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话。

当求富裕成为乡村人压倒一切的生活目标、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乡村社会由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以年长者为主导的前喻文化迅速向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后喻文化过渡，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迅速边缘化，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见识和经济上的优势使得他们之中的成功者一跃而成为乡村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恰恰是乡村社会的成功典范们由于更多地远离乡村生活，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不足以积极介入乡村文化秩序的积极建设之中，而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表——那些年长者则完全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乡村本土文化秩序处于迅速瓦解之中。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乡村实际上在今天已不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地域（相对于城市）、经济（相对于经济发达）的概念，乡村逐步沦为文化的荒漠。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赌博、买码、暴力犯罪，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

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完全是属于被动的位置，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中被隐匿。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曲艺逐渐从乡村消失，乃至绝迹，代际之间的乡村文化交流已经完全让位于对以金钱为中心的拜物教文化的崇拜，年夜饭也基本成了春节联欢晚会的点缀。乡村社会的独特性已经或者正在全然丧失，完全沦为城市文明的附庸。乡村其实越来越多地成了一个地域的概念，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涵、或者说缺少文化内涵的空洞符号，作为文化—生命内涵的乡村已经终结，乡村社会成为文化的看客，不再具有自我文化生长与更新的能力与机制。

乡村文化的解体与乡村少年精神的荒漠化

回想自己，我生长在湘中地区一个边缘的小山村，构成童年生命的重要内涵的，一是乡村伙伴与山野小溪、鸡犬牛羊之间自然活泼的嬉戏交流；一是老人与年长者在田间劳动之余讲述的民间故事，包括村里稍微多读了一点书的成人所讲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还有逢年过节时灯笼、舞狮各种民间文艺活动，以及一场场跑几个地方反复看的露天电影等。不难看出，构成乡村文化整体的，一是乡村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一是建立在这种生态之上的村民们自然的劳作与生存方式；一是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之间的不断孕育、传递的民间故事、文化与情感的交流融合。正是在这种有着某种天人合一旨趣的文化生态之中，乡村表现出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乡村少年身心沉浸其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却能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感受自然的美好，在参与村民自然劳作、与长者的故事交流以及多样的乡村民俗文化中感受乡村温暖的情怀，在田间地头乡村知识人的文化传播中获得心智的启蒙。正是乡村独到的文化寄予乡村少年生命以真实的乡村蕴涵。我这样描述童年的乡村并无意于给贫困时代的乡村涂抹亮色，而是实实在在地分析乡村文化的构成，以及这种文化对乡村少年成长的影响。

乡村文化的边缘化，乡村自身文化生态的破坏，直接导致乡村少年对自身周遭文化的冷漠，他们生存其中的土壤不足以带给他们生存的自信，从而无法给他们的生命以良好的情感呵护，使得他们不再把目光系于乡间。他们与生养他们的乡村自然同样失去了过去时代的那份亲近与美好，乡间已经逐渐地不再像逝去的时代那样成为人们童年的乐土。乡村作为文化存在的虚化直接导致乡村少年成长中本土资源的缺失，他们是地地道道地“生活在别处”。乡村少年与本土亲近性的缺失，使得乡村少年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少年，他们中有许多人变得看不起乡土，看不起劳动，但他们又无所适从；他们同样不是城市文化意义上的少年，他们因此成了一种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成了文化的荒漠中人。既有乡村文化处于解体之中，而新的适合农村儿童健康发展的合宜文化秩序又尚待建设，他们内在精神的贫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大势。除开少数天资较好、能通过应试的成功获得心理上的肯定，大量的乡村少年在无根的文化处境中表现出明显的生存的无奈与自卑。

