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节

的全面性变革，中国的改革因此从局部走向了全局。这一转折不仅减缓了权力与体制的紧张关系，而且使中国的权力 关系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与八十年代权力关系发展不同，推动九十年代权力关系发展的动力不单纯基于体制内的分权，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基于对市场经济所培育出的新权力因素的肯定和容纳，如对新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肯定和容纳；对社会主体自主选择的肯定和容纳等等，而这些因素相对于旧体制来说，更多是属于所谓“体制外”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权力关系发展来说，意味着权力的分配和调整在总体上超越了传统体制限制，进入相对自主发展时期。基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九十年代权力关系发展的主体取向依然是分权。这种分权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从理念转化为现实有一个过程，所以分权在一段时间里，是从理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的体制要求出发，加上新旧体制更替过程中留下的种种体制真空，形成了“分权泛化”，其表现就是进行多层面、多方位地分权。多层面的分权有：国家向社会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上级地方政府向下级地方政府分权；多方位的分权有：党向政分权、立法向行政分权、行政向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分权、城市向农村分权等等。

这种多层面、多方位的分权，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就已有相当的准备和积累，其中有不少领域的分权早已在进行之中，因而市场经济到来之后所形成的“分权泛化”，一部分是以往分权的深化，一部分则是新的条件下新的分权。从总体上讲，这种泛化的分权是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然而在整体上给权力关系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果市场经济在今后的发展中不能有效解决这些新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就可能因这些问题而陷入困境。目前，权力关系面临的新问题，具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失衡。权力关系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经济成分、新的产业结构以及新的分配方式的出现，比较深刻地冲击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不同的阶层内部和不同的阶层之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落差；二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新一轮经济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达地区借助市场力量获得了“倍增式”的发展，而落后地区的发展依然比较缓慢；三是缺乏市场竞争优势的农村社会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总体获利不多，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发展形成新的反差，城乡差距没有缩小。

(2)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失调。由于体制转型不到位和产权关系的不明晰，分权泛化所带来的权力关系的震荡，使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调，具体表现为各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力边界不明晰，这其中包括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边界、经济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力边界以及经济活动主体内部各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边界等。权力边界关系模糊所带来的权力关系运行失调，必然要严重影响经济运行的秩序和经济管理的效率。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的关键，但经济专家研究认为，在我国，体制和人为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最大，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市场准入靠行政审批，缺少公开统一的标准；二是部门自定法规，缺少制约；三是政资合一代替了政府规制；四是产权不清是不计成本分散竞争的根源。显然，这四大原因都与经济活动中各种权力边界关系不清晰，权力关系运行失调密切相关。(3)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失范。政治过程的基础是法律和制度。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随着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政治过程处于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但由于政治过程缺乏程序化的基础和制度化的保障，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难以形成有效的权力间制约和监督机制，结果政治权力在一定利益的驱使下，往往能够在政治过程中超越制度和法律的规定，进行寻租活动，导致权力腐败。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卖官买官的异常政治现象和各种“形象工程”的政策决策过程中；而且体现难以克服的各种地方主义的政治行为之中。在权力失范的条件下，由于某一机构和某一个人的权力超越了制度和法律的规范，政治决策往往不是取决于决策的整个过程的，而是取决于决策过程的某个环节和某个人的意志。

权力关系出现的上述问题，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任其蔓延，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迅速放大成为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战略上重视权力关系的调整与规范问题，从而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健康发展状态。

三、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权力关系制度化（下）

4、权力关系制度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权泛化所带来的权力关系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分权所带来的问题有很大不同，前者包含着新的权力关系诞生，而后者仅仅在于破坏旧的权力关系。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新的权力问题是能够获得解决的，而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在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新的权力关系的制度化。

权力关系制度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权力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共同要求。从历史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分权所带来的权力与体制的紧张，最终导致整个体制变迁。权力突破旧的体制，并不是要超越体制进行自我运作，而是要重新寻求一个新的合理体制，因为，任何权力都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有价值和意义，而其整体的有效运作是离不开体制保障的。从现实角度看，初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权力关系的制度化有着天然的要求，因为，只有实现权力关系的制度化，权力结构才能相对稳定，权力关系的运作才能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走上规范，而这两方面都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关系的制度化不可能像计划经济体制那样，将所有的权力关系都纳入国家体制的控制之中。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一元结构逐渐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二元结构取代，社会从传统的国家体制控制中逐步解脱出来，获得了相对自主权，与此相应，国家也获得了对社会的相对自主权。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关系制度化不是从单一的国家意志出发，而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意志出发；不是通过政策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立法来实现；不是以约束来达成制度规范，而是以制度规范来达成约束。

