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子，两边叫两廊，戏台左右的两小块地方叫小池子，楼上是散座，座位都是木头板凳，后面的板凳很高，得跳起来才能坐上去。 和现在剧场不同的是楼下池子的座位，是直摆的长条桌，两边摆着长板凳；因此观众的视线不是面对舞台，而是面对两廊，要侧着身扭转头才能看见舞台。这正是最早的戏园子一般的形式。因为早年戏园都叫茶园，主要是喝茶，附带听听戏，“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今天在戏院里还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来喝茶听戏的。 梅先生的“广和楼旧景”
里对这个戏园子作了很详细的描述，他提到另外一种座位： “靠近戏台上下场有后楼，名为倒官座。在这里只能看到演员的背面。因此这个地方票价虽廉而观众却不十分欢迎，大半拿来应付一般客票和前后台亲属关系人……” 我却正是“倒官座”的观众。我和几个每天同来看戏的同学一起，日子长了反而特别喜欢这个“倒观”；因为我们已经和一些演员熟识了，坐在这个位子，在台上演员偶尔回过身来时可以悄悄地打个招呼。另外这个地方的木板墙有许多裂缝，扒在墙缝上可以看见后台。看戏看到相当的程度，会对后台的兴趣胜过前台，会对演员本身的感情胜过他扮演的角色的感情。但是扒墙缝的结果曾经给我留下一个很沉重的回忆：有一次一个我所熟识的小演员在台上出了错，似乎是忘了词还是把家伙掉在台上了。下场时，师傅已经守在下场门，气势汹汹，狠狠地迎头便打，那孩子忍住不敢哭出声，但是眼泪却不断地流下来。场上锣鼓还在响着，他必须马上出场，匆匆地擦去眼泪，虽然还在抽咽着，却做出满脸笑容又从上场门出台去了。 因为看到这样的事情，我很久都感到心酸，这不正是旧社会里的卖艺人眼泪往肚子里流、满面堆笑的典型吗?但是戏班的师傅说“不打是学不出本事来的”
。这样的挨打实在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散了戏我们到后台去看演员卸装。许多唱花脸的演员用极粗糙的草纸用力抹去脸上的油彩，然后同用一个小木盆洗脸。盆里的水已经黑得像黑汁一样了还有人来洗。除了最冷的天气，都是在院子里洗的。 富连成社在广和楼的演出一直都是演日场，每天十二点半开锣，六点多钟散戏。开戏前和散戏后，所有参加演出的学生都排着大队，由教师率领着到广和楼来，又回到富连成社去。老观众不但要看戏，而且还要“看大队”，每天开戏前一小时和散戏后都有很多热情的观众站在广和楼外面从肉市通到虎坊桥富连成社的路上。为了看看这浩浩荡荡的一大队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小大人儿”。人们会指指点点地说： “那是袁世海!”“那是李世芳，毛世来……” 无论演了多么累人的戏，风里，雨里，无分寒暑，孩子们都是这样严肃、庄重，默默地走着来再走回去的。今天活跃在人民舞台上的中年以上的演员都是从这样挨打、挨骂、吃苦、受罪的日子里走过来的。 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中学生，这样地热爱京剧，更是热爱着这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演员们。困难的是我们很难对我们喜爱的演员表达自己的感情。
