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是奇怪的是他竟一去不复返了,待人们去找他时,才知道就在他上楼找人时,转眼之间车被偷掉了。由于无法交待,他赖在朋友家里不敢回来。于是爸爸妈妈只好拿出一百七十元来赔车。 辩证法教导我们一分为二,欢欢不是没有优点的。对外而言,他对人热情,乐于助人,我的许多朋友都把他当做最好的劳动力使用。敬爱的夏公、天才的画家黄永玉,在搬家的时候都请欢欢去做最有力的帮手,他是全心全意地为人家操劳的;大人小孩全喜欢他,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说他可爱,说他有趣味……对内而言,他对妈妈忠心耿耿。妈妈病了,行动不便,凡是出去开会、看戏,以及一切出门活动,都是他背起就走。妈妈病后长胖了,分量越来越重,但欢欢背着妈妈一口气上四楼,或是走得再多再远,都是心甘情愿的。而且对人说,他是妈妈的“小毛驴”。对爸爸呢,在适当的机会他也要表一表他的孝心。有一次家里只剩下我和他时,他说:“爸爸,今天我做饭给你吃。”将近半小时之后,他来叫我吃饭了,做的是芝麻酱面。但是拿上饭桌时,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面接近于黑色,那是酱油放多了;一碗面成了一团,芝麻酱显然也放得太多了。去厨房看时,一缸芝麻酱、半瓶酱油,都几乎被他用光了。最难想象的是给我的一双筷子,从下到上糊满了麻酱,根本无法下手。味道之咸可想而知,不但我没法吃,他自己也受不了。由于他的动机是好的,我没有责备他,父子两人面面相视,只能叹气。 所有上述他的缺点方面,说来都是生活小节,没有原则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但却都叫人无法容忍,随时招人火冒三丈。我这个最豁达的乐观主义者,曾经受过很多人无法经受的苦难,我都能泰然置之,但只有欢欢能气得我浑身发抖。我对他说过,我虽然身体健康,但有很大可能将来会被他气死。我希望他考虑别再和我一块生活,但是看来他似乎又很爱爸爸妈妈,他不干。 神人共鉴:我从来不是一个爱骂人的人,但是和欢欢共同生活的日子里,骂人成了我的日常习惯,我真为此感到十分疲倦。这就出现一个情况,所有接触过欢欢的我的朋友,无一不对他交口称赞,说他是一个好儿子。当他们知道我几乎每天要为欢欢生气,以及知道或听到我在 骂儿子时,都来劝我不要骂他。当听我说了我骂他的理由时,几乎都这样说:“咳!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
譬如那位乐队大指挥李德伦对我说:“我那儿子在屋里穿大衣,袖子一甩,桌上的茶杯茶壶,全都扫到地下摔个粉碎!” 这也完全是欢欢的风格。天地太窄,房子太小,远远不够这一代气冲霄汉、声势浩大的孩子们施展的,处处都碍他们的事。 按道理说,我们全家的清洁卫生理当由这个浑身力气使不完的小伙子包下来吧,我对他说得嘴都快磨破了,但是,休想!他自己住的那间屋还得靠我去收拾呢。 我又在想,假如胡德勇丢在路上的东西被吴欢拾到,他能像胡德勇这样做吗?我何等希望他能这样做呵!但是看来不可能,第一,他根本不会发现丢在街上的东西;第二,人家胡德勇也不会那样粗心丢掉女朋友千里迢迢送来的东西。 因此使我不得不联想到他的又一个可恨的作风:不知有多少次在他要出门的时候,让他顺便去发信;他把信接过去,满口答应。但在他走后常会发现,信丢在桌上,或是椅子上,或是别的地方。就在昨天,我又发现一封别人托“吴欢同志转交”而且封面上画了地图说明的信摆在他的桌上,而他却去了上海。 应当告诉儿子的女朋友,将来你如果做了他的妻子,你将比他的爸爸还要倒霉。
因为你要和这个不负责任、不顾一切、目中无人的家伙生活一辈子,而做爸爸的究竟是日子不会太多了。假如你一定要嫁给他,我希望你具备一种特殊的威力或神奇的法术,能镇压他和改造他。在这方面,爸爸是个失败者。 儿子被一家电影厂特邀写剧本去了。这个毛手毛脚的愣小子,居然有人邀请写剧本了——可怜他该读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读到,全是“四人帮”害了他。——这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我为他高兴,也希望他做出成绩。至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当然主要是希望他能改变作风,虽然根据我多年的实践经验,改变的可能是极少极少的。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醒和刺激与欢欢同样类型的青年人,因为许多朋友们对我说的这句话太使人惊心动魄了!