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是一时的面子，但是他得到的是一面反观自己得失的明镜，一面烛照历史的明镜；舍弃些许面子，坐拥历史上的大唐盛世，这真是一种智慧。

从这点上讲，中国现代文人特爱面子确实丢了一些本该继承的传统。眼睛太关注一些面子上的东西，胸襟就变狭窄了，做事也少了章法。据《世说新语·容止》载，三国时曹操接见匈奴使臣，“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接待完毕，曹操派人问使臣对魏王的印象如何，使臣回答：“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若早知别人有如此的慧眼，何苦要制造些假象装门面？且不管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但是给那些太爱面子的人上了一课：能否“雄远国”，相反，过于注重面子上的掩饰往往成为点缀史实的笑话。

世人注重面子是不分民族和种族的，关键是要在足够的文化底子之上来整容，这样言谈举止中才能流露出人们期待的惊喜。尽管不同文化都在宣扬个人价值的实现，但这种价值的体现都是讲究文化内涵的，这才是能够输出的民族形象。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说“面子”》的文章：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如此说来，文化人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受到世人的尊重，作为一种文化的路标立在那里，就必须要注重自己的文化底子。其实，民族的形象立于世界之林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民日报》 ( 2007-01-11 第09版 )

医生卸下钢盔之后（不吐不快）

最近，深圳山厦医院为了防范个别患者无理取闹，让全体医护人员戴上钢盔上班，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

在战争年代，军队医生戴着钢盔是为了抵御枪弹。然而，在和平年代，医生戴着钢盔却是为了防御“医闹”。这样的“黑色幽默”，堪称世界医学史上的奇闻。

虽然这家医院的做法实属过度防御，带有很强的情绪化色彩。但是，它却传递出一个真实的信息：“医闹”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很多患者在发生医疗纠纷后，不是诉诸法律，而是雇佣无业人员，采取静坐、堵门、哭闹、烧纸、停尸甚至施暴等手段，要挟医院给予高额赔偿。虽然医院苦口婆心，劝说患者依法解决纠纷，甚至愿意支付全部诉讼费用，但患者往往更喜欢“闹”，因为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当医院不堪其扰时，只好拿钱来摆平，而这正是“医闹”的渔利之道。

医生被迫戴钢盔，折射了法治的软弱和缺位。如今，“医闹”越来越猖獗，医生提心吊胆，患者惴惴不安，很多医院变成了缺乏安宁的是非之地。遗憾的是，在很多地方，本该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安部门，对“医闹”的态度却“宽容”之极。只要不发生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公安人员就袖手旁观，任凭“医闹”兴风作浪，扰乱公共秩序。对此，一些公安人员认为：患者闹医院，肯定有冤屈。医院是强者，患者是弱者，只要医院赔点钱，社会就和谐了。这种错误观念不仅助长了“医闹”的嚣张气焰，也给依法解决医患纠纷带来了更大障碍。可以说，“医闹”就是法治软弱催生的“肿瘤”。

追求社会和谐，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不能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不能不辨是非曲直。由于医学的极其复杂性，在任何国家，医患纠纷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化解医疗纠纷最理想途径，就是医患双方依法解决问题。在法律面前，患者和医院是平等的。患者的权益不容侵犯，医院的权益同样不容侵犯。医院是公共场所，本该是一片净土。纵容患者闹医院，不仅换不来“和谐”，反而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和危机。事实上，对“医闹”的姑息，就是对公众安全的漠视，更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

目前，深圳山厦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卸下了钢盔。但是，头上的钢盔易卸，心灵的“钢盔”难解。虽然暂时的风波过去了，但潜在的危机依然存在。当法治的“铠甲”无法护身时，医生也许还会再次求助于钢盔。只有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严厉打击“医闹”现象，铲除“医闹”滋生的土壤，为广大医务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执业环境，“钢盔事件”才不会重演。

当然，从长远来看，恢复良好的“医患生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才是保护医患双方的最好“钢盔”。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医生不应退守一隅，消极防御，而应以真诚的情感、周到的服务、高超的医术，主动修复医患关系，努力化解医患矛盾，让“医患生态”逐步走向良性循环。

《人民日报》 ( 2007-01-11 第15版 )

和谐从哪里来？（人民论坛）

前几天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林秀贞联系，她爱人老朱告诉我，去年７月份以来，家里收到三四百封各地来信，其中多是表示赞扬和学习的，但也有伸手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帮助建个小型企业；还有人说自己生意忙，想请他们代为伺候老人。哈尔滨有个７０岁的老人背着铺盖卷还亲自找上门来，想在他们家养老，被乡干部费了好多口舌才劝回。类似的尴尬，在一些楷模身边并不少见。