虽然在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分权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内在要求，但是从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有效运作来看，市场经济对秩序的持久性、体制的有效性和社会的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市场经济对权力关系的实际要求，不是简单的分权或者集权，而是集权与分权平衡的新的权力关系。因而，权力关系的制度化，首要任务是依据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在要求，调整权力关系，形成集权与分配的平衡格局。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发展来说，集权与分权平衡的价值选择应该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强”格局，即“强国家、强社会”。为此，集权的目的在于建立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分权的目的在于培育和完善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与能力。

显然，这种集权和分权的真实意义不在于简单的权力重新分配，而在于制度的建设。集权的制度建设，在于国家能够建立起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分权的制度建设，在于推动社会各类组织的发育和完善，增强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从而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使社会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和自主完善的能力与机制。自主社会的发育与成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国家的有效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集权的制度建设，还是分权的制度建设，都不应该是主观意志的产物，相反都必须以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只有这样，基于制度建设而形成的集权和分权才能在统一的制度规范中实现协调与平衡。因此，这种制度建设不是从权力关系出现的问题出发的，而是从构建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要求出发的。权力关系的制度化就是在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中获得实现。为此，在实现权力关系制度化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必须以立法为基础，以法治为精神。

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具有很强的政治发展意义。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权力关系制度化将为政治发展构筑一个新的平台：即有序的经济、稳定的社会、法治的国家、权威的政党和自觉的公民。基于这样的平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就有可能形成重大的发展。未来的政治家要自觉地强力推进权力关系制度化。

四、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与世界领袖（一）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振奋人心的号角。我们以为，这种复兴不仅是对历史的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超越。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将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民族。中国未来的政治家要充满信心，充满激情，不但要在改革中积极务实强力推进，而且要在国际事物中表现出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积极争做世界领袖。

历史上中国曾经产生了许多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战略家、政治家。在当今多变的世 界风云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实力，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方略，取决于一国政治家的智慧、胆略和气魄。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都必须将自身溶入这个浪潮中，并采取积极务实的方略，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利益的极大化。政治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原则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打破了西方列强长期主宰世界的局面，但这并未能根本改变大国、强国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是就其静态意义而言。国家间强弱对比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构成绝对的差距，故弱国未必弱，强国未必强。强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也不妨碍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国家在各种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即一种在实力基础上的智慧和胆略的较量。

当前我国的国际环境并不十分不利，强邻环伺。北有强邻俄罗斯，东邻心怀敌意的日美同盟，西南有宿敌印度，东南及南部海洋国土屡遭侵犯，海上交通线处于日美潜在威胁之中。中俄交好是出于双方内政外交的需要，是面对远东地区的共同威胁---日美同盟而暂时结成的有限度的合作关系。两国都处于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上均有求于西方，故在政治和外交上均保持较低姿态，都把发展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关系置于外交关系的首位。中俄各自与西方的经济利益关系远远超过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故在全球性问题上，两国不可能全面呼应，除非两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受到来自第三国的严重威胁。在与西方发生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时，各自单独作出妥协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曾经支持过俄反对北约东扩，但后者因内部经济困扰最终对东扩事实予以默认。1999年3月，北约发动侵南战争，这是对俄在东南欧安全利益的严重侵犯；若美国以人道主义干涉的方式推行霸权处处得手，对多民族的、尚未统一的中国就意味着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直接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美国势必将如法炮制，在西藏、新疆和台湾等问题上进一步找中国的麻烦。

如果中俄切实实践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应有的内涵，密切配合，迫使美国蒙羞罢兵、并接受中俄联合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则将大大提高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沉重打击美国"一极独霸"的野心。也将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安全，推动多极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中方却对与自身有着重要间接利害关系的北约侵略行为采取了绥靖姿态。不仅如此，还以所谓"消气外交"的方式主动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由此美国毫不费力地掌握了中方在科索沃战争和加入世贸问题上的底线，于是美国和北约更加有恃无恐，并在世贸问题上对中国漫天要价、横加勒索；俄亦因此对中国充满疑忌，遂一改强硬态度，转而与西方合作。美国也不愿意对十分虚弱但仍是军事大国的俄国逼迫过甚，旋即恢复贷款，支持俄在南联盟进行和平斡旋，并部分承认俄在巴尔干的特殊利益、包括默认俄军抢占科索沃机场，对俄加以安抚。中美俄三方博弈的结果是，在美俄合作和西方七国加上俄八方达成外长协议的基础上，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体面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国则一无所获，被完全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其间还蒙受了使馆遭美国蓄意轰炸的屈辱。

这是明显的外交战略上的短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因为以外交空间被挤压和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将是有限的。

