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

来一辆板车，拉著妻子去附近的一所兽医院找熟人接生。没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难产，兽医不敢处理，劝他们立刻到大医院，否则大人孩子都有生命危险。丈夫咬著牙将蹬著平板车一路疾驰，妻子在车上痛苦地呻吟著。当平板车来到一个繁华路口时，警察拦住了他们。原来，这条街道是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经过。警察执行公务一点也不含糊，虽然现在并没有尊贵的国宾的车队通行，但他依然坚持不放行。孕妇的呻吟和鲜血，警察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丈夫哀哭著向他下跪，这名警察仍然“刚直不阿”。没有办法，丈夫只好蹬著车绕道前往医院。中途耽误了半小时，到达医院时，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双双死亡。晚上，悲痛万分的丈夫一个人在破旧的家里上吊自尽了。惨剧的罪魁祸首是冷漠。长久以来，冷漠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被赞扬为“坚强”和“勇敢”，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被要求成为“特殊材料”制造成的人。

我不想过多地谴责那个不通人情的警察，因为他本人也是这一整套制度与文化的牺牲品。他不会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反倒会为自己的“忠于职守”而洋洋得意。是我们共同制造了一种以冷漠为“光荣”、以冷漠为“进步”的社会氛围。我们以为自己在突飞猛进，其实我们依然在野蛮地茹毛饮血，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一片荒芜的、一无所有的旷野。我在王朔的小说中，读到军队大院里的孩子用砖头砸别人脑袋时的快乐。年轻的打手们是不会害怕鲜血的，他们对生命也没有丝毫的敬畏之感。而作者对这种嗜血的冷酷显然充满了赞美和欣赏。我在余华的小说中，也读到杀人者与被杀者快意，残酷的杀戮成了作家案头把玩的小摆设。余华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小时候家住停尸房的对面，夏天常常到凉快的停尸间睡午觉，由此获得了无穷的灵感。我在香港著名导演吴宇森的若干电影中，更是发现了一种推展到极致的“暴力美学”。杀戮行为越多的主人公，最后必然成为让人尊敬的英雄。谁要是心慈手软，谁立即就被“物竞天择”的江湖原则所淘汰。我们阅读著这样的小说、观赏著这样的电影，并冷静地耳闻目睹著身边一幕幕的惨剧，我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他人的苦难不足以成为自身的苦难，“爱”成为一种长期缺席的元素。

我们的心灵就像是一片逐步被沙化的绿洲，再也蕴含不了一点点甘泉，就连坚韧的仙人掌也无法存活。冷漠的尽头是麻木，我想起了作家卢跃刚在《大国寡民》中说过一句话：“贫穷和愚昧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和麻木。”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由血腥走向觉醒和反思乃至忏悔的，毕竟是其中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却在血腥中变得冷漠和麻木，他们拒绝忏悔和反思，他们毅然选择逃避和掩饰。如何对待历史，其实也就是如何对待现实，这两者是相通的。不肯面对历史的苦难的人，同样也不肯面对现实的苦难。他们不把冷漠看著一种罪恶，反而将其当成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存策略。东方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被迅速地遗忘和改写，而西方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纳粹暴政，却越来越被凸现和批判。

任何阅读过《拉贝日记》的人，任何亲身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都会被那些恐怖的场面所震撼。在德国，集中营已经成为纪念馆，成为民族记忆中一道永远的疤痕。在一间阴森的地下室里，装满小孩们玩具的箱子被细心地码在一起，堆积如山，至今好像仍在等待它们的小主人们来著最后的挑选。在许多小箱子上，用粉笔写著“丽贝卡”、“伊斯尔”、“伊莎克”等成千上万个无辜的孩子和家庭的名字，全都清晰可见，而这些人都被暴徒们赶进了煤气杀人室。瑞士法学家托马斯极接□オb《人权是什么》一书中指出：“这种野蛮的行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全面的解释。许多犯下过这种罪行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它们的受害人不是人，只是老鼠之类的害虫，应当赶尽杀绝。他们把我们带到幕后的真正策划者那里。这些策划者想证明，人类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等级，应当根据其种族、宗教、民族和语言身份而区别对待。那个不承认人在原则上具有平等的权利并具有同等的价值的人，那个通过新闻媒介和其他宣传方式散布诸如‘无教养’之类说法的人，那个附带地煽动仇恨其他民族的火焰的人，那个制造恐怖的人，要对那些把人领进煤气杀人室的暴徒们承担一份责任。”他的论述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的法学家的眼界。

