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的看法均较为一致。曾纪泽主动在召对中提出郭的问题，一方面表明当时士林和官场对郭的攻击已经十分厉害，另一方面曾确实也希望在最高当局面前对郭说好话。而郭回国之后退休，亦不完全是汪所说的“自愿”，来自“清议”的道德攻击使他不得不退出官场。

参阅汪荣祖《郭嵩焘、严复、曾纪泽三人连环叙》，见《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4页。）曾纪泽在最高当局面前为郭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着想——他即将接任郭的职位，也即将面临与郭相似的攻击与辱骂。不过，郭氏向来我行我素，不顾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结果导致保守派的攻击愈演愈烈；而曾氏性格内敛，言论低调，且有曾家的显赫背景，故处境能比郭更好一些。即便如此，曾纪泽仍未摆脱道德指责及其营造的负面的舆论环境对自己的伤害，在出色地完成若干重要的外交使命（如签订对俄条约，挽回部分损失）之后，他回到国内虽未遭到像郭那样“千夫所指”的命运，却也陷入迷墙之中。据他的好友、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观察：“曾侯爷九年后归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以为他的进步观点会被欣然接受。但他进了总理衙门之后，却成为了猜忌的对象。”（丁韪良讲述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皇帝向侯爷询问西方教育后，鉴于他有名的英语语言能力，明智地任命他为同文馆管学大臣。

这一职务此前并不存在，权力之大，足以推动教育事业亟需的革命；然而第二天，总理衙门递上奏折，称设两个管学大臣更好，提名徐用仪做曾的同事（徐是一位有才干的保守者，是曾的死敌，全力以赴地试图削弱曾的影响）。一个向前拉，一个向后推，会有什么前进呢？”作为冷静而敏锐的旁观者，丁韪良还观察到清廷内部复杂的人事纠缠导致了曾无法发挥其才华，即便是基本立场相近的高层人物如李鸿章亦对曾心存猜忌：“李总督也反对曾，但不是作为保守派，而是害怕曾会继而领导国家。而且，曾、李之间有私人恩怨：侯爷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李的侄子，但后者性格不善，女儿经父亲同意后，离开了丈夫。”参阅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8页。）曾纪泽虽然先后担任了“帮办海军”、“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钦派管库大臣”、“兼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馆事务”、“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职位，却始终未能主持总署、枢廷，充分发挥其才干和学识——即便是慈禧的信任也无法让他摆脱“清议”对其的“妖魔化”。

（曾纪泽在给梅辉立写的墓志铭中批评了当时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的习气：“荐绅先生，讳言边裔；望洋向若，固拒深闭。斗室雄辩，百喙同声；谓人燕石，我则琼瑶。浮夸相和，虚骄不足；有道人长，谓之示弱……”他很少作如此激愤的批评，而正是这些人摧毁了他的前途。参阅钟叔河《外交人才曾纪泽》，见《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第300页。）可以说，曾纪泽的悲剧，不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最高当局对他的疏离和不信任所造成的，乃是缘于“清议”对开明派人士在道德上的毁灭性的打击。（三）外语教育的滞后与外交人才的匮乏曾纪泽是晚清少数“由通西学而入洋务”、在中西学之间“就吾之所已通者括而充之，以通吾所未通”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其日记中，差不多每天都有研读英文（有时还有法文）的记载，贵为侯门之子，尚如此好学，殊为罕见。曾氏对西方的算学、地理学等均有较深的涉猎。像他这样的洋务人才，在晚清可谓寥寥无几。曾纪泽的“一支独秀”显示了清廷外语教育的滞后和外交人才的匮乏，以及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的对洋务的排斥和恐惧。

