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行政区划体制与城市化进程的要求不匹配，但求解的策略却不能囿于行政区划。这是因为，行政区划的性质首先取决于国体和政体。作为政府行政权力等级规模的空间尺度的界定，行政区划体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对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关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求行政区划的设置、变更适应这一进程，但行政区划的设置、变更，又必须服务于政治这一根本目的。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改进和整合目前的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使之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又能符合未来的政治发展需要呢？答案仍是没有万全之策，但是有比较好的方法，那就是笔者曾经提出的实行‘州治’，即将企业管理中的‘扁平化’理论应用与区划整合中，采取‘两头挤’的办法，在‘村变镇，县变市’的同时，取消省的设置，改设为州。即中央---州---县(市、县)。州比原来的省要小一些，我们认为在中国设置50-55个州(包括特区、直辖市)为宜。美国和中国的面积差不多有50个州。

在原有的中央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自治州)---县的设置中，从中央到县有两个层级，这比较符合中国过去落后的状况，现在看来，一是层级较多；二是省辖的范围过大(省的设置已不再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既不能适合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又对行政区经济没有实际的推动意义。我们关注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如果脱离行政力的推动，单靠协调根本无法推动发展，因此城市圈经济区的发展也必须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前提。

实行‘州治’，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国家和地方减少了一个层级，各个层级的管理跨度又比较适宜；州政府对市县政府的管理和协调要比省政府的作用力更有力和更有利；州政府享有更大的立法权，这种立法会更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进而更有刚性，从而更有利于宪政；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州治’将为未来的民主大选奠定基础。

一般地，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当领导层发生变更，接着就是其内部的部门进行调整，即所谓的‘改革’。一个国家具有同样性。二十多年来，每一届中央政府的交替，随之都会对政府的机构进行‘改革’。撤并部门，就好象对一幢使用了几十年的大楼房间的改造。中共已经执政50多年，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我们需要对整个‘大楼’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需要。企业改革是微观基础的再造，实行‘州治’，是对‘大楼’级层的改造，只有这样，政府的改革才算实现了新的突破。进而政治改革才能有突破。实行‘州治’，有两种方式，一是一次设置，一次到位；二是一次设计，分批实施。我们认为，为了稳妥可以采取分批实施的办法，在3-5年内进行设计，然后用5-8年来完成。我们相信，伴随着城市化和区划调整将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因而也会成为未来政治家的历史责任，从而也会成为其历史功勋。

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与政治中心的迁徙

---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1、区域经济怎么才能均衡发展？

无论从何种层面衡量，中国区域差距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都是不容乐观的现实。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政府所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工业问题、农业问 题和区域差距的加大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不同侧面的不同反映。

区域发展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我们知道，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利益的核心是分配。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发展状况直接代表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均衡状况。如果经济发展不均衡，也即各地区的经济利益不均衡，进而作为一个国家，其经济利益的分配无疑是无法公平的。于是，区域差距就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也就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和层面。不平等与政治稳定历来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不平等使落后地区人们沮丧和对政府不满，另一方面，富裕地区对落后地区也会产生歧视和排斥，或者存在经济的‘掠夺’，进一步加剧地区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稳定压力增大。

对于如何解决区域差距问题，经济学家们曾经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专家们还提出了‘梯度理论’和‘点轴理论’，究竟谁对谁错，各有各的道理，笔者认为，正象一个人要向前走一样，当左脚落地的时候，右脚要紧跟着迈出去，正是这种前后左右的不断变换，才使人们不断向前、向前。一国的经济也正是在这种不同区域的不断提升过程中得以发展，只不过是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结果有快与慢罢了。

2、从政府左右、政治需要到共同需要

在《破解中国经济之谜》之中，我们已经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我们曾经指出，为什么区域关系会被扭曲？区域差距的拉大和失衡发展态势，主要是导源于区域关系扭曲这一事实。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关系扭曲，实质是始终没有或着无法摆脱政府左右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政治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但这并不是政府的过错或失误，而是一定客观条件下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我们曾经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梯理论、启动经济的点启动理论。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呈东中西阶梯状，蹬梯需逐梯而上。东部和环海经济已经得到了提升。因而，进一步启动中国经济，必须找准启动点，这个点不是企业，也不是某个消费领域，这个点是空间上的一个点，是一个合适的区域。这个点应该在‘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中部，选择中部的一个地区或经济区作为‘特区’。通过这个点辐射周边，承东启西，进而启动中国经济这个面。启动西部，不说新建项目有没有经济效益，也不说西部的范围有多广，会不会加重未来的负担，单就西部的条件，自然环境，启动的成本会太高，超出了目前的经济能力。西部不能启动，经济发展不了，政治也就更谈不上了。西部只能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不是近期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方面是要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富起来的人有了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这是以点带面；搞经济特区，进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以点带面。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推动事物的发展，必须要找出它的规律并要遵循它，抓住主要矛盾，抓点带面。不同的事物，主要矛盾点也不一样，但内生质都一样。打仗要集中优势兵力，市场经济要集中资本，特别是在经济启动时期，必须要集中足够的‘兵力’。

按照阶梯发展和点启动的理论，如果我们一方面在中部选择突破点，另一方面调整区划，实行州治，作为相应的政体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将会产生出新的更大的活力。关于在中部选择突破点，笔者认为,如果能和未来的政治中心的迁徙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3、中国的政治中心为什么要迁移？

对于‘迁都’这个问题，笔者也总不想去触及它，因为太敏感。几年前，当笔者第一次同人谈及此事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这是神经不正常，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事。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很清楚。从纵向看，由于需要，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京都不知迁移了多少次，即使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变换了几次；从横向看，不少发达国家也都把首都迁移，首都仅仅作为政治中心。城市太大，就会带来诸如人口问题，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等等。近几百年来，北京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这对中国的北部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由于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发展还比较缓慢。中共执政后，北京不但成为中国的‘心脏’，而且近几十年来，北京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指导下，大力发展工业，北京不但是政治经济中心，北方的重镇，而且成为世界的大都市。特别是这十多年来，北京城就像摊大饼一样，一环接一环，一圈加一圈。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只能产生更多的问题。刚解放时北京的建成面积约有1千多万平方米，上世纪90年代，北京基本上是两年就新建成1千多万平方米，而最近几年这种速度还在加快，每一任当政着都不希望比自己的前任逊色。

北京的交通问题即使现在也都有些困难，那么以后会怎么样！修修修，建建建，反正资金不是问题，越来越大，垃圾的处理，环境问题，特别是水资源问题，北京每天消耗约近300万吨水，每年约8-9亿立方米，而这些水基本上都来自于北京周围的几个大水库，而这几个水库的容量不超过80亿立方米，天天都在补充但水位线每年都有所下降，虽然近几年尚未严重危机，再过几年南水北调完成，但是不断大幅增加的需求量和未来长江水资源的紧缺，仍会使本来就紧缺的水资源成为问题。我们的城市建设正在重复着发达国家所曾经过的错误。

4、这还不是眼下急需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