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因此，对于“宗教有神论是愚昧、科学无神论是科学”

在一般民众心中就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可以反驳，不能意识到科学与有神论并非对立、宗教也并非等于愚昧。在宗教形而上学不发达的中国，中国人之于科学主义认定的“宗教＝愚昧＝精神鸦片”——几乎无任何能力辩驳和拒斥。这种意识内的否定肇始于民国时期，直接导致了意识外的行动：寺产被没收或改为学校的事件在全国很普遍；我们知道写“洞庭波送一僧来”的诗僧八指头陀就是在民国初期来京争取僧人的生存权利遭辱而死的。

在传统社会，各阶层之间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高低贵贱，但“高低贵贱”的意义只是财富或职位的差别意义，而非如西方种族论的优劣意义，也就是说承认差别和认定优劣意义大不相同。比如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到市面上依旧讨价还价，这一面显示出他的斤斤计较，另一面也显示出他并不自恃高贵，因此从人性上说，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观又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所强化，科举制度的优胜者大多来自于那个丰富的民间社会，他们对于贫寒者经过个人努力而获得功名的传说以身实践之，故没有娇生惯养的世袭富贵者的骄矜，倒是富贵者常因那些凛然的寒士获得功名而油生钦敬。但近代欧洲而来的科学主义却把中国各阶层的自然的平等观念打碎了，由于科学的有用性在于对物质的改造，在西方社会是科学家受到推崇，即科学发现被视为最伟大的劳动；但由于中国对科学的理解更注重技术领域，而技术领域最直观的显现是工业生产中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火车电力机械与满手油污的工人联系起来，这样那种认为最近于物质底层的劳动者越具有神圣性的世界观也就容易被中国人认为是“科学的世界观”。

由于传统民本思想的作用以及缺少深究抽象理论的思维习惯，人们基本看不出它对于美好未来的许诺有什么问题：体力劳动阶层将作为实现人类历史命运的伟大选民拯救世界，拯救世界的方式是彻底捣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纯洁的新世界将根除人类一切罪恶，不再有肮脏的寄生阶层存在，地球表面只允许干体力活的人生存；资产者、脑力者、知识者由于不干体力活且被文化毒化太深所以需要限制他们的生存权并逐步消灭之；由于消灭了社会中的寄生虫，从此之后人类将再也没有任何苦难和烦恼而永远过上无比幸福的生活。在这种观念许诺下，中国传统的重农主义也迅速变形，农民阶层的贫困者也一夜间被赋予了优越地位。劳动者的优越性不再具有传统民本主义的意义，而是作为对中国传统伦理中那种对文化景仰的反拨。

在近代中国，究竟选择哪种道路——是继续丰富的民间社会还是转而为建构匀质性、准军事式社会的问题上，不仅有中国人自己的意志作用，还有外界的作用。这个外界的主要作用就是日本的侵华战争，还有就是苏联体制的影响和干预。战争逼迫全民的军事化，而且军事化管理的高效性和敌我界限的分明使单纯社会的理想具有吸引力。历史的辩证法的确是存在的，日本入侵和大陆军事化国家制度之间的确有某种超形式逻辑的联系。一个有着丰富的民间社会的体制在战争中的确不敌全民军事化体制效率高，这是勿庸讳言的，否则当初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就应该是另一个样子。至于苏联体制的影响和干预，则更为大家所熟知。苏联宪法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管理是必须对整个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精神领域综合的整个社会组织进行理性的统一的集中管理〔2〕。这种观点的核心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中国模仿苏联体制，一方面促成了社会系统的迅速整合，也便于社会资源的提取，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造成了个人对组织、社会对国家的全面依赖，削弱了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一切社会组织均作为国家的附属而存在，国家等级性的行政联系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只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才逐步改观。