（对于曾纪泽的英文水平，丁韪良有详细的记载：“曾纪泽原居于内陆，几乎从未见过白种人，主要靠语法和词典学习英语。不知是因为隔绝（它使曾缺乏比较的机会）还是因为奉承（贵族总是少不了有人奉承，所以自我膨胀），曾纪泽对自己的英语水平非常自负”、“曾没有进入同文馆做学生，他找我做私人指导，寻求了解有关地理、历史于欧洲政治的信息，并请我批改他这方面的英语文章”、“曾英语口语流畅，但不合语法，阅读、写作总有困难。但他知道的那一点英语使他在社交活动中大占优势（而社交是外交活动的一半），并使他成为中国派驻外国首都最有才干的使者。”这些描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曾的英文水平虽然没有他自我评价的那么高，但在与之同代的高级外交官中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参阅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5—246页。）慈禧在两次召见中均细致地询问了曾纪泽的洋务背景和外语水平。第一次召见中，双方的对答如下：问：“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

对：“奴才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儿办过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问：“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对：“奴才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奴才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奴才还不能全懂。”问：“是知道英国的？”对：“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曾纪泽详细讲述了自己涉足洋务的过程，即从充当父亲的幕僚和助手开始，在天津教案等事务中切实参与同洋人的交涉。在语言方面，他略显得意地表示，通过长期的学习，自己终于基本掌握了英文。对此，慈禧显然感到满意。第二次召见，虽然时间才相隔一年，但慈禧似乎忘记了上次已经问过的问题，再次旧话重提，亦可见其对洋务人员语言能力的关注：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语。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传、口齿难传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在这段对答中，曾纪泽向慈禧介绍了英文和法文的不同用途，他的说法基本符合当时国际社会的惯例。曾纪泽还试图纠正慈禧过于注重洋务人才的外语水平的错误观念，详细阐述了通外语与通洋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办洋务必须“熟于条约、熟于公事”，如果说办洋务是通才，那么通外语则只是专才，因此办理洋务之难，难于精通洋文洋语。具体到翻译人员的运用上，曾亦指出，即便是精通外语的外交官，在与别国人士正式对话的时候，也需要翻译的帮助。

曾氏已经意识到，外交是一门相当专业化的工作，它需要各种类型人才的相互配合，而不可能一个人精通所有项目、像处理内政一样“事必躬亲”。慈禧接着要求曾纪泽在出使期间要严格约束随行人员：旨：“你随行员弁，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国多事，令外洋人轻视。”对：“臣恪遵圣训，于随带人员一事格外谨慎。现在能通洋务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找寻。臣意中竟无其选，只好择臣素识之读书人中，择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于通事、刚八度等人，大半惟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轻易携带。”曾纪泽则借此机会表明洋务人才的难得：如果说今天的外交事务是一个众人都趋之若骛的领域，那么曾纪泽那个时代的洋务则是一块如履薄冰的“地雷阵”，办洋务在当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正人君子”自然不屑于涉足，那些老谋深算的官僚也尽量绕开走。因此，许多经验丰富的买办阶层都是一些“没有祖国”的“变色龙”，根本不值得信任；而在朝廷之内又很难找到应变能力、知识储备和个人品质俱佳的人选。于是，曾纪泽甚至不得不“举贤不避亲”了。说到人才难觅，慈禧便把话题转到同文馆上：问：“你带同文馆学生去否？”

对：“臣带英翻译一名，法翻译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汇奏。”问：“他们都好？”对：“臣略懂英文，英翻译左秉隆，臣知其可用。法翻译联兴，臣未能深加考究，因臣不懂法文之故。然联兴在同文馆已派充副教习，想其文法尚可。至于供事，不过钞誊公文，只要字迹干净，就可用了。”京师同文馆是1862年5月正是创办的，缘于当时外语和外交人才的奇缺。在1842年，堂堂的大清都城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懂英文，朝廷只好从广东招聘两名翻译人员入京，参与翻译中英交涉的文件。当时，建立同文馆是由恭亲王倡议、而由刚刚掌权的慈禧本人最后拍板，且在高层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馆内初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此后增设了德文和东文（日文）馆。除了语言之外，也开设数学、天文、化学、物理、历史、地理、政法、医学等科目。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汲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窗口，也是近代中国外交人才的摇篮。在同文馆建立十多年之后，它已经能为中国驻外使馆提供部分工作人员了。从慈禧的询问中即可看出，她相当看重同文馆所具有的这一价值：曾纪泽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措辞相当讲究。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臧否不多，但亦可看出对手下的评价并不甚高。