这就是:“咳!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当然,“都这样”不可能,但是,我听到这样的话实在太多了。假如真是青年人都是这样的话,怎么建设我们的国家? 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再要提一下的是刚刚收到一封儿子从上海的来信,当中有一段话是:“我有许多错误,心里很难过,我一定好好改。”这很难得,使我很感动。但是这封信上又有一行写的是:“请在我的抽屉里找一下,我的学生证忘记带来了,请用挂号信寄到这里来。”
学生证是中央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的证件。 亲爱的儿子呵!你说你可怎么好? 以上是8月中旬在北戴河西山宾馆写的,写完之后恰好一位报社记者来看到,他认为文章很好,且有普遍的典型意义。但是他说:“你家欢欢目前正在上升时期,在从事剧本创作,如果发表这篇文章,对他的打击太大,应当慎重。”我尊重记者的意见,同时也应当听听欢欢的意见,因此就把它放下了。一直等到现在,儿子回家来了,我让他看了一遍,我发现他开始时在笑,但是看到后来就不笑了。看完之后,他说:“呵!‘惊心动魄’!……爸爸,发表也行,既然有典型意义,会有助于我的改变作风。” 我不怀疑儿子有改正生活作风的诚意和决心。我忽然发现我有一个多月没有骂人了,在儿子离家的这一段时期,我过得多么太平安静呵!罄香祈祷,祝愿欢欢福至心灵,能够生活自理,别再让爸爸妈妈着急操心了。 1980年10月3日北京
我的家庭快乐的女儿
注释:这是吴祖光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吴霜是我最小的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儿。 女儿小的时候,是被人们称之为“天才儿童”的那种孩子。她画画,画得很有自己的特点,画的全是舞台上的古装仕女,当然这和她的妈妈是戏曲演员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她那种不管不顾的勇敢的线条曾经引得美术学院著名的教授带着一群学生到我家里,目的是要学生们从一个自发爱画的孩子身上看到什么叫做艺术家的“性格”。后来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不知何时她在绘画上的天赋逐渐消失了,离开了“画家”的道路,曾使那位美院的教授很久都惋惜不尽。 画画之外,她还爱唱爱表演,唱歌演戏全都行。五六岁时能把妈妈代表剧中的大段唱腔毫不费力地唱下来,唱词和唱腔比妈妈的学生记得还清楚。那时家里最有趣的一景是她给来做客的客人开“个人晚会”,一人兼顾报幕、朗诵、独唱、演戏、舞蹈于一身,手舞足蹈两三个小时没完没了,弄得客人们都受不了求她停下来,她却为受到客人“冷落”而很为生气。这个才能一直持续她的人生里。“文革”后随名歌唱家郭淑珍学习西洋美声歌唱,读了音乐学院,后来又读到美国跟随驰名世界的名家习乐,成了名副其实的音乐专家。
但是,不知何时,唱歌的女儿又在唱歌以外写起了文章,写起散文并且写起了剧本,还和朋友们合作独立制作甚至登台表演自己写的话剧。现在经常有人对我说:你的女儿是一个才女。看到她经常和朋友们说笑逗闹,总觉得她仍然是个嘻嘻哈哈的孩子。可是几天前,她少见地严肃起来对我说:爸爸,请你为我写序,我要出书了。 吴霜在自家四合院内 就是说,女儿的第一部作品集要出版了。从年轻时候起,我和妻子的教子之道就是自由放任顺其发展,几个孩子的个人兴趣都是他们自发定位的。而吴霜出国之后发展什么更是做父母的鞭长莫及无法控制的了。她写了许多文章,有在异国他乡生活十几年的感受和经历,也有不少是写她自己的家庭和家人。我当然高兴女儿写出了这样多的文章,也很欣慰女儿成了一个能够写出不少好文章、出了自己的专著并且开始拥有自己读者的作家。 吴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有她在的地方常常是欢声笑语气氛昂扬,这是家人朋友们都知道的。她希望生活到处都是欢乐和开心,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她对人生的愿望和祝福。女儿身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在她充满活力的年岁里,她可以自由地做很多事情。
