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那个时代突然迷上英文的青年，除了很少的人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大多数人同时是被自己的好奇心和自己遇到的英文老师迷住了，他们突然唤醒了我们心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上海街上的那些风尘仆仆的殖民时期的老房子，会唤醒一个城市的历史一样。有一次。我的英文老师从他的字典里找出一张过去的圣诞卡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上的圣诞卡，告诉我"merry"这个词的解释，和圣诞节的意思，当然，他说是为了教《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是要让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穷孩子的生活。当他说到圣诞歌和圣诞树上的大星星时，他的眼睛里发出了明亮的光，照亮了他的整张线条谦卑的脸。

等学完了英语语法部分以后，老师会找更复杂一些的课文来上课。会在课文里学到一些英语的俗语。我记得老师在一个下午教了《New Comcapt English》里的一课，在1980年，这是中国青年可以买到的第一套从外国进口的英文教科书，在戴西家我也曾看到，她用牛皮纸包了书，里面的书页已经完全黄了。一个已经忘了季节的下午，老师在课文里教到一句话"就是乌云，也有它的金边"，老师说，这是非常美丽的天象，也是一个人美丽的生活，虽然这个人的生活像乌云一样，可他还是能拥有一条太阳照耀的金边。那一天，老师握着书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是导师，而不仅仅是英文老师。

戴西说，总有许多人来找她，只要学口语，有人是出国在即，有人是找到了急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还有人是觉得用多少就学多少。戴西从来不收这样的学生，她会马上拒绝说："我不会教口语，我不知道只学口语应该怎么教，学英文是接受一种教育，不光是学会用一只工具。"

还有一个圣约翰大学的英文老师，到英文课结束以后，学生问到他的学校生活，圣约翰的学生，在学英文的上海青年心目中，是中国人说比英国人还要文雅的英文的神秘典范。老先生马上换了英文说："要是你还当是在跟我学英文的话，我就用英文告诉你。我们学英文，总是要找一些话题来说，你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的话题。要是你这算是问我问题，我是不回答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句著名的话，用来形容老的英文教师这样的人："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在我们充当请教徒的小时候，看到他们怎么看也不合适地穿着人民装，说着怎么听也拗口的革命语言，小心翼翼生活，像紧关着大门的教堂一样。而一旦可以说英文了，英文教学就像一双最有力的手，帮他们剥去了罩在外面的烂叶子。

他们在一代七十年代末学习英文的上海青年心里，有着不能代替的连接者的影响。我想，除了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的人，还没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那些突然在青年面前大放光芒的英文老师本人。应该说，是他们，将已经消失了的对西方世界的联系与亲切的感情，重新种回到我们心里。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后的十年中，上海青年出国的人大大多于其他中国城市的原因吧。这也许是为什么又过了十年，旧上海的生活方式能被新一代人逼真地模仿，上海变成了中国对自己的异种文化最念念不忘的都市的原因。

1982　七十三岁　英文顾问戴西

That was like the feelings of islanders, who stepped onto a vast continent ,which they had seldom been upon. The islanders would suddenly discover that they such colorful prospects, and would be obliged to quickly forget those old drawbridges that they first used to escape from the islands.

上海开始慢慢恢复了和国外的贸易联系。最初是上海的工业系统发现自己需要向外国的机械制造商买新型机器，也需要输出自己生产的工业机械。于是上海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直接与外商打交道的机构，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职员看不懂英文的商务信函，也不会写，常常带来许多沟通上的麻烦。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四十年前的熟悉这方面业务的上海老人，作为顾问来帮助他们与外国商人联系。当时，有一批老人被恭敬地请到办公室里，帮助职员们修改英文信，帮助总经理们判断和谈判。

戴西就在这时，被请到咨询公司，作为商务信函顾问。从她的手里，开始出现了标准的商务信件。后来，被她帮助的年轻职员，也开始可以写通晓的商业信函了。那时，她不再被人称为四小姐，也不被人称为少奶，当然也不是粗鲁的直呼其名，像1967年女佣的儿子来追讨遣散费的时候那样，所有的人都叫她"郭老师"，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

戴西当时在静安宾馆上班，当时的澳大利亚领事馆也在静安宾馆里，就这样，戴西认识了从她老家来的澳大利亚的商务领事，他们成了朋友。因为商务上的需要，他们在一起办了上海当时仅有的一份信息交流双周英文小报《English Letters》。然后，澳大利亚在上海的商务渐渐顺利发展起来。

