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远低于欧美等国家的规模。小城镇无法获得工业、第三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口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聚集不起市场和服务功能。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第三产业更是以城市规模为条件，文化教育、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等均适于在城市发展。在节约资源、经济合理性等方面小城镇均无优势可言。显然，小城镇星罗棋布不等于城市供给充足。

(5)小城镇难以担当区域发展重任。现有的小城镇与城市的差距也决定了小城镇无力担当区域发展极的重任。小城镇大部分居民是从农业劳动力转化而来的，居民生活方式和城镇建设档次上也处在城乡过渡阶段，小城镇“城不像城，乡不像乡”，与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状态相适应。作为参照系的发达国家，大城市和城镇之间除规模差别外，在公共设施质量、购物娱乐环境、道路信息系统方面差距甚小，这种城镇真正是分流大城市人口的“蓄水池”和向农村传播大城市文明的“接力棒”。我国小城镇与大中城市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以江苏为例，电话普及率小城镇只有大城市的1／8，人均道路面积只有大城市的1／6至1／7，质量上更是无法相比。

(6)城市不只是地域概念，城市的核心问题是市场。顾名思义，城市即市场中心，市场是其基本功能。根据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要由突出人口流动转向突出功能提升，不仅包含城镇化的内容，更突出其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内涵，特别关注其经济能量的聚集度和对整个区域的辐射力。与此相应，城市化水平的衡量不应该只用城市人口比重这一“量”的指标，更应有反映城市功能提升的“质”的指标，即反映市场化和社会分工程度的指标。指标考虑可以包括第三产业比重、基础设施水平、现代化及市场意识等，特别要求城市通过服务业成为主导性产业还城市的本来面目(市场中心)。城镇城市化要求突出城市为生产服务的功能，其中包括市场功能、信息功能、金融、保险、通信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因此，建城市不仅仅是建居住环境，城镇城市化的首要内容是市场建设，是城市的服务功能建设。

3.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在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中，城市化也是一个中心话题。低城市化水平阻滞中国产业调整。事实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城市化的发展是相关的：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化推进对第一产业的优化作用、对第二产业的提升作用及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同样需要以城市为载体，以城市化为依托，并对城市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就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而言，城市化首先是一种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其次，城市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就业人口逐步转向非农业就业人口为主的转移和集中过程，其转移速度越快，转移比例越高，则城市化水平越高；第三，城市化也是由落后的农业文明转变为以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第四，城市化是对居民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是通过第三产业在全社会各方面领域内的全面渗透。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出路（三）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是长期的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文化素质差距的扩大等，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及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 根本出路。

中国城市化的滞后及城乡差别呈扩大趋势，极其有限的农村市场容量制约着农业自身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买方市场的早熟，阶段性的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产品的市场容量难以扩张，使农业生产不可能得到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不仅如此，二元结构还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的等级也在不断拉大：城镇市场已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受农民收入下降的影响，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使农村的相当一部分潜在需求无法转为现实需求。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从而影响与供给有关的产业结构的发展。自1996年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一是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全面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许多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的暂时过剩；二是农业发展由资源约束转变为资源与需求双重约束。为解决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即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优化区域和城乡结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难的问题，而且要立足于农业的长远发展。

随着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农民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在明显发生变化。根据恩格尔定理，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需求的强度也逐渐递减。当前，大多数居民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品质量、更多地选择新兴耐用消费品和高营养食品方面。与食品消费结构多元化、高级化趋势相适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由以种粮为主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

从农业发展演变的趋势看，由于可以获得聚集经济效益或规模经济效益，农工商一体化与农业产业化是以发达的小城镇为据点。这就要求必须突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为城乡一体化铺平道路。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可以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这无疑又有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已有相当水平的工业化，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4%，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50%，就社会结构而言，仍然是以农民为主的社会。这种结构性失衡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上。1997-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经历连续4年增长缓慢，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已扩大为3.5倍。在目前进行的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相当多的地方已经注意到农产品品种质量的调整，发展市场需要的名特优新产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需求而言，农产品总量过剩仍是当前值得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转折，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需求制约为主的阶段，要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的增长，就必须由“大幅度增加农产品供给”的收入增长方式转向“农产品供给平衡增长与农民人数持续减少相结合”的收入增长方式。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农产品市场容量及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将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与推进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4、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提升