社会需要文化的支撑，教育更加如此。一种教育必然需要相应文化背景的全面滋养，需要本土文化的悉心呵护，那才是全方位滋养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发育人生各种细微情感的沃土。乡村儿童不仅仅生活在教师、课堂、书本所构成的知识生活之中，而且同时生活在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与乡村文化底蕴无时无刻的渗透之中。电视传媒以及各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外来文化价值的渗透对原来乡村文化价值生活秩序的冲击，中年父母在乡村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乡村文化精神的整体失落，必然导致乡村儿童精神生活的贫乏。加上乡村教育本身的落后，根本不足以积极应对、消解这种贫乏，这样的结果便是乡村儿童精神生活本身的荒漠化。大量的乡村少年不爱读书，厌恶读书，对读书失去了一份美好的情感。这其中绝不仅仅是一个读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别孩子因为家庭或者智力原因不爱读书，而是涉及乡村少年生命存在的根基的问题。说得严重一点，他们生存的精神根基正在动摇，或者说早已动摇。

湖南师大几个本科学生曾就乡村普遍存在的留守儿童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谈，他们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竞赛一等奖。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大一部分留守儿童沉溺于网络、电子游戏、色情影视和图书，打架斗殴乃是寻常小事。相当多的留守儿童经常逃学，到外面闲逛，沉溺于网吧与电游，甚至与社会不良青年厮混在一块，追求所谓的刺激，以至于抢劫、偷窃等行为也时有发生。面对这种情况，老师既痛心又无奈，学校对此一筹莫展。这些少年儿童认为，反正父母不在家，怎么处置都行，读书和不读书，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反正迟早要出去打工，而且亲戚邻居某某人，初中都没毕业，还不是一样的挣大钱，一样过着潇洒生活。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真的很难看出文化的影子，他们就像精神上无根的人，就像漂浮的影子，在乡村社会的时间与空间里游荡。

乡村文化的荒漠化对于处于经济弱势地位的乡村社会而言，确然有其必然性和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但这对于乡村儿童精神与人格发展而言，却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伤害。对于今天而言，我们关注乡村文化秩序的建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繁荣乡村文化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千万乡村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重建乡村文化的尊严

2006年初，上海大学王晓明在由上海高校都市文化Ｅ－研究院组织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危机”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相对于物质生活的质量低下，乡村所具有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更是匮乏得近乎荡然无存，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却已经渗透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既体现在乡村教育的自觉追求中，也反映在青年农民的生活细节上。文化的核心与实质乃是一种生存方式。传统乡村文化之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韵味，正在于其中所蕴涵的泥土般的厚重、自然、淳朴而又不乏温情的生存姿态。乡村文化的解体，其核心正在于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乡村文化的虚化直接导致村民原子化生存与民间社会的解体，失去了既有文化的内在聚合力，乡村实际上越来越成为一盘散沙，利益成为彼此联系的压倒一切的纽带，金钱许多时候甚至可以轻易地盖过亲情，敬老爱幼这一乡村社会的基本美德也在许多时候轻易地被弃如敝屣。

我听说老家的村里有位快九十的老婆婆被媳妇推倒摔断了腿、又戳瞎了一只眼睛，别人还不能去看。她有几个儿子也都各顾各，没有人去更多地关心。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早已解体，法律根本难以进入村民日常生活，新的合理的价值秩序又远没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钱与利益。一个老婆婆就这样在乡村走向富裕的同时陷于生不如死的尴尬之中。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个别事物的存在中却真实地包含着当今时代乡村社会的诸多迹象，它只不过是乡村文化秩序解体、传统价值缺席的极端表现而已。包括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源自农村社会的极端恶性犯罪，实际上都跟当前乡村文化秩序的解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乡村文化的建设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需要整个社会生存理念以及对现代化想像的转变。在以求富裕作为整个社会基本生存姿态、以城市化等同于现代化的基本追求为背景的文化想像之中，乡村文化的边缘化是无可挽回的。只有当我们逐步倡导、树立一种开放、和谐、自由、精神的富足重于物质的享受为基本理念的生存方式，乡村文化才可能作为独立的文化品格进入现代化的视野之中。

