话剧有时也看。我逐渐长大之后变成一个真正的戏迷，发展到初中升入高中的一年每天下午逃课看戏是和表姐一起看戏的直接影响；直至以戏剧为终生不易的事业都是二表姐请我看戏的后果，这却是她不会知道的。 母系亲属中还有她的两个侄儿，我叫他做周二哥的周子春和周三哥的周子炎，常常来我家和我们一起玩，但时间没有二姐那么长，什么时候离开我家，后来下落何方，现在都不记得了。印象之中都是十分亲热，至今回忆，犹有温暖的亲情。 为什么把这几位表姐表兄写得这样清楚，只是为了在这样垂暮之年记下这一段永难忘怀的亲情。二表姐已在50年代故世，两位表兄则久已音书杳然。
大约在几年之前我曾有一次到过杭州，我竟然忘记是谁邀请?还有谁人同去?但曾经雇了一乘小车独自巡走了一趟苏堤、白堤，目的是寻觅一下昔年母亲的足迹，重温一下往日的情怀。 近年来，惟一在杭州和我保持联系的母亲的亲人就是叫我做“表舅”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著名教授、卓越的油画大师蔡亮和他的同等功力的夫人张自NE85A了。蔡亮前两年英年早逝，自NE85A仍在校执教，蔡亮给我画的油画像和自NE85A给凤霞画的戏装油画《临江驿——潇湘夜雨》至今挂在我们各自的书房墙壁上熠熠生光陪伴着我们。见到这两张油画像，便产生无限思念，写到这里，恰巧收到甥媳寄来的贺年片，我也祝贺她和两个孩子芄芄和萌萌在湖山明丽的杭州家里快乐、幸福。 时至今日一个多好的还乡机遇竟如此轻易失去真是教人惆怅、伤怀……所以给楼外楼写了一首小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旧梦在心头； 亲情友谊萦怀久， 吴郎八十负杭州。 1997年12月16日北京
往事忆旧录“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1)
收到“五四”和“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纪念”征文的信件，我的感受十分复杂，有一些意外，又有一些亲切却一言难尽，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是和北大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从六岁起被送进“幼稚园”，然后进小学到高中一年级是在一所从幼稚园、小学一年至高中一年共为十年级的“孔德学校”完成的。这个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加上初中三年、高中一年的学校名叫孔德，并非孔子之德，而是用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而名为孔德，却从未学习过一丝一毫孔德的哲学，所以我至今也不理解为什么学校用这个名字。孔德学校念完十年之后，高中后两年的学业是在中法大学附属高中完成的。读罢中法高中，升入的应是中法大学的孔德学院，但孔德学院是一个理科学院，而我升入的是文科的服尔德学院；却由于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举家南迁，从此中断了学业，那时我年纪十九岁。 孔德学校不是北京大学系统，但是在中国教育界最受尊敬的大师、校长蔡元培却也是孔德的校长。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而惟独孔德学校是男女同校，就我国学校来说，应该是开风气之先了。
孔德学校的校址据我现在的记忆，最早是 吴祖光小时候与姐姐吴珊(右) 在北京东城的方巾巷。曾有几次搬迁：承候大院、北河沿、 东华门大街宗人府。记得北河沿校舍和当时的北京大学三院只有一墙之隔，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在我念初中约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一次下课之后到操场打球，为了抄几步近路，放着操场大门不走，我偏偏从一棵树爬上操场墙头，墙那边就是北大三院。我在墙头上行走，正好一个同学在地上和我说话，我只顾和他说话，一脚踩空，从墙头摔了下来，当时便晕死过去。