翻译们虽非滥竽充数，却远远不能令他满意。他挑选的翻译，有的已经担任了同文馆的副教习，他的评价也只是“想其文法尚可”。也就是说，曾氏认为同文馆的一般学生尚不足以应付出使海外在使馆中的翻译工作。曾氏一生的事业，首要在外交上，次则在教育上（特别是以同文馆为代表的西化教育）。这两处都是难处最大、争议最大的领域，也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领域：外交需要教育为之培养新型人才；而教育的变革又需要从外交界引入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但是，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这两个部门不仅未能互相支持和促进，反倒互相地制约与阻隔。这种状况不是靠个人的手腕和权力所能改变的，更何况曾纪泽根本就没有李鸿章那样的手腕与权力，所以他的理想的实现程度就相当有限了，也正如丁韪良所观察的那样——“曾侯爷作为政治家，无论在海外代表他的国家，还是在国内参政议事，都表现出中国人最好的素质——谨慎、忍耐与坚强。离开英国前，曾在《东方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受到人们注意的论文，标题为《中国：昏睡与苏醒》。据传，此文预示了曾意图努力的目标。他唤醒巨人的努力究竟成功了几分，看看最近战争的结果便知。”

（同前，第248页）丁韪良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北京城正在经受着来自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双重的蹂躏，而曾纪泽已经逝世十年之久了——即使能够活到1900年，曾纪泽会像许景澄等五大臣那样因“亲西方”而遭致杀身之祸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在同文馆刚刚创办的时候，《伦敦与中国邮差报》曾经作了一番颇为乐观的评论：“整个文明世界与它（同文馆）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在过为何不去将这样的人培养成地方总督，乃至于各部尚书呢？他们学贯中西，意在造就一批既渗透着近代科学思想，同时又能通过科举出任政府官员的新人。”（转引自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07——308页。）同文馆的建立表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和带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与这一时期其他许多改革一样，同文馆并未动摇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格局，它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外语人才的缺乏问题，毕业于同文馆的学生中罕有能被提拔到高位的。它的失败正是因为其自身的发展导致了对儒教国家基础的挑战。在科举制度尚未取消之前，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同文馆无法吸引一流的人才的加入，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是实际的利益分配问题：科举制度与仕途直接关联起来，只有研读儒家经典和精通八股文写作，方能在仕途上出人头地、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入读同文馆也就意味着丧失了“正途”出身，无法拥有进入仕途的“入场券”，而始终低人一等。不用说在同文馆中就读的学生了，即便是留学欧美日本、并获得外国学位的优秀人才，回国之后亦纷纷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去考科举，如严复便是如此。其次，入读同文馆还将面临着道德伦理的指责。入读同文馆也就意味着选择今后长期与洋人交涉的生活方式，在那些守旧的士大夫眼中，这样做简直就是“自投火坑”。因此，同文馆的学生在道德上便被“不齿于衣冠之林”，这是一种更加顽固的精神歧视。大学士和两广总督瑞麟亦指出了同文馆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新学堂的学生依然重视自己获得做官资格的旧学而轻西学。他还认为，离开了中国政府及其官员自身革命性的变革的前提，一切要改变此种现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高级官员们即便有心改革，却缺乏制服士绅的权力；他们即使有了这种权力，作为儒教政治家，又不可能这样做。（同前，第309—310页）于是，直到满清的灭亡，外交人才的匮乏这一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

那些比曾纪泽晚二三十年走上外交舞台的外交官们，大多也与曾纪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感受：在数以亿计的同胞中，在数以百万计的中高级知识者中，根本找不到几名才德兼备的外交人才来充当助手。如果抱着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解读曾纪泽与慈禧的这两场对话，后人大致会承认：无论是作为士大夫代表的曾纪泽还是作为统治者代表的慈禧，他们都具备了相对开明的心态和相对开放的胸怀。他们不是卖国贼，也不像“事后诸葛亮们”想像的那样愚昧。然而，他们未能改变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宿命。可见，传统的力量远远大于一群甚至一代优秀人才的主观意愿。以曾纪泽为代表的“走向世界”的“先知”们，不得不悲壮地发出“拚却名声，以顾大局”的叹息，而最后大多倒在了道德主义的明枪暗箭之下。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当事人，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也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内政和外交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仅没有阻止旧世界的灭亡，反倒是大大加剧了其灭亡的速度——“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基本的抉择变得日益清晰：要么选择儒家遗产，要么选择以扩张国力为原则的那个险恶的新世界。