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必然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或从低俗向高雅攀升，或向庸俗甚至损人利己下滑。常听到这样的事情：见他人遇险遭难而不敢施救，怕惹上麻烦；瓜田李下，不敢提鞋整冠，怕招致嫌疑。都知道社会需要热心肠，但有的人却不想让热心人休憩。只想人人为我，不要我为人人。曾有这样一对中年夫妇，推着养父来到一家社会福利院，谎称出一趟远门，让老人暂且在福利院住下。从此走后，泥牛入海无消息，最后还是福利院的同志凑份子替他们料理养父的后事。我们不强求每个人必须去学林秀贞，但应该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不闯红灯，不损人利己，不干违法乱纪的勾当。

和谐社会，从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行动中来。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林秀贞不是干部，普通群众可以学的多，领导干部可以学的少。的确，领导干部每天考虑的事情，与林秀贞所奔忙的不是一个层面。但领导干部也是人，在基本的荣辱观上与普通人没有两样。同时，他们也应比普通人在善良、公益、奉献上有更大的作为。

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先进典型，并不是要求他也去亲自赡养几个老人，而是希望他树立扶危济困的决心，从执行力上去影响一个单位、改变一个局部、凝聚一个集体。不是要求他走上街头去擦拭马路护栏或刮洗城市“牛皮癣”，而是希望他拿出管理城市的方案和举措。老百姓知道疼爱一株小草，而有些干部却命令砍伐一片森林。老百姓知道节省一度电、一滴水、一粒米，而有些干部却暴殄天物，挥霍浪费。

和谐社会，从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榜样中来。

责任都有一个定量，如果一方超负荷承担，就意味着另一方相应地减少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等量责任。林秀贞让国人感动，也让我们深思：她在几十年照顾六七位孤寡老人的时候，各级政府给予这些老人的又是什么？民政部门尽了多少责任？林秀贞们的出现，折射出社会救助的尴尬，见证了基层贫困家庭社会救助制度和执行力的双重缺陷。

８２岁高龄的甘肃老人陈尚义收养弃婴，风烛残年的老汉白芳礼十几年拼命蹬三轮车挣钱供养穷孩子上学，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但我们不能把目光老盯在这些平民英雄身上。他们能拿出来的也许只是一件棉袄，能使一个人抵御寒冷，而很多重大社会问题，他们难以担当，这理所当然也应该由政府来承担。

考量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最当紧最需要的是搭建机制平台，使鲜花盛开，百鸟欢唱；使小溪畅流，大河奔走；使腐朽的思想无地自容，使健康的事物蓬勃向上……而搭建这个平台的，对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舍我其谁？

和谐社会，从先进科学的社会机制中来。

《人民日报》 ( 2007-01-11 第04版 )

“八〇后”农民工：梦想的力量（人民时评）

一则“‘８０后’农民工不唯钱是图”的旧闻，因媒体新近的调查报道，再度引发热议。关注这条新闻，是因为它传递的社会对“８０后”农民工的心态，一如前两年——惊讶多过认同……

这样的新闻，再次将出生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农民工，——这些有梦想的人群，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对他们的梦想，即便是认同的，也有相当部分是建立在同情之上的。早前，国家统计局公布《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的调查报告，超过５５％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有网友感叹，期望是好的，可惜离现实遥远！

根深蒂固的身份差别，在不少人心里沉淀出一种观念：“不唯钱是图”、“想长长见识”、“寻找个人发展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类似的梦想和追求，只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民工不该好高骛远，唯有埋头苦干，才是本分。

于是，频繁跳槽，在城市“８０后”是个性和激情，在农村“８０后”则是心浮气躁；创业创新，在前者是历史使命、智慧选择，在后者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娱乐休闲，在前者是小资情调，在后者则是附庸风雅；甚至，连见义勇为也会因身份不同，而得出不同看法——前者往往冠以“社会责任感”，后者则有人质疑“是不是为了奖金”。

于是，城市“８０后”的梦想，有市场策划、有媒体介绍、有单位支持，“超女”、“好男儿”纷纷出笼。“８０后”农民工呢，却常常是孤独地坚守梦想，从一个城市辗转另一个城市。

其实，那些被一些人忽视的“８０后”农民工，和“８０后”作家、“８０后”网络英雄、“８０后”职场精英一样，脚踩同一片地——同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代，共享着一个宏观的社会背景，也注定要共同承受社会转型期所有的代价。头顶同一片天，同样肩负中国未来发展的责任，他们所处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不该如此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