乡村文化当然不应该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她需要不断更新，关键在于这种更新是基于内在发展的，而不是替代性的发展。当乡村本身不再作为乡村自身文化发展与更新的主体，而只是作为被动接受的容器，乡村实际上作为文化主体就已经死亡。所以，乡村文化的重建，其核心就是要恢复乡村文化的自信心，重建乡村作为社会文化有机体存在的尊严。

显然，在全社会欲望大开、趋利之心足以淹没一切的背景下，要从生存价值理念的引导入手，来重建乡村文化的自信心，是非常困难的，至少是过于理想化。可行的方式只能是在承认并尊重现有生存价值理念、尊重乡村社会对富裕的苛求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培植乡村文化的细水长流。这里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发掘、培植、提升目前还存留着或者可能恢复的乡村文化种子，予以适当的扶植，使其具备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扩大传统乡村文化生存的空间；一是建立合适的机制，鼓励文化下乡，真正走进乡村生活世界之中，成为乡村文化的内涵，就像当年的露天电影一样，成为无数个乡村夜晚的美好记忆。目前的所谓文化下乡，实际上只是进一步凸现既有乡村文化的劣势，昙花一现，匆匆而过，并不足以融入乡村文化世界之中。

乡村教育是否可能作为文化荒漠之中的绿洲

小的时候，父亲就是这样教我，会读书的穿皮鞋，不会读书的穿草鞋。在我的印象中，父老乡亲反复告诫子女的，就是通过读书来走出农村社会、改变务农的命运。但在我的生命历程之中，乡村社会依然给我们那个年代的乡村少年以全面的精神滋养，足以让我们从中感受乡村社会的美好，找到自己存在其中的生命的欢娱。随着乡村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失落，乡村社会的解体，浸润其中的文化背景早已不足以带给乡村少年生存的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生命姿态，学校教育中以升学、逃离本土社会、进入社会的主流作为强势价值渲染，本土文化不足以给个人生存提供价值的基础与精神的支持，直接导致乡村少年的生存焦虑与精神迷失。

相对于个人完整生命而言，学校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滋养与价值教化总是简单的，不足以慰藉个人生命需要的多样性，人的健全发展需要个人周遭的生存空间的整体孕育。所以良好的教育需要学校文化与个人生存其中的隐性文化、本土文化的和谐与补充，个人周遭的缄默知识乃是个人成长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个人生命发育的过程中实际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外来文化处于压倒一切的强势地位之时，本土文化就成了个人急于摆脱的衣襟。外来文化又不足以全面呵护个人的成长，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个人精神发育的畸形化。

培植乡村文化世界，就是在培植乡村少年的文化空间，就是在孕育乡村少年的文化生命。如果说乡村文化的荒漠化是一个短时期无法转变的事实，那么，对于乡村少年而言，在这荒漠之中唯一的指望就是乡村学校教育了。乡村学校教育是否可能成为乡村文化荒漠化之中乡村少年的救命稻草，为乡村少年树起一片精神的绿洲？这意味着在物质逐步发达的条件下乡村学校的重要性不是降低，而是需要大大地加强，乡村教育需要承担乡村文化虚化后给乡村少年成长留下的精神空白，全方位地抚慰、孕育乡村少年的生命肌体，培育他们的完整心性与情感。换言之，乡村学校既要在智识发展上继续深化传统乡村学校的教育功能，又要充当乡村文化虚化后全面含蕴乡村少年成长的精神保姆。乡村学校能否承受如此艰难的使命？何以承担如何重大的使命？