同学们把我抬到教务处，教务长名叫李召贻，待我清醒过来，看见我的一个手指摔破在流血，手指上一块皮裂开，李先生开抽屉，拿了一把剪刀，要把破皮剪掉，我和身旁的一个同学都大叫起来，他才住手不剪，然后把我的伤口包扎好。我回了家，脸上全部红肿起来，从眼到嘴全肿平了，全家震动，把母亲和祖母吓坏了。到晚上父亲回家，见我摔成这样，倒是没有责骂，但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就这事写一篇作文。至今我居然还记得我的作文当中一句是： “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然后便人事不知了……”其实我耳边什么也没听见，那个“呼呼风响”
，是看小说瞎编的，而且后面还写了：“我死了之后，装在一个小棺材里抬出去埋了……” 父亲不等看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说：“儿子摔成这样，你还笑!”可是我却躲过了一次严厉的惩罚，脸上的青肿，差不多近半月才好，多次由母亲送我到医院治疗，每次治疗回家，母亲都要带我到馆子吃一顿好吃的，我倒情愿这样受伤了。 然而待到脸上的青肿好了之后，又生了一场大病，全身逐渐变黄。医生查出，是黄疸病，还是那墙上一跤引起的。给我看病的是一位私人开业的名医周环西先生，是父亲的朋友。记得诊所是绒线胡同，墙上一丈见方的大字，是周医生的大名。待到这一身的黄色退去，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应当说，这是一次死里逃生了。 半个多世纪的孔德学校至今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学者、教授的子弟，很多都进这个学校。据我现在回忆，如李大钊、胡NCACA、钱稻孙，周树人(鲁迅)、作人、建人三兄弟，沈士远、尹默、兼士三兄弟，马裕葆、幼渔、马衡三兄弟，刘如山、刘竺山、齐寿山三兄弟，刘半农、钱玄同、李书华、陈独秀等等，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之下，孔德学校是他的一个试验场。
我的父亲吴景洲把他的子女都送进了孔德学校。如果不是当时发生了对日本的战争，我们全家十一个兄弟姐妹都会是孔德的学生。而最后三个祖昌、吴要、吴楚便被拒于孔德之外了。 李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和我的大姐吴珊是从孔德学校升入孔德学院(中法大学理科)的同班同学。由于大钊先生曾多次被北洋政府迫害出走，星华大姐曾长期住在我家，我们兄弟姐妹都把她看做亲大姐一样。胡NCACA的儿子名胡祖望和我是小学同班，没有多久离校，不知何往，我曾随大人去过他家，但也没有见到他，从此便中断联系。刘如山一家的子女和我及三妹吴皋都是最亲密的。齐琴是三妹同班和最好的朋友，齐瑛虽长我一班，却和我非常亲密。梅兰芳大师得以成大名，得大成就，与齐如山的交往有绝大的关系；以此进入文化界的高层，并打入国际，去美国就是与齐如山同行的。我自小进入京剧爱好者的行列，与齐瑛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和梅兰芳先生的最初相识就在齐家，那时我只是一个玩童。意料不到的是，过了约半个世纪，我成了为梅兰芳纪录大半生及五个代表剧作的导演。齐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父亲去了台湾。
1980年初我收到齐琴送给我台湾出版的十大本约八千万言的《齐如山全集》，其中对中国戏剧作了全面的论述，最终的一章是“北平专章”，充满了一片相思及绵绵乡情。此书编辑和出版之前，如山先生和齐瑛父子相继逝世，可以想象二人对“故都北京”的依恋和对他名京剧为“国剧”的无限相思。 沈尹默先生至今被人们公认为当代最权威的书法家，是我最敬爱亲密的老师，每一次我去看望他，他都在伏案临池，而且必然给我写字。因此多年以来他留给我不少精彩绝伦的亲笔墨宝；但在“文革”之中损失很多，至今想起就无比愤怒。后来我知道在这场恶作剧时期，沈师住在上海难逃厄运，受尽欺凌；那些恶棍流氓的造反派们成天叫他写检查，但一经张贴便被人揭去收藏起来，可以想见老人临终之时受尽多少打击、多少污辱。沈公三兄弟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子女、侄辈都是我的同学好友，如沈令扬、令年、令昕、令昭、令融……几十年来都已失去联系了。 钱玄同先生的子女钱端信、端智、端礼，其中也有我的同班同学；还有陈大齐先生的孩子是我的同班，现在竟连名字也不记得了。
