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

间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却退回到战前的所谓"实际控制线"。印度很快又卷土重来，设置行政区，将其侵略既成事实化。中国怀仁德之心，冀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求得南部边界的安宁和两国关系的友好，但并未能换取印度同样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反，印度自1962年以来，一直志在复仇，大力扩充军备，并对我国西藏怀觊觎之心。印度目前与我重开谈判，是以武力为后盾和实际占领我国领土为前提的。中国的友善之举也未赢得西方宣传工具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除了澳大利亚记者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评论外。西方文化中渗透着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它在国内提倡民主和宽容，在对外交往中则奉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实力决定利益，而利益又决定了其价值取向。国际关系中的是与非，在西方看来，根本在于是否符合它的国家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中理想主义最终服从于现实主义的原因所在。

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这种在不是胁迫之下所作的让步，即便日后想收回，都没有了法理基础。中国所作的让步多为实质性、少有权宜性，反映出自古以来中国发展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态势的防御性特征，而不是积极进取使国家利益延伸出去。为一时之安宁，不惜息事宁人，这恰恰暴露出对国际关系的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取决于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因此，这种关系的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片面谋求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是短暂的，是以失去未来主动权为代价的。1999年，我国分别与越南和俄国缔结了陆地边界条约，极不明智地对越南作出领土让步。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后的北部湾划界和南海岛屿归属谈判中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叶利钦领导后期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我国没有去积极利用这段稍纵即逝的、对我极其有利的时机压俄让步，力争收回至少部分领土主权，却急于确认现状，与俄划定了东段边界的全部走向。与此相反，二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为收复北方四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长时期维持与苏联的战争状态。

结果，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以后(1956年)，苏联为离间美日关系与日本接近，双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复了正常国家关系。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分崩离析，取而代之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俄罗斯实力锐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几近松口，日本逐步赢得主动。

20世纪一、二十年代，苏俄为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权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谈判时，苏联所处的战略环境已有改善，从此再也不谈归还权益。相反，还策动外蒙独立，作为苏联远东的缓冲区。而中国当时军阀割据，南方革命政府实行"联俄"政策，苏联趁机软硬兼施，中国政府面对国内要求与苏建交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据理力争国权，最终达成基本上平等的协定。但这一纸协定并未保证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苏联利用中国的孱弱加紧渗透外蒙，并将其势力渗入我国新疆。这一事例说明，只要审时度势，抓住对方的弱点，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矛盾，不仅可以改变本国一时的整体战略劣势，甚至能为日后形成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奠定基础。历史的经验表明：领土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若坚持立场，双方关系也未必恶化到哪里去，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极其主动。

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外交空间。中国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和敢于抗击并战胜强权的勇气和智慧，不仅使我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还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但缺憾是，在经济和主权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利益权衡上的失当。重大利(国家利益)舍小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主权属大利，不能轻易退让，而经济利益则可以适当地让步。不过，无论哪种利益的退让，都必须确保一国在当时或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应利益的补偿，即所谓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四、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与世界领袖（三）

七十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向务实方向转化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也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以实用主义指导外交实践。中美蜜月激起了中国对美国国家本性过分的幻想，对于国家安全的分析判断被严重静态化，"帝国主义"被当成了过时的概念。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利用了美苏对抗保持了超脱的战略地位和相对安全的处境，是该论断成立的一个牵强的理由，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至今的十余年仍反复坚持这一论断，则是严重漠视了新形势下国际斗争的严酷现实：美国积极重整军备，采取从经济制裁、 政治颠覆到武力干涉等各种手段对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了一场"新殖民主义"的十字军东征。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显然是十分严峻的。西方发达国家国防意识极强，只有战争状态和非战状态，没有和平。相反，在经济发展论和和平发展主流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忧患意识严重不足，国防建设受到抑制，一些重要的国防技术的研制工作废弛，同时又在美日等国的压力下，签署了核禁试条约，终止了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努力，因而与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九十年代的中国外交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发展主义哲学对外交战略的困扰：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是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政府要强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整肃腐败、调控不合理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统一国内市场以推动国内经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政治实用主义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掠夺式地耗用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并不顾后果地透支生态环境。民族工业体系在政治腐败、非国有化和外来资本的三重打击下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加剧，失业人数日增。政治-法律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腐败和因此二者而形成的市场分割，造成商业信用的倒退和商业伦理的严重扭曲，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劣币驱逐良币")。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了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我们必须充分反思国际关系的得失。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极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这一点。