今天的冷漠实际上来自于不肯承担昨天的责任。孱弱的文人学者，如周一良、浩然、余秋雨等人是如此，比他们更应当承担责任的幕后策划者和前台打手们更是如此。全民共忏悔的呼吁，直到今天还是被当作笑话，并遭到聪明人的围剿。在我们这里，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一直是阻力重重。对历史的掩盖，直接导致了现实社会生态的恶化；对责任的躲避，直接带来了冷漠心态的大面积扩散。我无法忘怀那个产妇和那个婴儿悲惨的死亡，他们的生命融汇进了历史上无数的、无辜的冤魂的行列。是冷漠杀害了他们。托马斯极接□サN“罪”的定义扩充开去，阐明了冷漠本身就是罪恶的道理：“无数冷漠的、不准备为人类的尊严和人权而站出来的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些冷漠的人既不在国内也不在国外抗议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律，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决定对犹太人给予最可怕的歧视就侮辱的法律；当瑞士外交官同德国代表就德国犹太人的护照加盖犹太标记达成协议（瑞士当局以此防止德国的犹太人逃入瑞士）时，这些冷漠的人没有集合起来进行抵抗。

在30年代，当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要求教授们向法西斯主义宣誓，保证教育学生成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忠实成员时，3000名教授中只有大约0.5%的人拒绝宣誓。例如，天主教教堂的借口是含糊不清的：法西斯主义应当就是意大利国家，自欺欺人，还证明其签署文件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些冷漠的人耽心的只是自己的生计，他们构成了为独裁者和民族仇恨煽动者铺下的红地毯的表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少数的抗议者，我们这“沉默的大多数”、“懦弱的大多数”都是有罪的，因为沉默、懦弱、冷漠和麻木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我们曾经沉默、曾经懦弱、曾经冷漠、曾经麻木，今天我们在面对包括那个产妇和那个婴儿在内的一个个消逝的生命时，我们依旧会沉默、依旧会懦弱、依旧会冷漠、依旧会麻木。

冷漠是一种特殊的罪恶。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与之作艰巨的抗争，我们才有可能企盼爱、同情、怜悯这些珍贵的情感的降临。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一百多年来，“北大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和价值皈依。“北大精神”就是启蒙民众、质疑权力和抗争不义，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杜鹃啼血、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北大”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也远远超越了“最高学府”的身份，它一直处于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冲突、撞击的风头浪尖上，有力地影响著中国的历史进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宛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滚滚长江水。北大既充当过“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先锋，也曾沦落为毛泽东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谓辉煌与挫败并存、光荣与耻辱同在。“八九”之后，“北大精神”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遭到了强权的整肃、压抑和篡改，已成残缺之状。最近十多年来，北大与其他中国的高等学府一样，盛行著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和恬不知耻的功利主义，相当大一部分的教师和学生打著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旗号，心甘情愿地成为权力的帮忙和帮闲。刚刚在各大媒体上炒得火热的北大女生弓琳缴纳一万多元党费的事件，就是北大现状最为突出的展示。这个漂亮得足以去充当某网络学校“形象代言人”

的女孩，让我联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个更加美丽的北大女生——林昭。林昭与弓琳形成了一组非常鲜明的对照：一个为了捍卫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则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业，以一脸天真状完成了连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尘莫及的一流表演。以“林昭”为象征的北大是光荣的北大，我为之而神往、为之而骄傲的北大；以“弓琳”为象征的北大则是丑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弃、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商业秀·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来，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于通过作秀来捞取个人资本——克林顿访问北大时，就有一个名叫马楠的中文系女生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是担负著从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负重“敌营十八年”的伟大使命，那么以我的智力简直就无法解释马楠女士何以打出这种“翻天印”来。

马楠给我带来的疑惑还没有消除，另一个名叫弓琳的小师妹又粉墨登场了。此人先是因为担任某网校“形象代言人”而一举成名，在获得一万多人民币的报酬后，立即作为党费上交。在媒体上我看到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当时，一名老师问道：“你是要把这些钱全交作党费吗？”弓琳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这是我第一笔劳动收入，我认为真的很珍贵。因此一定要把它交给党。这是一个年轻党员对党表达的小小心意。我愿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热爱。”