周家(鲁迅先生兄弟)三兄弟的公子周丰一、丰二、丰三，丰一以打乒乓球著名，以此成为校中的知名人物。 还有马家三兄弟，马叙伦、马裕葆、马衡家的子女，其中的大姐马珏最为出色。在孔德学校时一次有一批日本客人参观学校，看见一个少年男子从女厕所走出来，大为吃惊!查问之下，才知是一个女生。马珏一向男子装束，引起哄动。孔德毕业之后，她进入北京大学，由于天生丽质，被全校尊为“花王”，就是后来所谓“校花”，我至今记得京中报纸、画报经常登载她的照片和动态。约十年前我曾见到她，已经是龙钟的老妇，不堪回首了。马家子弟我的同班同学马谦至今同在北京，他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因此成为新中国的对立面，坐过九年监牢。他的父亲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亦是我父之老友。马谦的堂兄弟马节、哥哥马太龙是金石家，现同在北京。他的堂兄弟，北大教授马幼渔先生之子马节和我妹妹吴皋是同班同学，现在德国。 不久以前，我居然收到小时音乐女老师陶虞孙先生的信，她年纪约近百岁了，依然健在，居然还打听到我的通讯处，令我十分感动。这使我回想起当年上音乐课时，有一次陶先生叫学生都站起来唱一首歌，唱到一半，她大声叫：“吴祖光。”我答应了。
她问：“你为什么站到最后边?”我一时答不上来，其实我只是因为生来个子小，又是年纪最小的，所以一向都在最后。她叫我走到最前边，弹起钢琴，叫我独唱。她后来说我嗓子好，所以叫我独唱。而且以后凡是独唱、领唱都是我了。如今已过半个多世纪，老师还记得，千方百计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写信，实在使我出乎意料。的确我后来也唱过电影插曲，也曾上台歌唱，但都是玩票，没有认真……辜负了老师期望。
往事忆旧录“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2)
我在孔德的最后两年，印象最深的是先后两位国文老师杨慧修和诗人冯至。大概因为我的这门功课在班里是比较好的，所以老师对我也特别喜欢。那时学校出版一本《孔德校刊》，我的作文就常常在校刊上发表。但是杨老师感情丰富，和我低一班的女同学文树新搞了一场师生恋爱，而且双双私奔日本，成为轰动北京的大事。《世界日报》及《画报》出了专版，并且登了许多照片。一年以后传来消息，文树新以难产逝世，令人惋惜。树新颇富文才，现在萧乾先生夫人文洁若是树新的小妹。树新当年不过十四五岁，谈恋爱也太早了点，这就该怪老师了。杨在几十年以后任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更名杨晦，我和他感情依旧。 冯至先生在校时和我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当然不是小学生了。但是意外发生了“反右”冤案。冯老师大约是因为“同行”的诗人关系，太过于表现进步了，写了几篇“批判”诗人艾青的文章；而且批艾青必连带批吴祖光，这真使我愤怒，从此中断了师生之情。但是现在想想，是那些“运动”才使人变成鬼，使诗人变成小人。现在两位老师，包括艾青都成古人了。 现在把又想到的一件事说一下。
在孔德学校的末后几年，学校搬到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校址，即是东华门大街的清代宗人府，是一个大寺院。学校刚刚接管的时候，我们几个“高班学生”看见有一个相当大的城隍庙，便把金刚、鬼判的棍、棒、枪、刀都拔下来，把很大的泥塑鬼怪都扒倒，搞了一次大破坏。现在回想竟有点“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味道。可以说是曾开“文革”风气之先河，至今回想，如在目前。这么打砸破坏，竟未受到任何劝阻和责难。 