戴西在咨询公司当了整整十年顾问。在她八十岁大寿时，公司的总经理和员工为她办了生日庆祝会，他们为她买了大蛋糕，为她唱了生日快乐。这是戴西一生中第一次，由一个公司，因为她出色的工作，为她庆祝生日。她终于得到了爱戴和承认。

1993年我去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旅行，当时俄罗斯刚刚结束了议会与叶利钦政府的武力冲突，市场混乱，卢布贬值，老大大们在冰天雪地里用手托着几个西红柿叫卖，而百货商店里漂亮的狐皮暖袖，竟然是用一张过期的报纸来包的，然后再用小绳子捆一捆。我很喜欢俄罗斯，看到凋败而茫然的社会，心里难过。

在咖啡馆里，遇到一个能说英文的大学老师，于是就说到俄罗斯的将来。

那个大学老师，眼睛微微倾斜，就像屠格涅夫描写的女子一样，有着彼得堡女子时髦而简约精巧的美，就像上海女子一样。她说，彼得堡的情况不好，大概需要二十年左右，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因为俄罗斯已经有了七十三年的断裂，新一代人已经说不上是恢复，也无法连接，而要从头开始。这就是外国商人还不放心也不愿意在俄罗斯经商的原因之一，因为彼此还没有真正找到沟通的渠道。

"而你们的情况要好得多。"老师说，"你们只有四十多年的断裂，老人都还活着，你们可以很快地学习许多共同的法则。"

那时我想到我在上海常常听说，外国商人更信任上海的生意人，他们认为上海的生意人更懂行规。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个原因。

是在咖啡淡得像水、甜得像糖精一样的彼得堡咖啡馆里，我明白了那些年老的英文老师和英文顾问，对今天上海特别的意义。

我已经与我的英文老师失去联系多年了，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才能告诉他这一点。甚至我也一直忘记要告诉戴西这件事。他们是一代曾经到"阴沟里去"的人，现在能让他们在阳光下教授他们的所长，他们一定已经觉得失而复得，不会多想了。戴西在上海工业咨询公司一直工作到1993年，她八十五岁。那一年，上海经济开始快速起飞，上海成为全球关注的爆炸式发展的都市，世界许多重要的大公司纷纷进入上海，年轻一代的上海白领，已经学会用幻灯投影和准确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计划，上海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市场，最早觉悟的青年已经有计划地准备得到MBA的教育背景。"与国际接轨"成为那些年时髦的语言。

接上了轨道，人们隆隆地向前驶去，就像岛上的居民踏上难得一去的宽阔大陆的感觉一样，突然会发现前景是那么开阔，那么纷繁美丽，简直要让人不得不很快地忘记最初逃离岛屿时使用的那些老吊桥，它们长年被吊起在半空，晒得发白，长着发黄的铁锈，像是百无一用的怪物。当踩着它们吱吱作响地往前走的时候，也并不真能确认它们就真的有用，就真的会领着人们去到开阔的地方。

1983　七十四岁　它能证明"我在工作着"

I like this photo very much.I thought that if I died,I would want people to remember me with this image.

This photo shows that I am still working.

1998年9月24日，戴西度过她今生的最后一个下午。那天我和她在一起最后确定将要放进《上海的金枝玉叶》里的照片，这些来之不易的照片，涵盖了她九十年的生活，最早的一张，是她一岁时候的照片，最后一张，是她九十岁生日时在亲友为她开的晚会上的照片，她站在蛋糕边上。差不多全是中正精心保留下来的。

窗前的小圆桌上，被我们堆满了照片。戴西翻动着它们说："从前我有三十多本照相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业余大学的老师全撕光了。那时我想我再也不要照片了，可现在看看，又有这么多了。"

这时，她拿起这张照片，冲印得很粗糙的黑白照片，她说："我喜欢这张。这是在业余大学照的，那时他们又请我回去，每星期为英文口语课录音，那时候学英文的磁带还是不多，许多课文都是我读，然后录下来，给学生在听力课用。"

业余大学就是"四清"的时候虐待了戴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吞没了她所有留下来的照片的地方，也是更早时候，她第一次劳动改造时的外贸农场。那里看门的老人一直在原处，看到她日日来这里劳动，看到她日日来这里上班，现在又看到她回来为学生录课文。他们见面还彼此打招呼。老人说："我记得你的。你不是从前来劳动改造的郭家四小姐吗？"戴西就说："是啊，就是我。"

中正曾反对戴西回去，他说，那地方对你那么坏，怎么还回去为他们干活。

可是戴西还是回去了。有人说，她这是要做给当时批判她、把她说得一无是处的人看看