选择一旦确定，好比不同的路口通向不同的风景，历史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当初香港、澳门及台湾社会远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丰富的民间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得到了长足发展，以致这三处“弹丸之地”由过去的荒岛鱼村、刀耕火种的边缘地区而发展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中国更广大的地区的社会则在另一个方向上被改造。首先是对人口众多的农民实行军事化集体管理，自然村落的家庭单位的悠闲劳作被公社化敲钟集合排队上工取代，跑步进入大同社会的号召使人们根据指令性计划创造出了亩产数万斤粮食的神话，集体食堂使民间的锅成为多余，于是“钢”与“锅”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覆——砸锅炼钢；随着城镇商业的国有化所进行的是一切领域的国家化，没有任何机构是可以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僧人从“不劳而食”而成为劳动者似乎显示出社会改造的成功，但宗教自主发展的力量因此受到影响；同时那个产生伟大思想和艺术家的山林隐士环境随着僧人和隐士的消失而诗意不再；“反右”运动后，学院里的文人其精神常常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丧失自由思想的危险性不断累积，终于演变为”文革“的十年浩劫。

抗战强化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集权思维作为凝聚民族向心力似不可避免，然其在和平时期继续强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实在是太大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前三十年，国家的努力全在把整个社会都牢固控制在国家权力之内，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一度不复存在。这表现在农业的集体化、经济的国家化、企业的官僚化以及文艺的政治化。“文艺战线”等各种“战线”的名词日常使用反映出生活的空间变成了战斗的空间，悠然的“山人”远逝，闲适的山水画中垂钓的渔翁被怒目的“民兵”驱逐。敌我的阵营划分使各界人士为保存身家性命而把自己在权力机构中的归属看作自己合法存在的最高保障。

但中国人自身的自然的自由主义还是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表现在社会的军事化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性背离：军事化的乡村没有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票证的大量使用反映出城乡民众生活的艰难；亩产万斤言犹在耳而非正常死亡数字却触目惊心。

深刻的教训使觉醒的智识者逐渐从理性上认识到自然的自由主义的意义。首先是把土地归还给农民，土地归还农民的政策使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获得了生机。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当人们活下去的欲望使他们厌倦了人民公社，获得土地的农民即刻把粮仓堆满了金黄的粮食。其实农民需要政府的只是两个字“无为”，读作：请您尽量少地干涉我们。老子的智慧，有些理想主义者恐怕是难以梦见的。现在看来农村改革的成绩不过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最基本自由归还给民间。但因温饱缓过心神的老者打量家园，发现家园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了。宽厚的长者风范的乡绅、抑扬顿挫读古书的儒者、堂屋里幽雅的瓷器与山水古轴、祖屋里静穆安详的观音法像、孩子们追逐的卖唱艺人和算命瞎子、郊外古刹里打坐的僧人、节日里迎神送神的欢乐气氛、甚至妇女们哭丧时那种哀婉悲伤的古调韵味都已被时代席卷而走。儒家两千年礼乐教化的乡村已经古风不再。

随着把土地归还农民，觉醒的智识者把目光转向了城市，认识到应该继续在更大的范围内还民间以自由。经济企业的衙门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天性显然是背离的，商业的重归民间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势所趋。国退民进的改革成绩同样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自由还给民间。经济的民间化因关乎人们的物质需求，所以能被切身地感觉到，正因为切身，人们在实现经济民间化的改革中都迫切地去响应。