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发展历史表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是自工业革命以后。而我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始终滞后于工业化。导致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因素很多：如工业发展战略偏差、政府长期重城镇轻农村的政策导向致使农业基础弱、城乡二元结构分离、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等，但导致我国城市化滞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向及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出路（四）

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均衡模式，其基本涵义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措施，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一种以高速度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赶超发展模式，它以重工业部门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动力，以高积累、高投入作为其实现的保证。由于重工业产品附加值高，生产规模大，加之政府优先保证重工业生产所需的各种资源，因而，实行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我国较早地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工业化。我国 的工业化是在市场狭窄的条件下实现的。为能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实现工业化，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在保障基本消费品的供应外，最大限度地压低消费，实现工业的高积累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工业自我服务的封闭结构，不仅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存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服务业被视为非生产部门，长期以来受到限制，整体水平较低。国内国际消费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一直只是从属性的。

1952-1978年，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长28倍，重加工业产值增长40倍，而轻工业只增长16倍，说明在改革前的30年中，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超越了以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重工业所需资金积累放在了积累能力很弱的农业部门。农业向重工业发展提供积累的基本方式，是以极度低廉的价格向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农产品，从而压低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应扩大工业内部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同时，由于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轻工业难以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受到极大限制。1952-1978年，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只有3723万个，而同一时期全国城乡共增加劳动力19127万人，绝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在农村。

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城市化的推进可以从“城市城市化”和“农村城市化”两方面同时推进：在“城市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必须遵循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规律，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出现的共同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升级演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阶段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占优势的阶段演进，以产值高度化、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劳动结构高度化为特征。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转变形式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横向高级化，即各产业趋向高增值化目标；二是纵向高级化，即产业结构总体升迁发生质变。“城市城市化”的重点在于城市第二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要从传统的工业领域中退出，转向发展附加值高，以资金技术密集为主的新型行业和部门。

在城市经济走完工业高级化过程，城市原来产业层面即传统工业市场自然可以让给农村市场，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将大部分劳动密集度高、附加值低、产量大的工业产品转给农村，使城市工业自然转移到农村市场，但这必须以“农村城市化”的紧步跟上为前提，“农村城市化”的战略核心是乡镇工业企业的发展，乡镇工业的崛起与发展改变了我国农村过去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开辟了由农村农业的单一农业经济向三大产业综合发展的工业化之路。乡镇企业以大力发展轻纺工业、食品工业、部分电子工业等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为主，增加了农村工业的份额，相应提高了农村工业在消费市场的占有率，抑制资金对劳动的过早过度替代，从而使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得到缓解。目前，全国农村有27%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浙江省则有50%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浙江省的城市化率因此比全国高出12.7%，达到48.7%。

虽然乡镇工业的发展引起了“造城”运动——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但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有相当一部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无法满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和规模重组，需要进行产业转移，但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相对落后于大中城市的小城镇却无力满足结构重组、产业升级的要求。目前我国乡镇企业有92%分布在村落，只有8%集中在小城镇，由于小城镇规模小，狭小的市场容量成为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服务业达不到最佳规模经济点，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致使城市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开发，这又造成城市化效率的低下，致使城镇产业内部结构出现偏差，最终导致宏观经济效率的损失，出现了“小城镇，大问题”的局面。所以，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又是乡镇企业结构升级的契机，而这要以发展适当的城市规模为保证。

二、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上）

1、谁来为中国城市建设买单？

城市化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能给城市企业，而且还可以给城市居民乃至全社会带来收益和福利。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城市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其结果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很低，即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城市化即将进入加速期，在今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人口不断向大中城市 聚集，或者在大中城市的周围，建立起许许多多的卫星城镇。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为满足这一需要，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想尽办法招商引资、筹集建设资金。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中国城市化谁来买单？

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要靠政府驱动，但更多的是资本驱动。如果城市建设资金操作科学合理，可以提升城市价值，城市自身发展可实现良性循环。如果基础设施重复建设，或投资基础设施过度，超过了城市的负担力，不但不能创造价值，甚至可能‘破产’。

加速城市化涉及到城市建设，城市建设要涉及到城市产品的供给问题。城市产品的供给量从理论上来说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私人物品，二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中又包括了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私人或者说由民间来提供，纯公共物品由政府来提供；准公共物品由政府和企业联合提供。但现在有两个变化，一是由于技术及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纯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越来越变成私人物品了，原来由政府提供的物品，也可以由企业来提供。二是我国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城市建设的产品是一次建成多次使用，不论是私人还是政府，都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金，要利用资本市场来平衡资金缺口。据联合国开发署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般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0%-15%。按照这一比例测算：仅"十五"期间，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共需投资预计将超过1.5-2万亿元人民币，年需投资3000-4000亿元。