有时候抓一个机会请我们的小朋友吃一碗豆腐脑儿，也会使我们喜欢好些天。 我们的祖国解放了。我们的京剧也解放了。今天从富连成社出来的弟兄们想起他们旧时的经历，想起他们旧时的广和楼，该是都不免引起“前尘如梦”的感触吧!现在的戏曲学校的同学们受到的待遇和当年富连成社以及其他一些科班是完全不同了。想想从前，看看现在，学校的同学们应当会更加努力学习的。而富连成的弟兄们在今天不但满足国内大量的观众的需要，而且以他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在国际上为祖国争得了光荣。就在前天我遇见二十年前的“小朋友”袁世海同志，他不久以前才从国外表演回来，我们谈到广和楼，谈到用粗草纸和脏水卸装。他说：“草纸上有柴火棍儿，常常把脸划破。” 我们谈到新的“广和剧场”。他说：“我在广和楼唱了七年戏。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来：哪儿有一条过道儿，哪儿有一根柱子，柱子上挂着一面镜子，哪儿是大衣箱，哪儿化装，师傅站在哪儿盯场……” 他说：“全变了。新的广和剧场连一丁点儿老广和楼的意思也没有啦!唔!化装室在地下，通过地下再上台，这还有点儿广和楼的意思。”
可是他疏忽了一点，今天广和剧场进铁栅门里的三间带有小楼的北房办公室还是当年广和楼的账房；还没有拆，只是油漆一新就是了。我告诉了他，让他再去演戏时看看是不是。 世海昨天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不错!就是那三间账房，带小楼的。因为油漆过，所以几乎认不得了。” 可是据广和剧场的负责同志告诉我：剧场还要扩建。要向北面和东面发展。为观众造更大的休息室，为演员造更大的后台。这座小楼不久的将来也要拆掉的。 我们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啊!从一个广和楼剧场也能看见我们的新中国：把旧的、腐朽的摧毁，把新的、美好的建设起来! 1956年2月
往事忆旧录偷钱
多读了几年书之后，生活便变得比较复杂；所谓复杂，现在想起来不过是和同学们出去玩玩，买些小玩意儿，看戏，看电影，吃零食而已。但在当时马上发生了一个严重问题，便是母亲平常给的那些零用钱，以前并不觉得少，而现在简直是不够用了。 时常和母亲要钱，又说不出个正经的用处，理屈自然词穷，是一桩很不舒服的事情。因此，在一个清早，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人很早起了床时，看见书桌上放着一叠铜子 儿，便不免见猎心喜，拿了一小部分放在口袋里上学去了。 当时曾经想到，这就是“偷东西”么?略微有些不安，但马上就想不到这些了。并且始终没有人发觉，于是这便成了我日常的习惯。在没有钱的时候，决不再向母亲索取，径自找到放着钱的地方，拿些便走；不劳而获，确是很轻松很理想的。 胃口越吃越大之时，这个惯贼落了网。曾经有过几次母亲说：“咦!怎么这儿的钱少了点……”没有人理会，我只略有激动，事情便过去了。但是有一回我一狠之下把桌上的一大叠铜元全部装进了衣袋，偏偏马上母亲就来拿钱了；全部不翼而飞，马上注意到了我，结果从我的衣袋里破获了全部赃物。 母亲半晌无话，看了我许久，说：“你拿这些钱做什么?”
我低了头，说：“我想买一副乒乓球，还有网子、拍子……” 母亲说：“这是偷钱，做贼，懂么?”又过了一会儿说：“到学校里去，回来再跟你说。” 那一天我当然很不快活，更使我提心吊胆的是惟恐母亲告诉了父亲，那就糟了。 下学回来，我简直不敢进门，走到堂屋里，看见祖母正在分蛋糕给弟弟妹妹们吃，见了我便说：“今天呒没你格份。”我心里可想着：“有我的份我也不吃。” 等弟弟妹妹们出去了，祖母手里拿了一管尺，用她的一口常州话说：“贼骨头……”她举起尺来说：“过来，要敲……” 我见她脸上是在笑着的，祖母平常最喜欢我的，我便装作听不懂她的话，说：“什么?敲?” 她说：“敲都不懂?” 我说：“不懂。” 祖母便把尺放下了，我偷眼看站在旁边的母亲，母亲的眼睛是那么温柔的。 晚上我很早就睡了，主要的原因是怕父亲回来。其实我哪里睡得着呢。很久很久，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了；随后父亲同母亲走到我床边，我听见父亲说：“睡着了么?” 母亲说：“睡着了。” 父亲说：“把这个放在这儿吧，又不是不给他钱。一定要偷，多难为情。” 说完父亲就笑了。
