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之精神在焉，谓可与其五百卷之全书相发明。
窥观所记不外伦常日用之间，而学养性情往往流露，实抵得一部长篇的传记。盖情真则语亦真，语真则虽简易而动中肯要，中肯要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不为难矣。此记起笔，正当草《诸子平议》之时，循其月日观之，可见用力之劬，而“拼命著书”良非虚语。
至此，前文所谓“伤逝”、“伤世”也就一并地讲了。逝者，时也；世者，身世也。孰是孰非，就不一一对号入座，读者自有明鉴。
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燕知草》中一篇《重过西园码头》，托名赵心馀所作。朱自清先生在序言里也是大摆迷阵，宣称“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而赵心馀却绝不是，所以无从知其为人”云云。但明眼人从原文的记事中并不难排查出，赵心馀自为俞平伯，而沈彦君当是许引之。1933年俞平伯所撰《祭舅氏墓下文》也可旁证：“‘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抚今追昔，诚有如羊昙之过西州者。昔年车达城站，距舅家咫尺耳，每虚拟一和煦温厚之梦境，今日湖山无恙，坊市依稀，自顾此身，已为茕茕之客矣。”
1924年3月31日俞平伯随舅父也是他的岳丈许引之一家——“Ｈ君的一家”，由杭州城头巷寓，移居西湖俞楼。是年底许引之病逝。许引之之死，其实也就意味着“一和煦温厚之梦境”的幻灭。《重过西园码头》一文，即由此而起。当然，我记这些不在索隐。我也相信，俞平伯作此文也不专为祭奠。《祭舅氏墓下文》便足表哀痛。他之所以假托别名，亦当借清凉眼目，委曲述怀，兴伤逝、伤世、伤时之慨也。
如果此文诚如小引作记，作于1928年，倒令笔者想起了另一桩公案。那就是同年春陈寅恪请俞平伯以小楷抄录韦庄《秦妇吟》长卷，而陈寅恪又应俞平伯之请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作跋。这看似平常的应酬背后，却另有深意。对义宁陈氏之学深有研究的刘梦溪先生，在《陈寅恪与〈红楼梦〉》（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中就此有过专门讨论。《秦妇吟》“本写故国离乱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是陈寅恪极重视的一篇作品，先后三次校笺。故有抄录之请。俞平伯在抄后留跋：“明知字迹尘下，无以塞命，唯念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流布词场，而寅恪兄独有取于此，且有取于稚弱之笔法，则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而《病中呓语》乃曲园先生晚年诗作，以其对时事变幻多有预见而称奇士林。陈寅恪在跋语中云：“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多言中复何奇之有焉！”
《秦妇吟》与《病中呓语》，一写离乱惨状，一预时世变故；而俞平伯与陈寅恪应相互之请，或抄录，或作跋，何尝不是声应气求惺惺相惜之举。值此二事，共同所系实为“忧生之念”。诚如陈寅恪所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病中呓语》跋）俞平伯亦云：“余与寅恪倾盖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谓去日苦多，来日大难，学道无成，忧生益甚，斯信楚囚对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秦妇吟》抄录跋）
至此可以回到俞平伯的《重过西园码头》。这篇假托别名“关怀生死过切”的长文，在做了大段大段的生死高论之后，记述了从初识“许彦君”（庚戌之夏）于苏州，到一起移居西湖别墅（甲子岁）近十五年的相知同处生活，情深意切，催人潸下，把一个惯于宦海沉浮又常念优游泉石而不得的长辈形象，活脱脱表现了出来。俞平伯作此文，当不专为纪念丧亲哀痛。他着意要写出的，是一个人由“有能吏之称”之壮年走向“忧煎倍急，意绪萧寥”之老境的人生变故。无论是“癸亥的冬天，江南渐见戎马仓皇”，还是甲子岁“时局消息，一天好一天歹，好像黄梅雨”，都尽显出一派偷安而不能的乱世凄惶窘相。这真正应验了俞平伯先曾祖《病中呓语》的第六首：“几家玉帛几家戎，又见春秋战国风；叹息当时无管仲，茫茫劫运几时终？”这既是陈寅恪“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之所指，也是作者假托别名感时伤怀之所在。陈、俞二氏，乃士林世家。值此国运式微之际，同怀长忧，惶惶栖身，
“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时世已然，足叫后人亦作一浩叹！几年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俞平伯致书周作人：“我的《救国论》大约也毁于炸弹下。此是为书生之一棒喝！”
1933年秋俞平伯携眷南归，故地重游，作《癸酉年南归日记》。所记甚为简略，不外走亲访胜拍曲度日，直是“人生也不过如此”的散淡行止。惟日记末尾所录月下老人祠的题壁诗，可注解其当时心境：
西子含颦望五湖，苏台鹿迹混青芜。
香云一舸随风去，为问当年事有无。
说到俞平伯依恋杭州的根源以及写《燕知草》的感兴所在，朱自清先生在序言里其实已说得很明白。只是“一箭射了，掉头而去，好不纳闷杀人也”（《清真词释》），这才引来不学晚辈的一番附会，贻笑大方。杭州西湖自白居易为之扬名以来，向为历代文人居留长哦之地。既有“梅妻鹤子”之孤隐，也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之繁盛；既享“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之美誉，又存“慨故宫离黍，故家乔木，那忍重看”之遗恨。兴会所在，荣悴炎凉，就只看各人的造化啦。《燕知草》似乎也难例外。
（俞平伯：《燕知草》，开明出版社1994年8月版）
重建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
? 蔡禹僧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击壤歌》中“帝力何有于我哉”反映出中国固有的自然的自由主义，很可以说明在中国远古时代，曾有过淳朴祥和、安宁自由的时期。
三代（夏商周）以降，中国王权逐渐扩大自己的统治势力，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群雄纷争，秦统一中国后试图以国家威权使帝业永固，但适得其反，帝国很快瓦解。汉以后的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并不试图把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的每个细胞。汉初高帝受陆贾献书《新语》十二篇，陆贾指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而天下治。”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汉高帝虽表面粗疏，而内心实有高贵伟岸之哲思，他纳陆贾言，崇黄老之学，“无为”的治世理念使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至文景之时，清净恭俭，安养天下，轻徭薄赋，国富民足，这就是为后世史家所称道的“文景之治”。尽管道家在汉武帝以后因儒家的一尊地位而退居其次，但“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还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渗透到儒家）影响到统治者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