中国城市化的资金需要多少，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会达到什么水准，与此相对应的需要多少钱？在目前体制转型和资金缺口很大的情况下，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很多融资方式，提的比较多的是经营城市。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资金的来源，谁都很清楚应该是多元化的。城市建设资金筹措是首要问题，另外还有合理使用问题。中国的城市政府资产和西方国家的城市政府资产意义不完全一样，比如在中国，还包括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面临着"吃饭财政"，用到城市建设上的钱非常有限。因此要加快改革，政府应剔除不该管的东西，否则政府会面临一个"黑洞"，永远也填不满。有些领域还有人为操纵现象，包括资本市场与建设市场，没有按照市场化来运作。再就是建了很多没有效益的样板工程。

城市化能否成功，最终要看城市能否为自己买单，这里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财政体制问题；二是融资体制问题；三是投资监督与市场化操作。一个城市要实现良性循环，提高城市竞争力，还要注意三个环节。一是城市功能定位，这是最关键的。可以学习国内外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定位。二是产业选择。强调产业集群概念，因势利导地推动适合自己的产业集群的发展。三是要围绕城市功能、产业选择，加强城市软硬环境的培育。政府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要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横向关系。明确哪些是政府做的，哪些是企业做的。政府的目标是城市利益最大化。第二要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同级城市政府间的纵向关系。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应本着事权和财权对称的原则进行，这要涉及到财政体制改革。第三是横向城市间要考虑分工合作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定位、城市功能和产业选择等。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城市不管它怎么筹集资金，不管它在短期内搞得怎样红红火火，但从长期看，众多的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买单。城市需要在发展中解决资金问题，关键因素是这个城市最终能不能培养出自己的魅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2、问题的核心在那里？

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善这一状况，措施就是要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其实质是城镇城市化。这些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城市发展，至少需要几十年，要想长期存在发展，其资源必须能够良性循环。否则，城市就会过早地死亡、消失。所以城市政府的关注点，不应只是哪个具体的项目应该上，只顾忙短期利益，而轻视或找不到整个城市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城市的基本定位、规划、生产力与竞争力解决了以后，会自然而然有吸引力，买单就不成为问题。需要人才，它会吸引来人才；需要资金，它会吸引来资金。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化能否成功，最终要看城市能否为自己买单。从国际经验说，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其本身是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是资金流、人流、物流的聚合，最终要实现城市自我良性发展。

短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的确要由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买单；长期看，应该是城市自己能够给自己买单。所以，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方面说，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都要有一个大的思路，从长远的、广阔的、深层的战略角度来思考、着手。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核心在那里呢？

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就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但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仅从城市建设直接入手是不够的，城市化本身需要大量资金，而它的融资以及回报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第一轮不良资产主要来自于企业，目前中国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来由企业创造的，这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2002年低，中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含外资机构)超过16万亿元，各项贷款12万亿，存贷差4万多亿。一方面企业缺钱，一方面银行因找不到好的项目‘惜贷’，所以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准备大干一场，准备开工许多大的城市基本建设项目。我们关注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热’即将再次出现，如果决策科学，中国经济将会很快真正步入快车道，在相当的时期内中国的GDP增长率会超过两位数。否则，如果搞得不好，城市政府将会成为第二轮更多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创造者。

二、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下）

3、中国经济是否再次出现过热情况？

早在十年前，就在中外经济界人士都断定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过热，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呈现时，持相反意见者认为：大陆经济是‘总体不热’。譬如时任国家体改委研究会副会长的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表示：外界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断定经济过热是不切合实际的，1993年上半年，大陆的通货膨胀率达15%左右属于正常现象，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对于外 贸负增长以及失业人口增加等现象，童大林也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国家采取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不妥。对此笔者持有相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消费升级的条件，过‘热’的经济是经济结构升级的表现，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个时机，正确导向，中国经济不但会顺利实现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经济将会很快进入快车道，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遗憾的是国家采取了美国经济学家卖金农的建议，致使中国经济走入了一段沉重的路程。卖金农是美国史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首创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