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的平民家庭，波丽知道这件事，曾写信去阻止，可是戴西明确表示，只要静姝真的爱他，就可以嫁给他。像许多年以前，她对安慈爱情的支持。于是静姝就嫁给了他。
1970年，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凤阳当工人的中正娶了自己师傅的女儿，那时的戴西正在崇明农场劳动，工余拼命学中文。中正当年的女朋友是他的师傅主动介绍给中正的，因为他很同情中正的遭遇，也喜欢中正的为人。戴西曾写信给中正，担心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那么大的差异，是不是会影响他们以后的生活。经历了1964年和1966年的中正，对戴西说："最坏的其实是有知识的人，是心不好的知识分子。而工人，真的会非常善良。"戴西再也没有说什么。等她休假的时候，她去凤阳看望中正和他的妻子。那天小城里的人都来看从上海来的资本家大太，他们说戴西比中正的年轻妻子还要好看。以后每次去凤阳，戴西只穿蓝上衣。
1971年退休以后，戴西曾每年三个月住到凤阳去帮助中正照顾他的孩子媚，每年六个月住在北京帮助静姝照顾她的孩子锋锋和丫丫，当她到北京去的时候，常常也会把媚接到北京去，减轻中正和凤林的负担，我想，她是用这样的行为，表达自己对在最困难的时候因为爱情而进入她家庭的外姓人的爱与关心。事实上，从媚的小时候到上小学，到中正一家去美国，把媚暂时留在戴西家的中学时代，媚几乎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孩子。至今在戴西房间的墙上，还保留着媚的青春期贴在床头的小粘纸片，那些拇指大小的日本卡通美女。自己的孩子是由保姆照顾大的，自己的孙辈，则是由自己亲手照顾，戴西喂过他们的饭，抱过夜里惊啼的他们，带他们出去玩，教他们说英文，做所有老祖母做的事。她也迎得了他们的敬爱。
可媚长大以后，开始表达自己心里的感受，却说，奶奶真的是不同的。她不是别人家的奶奶，是特别的，她从来不像别的老太太那样站成一堆说闲话，从来不像老人那样不注意自己的美，要是走在街上没人要注意他们。奶奶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吸引人的女子，总让人喜欢看她，听她说话。她总是兴致勃勃的，让人想要和她在一起。上海的亲戚聚会，要是她不在，大家都觉得没意思了。就是去吃饭，餐馆里上菜的青年都多看她两眼。
"她真的是迷人的。"媚说，"她其实教了我大多东西。就像在我小时候，奶奶带我上餐馆的时候，常常要告诉我怎么坐，怎么吃，怎么不要把手肘大大地撑在桌子上。那时我很烦她，不想听。现在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奶奶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我知道还有许多奶奶教我的东西，现在我还不那么明白，要等到将来，我才会慢慢知道它的价值。她最多的，是告诉我，人一定会遇到许多事，那时候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我知道这一定对我很有用。"
媚现在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了，在葬礼上她拉着戴西的手不肯放开。她一直忍不住用自己的手去暖奶奶变得冰凉的手，那是她从小就熟悉的，手指都变了形的手，希望它们能暖过来。她有了一个男朋友，他们想要生一个孩子。在戴西去肚以后，媚说，回美国她就考虑生孩子的事了，她希望自己生一个女孩，名字就叫戴西。
1976 六十七岁 再婚
They would make an appointment to the tea house at a park,or to a friend's place. Daisy would always be together with Mr.Wang.
与在外贸职工业余大学时期的同事，英国牛津毕业生汪孟立结婚。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汪孟立常常帮助处在困境中的戴西。他们非常谈得来，静姝好像又看到了从前妈妈和爹爹在一起聊天时滔滔不绝的情景。汪先生的四周的人都说，静默的先生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这是一个与吴毓骧甚为不同的男子，他很静，接近于古板，让小孩子害怕。
回到上海以后，他们开始商议结婚的事。中正曾经表示反对，他说自己一定可以养活妈妈，不愿意妈妈为了依靠别人而结婚。
静姝则赞同妈妈结婚，她以为戴西是为了生活的趣味。
于是他们结了婚。结婚的前夜，戴西在汪家的房间里准备得晚了，就预先留宿在她的新房里，当天夜里，戴西坚持要开着房门睡，表示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结婚以后，戴西与汪先生一起常常去旅行。
"文化大革命"后期，社会对又老又病的资本家不再注意，他们从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开始聚会，他们总是约好一起去公园的茶室，或者去一个人家里，戴西总和汪先生一起结伴而去。
以后，戴西回忆起第二任丈夫，说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不像第一任丈夫那样，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说，没有那么多的fun。这么多年过去，她还是用当年常用的那个老词。
四年以后，发现汪先生患了癌症，戴西开始奔波于医院，直到两年以后，汪先生去世。
戴西再次独立生活，直到去世。
六十八岁 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戴西
They suddenly woke up something in my heart, just like those worn out buildings of the colonial age, which stand along the streets in Shanghai. These buildings would wake up the history of a city.