她对我说,她所写的作品都是要告诉人们生活中有无数美好的图画,人们应该随时看到这些图画,她想帮助人们展示这些图画,尤其是帮助那些对生活感到悲观失望的人们。 女儿的愿望很像理想中的神话故事,但是应该得到提倡。我对她说,照着你的感觉写下去吧,虽然我怀疑你说的能否真正实现,但是却会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没有人会拒绝欢笑,就像没有人会拒绝晴朗的蓝天一样。 1999年2月25日于北京东大桥
我的家庭从女儿说起
女儿出国留学已经六年,今年是第三次回家探亲,而且待的时候特别长。在我家的三个孩子当中,女儿和爸爸的关系最好,她性格爽朗,心胸开阔,当机立断,从不拖泥带水,比两个哥哥都坚强,有气派。在这些方面,我认为她最像我。我和女儿处事看问题也常常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争论,甚至大吵大嚷,使她妈妈在一边十分害怕。可是吵过就没事了。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老一辈就是爱管人。我们早就长大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都知道。不用你们管!”
女儿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音乐学院学歌剧,唱花腔女高音。学唱歌,看来一定很轻松,然而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才知道原来远非如此。她对父母诉苦说:“这几年上大学可真把我累死了!你们不知道我那位老师,世界著名的权威黑人女教授对学生有多么严厉。她很喜欢我,可是越被她喜欢负担就越重,何况还要学那么多的课程:不单学音乐专业的乐理、和声、音乐史……还得学数学、微积分呐!” 这种情况使我意想不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强邻入寇;社会上有志之士号召“科学救国”。我去报考理科学院,结果物理得了十分,化学得了五分,数学只得了一分。教师说:“本来一分也不能给,为了留点面子才给加了一分。” 看这够多刻薄!因此知道女儿居然通过了数学和微积分的考试,怎不教我肃然起敬。正是由于自己在科学方面的低能,或曰弱智,在娶妻生子之后,我一直梦想女儿和她的两个哥哥当中至少应当有一个是学理工科的。然而归根到底,哥哥学摄影,弟弟搞编剧。妹妹本想继承妈妈衣钵做评剧演员,可那时她不幸而为“黑帮子女”,虽然考上了也不许进戏校;还是得了音乐家叔叔的帮助,向婶婶偷学钢琴和投师学唱而唱了洋歌。
孩子们在入学受教的道路上布满坎坷不平和重重障碍。和两个哥哥相比,妹妹是惟一受到全过程教育的,但却付出了比正常的学生更多的时间。原因是在整个学习当中不能按部就班,曲折的过程延缓了岁月。 女儿这次回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筹备她毕业后的第一个独唱音乐会。这是她在六年前出国时就立下的心愿:“头一个音乐会必须在北京举行。”这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她出国在外从没有一天忘记祖国。“把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介绍给全世界”是她毕生的志愿。想到这里面有她的父母亲自幼灌输的直接影响,使我感到愉快和骄傲。 意料不到的是,筹备一个音乐会有这么多麻烦:订园子;节目单的设计和印刷;和钢琴家的堂弟联合举行的这个独唱独奏音乐会虽只有两个人的班子,却要进行艰苦的练习准备;还有种种经济方面、事务方面的繁忙……女儿性格奔放,从小就嫌女同学小气、多心、多是非,所以她的好朋友更多的是男同志。这一回的音乐会,那些哥儿们可就帮了大忙。 这一通忙甚至把我这爸爸也卷进去了。就在忙乱之中的一天晚上,孩子却来对爸爸妈妈讲起她离开美国这一个多月当中有两个朋友使她放心不下。
女儿说: “一个是丽丽,我的多年同学,到了美国又是同学。丽丽是一个温柔听话的美丽女孩,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她的美妙的声音就是被公认的第一流质量。在美国大学里,学校校长和教授们也都认为她将来必有大发展。但是在美国社会里,唱歌却难以成为一个正式职业,必须以另一种工作来保证音乐。一个年轻女孩要以多大的决心和毅力来从事声乐艺术啊!当然,假如只是为了生活,道路还有的是,而丽丽选择的是最简单方便的一条路,就是结婚。 “对方是来自台湾的华裔商人,年纪大了些,可是还算得仪表堂堂,和丽丽站在一起也还般配;脾气也不错,稳重,不爱说话。但是他提出的条件却是非常苛刻的,就是:结婚以后再也不许妻子做演员,绝对不许再登台演唱。真是可惜呀!在美国五年,加上国内的三年,八载寒窗,苦学苦练,这一下子不是全部付诸东流了吗? “在我即将离开美国,登机起飞之前,丽丽开车到机场送行。她正处于下定最后决心的关口,可怜的丽丽已经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了。那个貌似宽厚的男人平时温文尔雅,尤其对女人格外有礼貌,然而一肚子从娘胎带来的封建专制思想深入骨髓,一言既出决无转圜的余地。