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国与欧盟的"双赢"。

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

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加强未来主导局势的能力，绝不能坐视他国掌握海上主动权；更不能片面地以"国内建设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为由放弃斗争。环视周边海洋国家，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而他们怎么不怕开罪于中国，怎么不怕"中国的威胁"使其周边环境变得恶劣？这是因为中国的态度给出了答案："和为贵"、"以德报怨"。1998年，我国承受了维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代价，努力塑造"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拿出40亿美元支持东盟国家稳定币值(其中25亿美元给了印尼)，以帮助亚洲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然而得到的回报是印尼政府针对华人华侨有组织的、骇人听闻的暴力迫害；菲律宾则重新引入美国势力，加紧蚕食我南海岛屿。

中国必须要居安思危，真正睁眼看世界。否则，若干年后要为自己的短视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日同盟主要意在遏制中国，其联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面对两大强敌，中国的处境自然较为不利，战略回旋余地就会减少。但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美日同盟的基础就难以动摇，中国也就很难在美日之间打进楔子；从另一方面看，台湾问题越持久不决，岛内离心力越强。韩德国家统一模式并不适用于统一台湾。东西德和南北韩从未因意识形态、政制分歧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拒绝统一，韩德人民对统一的强烈认同感和共同致力于建立伟大国家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推动力。

在台湾，日本长期的"皇民化"教育培养了殖民地心态，加之国民党政府统治政策的失当，造成台湾与大陆人的隔阂和敌视。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政治权力逐渐"本土化"，加剧了台湾岛内"族群"分裂和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的背弃。1996年李登辉直选连任后，开始着手破除台湾基础国民教育中关于"大中华"思想的灌输，鼓吹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为台独培养精神和民众基础。直接选举而非经立法院间接选举"总统"确立了行政权力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构架，为利用执政优势推进台独奠定了制度基础。2000年3月，民进党的陈水扁竞选获胜。执政的民进党首要目标是革除国民党时代的各种弊政，以尽快取信于民；并分化、削弱国民党，争取在立法院形成优势，两岸关系对它而言并非当务之急。但由于受制于政党政治和大陆的压力，陈水扁暂时只能选择在统独之间走钢丝，寻机小步迈向台独。

四、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与世界领袖（四） 　　冷战后至今，美国通过加强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军事外交结盟，以及通过经济政治手段瓦解潜在的敌对同盟，巩固和加强了"一极独霸"的局面。世界多极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我国最大的战略威胁。美国加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外交活动和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充分表明这一点。

美国的态度对于大陆和台湾均至关重要。从美国角度看，今后若干年里，中国无论变强还是转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都很大。为阻止中国"冒险"，美国一方面加紧在远东地区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包括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增强在关岛的远程打击力量，以及加快在其本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力图大大削弱中国的报复能力，提高中国使用武力的代价，并压缩中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提出"战略模糊"概念，即：(1)中国军队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进攻台湾，美国将进行干预。(2)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则不干预台海冲突。这 似乎与美国对华作出的"三不"承诺前后一贯。实际上，美国正可以通过对"模糊"设定的两个前提作出模糊的解释，使自己牢牢掌握两岸局势发展的主动权。台独分子只要"作而不述"，就没有突破美国的"战略模糊"情形之二，美国则继续有理由保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当前，民进党执政根基未稳；美国对华军事围堵、通过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即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边缘化，以及进一步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瓦解中国民族精神的一整套战略的实施尚需时日，台美此时都不会过分去刺激中国，逼其动手。待到台独时机成熟，美国到时就会把脸一抹，祭起"民族自决"，"台湾的命运只能由那里的人民来决定"等等。中国届时在政治和军事上均会陷入相当的被动之中。

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应战。不能再把思路停留在过去二十年事实已证明没有任何实效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僵化模式上。台湾要的是和平、不要统一；要两制、但不要一国。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台湾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台湾政治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台湾以一切借口回避统一，已彻底丧失了民族大义。大陆僵硬的政治宣传、无可信度的武力恐吓、和因对美国投鼠忌器而对台实际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长了台独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对大陆的轻蔑。