学校搬进新址之后，西边一个大四合院是我们中学高班的教室，东边一个院子是小学教室。当时接近高中升学时候了，有些课是可以不上或是休息的，我们三几个同学就常常到东院小学部去找小同学玩。那时发现在三四年级有两位小女同学很好玩，一个叫陈香梅，一个叫陈寄玉，她们两个也很喜欢这几个大哥哥，见到我们就非常高兴。这样有一段时间，那时我已经在读十年级了，过了不久就升学入中法高中了。宗人府的孔德学校，到新中国后成为北京27中学，可能至今还是这个名字，但两边的两条胡同一边叫孔德东巷，一边叫孔德西巷。 约在1947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就任《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主编。有一次在舞会上遇见陈香梅女士，她已是上海的知名人物了。
我和她跳了一次舞，说起当年在孔德的经历，她还记得。如今陈香梅女士名满中外，但是陈寄玉女士却再未见到，我至今还怀念这位小朋友。 我应当写的是纪念五四运动和蔡元培创建北大的一百周年，但写完之后竟是一篇语无伦次，不成格局，杂乱之文。真可以叫做“杂文”了。倒是符合“征稿”信中的：“是一段抹不去的青春岁月。”若不能用，弃之可也。 1998年3月14日 三百年来旧查楼 ——“广和剧场”的故事 去年国庆节那一天，北京市有一个新建的国营剧场开幕。这是一个新型的拥有将近一千四百个座位的大剧场，但是坐落在前门大街迤东的后街、相当狭窄的“肉市”上。肉市虽然邻近闹市，却是个冷巷。并且这个剧场的名字听来也比较特殊，不像其他一些解放后新建的剧场如“天桥”、“首都”、“人民”、“实验”那样或以地名，或以新的气象、新的意义为名；而是取了一个近似旧时商号的“广和剧场”的名字。 四个多月来，北京的观众应当已经熟悉这个新的剧场了。这是一个建筑得很有气派的剧场。走进铁栅门，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院子，正面就是坐东朝西的剧场。
因为它还是个新的剧场，所以迎门还悬挂着北京各剧团送的祝贺开幕的锦旗，其中北京市京剧二团的“演员之家”四个字，充满了亲切的感情。著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送的锦旗上绣的是一首七言诗： 三百年来旧查楼， 过去广和我习游； 今日建成新园地， 社会主义美景头。 这首很像京剧里“定场诗”的诗句里提到了“三百年来”的话。广和剧场自然是一个新的剧场，可是同时也可以说，它又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剧场。这也正是我所要讲的广和剧场的故事。我们的首都北京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几乎任何一处地方都有它丰富有趣的史迹，这里的广和剧场也不例外。今天三四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假如曾经在旧时的广和楼听过戏的话，一定还会记得这个古老而奇特的剧场的当年风貌。 为什么说广和剧场是北京最古老的剧场呢?这在旧书上是有记载的。清朝人戴璐的《藤荫杂记》上谈到北京最古老的剧场，说： “……首推太平园，四宜园，次则查家楼。” 太平园和四宜园早已没有踪迹了。只有查家楼还能找到它的遗址，这就是今天肉市广和剧场的所在。另一清朝人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上说：“查楼在肉市，明代巨室查氏所建戏楼。
本朝为广和戏园，入口有小木坊，旧书‘查楼’二字。乾隆庚子毁于火，今重建书‘广和查楼’。” 研究查楼的历史，那是考据家的事情。但是由这里我们知道原始的查楼建在明代。明代末年距现在已有三百一十几年，查楼建于明代哪一年已不可知，说“三百年来旧查楼”却是不会错的。它确是今天北京城里可以查考的老戏园里最老的园子。 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中的第四章“回忆四十年前的剧场”里的第一节就是“广和楼旧景”，梅先生说：“广和楼在肉市。是前清康熙年间建筑的。先叫月明楼，又名查家茶楼。