乡村教育需要承担起在乡村文化虚化的现实中营构一种积极的文化想像空间的职责，从而尽可能多地给予精神趋于贫乏的乡村少年以文化精神的抚慰。在乡村教育条件——不仅仅是硬件，更是软件，即乡村学校的文化品格的提升——很难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师资就成了决定乡村教育质量的关键之所在。缺少了好的教师，感受不到有意义的教育，这才是乡村孩子失学的关键内因。营构乡村教育的文化想像空间，需要那种真正能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境遇、扎根乡村社会、又有远见、心智活泼的教师，他们在开启乡村少年的知识视界的同时，能充分地引导乡村孩子理解周遭的乡村世界，吸收乡村社会的教育资源，从而引领乡村少年的乡村情感与意识的全面孕育，让他们真实地生活在他们所栖居的乡村环境之中，让他们不仅仅生活在对未来走出农门的想像之中，而且尽可能地生活在当下，并且亲近他们当下生活的世界。乡村教师的素质要求绝不仅仅是知识的多少与学历的高低，更是对乡村社会的亲近与广博的爱。

有着百年历史的中等师范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的教育形式实际上真正受益的正是广大的乡村社会。中等师范曾经大量地吸引着具备优秀潜质的乡村少年，进入中师的学生大都是农家子弟，对乡村有着一种朴素的情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学成归来回报乡村社会。近年来，随着师范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为了提高办学层次，一夜之间宣告了中等师范学校的消失。提高教师学历层次，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当然是非常好的设想，但问题在于，高学历而又高素质的教师在目前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大量地进入乡村学校，而高学历、低素质的教师进入乡村学校只会把对乡村社会的怨恨进一步传递给学生，强化学生对乡村世界的隔膜，所以实际上乡村社会更需要的是学历并不一定高、但素质较高的教师，他们用心从事乡村教育，他们才真正是乡村教育值得信赖的薪火。中等师范的“一刀切”，实际上是截断了乡村教育师资的源头活水，就目前而言，乡村教师的青黄不接已经成为一个日渐凸现的重要问题。

所以，适当的保留、发展中等师范，采取必要的措施吸引比较优秀的乡村少年，一是给予学费上的优惠，免学费，还由政府提供适当的奖学金；二是提高师范教育水平，全面拓展师范生立足乡村社会所需要的文化意识和综合素养；三是改善乡村学校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这是一条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需要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路径。相对稳定的、高素质的、富于爱心的师资，这是发展乡村教育、提升乡村文化，甚至实现整个乡村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因为乡村教师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就直接地决定或者说影响了乡村少年发展的品质。

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

——纪念威伯福斯和《废奴贸易法案》一百九十九周年

? 王书亚

近年来，英国和美国在教会推动下，掀起一场白人为祖先贩奴行为认罪、悔改和向黑人道歉、赔偿的运动。一些教会为信众的祖先参与贩奴而公开道歉，有的甚至考虑如何向教会的黑人成员进行赔偿。

1562年，约翰·霍金斯成为第一个将非洲人贩卖到大西洋的英国人。他因为帮助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被伊丽莎白女王册封为爵士。2006年6月，他的直系后代、三十七岁的基督徒安德鲁·霍金斯来到冈比亚，出现在当地一个国际盛会上。他身绑铁链，和另外二十名志愿者一起跪在两万五千名非洲人面前，为祖先的罪行道歉，请求非洲居民的原谅。他们下跪后，全场沉默良久。最后，参加庆典的冈比亚副总统走上前去，将安德鲁扶了起来。

这一场面，使人追想两百多年前普世废奴运动的两条道路，一是以威伯福斯为代表的、福音奋兴运动影响下的英美废奴运动，一是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法国废奴运动。安德鲁的道歉，使他从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为奴之地，迁到一个四海之内皆弟兄的应许之地。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英、法两种废奴运动的差异，也无法理解威伯福斯这位宪政史上也许是最伟大的基督教政治家。他和“克拉朋联盟”的七名基督徒一道，以毕生精力和道德表率，不费别人一枪一卒，只费自己四十五年的生命，终于在1807年推动英国通过了《废奴贸易法案》。威伯福斯随后致信他的好朋友门罗及美国总统杰斐逊，请求两国共同搜捕海上奴隶船只。1809年，美国在英美双边会议中宣布，在星条旗下禁止奴隶贸易。1815年，“克拉朋联盟”推动英国在维也纳和会上，促使欧洲各国同意禁止奴隶贸易。1833年，威伯福斯去世后的第三天，英国议会通过了最后废奴法案，宣布奴隶制为非法，并以每人二十七英镑，共付两千万英镑的赎金，解放大英帝国全境内的七十五万奴隶。