中国在1978年和1982年与美国谈判建交和售台武器时，因发展经济的需要，急于与美国妥协，留下了今日美国售台武器持续不绝、甚至公然突破8·17公报的原则，大幅度提高售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的严重祸患。如果当时中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态度强硬到底，美国会出于联合中国遏制苏联在中近东疯狂扩张的战略考虑而接受中国的条件。这已为美国官方近来解密的外交文件所证实。没有了售台武器这个尾巴，中国大陆再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方案，必能在当时已遭美国彻底抛弃、情绪沮丧的蒋经国先生治下的台湾引起共鸣，中国将会顺利地完成统一大业。

时过境迁，当年一切有利条件均已成过眼烟云。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现实、勇于面对挑战，而不能机械地将解决港澳的"天才构想"应用于台湾。那种"寄希望于"式的呼吁和不对症下药的政治军事恫吓，是无视台湾社会政治演变的无的放矢；那种持"台湾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之论、以及自以为一旦海峡形势恶化，只要揪住美国讲过的话，就可以阻止美国直接支援台湾的观点，更是本末倒置的无稽之谈。凡此种种要求我国必须从速解决统一问题，彻底摆脱美国利用台湾对我采取的战略挟制。和平方式徒具宣传价值，已根本不可能解决统一问题。1683年，康熙帝收复台湾，后者与清朝实力悬殊，康熙帝尚须加兵威于外，何况现在，中国同时还面对着一个居心险恶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美国。

但战争绝非莽撞之事，必须从事关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认真运筹谋划。要善于打各种牌，在国际社会中巧于周旋，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

收复台湾时机选择及其重要。雅尔塔体制崩溃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在全球市场趋向统一的同时，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入侵，输出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必然引起输入国为保卫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旧的世界秩序瓦解后，整个世界将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民族主义的崛起、宗教势力的抬头，将使世界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世界性热点屡屡出现。这既会迫使美国寻求与我国的合作，也将使其频频分心于其他世界热点。这就非常可能产生可为我方利用的有利时机；而我方若能适时大大加强军事实力，包括改进武器装备水平、加强三军协同作战和两栖登陆(含大规模跨海运输)能力、提高针对外来干预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等，则劣势可去，优势可得。

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中国与之关系必然恶化。我们手中并非无牌可打。历来现实主义的美国在碰到意志坚决、十分强硬的对手(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时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害。

台湾的光复，意味着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中国的战略地位上升，美日受到削弱。从此往后，我国将逐步具备以台湾----我们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为基地，收复钓鱼岛及东进威胁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这将大大加强我们的战略主动权。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对于维护我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当我强大的武装力量挟光复台湾之余威出现在南中国海时，我国的主权绝不容再谈判，届时，南海问题的解决易如反掌。

要迫使美国合作，必须抽掉其手中的筹码，同时要使其明白，中国是遏制不住的。如果寻求对抗，美国的失要远远大于得。这样才有可能使双方以对等的姿态谋求长远的合作。台湾统一后，中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最终会走向和解，从长远来看，中美战略合作对我国家安全和稳定世界局势意义重大。我国远交近攻方略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在寻找到真正战略共同点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现在所说的对华战略伙伴关系实质上是其对华"超越遏制"和"全面接触"战略的具体体现，即企图在经济上支配我国，并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使我政体发生演变，最终既削弱我国，但又不至于使我失去对国内秩序的控制，政治经济上对美国高度依赖，在国际事务中无心也无力向其支配地位发出挑战，外交上唯其马首是瞻。

在我国以顺时针方向依次解决海疆问题后，再行解决边塞问题。重点目标是印度。我国目前在与印度举行的边界谈判中不宜急于以让步的方式达成协议，否则，可能进一步助长其对我西藏地区的野心。印度积极侵占我西藏南麓，其意在控制军事上的制高点。印俄关系由来已久，俄国一直视印度为其在南亚的盟友，因此，它绝不愿意看到印度被削弱。故，需支持巴基斯坦以牵制印度，并借美国之力平衡俄国的影响。前者不难做到，后者须看美印关系如何发展。

在正北方，与蒙古的关系事关我国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