社会结构从丰富到单调所损失的并不仅限于经济，经济的滞后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发展的补偿，而文化的损失却是如此明显。呆板的思维方式在国人身上仍比比皆是，中国作为哲学与美术的故乡似乎已成历史记忆。很多中国学者的著作缺乏创新精神，既少有中国古代哲人从容悠远的神秘诗意，也罕见西方思想家曲折回环的思辨灵犀；尤其在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中显得或呆头呆脑或冒冒失失。这其实是那个单一的社会结构给中国人思维留下的后遗症。尽管持续的经济增长使中国人赢得了自信，但贫乏的想像力妨碍了中国文化的复兴。欧洲、美国乃至日本的社会中，创新性思想家层出不穷，丰富的社会结构、丰富的价值取向与丰富的人生目标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不经意处产生出人意料的天才。世界级的科学奖、文学奖获得者甚至在以色列这样人口很少的民族也大量出现，原因于犹太人崇拜的“上帝”观念和“世界”观念一样广阔，崇拜上帝就好像崇拜自由。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中最为悠久而古老的国家除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产生勤劳的工人和物美价廉的商品，是否已经没有产生伟大的哲学与美术的想像力了呢？当然不是，途径就是让丰富的民间社会回归中国。

民间社会的重建有某些“回归”的意义，但又决不限于回归的意义。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的可能构成早已超出了传统民间社会的内容。比如中国古代的私塾和书院已经被西式的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机构取代；僧道人士除了在某些地区（如西藏）依然作为文化的中坚力量，在更广大的地区从他们之中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可能性趋小了。传统僧道人士曾担当的文化创新功能部分地为自由职业的思想家取代了；由于人口的大量增长，山林的旅游业的发展，让传统的隐士居住山林也不再可能，比如防火就不再如古代那样简单或不重要；与此同时，由于现代中国人对商人阶层认识的转变，商人从传统社会的中间阶层已经跃迁到高层，表现在他们中的成功者所接受的教育越来越全面，对社会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他们如何使用私人财富也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艺人已经不再如传统艺人那样辛苦，一个地点的表演可以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到广远的地区，他们中的成功者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商业化发展也已经使他们早已从表演政治观念的模式中脱离出来。因此，重建的民间社会理应比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更加丰富。

伏尔泰把自己的剧目在自己的家庭剧院上演，爱因斯坦参加过私人主办的物理学会议；“家庭剧院”和“私人科学会议”反映出欧洲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有着丰富的民间社会的传统。不同的是我们中断了，而他们还延续着。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更深入的发展，私人财产已经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基本恢复了传统社会私人财产所有物的不可侵犯性的物权传统。可以想见，经过若干年，家族的资产传承必然使中国出现若干有深厚文化积淀、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家族。富裕的家族在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渴望后，闲暇时光的充裕（这有赖于资产者作为所有者与其聘请的管理者的相对分离）必定使他们从重物质向重文化转化，他们作为文化贵族阶层成员将成为民间社会的稳定力量。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顾忌而讳言“贵族”名词，它既不是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的贵族和现代英国社会的世袭贵族的意义，也不是种族主义的先天高贵的意义；贵族，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还阙如，但有发展的迹象，在不长的未来，其可能意义是，他们是社会各个领域的成功者，有着雄厚的经济条件、受到系统而完善的高等教育、有着敏锐的思维和高雅的行为谈吐、对自身和社会有着冷静的观察因而更少自我优越感、而是更多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物质的兼精神的贵族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世俗社会中人格的典范，他们能够完成政府不能完成的功能，比如慈善捐助、教育捐助、资助天才艺术家、举办大型文化沙龙。

人民当然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如果把“人民”局限于干体力活、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毋宁说，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知识者创造的。因此社会价值观必须有一定的转换，社会不是崇拜某些人，而是鼓励所有人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那些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得成功、拥有物质财富、有着悲悯的情怀和高尚的精神的人们理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鼓励，而非相反。这样说绝不是漠视民众，没有人比中国民众在这方面更有切身体会了——在一个鼓励个人奋斗的社会的穷人也可能比一个平均主义社会中的富人更富裕。不过相对的贫困总是存在的，但我以为如果能让寺庙、国学私塾进入偏远的农村，让教士、儒者醇化乡村，贫穷不仅比化工厂黑烟引发的疾病更容易忍受，而且可能成为造就伟大的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土壤，使某个农家小院里长出震惊世界的天才成为现实；财富的量度并不仅于换算为货币的数量，青山绿水和寒山寺钟声的诗意“财富”并不比黄金更少珍贵，如何让乡村恢复那从远古即已开显的诗意和神性，也并不比修建马路更少迫切。