可以说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戏馆了……” 梅先生这里提到的“前清康熙年间建筑的”和吴长元所说的“乾隆庚子毁于火，今重建……”在年代上有不小的出入，这些我们且不去管它，有趣味的是梅先生又说： “我十一岁初次在广和楼出台，参加的是俞振庭所组的斌庆班。是一种临时的、纯粹客串的性质。到我十四岁那年，才正式搭喜连成班。每天在广和楼、广德楼这些园子里轮流演出。” 梅先生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他十一岁在广和楼登台，距离今天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五十年是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里我们的祖国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连僻处肉市的广和楼也在人民的手里建设成了新的剧场。从梅先生以及他同时代的老年艺人的角度说来，这意义该是特别重大的。 梅先生提到了“到我十四岁那年，才正式搭喜连成班”的话。谈到广和楼，就不得不牵扯到喜连成社，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富连成社的中国过去一个最大的京剧科班。这个科班有四十二年的历史，前后培养出七百多个演员，成为近几十年来京剧演员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主力队伍。像梅兰芳和周信芳、林树森、贯大元等都是在喜连成搭过班的。今天观众所熟悉的演员如：侯喜瑞、雷喜福、马连良、于连泉(即小翠花)、谭富英、马富禄、叶盛章、叶盛兰、高盛麟、裘盛戎、袁世海、毛世来、黄元庆、谭元寿、冀韵兰……以及所有用喜、连、富、盛、世、元、韵作为艺名的京剧演员几乎全都是这个科班历届培养出来的学生。 富连成社有四十二年的历史。除去头五年之外，后面的三十七年都是在广和楼演戏的。梅先生在“广和楼旧景”中对这个五十年前的戏园子有非常细致的描写，字里行间，对他的发祥之地的广和楼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我想凡是在广和楼演过多年戏的演员都能体会到这种心情的。
梅先生描写了五十年前的广和楼，现在我凭自己不很好的记忆力写一写二十年前的广和楼。 二十年前的广和楼已经是非常糟朽破败了。破旧的大门，狭窄的甬道，大门以里二门以外堆着当天演出节目应用的“砌末”(道具)。譬如《御碑亭》的亭子，《艳阳楼》的石锁和仙人担等等。当时广和楼演戏不登广告，熟悉的观众只要看见戏院门口堆着的东西便能知道今天的戏码了。 走进甬道是一个像四合院一样的四方院子。北房三间上面附带三间小楼的是广和楼的账房。出科的学生每天演完戏就到那里去拿已经为他数好了的“戏份儿”。富连成的班主叶春善经常正襟危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我们看戏的经过时赶上开门常常能看见他。 院子里一直通到东面剧场的地方摆满了小吃摊子，有馄饨，卤煮小肠儿，豆腐脑儿，爆肚儿，烧饼，奶酪……紧挨着这些卖吃的旁边就是一个长可丈余，广及三尺的尿池。可是来吃东西的人还是接连不断的。这里的小吃都是有名的，我至今还能回味广和楼的卤煮小肠儿和豆腐脑儿等等的滋味之美。 剧场设备的简陋就不是今天北京的少年儿童所能想象的了。戏台是伸出在剧场里的。
左右两边各有一根大柱子，观众最怕坐在柱子挡住视线的地方，管这种座位叫“吃柱子”。剧场里的窗户全是纸糊的，冬天全给糊上，夏天把纸撕掉。地上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碎砖。楼上是地板，上面尽是窟窿。广和楼每天都有三出武戏，就是开场的“小轴子”，中场的“中轴子”和末场的“大轴子”。武戏演到开打的时候真是如同古代战场上一样的灰沙蔽天。坐在台口的人会给呛得透不过气来。戏台的屋顶也不是很高的，有一次武生李盛斌翻跳三张桌子，一脚把台顶的电灯泡踢了下来，满堂观众齐声喝彩。 场里座位的分布和当时其他的一些剧场大致不差，譬如楼下正面叫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