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是中国遗产。他们要捍卫的主要目标恰恰是这个遗产，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他们怀着深情论述的‘中国’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个国家。人们指责他们漠视百姓的沦落，但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他们力图使中国避免印度、缅甸、安南及埃及的命运，而且后来当日本的成功日益显著时，他们又试图掌握日本成功的秘密。但是他们发现代价太高昂了。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同前，第395页）那么，一百年后的中国，有没有像曾纪泽所预测的那样“先睡后醒”呢？二零零五年七月，北京

抗日战争---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古代中国是日本慷慨无私的老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来，由「学生」的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师」的日本，却对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声称：「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众，那么中国人无不帖然服从。」一八七九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满清政权无暇顾及这一远在海外的属国。当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亚洲访问，中方托他居中调停。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两次给李鸿章写信，信中说：「我很盼望中国能够自强，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愿中国日渐衰弱，他们好趁机图得便宜。」随从格兰特访问的杨约翰，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信函中说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则他国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国反省的，是杨约翰下面的几句话：「中国如果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在抗战的硝烟中，越来越多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体认到了这几句肺腑之言。气势磅礴的抗战图景，是由每一个中国国民的抗战汇聚而成的。在五四时代呼唤个体独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达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抗战爆发之后，郁达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样飘向南洋，那里是抗战的另一个战场。最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报刊的编务，以笔为刀枪，痛斥日军的暴行，歌颂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在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郁达夫火一样热情的文章，鼓舞了无数的海外华人，增添著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落入日军之手，郁达夫被迫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郁达夫生命的最后一站，是处于日寇统治下的苏门答腊。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困窘的一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岁月。以他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却必须化名为「赵廉」，伪装成为一个庸俗的商人；面对著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的日本侵略军，他却还要强颜欢笑。

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头脑的清醒，竟毅然戒酒。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达夫神秘失踪。这位鲁迅最好的朋友，像鲁迅那样实践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多年来致力于破解郁达夫死亡之谜。作为一个日本国民，他带著否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杀死的想法去做调查。但调查结果与他的设想相反：原来，那个下命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队长尚在人间，只是畏罪隐居乡间。经过多次访谈，耐心说服，并且答应不告发不追究其罪行，这个杀人魔王终于交待出杀害郁达夫的真相。当时，日本军部知道了「赵廉」就是郁达夫之后，劝说他去东京或上海，都被严词拒绝。正在等待如何进一步处置郁达夫时，日本宣告投降。日军知道郁达夫掌握了他们大量的侵略罪行，当地宪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对郁达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军派出四名宪兵，找一个印尼人诱骗郁达夫出门。开车到荒野之后，将郁达夫活活掐死。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宪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著，他运用种种手段逃脱了战后的审判。作为一个「剑道五段」高手，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掐死了单薄文弱的郁达夫。

迄今为止，这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的老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情。铃木正夫感慨说：「他们原本也是一介平民，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他们将过著自己平稳的日子，但是在战争中，加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们作为国家权力的尖兵，倒变成了魔鬼和没心没肺冷酷无情的畜生。」得知郁达夫遇害的消息之后，他的日本友人金子光晴这样写道：「我因愤懑而无法成寐，郁达夫是一个正直的男子，杀害他是毫无理由的。郁达夫在被杀害的那一瞬间，直视呲牙裂嘴的日本兵专横凶暴的悲惨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变凉了。」郁达夫是从留学日本的时候开始他的文学道路的，日本现代文学给他很大影响，他一直希望中国和日本两个邻邦能够像兄弟一样友爱互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巨匠，却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上，连遗骸也不知下落。冰心说过：「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学的最大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

冷漠是一种罪恶

这个悲惨的故事，是我辗转从当记者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北京国企的一对失业了的夫妇（用委婉的说法，叫做“下岗”），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不敢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于是，丈夫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