“山人兮归来”并非徒唤奈何，名胜的山林也许不再允许山人—隐士随意建茅屋居住，但“山人”、“贫僧”、“老衲”在古人代表的那种独立不迁的精神却应该被招魂回来，八大、石涛、渐江、石溪之能在世界艺术史中傲然独立在乎其为“山人”。“山人兮归来”不是指扮演山人的演员归来，而是或西装笔挺或邋遢随便的具有探索精神的思想家、诗人、美术家归来；他们不必巢居深山，而是住在某个胡同或高层楼房里的书屋里的“斋主”，除了这个“斋主”身份他们不应有任何身份。

民间博物馆、民间美术馆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社会走向丰富的迹象，但据我所知，还没有民间举办的哲学或科学的会议，民间思想家、民间科学家在近几年有所发展，但依然处于边缘化。雄厚民间资本限于社会意识的沉滞似乎还没有余暇考虑对企业技术研究之外的无功利目的的纯粹哲学、纯艺术或纯科学研究的赞助，也就是说，要使他们成为贵族，需要使民间社会各阶层间实现方便的交流，并使社会意识的创新信息及时传递到他们的大脑中。

在中国传统社会，许多富裕的乡绅与“三教九流”人士频繁交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家庭客厅也具有法国上流社会“沙龙”的性质。富裕乡绅接纳文人、画家、书法家、僧道人士，互相赠答、唱和，这都因乡绅文化品位虽可能不及文人，但他们的鉴赏力使他们心向往之，所以他们不是出于责任而结交名士，而是他们心灵的兴趣所在使他们愿意主动地亲近文化人士。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始终不高，但他们在某些时期依然起到了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助艺术发展的作用，如盐商之于扬州画派、徽商之于徽州民居等。中国的科学理性不发达，这个缺失的补偿是传统中国人那种近乎天成的审美能力，无论乡绅、商人，还是私塾先生、粗通文墨者，识字者仿佛人人天生赋有诗人艺术家的灵性，这很大程度原于中国文字的精美和毛笔的书写方式，一个抄经手或者一个账房先生之有敏锐的审美鉴赏力，在乎那支灵巧的毛笔的运动时刻在修炼他审美的心灵。但是这种儒雅古风的审美能力随着近代一系列旨在消灭传统文明的蒙昧主义运动而大为弱化了。仿制的古董可以以商业形式批量地制作出来去装饰现代人的家居，但那种明敏的人文气质是无论如何不能批量制作出来的；儒、释、道所蕴涵的宇宙论和生存论如何不仅是研究家的对象文本，而是重新回归于现代生存着的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程度地恢复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书写方式、思维方式。

高等教育的审美缺失尤其令人深思，审美与创造力的密切关联使我们必须正视古人手笔的优美与今人手笔的俗庸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直观地显示了民族想像力的衰微，而此种状况又与文字的简化互为因果。我们知道，中国文明之能以自己的文化征服那些外部入侵者的武力征服，而使得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力量就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引为骄傲的优美文字；但是这种集审美与实用为一体的世界文明史中最为悠久的伟大文字在近四十年却被实用主义的“文字改革”篡改得面目全非，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审美功能，而对与自然万物有机相连的美妙汉字进行粗暴删割，使学生们的审美能力大为退化，表现在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手笔稚弱疲靡、缺乏美感；文字的障碍使古书在他们许多人眼里如同天书。“文字改革”不仅损害了文明的传承，而且把本来一统文明的大陆与港澳、台湾地区文化（日文也使用中国汉字）人为地屏障开来。或曰，中国文字从篆到隶到楷不都是简化吗？非也，书体的自然演化与人为地改变汉字结构是大不相同的。篆—隶—楷的书体演化是因书写工具变更而自然地进行的，而非如现代“文字改革”