此事受到了官方媒体的热烈追捧。数日之间，相关报导就有数千条。看来，弓琳将来如果再接再厉的话，有可能被纳入“雷锋——欧阳海——张海迪——李素丽”的“模范系列”之中。然而，在北大的几个著名网络论坛上，对此几乎全是负面评价，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高明的商业炒作。就连与弓琳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也表示了这样的猜测：弓琳很好，但也许背后是网校的又一次商业策划。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这一猜测被证实了：记者在访问弓琳之前两小时，电话采访了网络学校的老板王跃胜。王说，弓琳事前没有和他商量过，他也是第二天看网络新闻才知道的，他很支持，“这说明我们的小姑娘爱党”。但是，弓琳却对记者说漏了嘴：“我说我想把第一笔代言费交党费，王总很支持。”记者立即追问说：“但是王总说他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此，弓琳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只好顾左右而言它：“也许他有他的考虑。”

如果按照常理出牌的话，两万元能够买多大版面的广告呢？两万元的广告费用能够让这所网校和弓琳出多大的名呢？于是，他们便合谋选择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营销计策，果然一举成功。

如果仅仅是一场商业秀的话，我丝毫不感兴趣。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它不仅仅是一场商业秀，更是一场政治秀，同时也将北大传统牵扯进来。弓琳强调这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特别喜欢的两句话就是：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你必须追求自己的生活，只要你自己心里纯净就够了。别人评价你多么有心机，这些都不重要。这次举动是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日来她却马不停蹄地接受各类记者的采访。《南方周末》的记者敏锐地写下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在采访的中间，弓琳的手机响了，她接电话，显然谈到了这件事情：“姑父啊，我在外面呢……对呀，很牛吧。哪一张报纸上有报导……”显然，她并不是不在乎媒体的报导。很快，她又参与中央电视台由倪萍主持的、以煽情著称的《聊天》节目，作为特邀嘉宾与倪萍一起苦口婆心地教育广大人民要爱党爱国。因此，这已然不再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禁要追问：究竟是谁最先将此事捅到媒体上去的呢？是北大校方、还是弓琳自己抑或是网校的王老板呢？

在每次采访中，弓琳都得意无比地谈到身上的两重光环：“现在我身上有两个最大的光环，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入党。这笔钱交给北大党委，同时回报北大和党，我觉得这机会太好了。”她以一种“谦虚谨慎”的口吻回顾自己的中学时代入党的经历以及对北大的热爱：“十八岁就入党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高中，在那么苛刻的条件下。那时候，入党属于非常荣誉性的东西，相当于给你一种光环。北大是别一个光环。正如一位老师所说，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消费北大、享受北大。因为北大给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其实我和北大的关系，我和党的关系，都是这样一种关系，我完全是个消费者，没作什么贡献。所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是愿意做的。”这是一个无比聪明的奴才的一番“肝胆相照”的表白。其实，只要对北大精神稍稍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弓琳所说的这两个“光环”不仅不能“重合”，而且互相对立——“非党化”是大学精神得以确立的前提。北大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敌人，就是**的专制主义和党化教育。**的愚民政策对教育和文化的摧残都是空前的。一个依靠暴力来支撑的政权，一定会把文明当作“不安定力量”。因此，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也就意味著选择反抗专制和暴政、坚守民主和人权的人生道路；而选择做一个死心塌地的奴隶党员，也就意味著放弃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成为权力架构中的一颗“螺丝钉”。

在两代北大女生中，作出前一种选择的是林昭，作出后一种选择的是弓琳，这两个北大女性从某种程度上代表著北大两个时代不同的“校格”。林昭的同学孙文铄在一篇回忆林昭的文章中这样写到：“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北大精神’的精髓。‘直到战死为止’的马寅初，‘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决不低头屈服’的林昭，就是北大精神在校长、教授、学生中的最佳体现。可以坚信，这种北大精神是任何人也压制不住的，它将会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身上发扬光大。”我同意孙先生的判断，但同时我又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像弓琳之流的北大学生、像林毅夫之流的北大教授、像吴树青之流的北大校长，最近二十年以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他们肆无忌惮地败坏著北大精神，他们却被当作新时代的“北大代言人”。这是北大的悲剧，这是北大人的耻辱。

被忘却的林昭

谁是林昭呢？当大部分北大学子都忘却了这个名字的时候，女作家方方却写下了一篇题为《林昭的光芒》的文章：“静夜之时，总会有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审视著这么容易忘却又这么容易满足的我们。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著果敢和无畏。她仿佛在说：历史就这么过去了么？你们就这样轻易地原谅了专制原谅了灾难原谅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们自己？她的诘问令我们霍然而起。她就是林昭——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取自由，在监狱中惨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亲交上五分钱子弹费而被枪杀的林昭。”一九六八年林昭惨遭杀害之后，北大的湖光塔影依旧；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之后，北大的湖光塔影依旧。然而，今天的北大，除了长袖善舞的弓琳之流外，还有多少人在记忆、在沉思、在呼号、在呐喊呢？方方接著写道：“偶尔的时候，也摊开自己的双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这也是我想对自己说的话、想对那些尚未“奴在心者”的北大校友们说的话。正是因为呈现了这些带著血迹的文字，方方主编的《今日名流》杂志在两年前才被迫停刊——依然还有那么多丑陋的家伙不敢面对林昭。