与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斗争不同，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以维护人权为意识形态武器取得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同时以贸易和投资为诱饵使对手形成很强的经济依附性，从而有效地对潜在的敌对同盟实施分化瓦解。从中俄来看，哪怕就具体的安全问题进行合作，采取坚决措施联合对抗西方的短期经济代价与长期的安全战略利益相比，对于缺乏战略意识的政治家和普通公众而言，都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接受的。对中国更加不利的是，俄新政府上台后，推行以内政为主，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治国方略。总统普京性格刚毅冷峻，谋略过人，抱负远大。上台伊始即全面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而对"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仅作敷衍，反映出俄国长远的亚洲战略意图和对中国的不信任。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的行为既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又疏远了一个关系尚不稳固但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中国重要战略盟友的合作伙伴。两强相邻，长期的地缘政治目标不可能一致。中俄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基础实际上并不牢固。

韩国出于战略上稳定朝鲜半岛局势、进而谋求和平统一的考虑，积极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但它认为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其陆地疆界(指统一后的疆界)应延伸至我国东北的一部分，它认为中朝现有边界是北朝鲜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有求于中国而作出让步的结果。九十年代中，韩日两国私订协议，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将专属区中与我国相向部分大肆划入各自的管辖范围。韩日专属经济区也有较大面积的重叠、相向，但两韩与日本陆地面积相当，划分专属区的界限相对要容易得多。两国均为单一民族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力量都很强大，与美国都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历史原因造成的韩日民族矛盾受到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的制约，韩日关系自然服从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总体战略。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韩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不一致。韩国为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争取中国的合作，日本则是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但韩日在与我争夺海洋资源上彼此借重，互加筹码。日本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故意态度不一，笼络韩国，漠视中国，以分化二者，其实质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朝鲜半岛的局势充满了变数。维持半岛现状、稳住朝鲜事关我国重大的安全利益。自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和解、中韩建交和中国积极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引起朝鲜极大的不满和怨恨。一旦朝鲜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将彻底丧失。近来朝鲜外交新局面的开启已预示了这一前景。在统一问题上，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即以一个统一强大的朝鲜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但近期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韩国希望通过和平交往尽快完成国家统一；朝鲜更可能是希望通过促统活动本身达到摆脱经济和外交上困境的目的。就朝鲜而言，统一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这符合朝鲜的现实利益，因为双方制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本身就足以构成统一较大的现实障碍，除非朝鲜甘愿被占有政治经济优势的南方所融合。在朝鲜，魅力型政治领袖、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融为一体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凋敝和外交孤立，在开放经济、放松社会控制与保持意识形态正确性之间如何平衡实乃决策上的两难。经济繁荣的实现必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

这很快就会发展成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为防止社会失序，统治者又不得不隔断或限制外部思想的输入，致使统一进程时断时续。朝鲜能否实现在不失控的条件下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或是否会出现政权突然崩溃以致统一提前实现的情况，目前尚为未知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俟半岛统一完成，中国的东边将崛起一个民族主义的中等强国；中韩之间领土问题必然会突出，韩国从其自身的地缘战略考虑，定将引入美国的势力，以抗衡中俄。

四、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与世界领袖（二）

对于朝鲜核危机问题，根源是布什政府毫无理性的政策的直接后果。无论朝鲜是否真的拥有核武器，它首先是针对美日韩的军事压力的反应，目标不是中国。尽管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令人满意，但朝鲜并不能对中国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就像越南。即便有时争争吵吵甚至拳打脚踢，过后还是会走回正轨。而它是中国的战略屏障，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之一，连大清朝的皇帝都明白。这种地缘政治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考验，美国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是项庄舞剑，真正的目的是点中俄两国的要穴，连傻子也 看得出来，切不可帮美国一起拆掉自己的护墙！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需要安定的内外环境。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影响全世界的氛围时，稳定的周边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坑害邻居终将危及自身。必须看到，尽管我们不愿与美国为敌，但美国国内以中国为敌的势力极大，而且不论我们怎么乖一时都难以消除。不要因为得了美国的两天好脸就荣幸的不得了，以为出卖了朝鲜就能换来美国的信任，巩固中美关系。中国并不富裕，不能像美国日本那样到处撒钱换来盟友，要树立大国威信中国必须另择别路，与邻为善，讲信义应是其中之一。出卖朋友的人也会被人出卖，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就中国而言，并不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联美制日。中美能否成为战略伙伴，主要在于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冷战结束使得美苏均势造就的中国对美战略价值急剧下降。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民族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完全重合；一般而言，当在具体的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成为绝对优先的选择。由于国家权力具有相互抵销的不相容性，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美国从权力政治出发，自然地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因此，在当前美国视中国为其在远东地区地缘政治主要威胁和21世纪最重要的敌人，且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对中日两国均心存疑虑，美日同盟的另一面是美国利用驻日美军监视和控制日本，但这是次要矛盾。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

在我国西南翼，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轻取印度。遗憾的是，我们本可以一劳永逸收复失地：即传统习惯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