我面朝里装睡，感觉到母亲把一样东西轻轻摆在我枕头旁边。 我倦得很，听不清父亲和母亲唧唧哝哝说些什么便睡着了。我做了许多梦，很曲折复杂的梦；梦见花开，梦见天上的云和河里的水。 第二天清早醒来时，我一把抱住了枕头边的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两个球拍，一面网子，半打乒乓球。 父亲、母亲、祖母都没有再提过这桩事，而我也没有再偷钱了。 “偷窃”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恶习，我至今这么认为；然而发展下去便是一种罪行了。贪官污吏，以至于窃国大盗，都是因为缺乏管教，一偷再偷；被偷的人起先没发现，后来发现了也不敢管，让这些盗贼结了党，造成了势力，弄得中华民国变成了一个贼国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造成了盗贼的统治；小时我们没有管贼，大了便反而被贼管了。然而是要管他们的；假如留面子，讽刺还不够的话便说出来吧!告诉他们，他们就是贼，就是强盗，大家起来逼他们改过自新，逼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盗贼会使中国亡国的啊! 1946年上海
往事忆旧录跳电车
母亲指着我的脸说“好样不学学坏样”的时候，她不知道我刚刚又多学了一种坏样“跳电车”。 在这以前，我是以非常艳羡的神色看那些在电车上跳上跳下的人的。电车在走动的时候，他们跟着跑两步便跳上去了；想下来，随时又跳了下来，也不必非坐到站头，免得跑许多冤枉路。
但是有一次我看一个人跳下来，收不住脚，一个踉跄，跌了个头破血流；路上的人像看耍狗熊一般嘻嘻哈哈地围了上去，弄得我也不敢尝试了。 我这颗心不会死的，终于有一次在车刚刚开，走得很慢的时候，我跳了上去；另一次车将要停住，走得很慢的时候，我跳了下来。 于是我渐渐熟悉了电车的性能，只要你抓住了它的把手，无论多快都能一纵而上；下来困难些，也危险些，必须放大胆量，车往前走，自己向后仰，车走得越快，仰得越要用力，假如顺势向前跳，那就准摔倒无疑。从此我上下自如，并且甚至于刚刚下来，马上又上去了。骑脚踏车时也学会了如何一只手拉住了电车，让它在逆风里带我不费力走一段路程。 那是西北风怒号，飞沙走石的冬天，我从前门大街听戏回来，买一斤刚炒好从锅里捞出来的热栗子，抱着它飞跑 ，追上隆隆奔驰着的电车跳上去。车过南池子口上时，跳下来，跑回家，栗子还是滚烫的。我打开让母亲 吃，母亲吃着，并且很高兴地分给弟弟妹妹们，说：“又热又甜，好得很。” 我心里想：“好得很?”要知道我是跳电车赶回来的，就该骂我了。 1946年7月
往事忆旧录我的自行车
在中学读书时，心里最难过的事情便是同学们有自行车，而我没有。 向父亲母亲要钱买一辆车，他们总不答应，理由是我年纪太小，怕路上危险。 的确我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纪最小，个子也最小；同班个子最高的都有同父亲一样高的了。想到这里我也就无话可说，但是心里是不服的。
初中读完进高中时，父亲忽然答应我买车子了；我要求买一辆好点的车，父亲也同意了。我好高兴地拉着一个大同学一道去买车，身上带了五十块钱，是有生以来没见过的最多的钱。我心急得很，跑进第一家铺子，就买妥了；是英国货，狮轮牌，有一个商标：印着一个狮子，旁边一个轮子的。用了四十八块钱。 车到了手，我忽然胆怯起来，不敢骑它——我早已骑得很好了——也许是怕骑坏了；一直推到家里，那喜悦，夹杂着惊异，是难以描摹的。天黑了我把车推到卧室里，端详，抚摩；蓦地觉得这不像真事情，很像是做梦。夜里睡不稳，一夕数惊；几次开了电灯，起床看车子在不在；车子是好好摆着的，有黑有白，发光发亮；但我终于搬了一张小凳子坐下看着车子，直到天明。 以后的几天里，我没事就擦车，出出进进，擦得纤尘不染。 再以后便稍微懈怠了。几个月之后，只有一次临睡前看见它孤零零地靠在院子里墙脚下，心中大为不忍。把它重新推到卧室里过了一夜。 再往后，甚至于外面下雨的时候，我也不会记得它是在外面淋着雨了。它美丽的姿色逐渐消失，车把和轱辘，甚至于生出锈来了。有一天有人对我说：“怎么?你的宝贝车子失了宠?打入冷宫了?”