而且还表示了决不会放弃这个即将到手的美人儿,要唱也只给他一人唱。从我离开美国那天起,丽丽那双不断流泪的眼睛至今好像还留在我眼前。看来她只有向命运屈服的一条路了。当然,这种事情假如放在我的身上,根本不是问题。要跟我一起生活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你就给我滚!”女儿说完还“呸!”了一口。 “另一个不放心的是青年小慈,他约在半年前来到美国。小慈原是中学的英语老师,两年前娶了一个在旅游业工作的如花似玉的妻子,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经过长时间的左思右想,小慈夫妇都认为当个中学教员将永无出头之日,惟一的出路是出国干一番事业,站定脚跟之后再把妻子和女儿接出去;即使不在国外团聚,学成归来也会今非昔比。主意打定之后就展开了为出国奔走的努力。打通关节、走后门、请客、送礼;又要请已经在美国的哥儿们朋友联系出去后如何挣钱吃住的一切问题。大家真没少给他操心费事,可说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好不容易小慈终于到了美国。刚出来两眼漆黑,怎么办呢?只好在我们家住下了。
第一桩事就是给他找个打工的地方,好解决吃饭问题呀!但即使打工也要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没有这个身份只能打个不能公开的‘黑工’,譬如在餐馆服务,就得躲在厨房隐蔽处干点力气活,做些搬运、清扫之类的事情,一天下来累得四肢发软,两眼昏花,一个文弱书生哪儿受过这个呀! “当然,老住在我们家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就得为他找个管住处的老板。再苦再累也得挨过去这个难以适应的阶段。我每次看到小慈那副可怜的狼狈样就想:你这是何苦来?把年轻的妻子、女儿扔在家里,自己落得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活受罪!果然,一阵艰苦奋斗,刚刚习惯点了之后,几乎是爆炸性的痛苦发生了:小慈生起了强烈的怀乡、思亲病,想老婆想得几乎发了疯,见到熟人朋友,还没来得及说一声妻子‘小莎’的名字就是满眶眼泪,真可说是声泪俱下。那么大个男子汉就是这样的没出息,丢人现眼。这叫我怎么说呢?连开始有的一点同情心也被这不作脸的眼泪冲掉了。 “这半年以来,小慈就是以这种凄凉、痛苦的情绪在美国靠卖力气生活,这种倒霉的情绪不能不影响他的工作。人家美国老板可是不留情面;他干得不好当时就被辞退,害得朋友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东奔西跑为他找工作。
我们都劝他:‘干脆回国吧!’‘那怎么行!这么回去岂不脸面丢尽?’说得也是,确是不能回去啊! “在美国要上大学,外国学生必须考上‘托福’,英文这关通不过就休想取得入学资格。小慈在国内是个中学英文老师呢,可是到了美国之后,竟是连考了三次‘托福’都名落孙山,这和他的心力交瘁、情绪低落大有关系。但是这个忙却是谁也帮不上的。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回回来我倒是见过一次小莎。小莎有点没心没肺,听我提起她的丈夫种种表现,只是一味傻笑。她只和我说了一件事,就是她在结婚前的一个男朋友现在和她是同事,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有一次她给丈夫写信,无意提了一下,谁知丈夫大吃飞醋,回信把她臭骂一通。她也急了,回答他一顿骂。不久又收到丈夫的回信,流泪忏悔,赔礼道歉……唉!这个没出息的小慈呀,真叫我没法说。” 女儿回家第三天晚上对我和她妈妈讲了这么一段话,以后就再没提起了。这两个年轻人的遭遇不大一样。一个是前途美好,但缺少主宰自己命运的精神,轻易地被一种腐朽的力量压服了;另一个则是完全缺少自知之明,走错一步,吃尽苦头,至今没得个结果。两个人都叫人同情和惋惜,但对他们又无能为力。
