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有能带出来。他们被允许带几件必须要用的家具。从实用考虑，戴西带出来了一只餐具橱，因为她想餐具总是最有用的。那里面从前放了整套的银餐具，在抄家的时候被没收。而等到中正回家来，才发现戴西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对以后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她无意中带出来的餐具橱里，有两个扁扁的抽屉，原来是放刀叉的。因为银制的刀叉已经被拿走，中正就用来放自己的底片。在最后一次红卫兵来烧东西时，他们把餐具橱上的盖板翻下来，检查里面的东西，翻下的盖板正好遮住两个抽屉。那满满一抽屉底片因此得以保存，1984年中正去美国时，随身将它们带到美国，当我决定要为戴西写一本书的时候，中正从美国带回了复制的照片，它们是这本书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的新居是一间3调2.4平方的亭子间，朝北。学建筑的中正用一个建筑师的精确设计了这间亭子间，搭出了一个阁楼，这样可以让母子有自己的空间，使戴西可以在房间里洗身，而不需要用公用的厕所。这是戴西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自己已经长大的儿子同住一间屋，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习怎么和人共有卫生间。在屋顶上有漏洞的房间里，戴西度过了1966年的冬天，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

1967年1月，郭家在上海郊区的墓地被红卫兵捣毁，郭标夫妇的铜棺被撬开。等中正得到消息赶去时，墓碑，包括那些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了，所有的棺木和骨殖都已经不知去向，包括1963年人葬郭家墓地的吴毓骧的骨灰盒。从此，再也没有找到。1985年戴西决定向上海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并不留骨灰时，静姝和中正马上就想到，她是不愿意自己的骨灰有一天会被人胡乱挖起来，而且，在她心里，要是不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她就没有地方可以归去。

7月，戴西被派到法国公园外面外贸公司下属的小水果店里，卖西瓜、桃子和鸡蛋。

当我在卖桃子的时候，顾客总是问我，哪一种桃子最甜，可我不知道。一天，关店以后，我每样桃子买了一只，尝了它们。因为每天在水果店关门的时候，大概等不到明天开门就会坏的水果，就要很便宜地处理掉。我买了处理的桃子。第二天，我就告诉顾客什么样的桃子最甜，他们都很高兴。

到了卖蛋的时候，她请教店里的老职工，然后懂得要是把蛋放在灯光下，用手拢着照一照，就能发现这是不是一只蛋黄完整的好蛋。当时大多数鸡蛋没法冷藏，在夏天坏得很快。常常有顾客拿了打开的坏鸡蛋来店里要求换新鲜的。戴西学会了对鸡蛋的识别。总是帮顾客先选好，顾客开始信任她，认住她的摊位来买鸡蛋。

从戴西卖鸡蛋的小店一直向北走，经过淮海路到南京西路，就能看到一栋老式的大楼。在那一年，常常有人不能忍受生活中的巨变来这里跳楼自杀，因为那里自杀事件多了，人们把那栋楼叫作"自杀大楼"。我以为，在1958年就开始经历重大不幸的戴西，到十年以后的1967年，发现自己不光没有否极泰来，反而更加险恶，她没有自杀，已经很不平常。而她尽量与命运合作，调和尖锐的冲突，让自己和孩子都看到生活并没有完全失控，则是一个奇迹。二十年代出门需要防弹汽车和保镖的郭家小姐，在1967年时懂得，怎么在恶意滔天的时候，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了。

这一年，波丽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一次，戴西去看波丽，发现她独自坐在卧室的暗处，她的脸和手上到处都是乌青的淤血。另外一次，她发现红卫兵从开着的窗子里爬进波丽的家里，他们总是随时进出波丽的家，将她大骂一顿。

戴西留下的，是一份回忆录的草稿，就是在她的最后一天，我见到她，她为我签署了同意我使用回忆录和照片的授权书，她还计划等身体恢复了以后，要修改回忆录，但她说明，她的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让后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在这份文件里，她写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她的叙述开始慢慢变得跳跃和潦草。写到"四清"时，虽然已经日见昏暗，但她还有条理，保持着平静。可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她竭力保持平静，保持不用带有情感的词语，可已经不能从容。她像一个孩子，摔破了膝盖，痛得要命，但自己只敢一眼一眼地瞥着流血的地方，不敢认真去看。

在那些段落里，常常会突然加进对童年往事大段的回忆，开始，看上去觉得乱，然后，慢慢地，想起了戴西的话。戴西的确很少说起她"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她说过，她要是回忆一次，就像是重新再经历一次一样，非常痛苦。即使是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远在美国，一个人对着打字机和纸，她还是做不到。她不得不像浮上水面来呼吸的蛙泳者一样，埋头游一段，就不得不挣脱出来，回到她的童年往事里，在她对童年的回忆里，也没有用任何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只是她的叙述突然单纯，她的回忆突然明晰，可以看到一颗小姑娘积极的，向往的，爱父亲也爱家里的马的心在那里有力地跳动。她在回忆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向童年逃去，而且是向在澳大利亚爽朗的蓝天下度过的童年逃过去，后来在上海经历过的那些奢华岁月，包括在"中西"时代的自如和在燕京时代的骄傲，竟都不是她想要逃去的方向。

1968年，戴西接到通知，在同济大学的中正被认定是反动学生，已经被学校隔离。戴西又一次为自己的儿子送去了变相关押需要用的衣物。然后，每到一个月，她像从前去第一看守所一样，去同济大学为儿子送日常用品。从前，中正常常代替戴西去第一看守所，现在，没人能代替戴西了。没人知道在从她的家到同济大学的路上，她心里怎么想，会有什么体会，她从来都没有说到这些事，她只是从来没有逾期不去。