在十年中随处可见的大字报，让街道充满不安，人心浮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管是当时打倒刘少奇的，还是后来打倒"四人帮"的，这时都已经在江南潮湿多雨雾的湿润空气里褪色，变旧，像破棉絮一样一丝一缕地挂在墙上。用油漆画在墙上和广告板上的毛泽东肖像，那红光四溢，下巴带有一粒痣的脸，这时也已经渐渐露出了从前覆盖了的墙面的底色，那是一"些灰色的水泥墙面，是上海城市惯常的颜色。
这一年，国家当真动用了印"毛选"的纸，印大学入学考试的试卷，全国的大学在停止了十年考试以后，又要按照入学考试的成绩，决定谁可以上大学了。
整个中国立刻被席卷在一股像陈景润那样忘情学习的潮流里。而上海的鲜明特点，就是青年对英文马上表现出来了热情，不少单位也马上觉悟到英文的重要，在单位里开设英文补习班。这时的英文，不再是从前上海学生开玩笑说的"English，阴沟里去"，而成为热门学科。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低潮，直到现在。
弄堂口的墙上，小街拐角的树杆上，还有电线杆上，六十年代常常贴着揭露别人隐私的小字报的地方，九十年代初贴老军医包治花柳病广告的地方，在1977年时常常能看到私人老师补习英文的广告纸，那时没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写，只是老老实实地用娟秀的小楷写着地址和老师的名字，那时也没有老师敢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写在上面，常常只是写一个姓而已。当时甚至没有一本英文教材可以用，有的老师用的是自己在老式的手动打字机上打下的文章，常常是《Match Girl》，那时上海的文具店里没有改正液卖。老师打错了，就把纸再卷过来，用调键一个一个复打过去，就把错的那个单词覆盖掉。
有的老师则是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课本。常常是许国漳英语，还有老师偷偷使用夹带来中国的《英语900句》。很快的，最时髦的青年嘴里腼腆而欢快地出现了简单的英文句子，像"How do you do"。
戴西在这一年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这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公家单位恭敬地邀请去做老师，她第一次受到了在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以外的尊敬，对一个好的英文老师的尊敬。这也是她第一次从心里喜欢她的学生们，日后她回忆起来时，总是说，他们是最好的学生，那么聪明，那么勤奋，那么恭敬，对英文和用英文的世界充满了内心的渴望。
从这一年，戴西像许多她这个年龄的上海英文老师那样，开始了学校外教授英文课的生涯，她除了去研究所以外，还在家里收了一些学生，开始他们大都为了考大学，后来，他们为了出国留学。在家里靠窗的小圆桌上教英文的生活，戴西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从未停止过。她教过几十个学生，有医生，学生，职员，无业青年，包括邻居家的孩子，甚至还有从前郭家司机的后代，陆陆续续地，他们都出国去了。当戴西八十九岁的时候，她还计划过，想要找到一个传说中已经九十岁还在教英文的老先生，也是燕京毕业的，向他讨教。
在这张最初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因为胶片和药水的不匹配而色彩失真的彩色照片上，记录了英文复兴时代的戴西，她脸上终于出现了真正的笑容。这笑容，让我依稀想到在锦霓沙龙时代，她的笑容。只是那时，她的脸上没有眼镜，她的头发没有白，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狡黠的神色。四十多年过去以后，才又看到了她由衷的微笑。在戴西家里，到现在还留着一只有两个大黑喇叭的老式笨重的三洋录音机，它让我想到了老师家冬天用来暖手的玻璃茶杯，老师家陌生的烹饪气味，还有老师老式的英国口音和句型，中规中矩的"Yes"，而不是后来我们习惯的美式的一声大大咧咧的"Yea"。
那个时代的年老的英文老师的脸上，有种表情很奇怪，不同于语文老师的举子气，也不同于数学老师的严肃，不同于政治老师的报纸头版气，也不同于音乐老师的浪漫。戴西的笑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里面，你看到了谦恭收敛的同时，也看见古典欧洲般的精美，那是只有那个时代的老年英文老师才有的神情。
那时候，一个年老的英文老师真正受到许多青年的尊敬，英文老师向我们展开的是另一个世界。他们从来不是只教课本上的英文句子和单词。我想那时的戴西，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老师。
这样的老师，通常他们会在12月的课上，用刚刚进口的三洋大喇叭录音机，给学生听自己录的圣诞颂歌，然后做一个关于圣诞的口语对话。他们会在11月的课上谈到火鸡。也许还会带着好学的学生一起AA 制去淮海路上仅存的西餐社吃一一次饭，告诉学生吃西餐时，不能像吃中餐那样分享，而要自己吃自己盘子里的一份。他们就这样渐渐地，不由自主地把一个用英文的世界，尽量完整地交到了学生的心里。因此，在以后，她最好的学生会在她生日的那天，带着一个小蛋糕和一小盒蜡烛来上课，他们在一起吃她的生日蛋糕，帮她一起吹灭蜡烛。她会告诉他们，怎样可以做一只最好吃的，带着俄罗斯点心风味的蛋糕。我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的英文老师也这样教学生，回想起来，在我的1978年，我在英文老师的课上，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的踢踏舞到底是怎么跳的，我的英文老师，当时是七十多岁的燕京毕业生，算起来，他还是戴西的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