“文革”以后,国家有了脱离愚昧,走向大治的迹象,但有些情况也使人担忧。譬如对西方世界的向往。近年来我和不少的年轻人交谈中,很多人都有一旦出国便不想回来的表示和打算。因之使我不由得想起我年轻时的情景: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乃至于战乱频仍,灾变迭作。至于生活水平、物质条件和现在更无法相比。但是爱国主义的情操、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和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却是大不相同。譬如那时古老颓败的北平和上海租界上十里洋场的繁华确是相差甚远,然而一般人对于上海的印象完全不像现在人们对于能去一趟香港那样的渴慕和向往。40年代后期爆发了一场驱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在上海的大批文化人由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纷纷出走香港。为了维持生活,大部分在当地就业。两年之后战争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从上海或其他城市前往香港暂住的人们,除极少数由于一些原因留居香港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怀着无限激奋的心情争先恐后回到上海,回到北京的。
再说到我们上一辈的亲长和师长们,很多人留学海外,这一些专家学者大多亲身经历了祖国大陆的兴衰,重重国难为他们所耳闻目睹,但他们也大都学成归来,以挽救危亡、为国效命为自己的天职,博得后人的钦佩。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历来就是国家民族的顶梁柱,是民族的骄傲。 说来惭愧,我的亲爱女儿由于两年前和一个大陆赴美的青年结了婚,如今也定居海外了,但是她的一片爱国爱家的亲情不变,已经三次回到北京来过春节,如今又在考虑明年春节回来将做些什么的计划。更为主要的是她在想着:什么时候把家搬回北京来?她说:“在外头没有一刻不想家,我太爱咱们的中国了。” 女儿上飞机之前,留了一张纸条在我书桌上,写的是: 爸爸: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折磨还太少?遇到事情处理起来总显得脆弱和幼稚!你常说你们那一代人很年轻就挑起家庭生计的担子,很早就成熟起来。无疑这对人的一生有绝对的好处。
可是我们毕竟生长在新的时代,我们该怎样让自己更坚强起来呢?如今科学大发展,物质条件一天天更好了,难道人和物质成反比,会一代不如一代吗?真是这样的话,岂不太可悲了吗? 我回答不了女儿的问题。 1987年4月21日
我的家庭情系杭州
我生于1917年,是在北京长大的,岁月流逝,忽然就变成1997年,似乎是一下就到了八十岁。这当中自然有许多流落他乡、飘零异域的枝节,但是峰回路转、叶落归根,最终依然回到北京。 由于生命到了晚期,从前的小朋友,不知不觉变成了老朋友,如同昔年盛开的鲜花一棵,逐渐成了残花枯叶以致凋谢。一生中曾经长期相处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了,越来越加稀少、 寥落……这都是使人无可奈何的事情。于是就日甚一日地教我产生怀旧的心绪;尤其是一个月以前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产生了更加无法排遣的异样情怀。 事情是非常触动心弦的。年轻朋友,老友徐盈和子冈的哲嗣徐城北、叶稚珊夫妇通知我:著名杭州楼外楼餐馆邀请十名左右的以写作为业的老人去杭州西湖一行,虽然近来事情多,繁忙得紧,但把我打动了;愿意去,即使再忙,也放下手里的事。然而太不凑巧,我由于检查身体,发现一年前查出的脑血栓又有出现,虽然并不严重,可是正要开始请医生到家里来为我静脉输液,只得放弃了这次西湖欢聚,而又知道这次同行者,我是年纪最长者,我不去,就把最长者让给了黄宗江老弟。
想想也实在可怕,我这当了一辈子的小弟,怎么变成了最老的? 跟着父亲算我是江苏常州人,跟着母亲算我就是杭州人了,可是命运又把我形成北京人。这三个地区我都喜欢,但是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常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