对于今天的北大和今天的中国来说，林昭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低估。钱理群教授在《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一文中指出：“林昭是凭‘感性的直觉’去‘行动’的；因此，她不同与张中晓、顾准，不是思想家型的战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动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难的殉道的‘圣女’。”她比绝大多数同代人更早地透视出了毛泽东的专制魔王和嗜血独裁者的本质。在那最黑暗的“毛式法西斯”统治的时代里，林昭如同当年拯救法兰西的圣女贞德一样，用生命激活了北大的文化命脉，并且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精神高线”。要求人人都成为林昭是不现实的，但至少我们应当保留仰望林昭、敬重林昭的那点青春热血和心灵渴求，我们必须承认林昭比我们高贵而不是去嘲笑她——如果连这点“道德底线”都没有了，北大人何以成为北大人？知识分子何以成为知识分子？假如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去学习弓琳的那点“厚黑之术”，那么林昭也就遭到了第二次更加残酷的谋杀。

在带有很大的“自白”性质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里，林昭最频繁地使用的自我命名是“年青的反抗者”。在附录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曾对林昭列有“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对此，林昭大义凝然地批驳说，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之良知的激励和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钱理群教授特别指出，林昭又自称“奉著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这也很值得注意。林昭在文章中一再表示赞同这样的观点：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并作了这样的发挥：“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面对著林昭数十万言的血书，钱理群感慨地说：“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探讨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这本身即有一种特殊的感人力量与思想价值。或者如她自己所说，这是‘有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一点基督精神’的；她自称‘奉著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大概也是要强调这一点。”早在四十多年前，林昭就认识到并毫不畏惧地宣布了...和毛泽东的邪恶。我想，这些林昭在监狱中用血写下的文字，是值得作为时代弄潮儿的弓琳们好好捧读的。

当“谁是林昭”在北大成为“真问题”的时候，当言说林昭依然是“禁忌”的时候，电视屏幕上就只能飞舞著弓琳和倪萍那“忠党爱国”的泪花。林昭的同窗好友张元勋在《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写道：“她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她终于凭著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三十六年的人生！从那个黑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十一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人们发现，林昭在...监狱里的遭遇，比起江姐在国民监狱里的遭遇来，不知道要悲惨多少倍。我想追问的是：故作天真无瑕状的弓琳小姐，假如知道了林昭的遭遇，会不会更热爱她的“党”呢？

光环与丑闻

我在“关天茶舍”的网络论坛上读到一篇署名周秋鹏的、题为《光环与丑闻》的短文。同一天的报纸上有两则截然不同的新闻：一条是北大女生弓琳交了一万多元的党费，另一条是一名在北京某洗浴中心卖淫的女子，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赤身裸体地往外逃跑。前面一则新闻的主人公被记者写得金光灿烂，后面一则新闻的主人公则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对此，作者若有所感地写道：“首先我觉得她们在我眼里是相同的。她们两个都是人，都是父母生的，都有居民身份证，也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己的尊严。借用《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一句话，叫‘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两个平等的人，都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那就是挣钱。她们在挣钱的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给别人提供服务。当然在名称上稍微有点区别：那个女生做的，叫形象代理；那个女子做的，叫卖淫。但在本质上都是用自己的身体为别人提供服务。结果也差不多，她们都用自己的身体挣到了钱。然后，她们挣到钱的用途，那女生是用来交党费，那卖淫女是用来养家糊口。我看也没什么区别。至少我无法分出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借用那个女生的说法，都是属于‘很私人化的事情’。”将北大女生弓琳与妓女放在一起，既非故意贬低弓琳，也非刻意抬高妓女。这是一种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少有的宽广的人道主义立场。

然而，两人却拥有著迥然不同的命运，一个人像凤凰一样珍贵，一个人像泥土一样卑微。作者接著写道：“那个女生的举动被新华社宣传，然后又受到各个重大媒体的报导，成了一个热点人物。面对记者的采访，她神采飞扬、轻松自在地谈著自己身上有两大光环，一个是北大学生，一个是十八岁入党，当然现在又做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然又要多个更大的光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