废奴与革命

法国的废奴在观念上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产物，在政治上则是大革命和断头台的要求。就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这句歌词，“奴隶”不仅指向一种“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财产”的制度，更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意义的比喻，所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对奴隶制，但他没有几句话关怀奴隶，通篇只是借奴隶的譬喻批评君主制而已。罗伯斯庇尔曾是废奴团体“黑人之友”的成员，经过千万颗人头落地后，1784年2月，雅各宾党人宣布在一切法属殖民地废除奴隶贸易。法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口头上的废奴国家，因为这时一切法属殖民地几乎都被英国接管了。

1802年，英国将它占据的殖民地归还法国，法国立即恢复了奴隶贸易。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上，法国愿以让出一个殖民地的代价，劝说英国放弃要求欧洲各国禁止奴隶贸易的提案，但遭到威灵顿公爵的拒绝。维也纳公约签署之后，法国与英国达成补充协议，延长五年奴隶贸易。随后一直拖到1831年，在英国压力下，法国再次签约禁止本国国民直接或间接从事奴隶贸易。但短短两年之后，法国政府又一次撕毁条约，以“劳工自由输入”的名义公开恢复黑奴贩卖。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在林肯为解放奴隶而战的影响和压力下，才终止了奴隶贸易。

在革命家和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奴隶不应该存在，是因为“人”的价值在宗教的束缚下被重新发现，成为了宇宙的中心。康德，孔多塞，潘恩、黑格尔，无数的人为这一梦想而激动。，康德在1894年断言，“每经过一次革命，启蒙的种子都发出更茁壮的幼芽”。“天赋人权”的自然法观念，在基督信仰被质疑和削弱的时代，支撑了古老的平等理想。直到今天，多数人仍将其视为人类几百年来的主流思潮，并接受为自己的世界观。一般民众也误以为奴隶制在近代的废除，正是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其实在人的理性第一次被高举的古希腊，哲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是正当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奴隶制视为“天然的、有利的和公正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把奴隶视为“理想社会的必要成分”。近代启蒙思想家开始批判奴隶制，如孟德斯鸠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法和民法，是一种“少数懒惰、富裕和骄奢淫逸的人为一己私利而推行的无益的制度”。和希腊哲人一样，有益还是无益始终还是评判的根据。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处境，而非心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在1974年的研究表明，美国十九世纪的南方奴隶制对奴隶和奴隶主而言都是较好的制度。“南方奴隶的福利和营养状况普遍比北方的工人阶级更好”。按孟德斯鸠的逻辑，他要反对的就应该是工厂制，而不是奴隶制。

卢梭反对奴隶制的立足点，也充分显出理性主义的傲慢与狭隘，他说：“一个人无偿的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一个人若这样做，就说明他已丧失了健全的理智，而“疯狂是不能形成一种权利的”。

在废除奴隶问题上，启蒙运动作出过卓越贡献，但也始终被三个困境和悖论所缠绕。

一是“自愿为奴”的古典悖论。在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上，一个人有没有自愿为奴的权利呢？这是最早由近代国际法的始祖格劳秀斯提出的难题，横亘在数百年的人文主义世代之中。卢梭的意思是自愿为奴的人都是疯子，所以坚决不允，他必须被强迫成为一个自由人。到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右翼的代表人物诺齐克重提这一悖论，他说：“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观，强调人是自身的所有者，而不是为他的造物主所有。既然人拥有自身，他当然有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