不过，她常常用的是晚上的时间。在白天，她总是尽量不回家，或者不出门，避免路过弄口，因为那里有红卫兵把守，看到了她，他们总是像看到了兔子的猛兽一样兴奋起来。在被逼到角落再无路可退以后，她也会挺起胸来。

每次戴西离开弄堂，就必须先在那里竖着的毛泽东像前站十五分钟。那时她已经没有手表了，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站了多久。总要等到红卫兵放她走，她才能走。后来戴西有了一个主意，她带着闹钟出门，那天，当红卫兵对她叫："时间已经到了，你还站在这里想干什么？"戴西摸出钟来拿给他看，然后说："你错了，还差三分钟才到时间。"

但是，在戴西的回忆录对这一年纷乱的描述中，她写下了这样一个影响了她的人。

他让我体会到了在这时想要与任何人论理都是不明智的。他是个医院里的主治医生，他乘公共汽车去上班。每天早上他妻子都给他五分钱买车票，她把钱装在他的衣袋里。公共汽车总是非常拥挤的，医生只能站着。他想要伸手到衣袋里去摸那五分钱，可因为太挤了，他不小心把手伸到了贴在他边上的乘客衣袋里。那个人立刻叫了起来，他说医生是小偷。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医生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立刻通知了医院的党组织，党组织来了人，想要弄明白他们医院最高的医生到底怎么了。这时，医生说出了真相。"为什么你当时不对公共汽车上的人说呢？"他们问。"因为我想要对他们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反而会打我。我想就当我是错的，我才会安全。"

这是戴西的1968年。

这一年，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为断了音讯的波丽和戴西留下了照片，那是他们的家庭聚会上的合影。沃利晒得很黑，好像是刚刚从海边度假回来，大嫂嫂没有什么见老。安慈还有着惊人的秀丽，保留着第一届上海小姐的风范。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在美国长大，不怎么愿意多说中文了。

后来，波丽和戴西先后在上海去世，家中的八个孩子，只有她们俩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也只有她们俩先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的红十字会，不求任何报偿，她们都在志愿书上签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中国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没有人真正相信她们在这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真正认同那上面表达的意思。有人说，她们一生被别人说成是寄生的，最后想要表明自己不是寄生的，而能做到大多数人不能做出的贡献。

也有人说，她们没有了自己家的墓地，觉得没有地方安息。

1969　六十岁　骄傲与坚持

A person, who was suffering not for the masses, could still keep one's tough dignity. Being an ordinary woman, she was doing all this in order to maintain her own clean record, not willing to let her children encounter any more mishap because of her.

这是一张用在上海市区公共交通月票上的照片，不过从1969年开始，戴西终于可以不再用十二元生活费中的三元去买月票了，她被送到祟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开始因为从外贸系统送去崇明的，就戴西一个女资本家，她在资本家连队里没地方住，所以她被送去与下放在农场管理资本家连队的女干部住在一起，在那里，她知道了，资本家在背地里叫农场"集中营"，女干部们在背后也叫这里为"集中营"。

在太平洋战争中，这个小岛上，日本人真的为在上海避难的两万犹太人造了死亡营，只是最后没有执行。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有一个干部每天和我一起去。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小河边上去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没有时巴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有一次，几个农场的年轻人批评女干部们，说她们让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照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要我这样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觉得她们也需要这样做，来改造好她们自己。"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以后，戴西被送到另一个农场的资本家连队里去，因为她原来所在的女干部连队要集体迁往"五七干校"。"我已经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发现这里的资本家们之间是友好的，容易相处的，可我必须要服从命令。"

戴西在农场度过的最初几个月，在我看来，是非常恐怖的，好像独自裸露在狼群中。到现在为止，她是第二次离开自己的家去芳改地劳动。可第一次她是与自己的难友们在一起，当她被公安局召回上海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冒着危险提醒她，要先设法保护好自己。那是一个人在危险中的巨大安慰。而这一次，她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一群可以随意欺辱她的女干部中，没有一分钟，没有一个角落，能放松自己。在我的想象里，这样的日子一定比监狱的日子还要可怕。戴西不光没有发疯，没有自杀，她还认为自己习惯了那样的生活，甚至她在那时还保持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在冬天大家去挖河泥的时候，她也主动报了名："因为我非常好奇。"

我不知道她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但是，多年以后，戴西回忆起来，发现比起新换的农场，原来的地方真的还是好的。当她来到新的资本家连队，发现这里的生存更加困难，她们常常五点就必须出工，而且没有早饭供应。看管她们的女干部每六个星期就更换一次，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管教资本家们，没有任何规章可言，但她们都会找所有的机会来批评指责资本家们干的所有的事，让他们天天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全是错的。就是在田里干活的时候，要是有人互相问一问怎么干活，也会马上被干部高声责骂。而大家全习惯了沉默地接受，不作任何申辩。

这也是戴西做的，她在那个发生在公共汽车上的医生的故事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戴西看到了资本家们之间的倾轧、出卖，看到了在重压之下，难友们成了睡在身边的仇敌，为了很小的事情，他们都会不惜伤害别人，为了给干部留一个对自己的好印象。有一次，戴西看到一个老资本家因为无法咽下冷了的白煮蛋，就把它埋到热饭里面，想把蛋焐热。可马上就有人去报告说，这个老资本家贪吃，好吃，把好吃的埋在饭里偷吃。

这时，戴西才知道自己是到了更加险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