不是的，它只是经历得不怕风雨，生活得更顽强而已。我怎会不爱它呢?它每天带我走那么多路。 它对我很忠实，我骑了它四年只摔过我两次跟斗。一次是在东长安街。柏油路刚修好，铺的沙土太滑，一个急转弯，把我滑倒，摔出去很远，结果我的两个手掌全都被沙子刮破。好在是手掌，我时常握起拳头，谁也不知道我受了伤。那是丢人的事情。 第二次是在北河沿。黑夜，我没带车灯，为了躲闪对面一个也没有带灯的人，而且我右手还拿了一个新买的电灯泡；车一歪，摔倒了；手举得很高，结果灯泡没有打破，脸贴在地上，擦破了左颊上一块皮。 如今我脸上这块黑是那次的纪念。因为保护了一只灯泡，我在人前甚至是引为骄傲的。虽然朋友们常常以为我洗脸不干净，并且有一次我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忽然拿一块手绢要给我擦脸。但是我珍视这一块黑印子，那里面渗进了我爱的北平的黑色的泥土，我是在这泥土上长大的。 十年以前我离开北平时，一个卖力气为生的人买了我的车。我只收了他八块钱，这只是个意思，我对它的感情是无价的。 1946年上海
往事忆旧录溜冰的故事
北方的冬天，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溜冰。 每天早晨上学校时，几乎每个人肩膀上都背着一双冰鞋，挨到下午功课结束便纷纷赶到溜冰场去溜冰了。 我们在教室里读书的时候，尽管教室里生了大火炉，仍旧会冻得索索地抖，上课实在是 一件乏味的事情；据我看主要的是内心发出的寒冷影响到身体，那是火炉也温暖不过来的。但是到了溜冰场便不然了，冰场在露天，北风呼啸，有时候甚至雪花飞舞；我们反而脱去了外衣，穿得很单薄，跑啊，跳啊!不但不冷，还暖和得很。 但是有一次，发生了一点事情，那天是新年假期里的一天，我同我的游伴们在冰场几乎过了整整的一天。我们在冰上玩花样，溜里刃、外刃，赛跑、跳高、捉迷藏、打冰球，又笑又闹玩到黄昏，才想着回家。 等到我到更衣室去换鞋的时候，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我穿的是一双新皮鞋，是母亲送给我的年礼，方头，胶底，是当时最流行的式样，穿上非常神气，我懊丧得很。 我们马上联想到溜冰场外那一群贫苦儿童，衣服褴褛，头发蓬乱，满脸肮脏的家伙。他们可能趁人不觉察时溜进来偷东西的。 从他们常常攀着冰场四周的栏杆向里张望时的饥饿得像发着火的眼睛里，看得出做贼的动机的。
我们闹得很久，骚动了很多人，终于一无所得，只得回去了。我只好蹒跚地扶墙摸壁地走出去，到存车处去取自行车。 刚出大门，便有一个小乞儿走近我面前，很狡猾地对我指指躲在墙角大楼下的一个更小些的肮脏孩子说：“逮住他!是他偷了你的皮鞋。” 朋友们兴奋起来，准备去捉贼了，我忽然毫不犹豫地喝退了那孩子，就穿着底下有两把冰刀的冰鞋骑车回家了。 我悄悄回到屋里，换了鞋，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桩事情。 直到如今我仍不能忘记那个可怜的小东西，孱弱、贫血、饥饿、胆怯的神色。当时我说不清我的感触是什么，总之我很不快活，我有很久的一阵没有再去溜冰。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书懒得读，只想着寻欢取乐。穿衣服，穿鞋子，除了取暖之外，还得讲究美观；吃饭，除了解饿还得讲究味道的人。 另外一种是根本没有衣服穿，没饭吃；读书休想，玩耍呢，更是梦里也不曾接触到的人。 假如偷了一双皮鞋便算是贼，那么偷了整个国家的呢? 是这样的世纪，是这样的国家啊! 1946年上海
往事忆旧录职务和权力
在抗战以前，北平的警察是有“全国模范警察”之称的，这是对的，我就可以作为证明。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到邮局发信，把车放在门外，转个身出来，车子不见了，我当然很懊恼，但有什么用呢?回家之后，别人劝我去报警察局，我认为没有道理，但是家里人却代我去报了。