这般以行政指令方式生硬地改造汉字结构；把文字这种蕴涵历史文明复杂信息的伟大遗产当作工业品而批量加工改造后颁布，好比把活的生命体当死的机械物处理，是军事主义的斯巴达式思维方式：把关乎人类灵魂的人文物化，是与理性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对立的。破坏汉字的历史构成、不顾审美功能而专注于所谓简便实用，如此命令主义产物的简化字果能促进文明的发展乎？且不论古代伟大思想家、美术家的层出不穷，就是中国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那些有充沛创造力的思想家、学者，在近四十年来使用简化字的一代中国人中可曾产生了一个！人类理性是综合运用的，一个缺乏审美能力、又缺乏对上天神秘悠远的形而上学之领悟的人，其思辨理性和理性想像力是不可能发达的。爱因斯坦并没有因为对音乐的爱好占用大量时间而妨碍他思考相对论；一个匆忙到来不及欣赏汉字之美的中国人可能同样来不及使深邃的宇宙论问题进入他的大脑，过于“简便实用”的追求成就不了伟大科学家。因此尽管可能冒犯很多人的思维定势，而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意见偏激：简化字这种“文化革命成果”最好尽快被“恢复繁体”消除掉。

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不可能一下子重建起来，但社会中的人都应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而最为基础的工作莫过于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如何培植孩子们丰富而非单一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永远进行中的亟待思考的问题；道德正义需要信仰，知识需要一定意义的灌输，而思想创新需要的则是怀疑和超越。

随着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逐渐得到恢复和重建，尧舜时代中国淳朴的自然的自由主义、汉唐时代中华文明的博大宽宏优美阳刚的恢弘气象、尤其中国人于哲学与美术的充沛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或可能重现华夏。

〔1〕《沙门不敬王者论》并没有在政治层面明确提出佛家之于王权的独立性，而主要说明佛家在礼数上的独立性，当然以认同王权为前提；不过慧远法师在行为上所表达的僧人人格的独立性更直接地阐释了“沙门不敬王者”的意义，为后来僧人们树立了典范。

〔2〕（俄）奥马罗夫：《社会管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

? 刘铁芳

每次回乡，都会有心灵的触动。一到家，总会听到若干村里的消息：和我同年的邻居媳妇因为肾病没及时医治转变成尿毒症更没钱治疗而去世，对门四十多岁的后生得了鼻咽癌，隔壁堂兄去福建开小餐馆赔了本，哪个人家买码赚了几十万，哪家人买码穷得一塌糊涂，村里的几个快九十岁的老人日子过得都不好，尽管子孙不少。还有哪个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哪家有人挖矿井断臂伤腿。站在那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我静静环顾，突然感觉，我的乡村依然在时间与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地躺着，生老病死，似乎跟外在的世界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就是我的乡村，这就是我们的乡村，这就是中西部地区大多数乡村的真实面目。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得美国德克萨斯刮起一场龙卷风。面对乡村社会，蝴蝶效应其实许多时候不过只是知识人的浪漫想像与理论虚构。

乡村社会的边缘化与乡村文化的虚化

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为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的繁荣，乡村社会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智力支援，最强壮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青春也献给了城市的享乐。他们获得了什么？他们获得的只是生存与温饱之间的挣扎。在与城市现代化被动接轨的过程中，乡村的被动与劣势实际上是在一步步扩大。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边缘化。这种局面的直接表现当然是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即农村社会的经济形式继续充当城市的补充，以供应廉价劳动力与农产品为主导。乡村社会以向城市靠拢的方式，走向发展与富裕，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一个经济发展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本身的虚化，这在今天实际上已越来越成了一个隐在的、却可以说是危机重重的、事关乡村社会生存命脉的大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整体文化与文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