随后消息杳然，可是在半个月之后，我从学校回家，正在门外揿电铃时，两个警察走来，其中一个推着我的车子，走到我家门口停住了，张望我家的门牌号数，我说：“这是我的车呀。”警察说：“是你的就给你吧。”就把车子交给我了。 他告诉我们破获了一个专门偷车子的贼窝，抄出了几十辆车子，现在根据贼的口供，一辆一辆分头送还，说完就“回见，回见”地走了。 昨晚上九点钟的样子，《红楼梦》已经上台，我同新美剧社的顾震兄还有演员乔奇先生在丽华戏院门口聊天，忽然我的肩头被人狠命一推，耳边起了一个霹雳：“走开!” 幸亏我没有心脏病，不然少说也得吓出一场病来。回头看时，原来是一队荷枪的兵浩浩荡荡开入戏院。我当时笑了起来，但全队一齐回头向我怒视，我想，我假如再不表示恐 惧，我会挨打了；我找不出理由不怕兵，不怕枪。顾震兄把我拉到一旁。另外有好心人在一边说：“走远点好，自己识相!” 我没有住过沦陷区，没见过日本兵当年的威风，但现在我们自家的军队好像比侵略者还厉害。 兵是来自民间的，他们的职责也是保卫人民的，我不会忘记，北平警察曾留给我的好印象，我也不会忘记昨夜这些兵先生的“威仪”。
黄制服和枪刺在中国有没有一天真正成为保卫人民的象征?而今天，不过是为了吓人而已。 因为把“职务”当做“权力”，所以在位者永远想着如何“统治”人民，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而不可能是合作的。有人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总要发生“内战”，殊不知道理由只在这一点。 1946年7月
往事忆旧录东安市场怀旧记(1)
从来旧事物都要被新事物所取代，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但人有怀旧的天性，常常会想念昔日的风光而引起怅惘之情。听说北京地处最繁盛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不出两年之后，将会成为最现代化的商场而旧东安市场将会完全消失不留痕迹，这使我深觉怅惘。其实今天的东安市场早非旧时面貌，而最使我怀恋的还是那个在30年代我最熟悉的老东安市场。
我家是从江南北迁而来，父籍常州，母籍杭州，自幼惯听双亲的乡音，自己却讲满口京话。然而在学校还常受到同学朋友的指摘，说我字音不纯，尖圆不分。譬如“因音”、“程陈”、“正镇”就常常念错，教人笑话；自己亦深感惭愧，才知是听惯南音所致，费了很大劲才改正过来。 我生于1917年，至今虽老未龙钟，但显著的衰老现象却是记忆力的减退。往往刚拿在手里的东西，转眼便不见了，一天不知要用多少时间在找东西。更为痛苦的是，刚刚相识的朋友，转眼便忘记了姓名；人家十分热情地过来打招呼，我却在费大力气苦想这人是谁，必要的话还要想方设法套出他的名姓。更使我狼狈的是最近一位来自台湾的热情朋友到我家欢然道故，谈到当年我家住过的几处旧址，如何两人一起乘电车，我在车上讲笑话，把全车乘客都逗笑了，又如何和我一起爬墙上房 去采海棠花等等往事……分明是一个比我年轻十几岁的小朋友，而我苦思冥想，至今找不出这段回忆。他的名字 也毫无印象，糊涂至此，令我伤心惨目。 提这件事是为了说明一下家住北京的居处特点。父亲从20世纪初便从南方北来做事了。开始是借住在北京做大官的他的舅父家里，后来便迁居出去独立成家。
当时北京住房情况与今日大不相同，闲房所在皆是，租房非常容易。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就记得北京街头，不管大街小巷，在墙上，尤其是电线杆上，常常贴着“吉房招租”的红纸招贴，上写着：某街某巷、门牌号数，有几重院子，几间房子，每月租金若干。根据招贴地址前去看房，与房东见面洽谈，预讨两三个月的房租便说定了。于是择吉搬家便住了下来。 我的双亲多子女，我的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是男孩中最大的，但是在我后面，母亲一共又生了六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生十五胎，除长姊和三、四、五弟早逝外，尚余姊妹弟兄十一人，是好大的一家。假如姊弟健在，正符合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之数。迄今为止，在我一生接触的亲朋好友之中，包括外国友人在内，尚无一保持这项纪录的人家。父母一生饱尝战乱之苦，包括太平天国之役、辛亥革命、日寇侵华、解放战争。尤其是待我长大成人，更遭遇“反右”及“文革”之乱，两次大乱我都是罪魁祸首。由于母亲对我的深爱，越是困难，虽有众多子女却不肯离开我家，父亲殁于“反右”次年，母亲则坚持到“文革”以后病故。 写以上一段与东安市场似无关联的住房情况却为的是说明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